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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六年（1867）七月初五日午后，曾国藩与心腹幕僚和弟子赵烈文聊天，不仅说郭嵩焘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小事与同级大僚争吵不休，而且为政不近人情，在广东搞得声名狼藉，物议沸腾，真是荒谬至极。
当天的《能静居日记》详细记载了两人的谈话过程和内容：
午后，曾国藩老师来久谈。我说：“郭嵩焘在广东声名狼藉，罗惇衍甚至给骆秉章写信说：‘故乡的高官大吏都像豺狼虎豹。’民间又流传这样的联语：‘人肉吃完，惟有虎豹犬羊之廓（郭嵩焘）；地皮刮尽，但余涧溪沼沚之毛（毛鸿宾，时任两广总督）。’他们的名声怎么败坏到这种地步！”
老师说：“这些坏名声都是他们自取的。劝富人捐款捐物，赞助军饷，原是不得已而为之，本来就应该靠自愿，不能强迫；只有对为富不仁和向来有劣迹的人，才能采取强制手段和措施。郭嵩焘在广东却不加区别，对官宦人家和诗书之家，也张开法网，严惩不贷。他把自己看得很高，做事常常不近人情，他的所作所为，无不率意而为……像他这样当官，民间怎么不议论纷纷！郭嵩焘不仅悍然不顾，而且与同级大僚为一些小事争吵不休，真没有想到他会荒谬到这种程度！”
曾国藩说这些话时，很是义愤填膺，好像完全是个局外人，郭嵩焘在广东的所作所为与自己毫无干系。其实了解内情的人都心知肚明，郭嵩焘在广东逼人捐款，出发点是为湘军多筹军饷。换句话说，他是带着为湘军解决军饷的使命来广东上任的。他在广东搞坏了名声，完全是被曾国藩当了枪使，或说为曾国藩背了黑锅，曾国藩能这样撇清自己而没有半点自责么？
郭嵩焘能够署理广东巡抚，既是错综复杂政治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也是曾国藩暗中推动和安排的结果。
进入同治元年（1862）后，清朝与太平天国的生死搏斗到了最后关键阶段，湘军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军饷危机。当时需要曾国藩供饷的部队有7万余人之多，按1万官兵每月开支6万两银子计算，每月至少要有40余万军饷，但当时能指望的进款只有江西每月的10余万两银子。部队工资发不出，只好长期欠着。到同治元年二月中旬，鲍超的霆军工资仅发至去年六月二十一日，曾国荃的吉字营工资仅发至去年六月初，长者欠饷8个多月，短者欠饷5个月。“饷项窘绌异常，若不另开生面，决裂即在意中。”
是年二月初，御史朱潮奏请“统筹东南大局，请饬全境肃清之督抚合力会剿，殄灭贼氛”，并提出兵事责之曾国藩，饷事则派督抚大员一人，督催各路征输，专司馈运，由四川、广东等省协饷。
这一提议无异于给瞌睡中的曾国藩送来了丝绵枕头。早有此意却一直难以启齿的曾国藩，立即于三月初八日递上《遵旨议复请派员督办广东厘金折》，奏请派遣钦差大臣赴广东征厘筹饷。三月二十七日清政府做出决定：“广东厘金，现派晏端书督办，并谕令由海道前往，以期迅速。”晏端书时任都察院副都御史，道光十八年（1838）与曾国藩同年考取进士，清政府派他专办粤厘，于公于私都十分相宜，曾国藩当然心领神会并心存感激。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给曾国荃写信时，曾国藩便十分欣慰地写道：“广东督办厘金，放晏端书，以其为戊戌同年而派。朝廷之用心，良可感矣。”为迅速打开局面、收到实效，当年五月，曾国藩又奏准指派“廉正明干、熟悉厘务”且“才识宏远、条理精详”的李瀚章、丁日昌等人赶赴广东，协助晏端书办理此事。
