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病人在医生的手上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意义上或科学意义上的躯体，
　　还是一个有尊严的、对自己的身体有决定权的、高贵的、有情感的人。
　　这是一部特别值得看一看的电视剧。
　　切尔西医院急救科的大夫们个个是专业中最杰出的人才，个个是优秀的手术大夫。他们可以使因患脑瘤流浪了6年、有严重迫害妄想症的病人通过手术，恢复记忆；他们可以用一枪爆头的黑帮小混混的器官拯救6個生命……但是，在每周一早晨的例会上，这些优秀的大夫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医务主任严厉的批评。因为，他们的行为在医学上或许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在伦理上、道德上、法律的层面上，是有重大缺陷的。
　　医务主任说：“除了成为优秀的大夫之外，我们还需要‘人文关