发出《遵旨议复请派员督办广东厘金折》当天，在《致沅弟》信中，曾国藩虽然信心百倍地写道：“广东全省抽厘专供江、浙军饷一折，本日拜发。大约秋冬以后每月可添银二十万两，春夏则苦不堪言耳。”但令他大失所望的是，由于广东受战事影响较轻，当地人为战争筹款的积极性不高，其中绅商尤为激烈反对，加之两广总督劳崇光遇事退避甚至有意刁难，为人“和平圆适”的晏端书办事缩手缩脚不敢得罪人，致使广东厘金一波三折，开征数月，所得无几。
这一切早在左宗棠的预料之中。同治元年初他给湘军将领刘长佑写信，就曾写道：“涤相（曾国藩时任协办大学士兼两江总督，俗称‘使相’）奏请取其（广东）厘税，公之江、浙（供湘、楚军使用），未免咄咄逼人。以辛帅（劳崇光字辛陔）平时偏执之性言之，此举恐亦未必有济。弟得此耗，则其议已定，無从沮（阻）止。然经此番硬干之后，更难于斡旋，亦惟有听之而已。”
一心想从广东搞到钱的曾国藩却大为恼火，发了疯一样连上弹章，将两广总督劳崇光、广东巡抚黄赞汤、布政使文格以及办事不得力的晏端书先后驱逐，代之以曾国藩集团骨干成员毛鸿宾、郭嵩焘和李瀚章出任广东督抚和布政使（先任按察使），这才使得广东厘金日有起色并大收实效。
所以，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表面上是毛鸿宾推荐的，实际上是曾国藩一手推动的，正因如此，他到广东后才会不顾一切多抽厘、多筹饷以讨好曾国藩。
曾国藩曾说过：“筠公（郭嵩焘号筠仙）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意为郭嵩焘是做作家的料，不是当官的料。曾国藩既然这样说，为什么又要安排郭嵩焘去广东筹饷呢？这不是用非所长吗？
读者诸君有所不知。郭嵩焘本质上虽是个文人，把文章学问看得特别重要，但此人是个死心眼儿，不仅办事特别认真，而且不甘屈居人后，曾自称“未尝敢以第二流人自处”，做什么都要争第一，都要当优秀。曾国藩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也说过：“渠（郭嵩焘）性情笃挚，不患其不任事，患其过于任事，急于求效。”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把郭嵩焘放到广东巡抚高位后，为了速见成效，他肯定会“士为知己者死”，风风火火干一把。更为重要的是，郭嵩焘不仅“好言理财”，而且是湘军筹饷的关键人物，不仅多次肩负使命为曾国藩筹集军饷，而且许多弄钱的主意都出自于他。
如湘军初创时，军饷无着，在衡州练兵的曾国藩设立粮台与劝捐局，独自筹办粮饷，郭嵩焘就以筹饷为己任，四处奔走为其劝捐筹饷，解了燃眉之急。咸丰五年（1855）冬天，郭嵩焘又与理财专家周腾虎一起，奔赴浙江筹办淮盐浙运事项。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建都金陵后，水路中断，淮盐无法运抵江西和湖南，当地百姓只好改食从四川、广东等地偷运过来的私盐，以及被太平军截获并销售的淮盐。这不仅给百姓生活带来不便，而且国家盐税收入也随之流失。为挽回两省盐利和筹集军饷，咸丰五年四月初一日，曾国藩呈上《请拨浙引盐抵饷以充军用民食折》，奏请户部拨给浙盐三万引，用抵饷银，由他招来有实力的商人“自备场价，自备运脚，自行运至江、楚两省而销售之”。朝廷批准了这一请求。 郭嵩焘与周腾虎受曾国藩委派，专程赶赴杭州，会同当时的浙江巡抚何桂清等当地官员，协商办理淮盐浙运具体事项。此后数年，淮盐浙运所得饷银获利甚丰，成为湘军和江西、湖南两省地方当局的重要财源。
正因为郭嵩焘“性情笃挚”又善于理财，所以同治元年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后，才不听曾国藩劝阻，执意将郭嵩焘弄到身边，先后推荐他担任苏松粮储道和两淮盐运使。李鸿章如此重用郭嵩焘，固然因为他俩都是同科进士，私人情谊十分深厚，但更重要的是看中了郭嵩焘“过于任事，急于求效”的特点，希望发挥他的这一独特作用，大力整顿厘务，竭尽全力为湘、淮军多筹粮饷。
李鸿章的深层用心自然逃不过曾国藩的敏锐眼光。同治二年（1863）郭嵩焘刚升为两淮盐运使，曾国藩就在《复李鸿章》信中开玩笑写道：“云（筠）公甫得都转（盐运使），人皆远跖，云独平进，天或以其好言理财而试之耶？”
除此之外，郭嵩焘还自称，曾国藩集团开辟地丁、漕政、盐政、关税等正项之外的饷源，以劝捐、盐捐、厘捐筹饷，不仅皆创意于自己，而且正是开辟了这三项正饷之外的饷源，才使得湘军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在《玉池老人自叙》中，郭嵩焘不无自得地说：“曾文正公办理军务，终赖此三项以济军食，而湖南亦恃此以为富强之基，支柱东南数省。”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曾国藩到广东弄钱的主意，最初也出自郭嵩焘。同治元年三月十一日《加郭嵩焘片》中，曾国藩写道：“舍弟（曾国荃）述及亲家昆仲（郭嵩焘和郭崑焘，当时均在湖南巡抚幕府）与寄翁（毛鸿宾，时任湖南巡抚）、南翁（黄冕，湖南东征筹饷局主持人之一）以敝军缺饷，寤寐忧虑，感何可言！承拟广东筹饷一疏，嫌其造端宏大，终乏下手之方。适有议复朱御史陈奏事件，遂将阁下精意纳入个中，未审果有济否？”
郭嵩焘既是筹饷能手，理论和实践经验都不缺，脑瓜子又灵活，能不断冒出新点子，尤其是贡献了去广东搞钱的好主意，加之其人勇于任事，“急于求效”又“性情笃挚”，在曾国藩眼中，岂不是广东巡抚的不二人选？所以，曾国藩暗中推动和安排郭嵩焘去广东筹饷，完全符合逻辑，一点也不奇怪，说他别有用心都不为过。
郭嵩焘到广东后，新官上任三把火，在工作中表现得十分急功近利：“同治初年，郭嵩焘巡抚广东，与制府（明、清两代总督的尊称）毛鸿宾筹饷派捐，风行雷厉，有不应者，往往因事押之，缴捐乃已。时人谓劝捐为‘押捐’，目殷富户曰‘富匪’。”仿佛不把富人的油水榨干不罢休。
郭嵩焘在广东是如何“押捐”呢？著作《历史文献》披露了一直高度关注家乡时政建设和发展的骆秉章（时任四川总督）的一批私人信件，其中有些内容就涉及此事：“闻勒蔡通事捐银十万两，伊不肯捐，即坐以黄金陇余党之罪，至于刑毙，则酷甚矣。”正因如此，所以骆秉章才会对朋友发出这种感叹：“（郭嵩焘）在粤三年，怨声载道。”
由于操之过急，搜刮过甚，加之“所用各大将均是广东滥崽”，结果既得罪了广东人民，又弄坏了自己的官声，有人于是在广东巡抚衙门的照墙外面贴出这么一副对联：“人肉食完，空剩虎豹犬羊之郭；地皮铲尽，并无涧溪沼沚之毛。”以讽刺郭嵩焘和毛鸿宾在广东竭泽而渔、烧山而猎的行为。此联在当时流播极广，还衍生出不同版本。
被弄得焦头烂额的郭嵩焘后来也认识到了问题所在，于是在《玉池老人自叙》中，照抄了丁日昌所作的一段问答，来缓解心灵压力并进行自我安慰：
在上海任内（从广东回来后，丁日昌到上海工作，不久升任上海道道员——笔者注），遇粤人至者，问曰：“新中丞政迹何如？”曰：“不相宜。”曰：“贪乎？”曰：“否。”曰：“酷乎？”曰：“否。”“然则何以不宜？”曰：“操切。”比年以来，问之，曰：“是一好抚台。”问：“何故？”曰；“认真。”吾以为操切、认真本同一心，大率坐求治太急耳。
丁日昌将“求治太急”四字放在郭嵩焘身上，确实切合实际，评价中肯，所以郭嵩焘“每思禹生（丁日昌字雨生，也写作禹生）之言，深怀感激，缱绻不能有忘。”
郭嵩焘在广东“求治太急”，固然是他“认真”和“操切”的个性使然，但也与他一心想给湘军多筹军饷、希望在工作中快出成绩有关。他虽被曾国藩当了枪使，为之背了黑锅，弄得里外不是人，但至死未出一句怨言。实际上他也怪不到曾国藩头上。
与赵烈文谈话时，对于郭嵩焘在广东搞勒捐的过火行为，曾国藩虽痛斥为荒谬至极，但湘军勒捐的始作俑者其实是他自己，只是事后不敢面对和承认而已。湘军成立后，以劝捐的方式筹集军饷，虽费尽口舌，却成效不大。这是因为小户人家本来就没有什么钱财，从他们身上榨不出多少油水，大户人家虽然钱多，但这些人家不是爱财如命，就是与地方官府勾结，有恃无恐，所以常常抗拒不捐。曾国藩有一次给湘乡知县朱孙诒写信，就曾发出过这种哀叹：“劝捐之难，难于登天，费心尽力，迄无一获。”
无奈之下，曾国藩只得勒捐，用强制手段逼迫富人出钱。
咸丰三年十月初三日，曾国藩写给湖南巡抚骆秉章信中，不仅说自己“总以无饷为虑”“看来只好用勒捐之法”，而且说：“向日以为必不可行之事，今将自我作俑，可浩叹也！”当年十月初八日，曾国藩写给骆秉章另一封信中，又称：“捐输一事，竟尔非勒不行，侍（我）已决计行勒捐之法。”十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再给骆秉章写信说：“长沙常家，安化陶家，务得阁下札两县，再一饬催，其词不必如侍之严厉，然非勒捐几家，实无从下手。”因为向安化陶家勒捐，曾国藩后来还得罪了陶桄的岳父左宗棠，进而影响到同骆秉章的关系。
当然，只要能搞到钱，曾国藩是不择手段也不怕得罪人的。咸丰四年（1854）正月初六日写给骆秉章的信中，他就这样决绝地说过：“陶家仅捐一万，侍已严批不允。且正月交五千，三月交五千，尤为支展。常家之项，非勒不行，竟须拿其家属。侍自问平日尚不妄施，至此迫急之至，无复嫌怨之避，亦无复逊顺之常，难求亮于人耳。”
看来曾国藩也难脱政客作风。他既然深知郭嵩焘的毛病，又在同治元年闰八月初九日写给李鸿章的信中告诫过李：“若爱其（郭嵩焘）人而善处之，宜令其專任粮道（苏松粮储道），不署他缺，并不管军务饷务。使其权轻而不遭疑忌，事简而可精谋虑，至妥（要）至妥（要）！切不可使权位兼隆，耳目众属，急于功效，反多损失。”行动上却偏要拿郭嵩焘当枪使，事后还把责任完全撇清，将郭嵩焘说得如此差劲，这实在是说一套做一套。
至于曾国藩谈话中提到的，郭嵩焘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小事与同级大僚争吵不休，主要是指他和毛鸿宾闹矛盾的事情。同治六年六月十九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起此事。毛鸿宾早年在京城，看到郭嵩焘的文章很有文采，极想与他结交，后来出任湖南巡抚，又屡次请他做幕友，等到担任两广总督，马上打报告推荐他出任广东巡抚（实际上受曾国藩指使）。毛鸿宾能力平平，郭嵩焘到任后，他却以恩人自居，两人又彼此争权，不和就这样产生了。发展到后来，两人更是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
左枢、王闿运、管乐三大名士到广东后，互相标榜有王佐之才。郭嵩焘本质上是一个文人，三大名士因此多偏袒郭嵩焘，左枢甚至写信诋毁毛鸿宾，说他不齿于人类。曾国藩认为，郭、毛最后闹成这个样子，平心而论是郭嵩焘对不住毛鸿宾，毛没有大过错。“曾某人保举的人很多，只是错保了一个毛鸿宾。”因为曾保举过毛鸿宾，曾国藩觉得郭嵩焘后来因此连他也怨怪上了。
话已至此，郭嵩焘为政既不近人情，又与同级大僚和恩人毛鸿宾闹得不共戴天，他在广东还能有好名声么？
（作者系文史学者）
当天的《能静居日记》详细记载了两人的谈话过程和内容：
午后，曾国藩老师来久谈。我说：“郭嵩焘在广东声名狼藉，罗惇衍甚至给骆秉章写信说：‘故乡的高官大吏都像豺狼虎豹。’民间又流传这样的联语：‘人肉吃完，惟有虎豹犬羊之廓（郭嵩焘）；地皮刮尽，但余涧溪沼沚之毛（毛鸿宾，时任两广总督）。’他们的名声怎么败坏到这种地步！”
老师说：“这些坏名声都是他们自取的。劝富人捐款捐物，赞助军饷，原是不得已而为之，本来就应该靠自愿，不能强迫；只有对为富不仁和向来有劣迹的人，才能采取强制手段和措施。郭嵩焘在广东却不加区别，对官宦人家和诗书之家，也张开法网，严惩不贷。他把自己看得很高，做事常常不近人情，他的所作所为，无不率意而为……像他这样当官，民间怎么不议论纷纷！郭嵩焘不仅悍然不顾，而且与同级大僚为一些小事争吵不休，真没有想到他会荒谬到这种程度！”
曾国藩说这些话时，很是义愤填膺，好像完全是个局外人，郭嵩焘在广东的所作所为与自己毫无干系。其实了解内情的人都心知肚明，郭嵩焘在广东逼人捐款，出发点是为湘军多筹军饷。换句话说，他是带着为湘军解决军饷的使命来广东上任的。他在广东搞坏了名声，完全是被曾国藩当了枪使，或说为曾国藩背了黑锅，曾国藩能这样撇清自己而没有半点自责么？
【出任广东巡抚】
郭嵩焘能够署理广东巡抚，既是错综复杂政治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也是曾国藩暗中推动和安排的结果。
进入同治元年（1862）后，清朝与太平天国的生死搏斗到了最后关键阶段，湘军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军饷危机。当时需要曾国藩供饷的部队有7万余人之多，按1万官兵每月开支6万两银子计算，每月至少要有40余万军饷，但当时能指望的进款只有江西每月的10余万两银子。部队工资发不出，只好长期欠着。到同治元年二月中旬，鲍超的霆军工资仅发至去年六月二十一日，曾国荃的吉字营工资仅发至去年六月初，长者欠饷8个多月，短者欠饷5个月。“饷项窘绌异常，若不另开生面，决裂即在意中。”
是年二月初，御史朱潮奏请“统筹东南大局，请饬全境肃清之督抚合力会剿，殄灭贼氛”，并提出兵事责之曾国藩，饷事则派督抚大员一人，督催各路征输，专司馈运，由四川、广东等省协饷。
这一提议无异于给瞌睡中的曾国藩送来了丝绵枕头。早有此意却一直难以启齿的曾国藩，立即于三月初八日递上《遵旨议复请派员督办广东厘金折》，奏请派遣钦差大臣赴广东征厘筹饷。三月二十七日清政府做出决定：“广东厘金，现派晏端书督办，并谕令由海道前往，以期迅速。”晏端书时任都察院副都御史，道光十八年（1838）与曾国藩同年考取进士，清政府派他专办粤厘，于公于私都十分相宜，曾国藩当然心领神会并心存感激。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给曾国荃写信时，曾国藩便十分欣慰地写道：“广东督办厘金，放晏端书，以其为戊戌同年而派。朝廷之用心，良可感矣。”为迅速打开局面、收到实效，当年五月，曾国藩又奏准指派“廉正明干、熟悉厘务”且“才识宏远、条理精详”的李瀚章、丁日昌等人赶赴广东，协助晏端书办理此事。
发出《遵旨议复请派员督办广东厘金折》当天，在《致沅弟》信中，曾国藩虽然信心百倍地写道：“广东全省抽厘专供江、浙军饷一折，本日拜发。大约秋冬以后每月可添银二十万两，春夏则苦不堪言耳。”但令他大失所望的是，由于广东受战事影响较轻，当地人为战争筹款的积极性不高，其中绅商尤为激烈反对，加之两广总督劳崇光遇事退避甚至有意刁难，为人“和平圆适”的晏端书办事缩手缩脚不敢得罪人，致使广东厘金一波三折，开征数月，所得无几。
这一切早在左宗棠的预料之中。同治元年初他给湘军将领刘长佑写信，就曾写道：“涤相（曾国藩时任协办大学士兼两江总督，俗称‘使相’）奏请取其（广东）厘税，公之江、浙（供湘、楚军使用），未免咄咄逼人。以辛帅（劳崇光字辛陔）平时偏执之性言之，此举恐亦未必有济。弟得此耗，则其议已定，無从沮（阻）止。然经此番硬干之后，更难于斡旋，亦惟有听之而已。”
一心想从广东搞到钱的曾国藩却大为恼火，发了疯一样连上弹章，将两广总督劳崇光、广东巡抚黄赞汤、布政使文格以及办事不得力的晏端书先后驱逐，代之以曾国藩集团骨干成员毛鸿宾、郭嵩焘和李瀚章出任广东督抚和布政使（先任按察使），这才使得广东厘金日有起色并大收实效。
所以，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表面上是毛鸿宾推荐的，实际上是曾国藩一手推动的，正因如此，他到广东后才会不顾一切多抽厘、多筹饷以讨好曾国藩。
【“过于任事，急于求效”】
曾国藩曾说过：“筠公（郭嵩焘号筠仙）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意为郭嵩焘是做作家的料，不是当官的料。曾国藩既然这样说，为什么又要安排郭嵩焘去广东筹饷呢？这不是用非所长吗？
读者诸君有所不知。郭嵩焘本质上虽是个文人，把文章学问看得特别重要，但此人是个死心眼儿，不仅办事特别认真，而且不甘屈居人后，曾自称“未尝敢以第二流人自处”，做什么都要争第一，都要当优秀。曾国藩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也说过：“渠（郭嵩焘）性情笃挚，不患其不任事，患其过于任事，急于求效。”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把郭嵩焘放到广东巡抚高位后，为了速见成效，他肯定会“士为知己者死”，风风火火干一把。更为重要的是，郭嵩焘不仅“好言理财”，而且是湘军筹饷的关键人物，不仅多次肩负使命为曾国藩筹集军饷，而且许多弄钱的主意都出自于他。
如湘军初创时，军饷无着，在衡州练兵的曾国藩设立粮台与劝捐局，独自筹办粮饷，郭嵩焘就以筹饷为己任，四处奔走为其劝捐筹饷，解了燃眉之急。咸丰五年（1855）冬天，郭嵩焘又与理财专家周腾虎一起，奔赴浙江筹办淮盐浙运事项。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建都金陵后，水路中断，淮盐无法运抵江西和湖南，当地百姓只好改食从四川、广东等地偷运过来的私盐，以及被太平军截获并销售的淮盐。这不仅给百姓生活带来不便，而且国家盐税收入也随之流失。为挽回两省盐利和筹集军饷，咸丰五年四月初一日，曾国藩呈上《请拨浙引盐抵饷以充军用民食折》，奏请户部拨给浙盐三万引，用抵饷银，由他招来有实力的商人“自备场价，自备运脚，自行运至江、楚两省而销售之”。朝廷批准了这一请求。 郭嵩焘与周腾虎受曾国藩委派，专程赶赴杭州，会同当时的浙江巡抚何桂清等当地官员，协商办理淮盐浙运具体事项。此后数年，淮盐浙运所得饷银获利甚丰，成为湘军和江西、湖南两省地方当局的重要财源。
正因为郭嵩焘“性情笃挚”又善于理财，所以同治元年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后，才不听曾国藩劝阻，执意将郭嵩焘弄到身边，先后推荐他担任苏松粮储道和两淮盐运使。李鸿章如此重用郭嵩焘，固然因为他俩都是同科进士，私人情谊十分深厚，但更重要的是看中了郭嵩焘“过于任事，急于求效”的特点，希望发挥他的这一独特作用，大力整顿厘务，竭尽全力为湘、淮军多筹粮饷。
李鸿章的深层用心自然逃不过曾国藩的敏锐眼光。同治二年（1863）郭嵩焘刚升为两淮盐运使，曾国藩就在《复李鸿章》信中开玩笑写道：“云（筠）公甫得都转（盐运使），人皆远跖，云独平进，天或以其好言理财而试之耶？”
除此之外，郭嵩焘还自称，曾国藩集团开辟地丁、漕政、盐政、关税等正项之外的饷源，以劝捐、盐捐、厘捐筹饷，不仅皆创意于自己，而且正是开辟了这三项正饷之外的饷源，才使得湘军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在《玉池老人自叙》中，郭嵩焘不无自得地说：“曾文正公办理军务，终赖此三项以济军食，而湖南亦恃此以为富强之基，支柱东南数省。”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曾国藩到广东弄钱的主意，最初也出自郭嵩焘。同治元年三月十一日《加郭嵩焘片》中，曾国藩写道：“舍弟（曾国荃）述及亲家昆仲（郭嵩焘和郭崑焘，当时均在湖南巡抚幕府）与寄翁（毛鸿宾，时任湖南巡抚）、南翁（黄冕，湖南东征筹饷局主持人之一）以敝军缺饷，寤寐忧虑，感何可言！承拟广东筹饷一疏，嫌其造端宏大，终乏下手之方。适有议复朱御史陈奏事件，遂将阁下精意纳入个中，未审果有济否？”
郭嵩焘既是筹饷能手，理论和实践经验都不缺，脑瓜子又灵活，能不断冒出新点子，尤其是贡献了去广东搞钱的好主意，加之其人勇于任事，“急于求效”又“性情笃挚”，在曾国藩眼中，岂不是广东巡抚的不二人选？所以，曾国藩暗中推动和安排郭嵩焘去广东筹饷，完全符合逻辑，一点也不奇怪，说他别有用心都不为过。
【“吾以为操切、认真本同一心”】
郭嵩焘到广东后，新官上任三把火，在工作中表现得十分急功近利：“同治初年，郭嵩焘巡抚广东，与制府（明、清两代总督的尊称）毛鸿宾筹饷派捐，风行雷厉，有不应者，往往因事押之，缴捐乃已。时人谓劝捐为‘押捐’，目殷富户曰‘富匪’。”仿佛不把富人的油水榨干不罢休。
郭嵩焘在广东是如何“押捐”呢？著作《历史文献》披露了一直高度关注家乡时政建设和发展的骆秉章（时任四川总督）的一批私人信件，其中有些内容就涉及此事：“闻勒蔡通事捐银十万两，伊不肯捐，即坐以黄金陇余党之罪，至于刑毙，则酷甚矣。”正因如此，所以骆秉章才会对朋友发出这种感叹：“（郭嵩焘）在粤三年，怨声载道。”
由于操之过急，搜刮过甚，加之“所用各大将均是广东滥崽”，结果既得罪了广东人民，又弄坏了自己的官声，有人于是在广东巡抚衙门的照墙外面贴出这么一副对联：“人肉食完，空剩虎豹犬羊之郭；地皮铲尽，并无涧溪沼沚之毛。”以讽刺郭嵩焘和毛鸿宾在广东竭泽而渔、烧山而猎的行为。此联在当时流播极广，还衍生出不同版本。
被弄得焦头烂额的郭嵩焘后来也认识到了问题所在，于是在《玉池老人自叙》中，照抄了丁日昌所作的一段问答，来缓解心灵压力并进行自我安慰：
在上海任内（从广东回来后，丁日昌到上海工作，不久升任上海道道员——笔者注），遇粤人至者，问曰：“新中丞政迹何如？”曰：“不相宜。”曰：“贪乎？”曰：“否。”曰：“酷乎？”曰：“否。”“然则何以不宜？”曰：“操切。”比年以来，问之，曰：“是一好抚台。”问：“何故？”曰；“认真。”吾以为操切、认真本同一心，大率坐求治太急耳。
丁日昌将“求治太急”四字放在郭嵩焘身上，确实切合实际，评价中肯，所以郭嵩焘“每思禹生（丁日昌字雨生，也写作禹生）之言，深怀感激，缱绻不能有忘。”
郭嵩焘在广东“求治太急”，固然是他“认真”和“操切”的个性使然，但也与他一心想给湘军多筹军饷、希望在工作中快出成绩有关。他虽被曾国藩当了枪使，为之背了黑锅，弄得里外不是人，但至死未出一句怨言。实际上他也怪不到曾国藩头上。
与赵烈文谈话时，对于郭嵩焘在广东搞勒捐的过火行为，曾国藩虽痛斥为荒谬至极，但湘军勒捐的始作俑者其实是他自己，只是事后不敢面对和承认而已。湘军成立后，以劝捐的方式筹集军饷，虽费尽口舌，却成效不大。这是因为小户人家本来就没有什么钱财，从他们身上榨不出多少油水，大户人家虽然钱多，但这些人家不是爱财如命，就是与地方官府勾结，有恃无恐，所以常常抗拒不捐。曾国藩有一次给湘乡知县朱孙诒写信，就曾发出过这种哀叹：“劝捐之难，难于登天，费心尽力，迄无一获。”
无奈之下，曾国藩只得勒捐，用强制手段逼迫富人出钱。
咸丰三年十月初三日，曾国藩写给湖南巡抚骆秉章信中，不仅说自己“总以无饷为虑”“看来只好用勒捐之法”，而且说：“向日以为必不可行之事，今将自我作俑，可浩叹也！”当年十月初八日，曾国藩写给骆秉章另一封信中，又称：“捐输一事，竟尔非勒不行，侍（我）已决计行勒捐之法。”十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再给骆秉章写信说：“长沙常家，安化陶家，务得阁下札两县，再一饬催，其词不必如侍之严厉，然非勒捐几家，实无从下手。”因为向安化陶家勒捐，曾国藩后来还得罪了陶桄的岳父左宗棠，进而影响到同骆秉章的关系。
当然，只要能搞到钱，曾国藩是不择手段也不怕得罪人的。咸丰四年（1854）正月初六日写给骆秉章的信中，他就这样决绝地说过：“陶家仅捐一万，侍已严批不允。且正月交五千，三月交五千，尤为支展。常家之项，非勒不行，竟须拿其家属。侍自问平日尚不妄施，至此迫急之至，无复嫌怨之避，亦无复逊顺之常，难求亮于人耳。”
看来曾国藩也难脱政客作风。他既然深知郭嵩焘的毛病，又在同治元年闰八月初九日写给李鸿章的信中告诫过李：“若爱其（郭嵩焘）人而善处之，宜令其專任粮道（苏松粮储道），不署他缺，并不管军务饷务。使其权轻而不遭疑忌，事简而可精谋虑，至妥（要）至妥（要）！切不可使权位兼隆，耳目众属，急于功效，反多损失。”行动上却偏要拿郭嵩焘当枪使，事后还把责任完全撇清，将郭嵩焘说得如此差劲，这实在是说一套做一套。
至于曾国藩谈话中提到的，郭嵩焘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小事与同级大僚争吵不休，主要是指他和毛鸿宾闹矛盾的事情。同治六年六月十九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起此事。毛鸿宾早年在京城，看到郭嵩焘的文章很有文采，极想与他结交，后来出任湖南巡抚，又屡次请他做幕友，等到担任两广总督，马上打报告推荐他出任广东巡抚（实际上受曾国藩指使）。毛鸿宾能力平平，郭嵩焘到任后，他却以恩人自居，两人又彼此争权，不和就这样产生了。发展到后来，两人更是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
左枢、王闿运、管乐三大名士到广东后，互相标榜有王佐之才。郭嵩焘本质上是一个文人，三大名士因此多偏袒郭嵩焘，左枢甚至写信诋毁毛鸿宾，说他不齿于人类。曾国藩认为，郭、毛最后闹成这个样子，平心而论是郭嵩焘对不住毛鸿宾，毛没有大过错。“曾某人保举的人很多，只是错保了一个毛鸿宾。”因为曾保举过毛鸿宾，曾国藩觉得郭嵩焘后来因此连他也怨怪上了。
话已至此，郭嵩焘为政既不近人情，又与同级大僚和恩人毛鸿宾闹得不共戴天，他在广东还能有好名声么？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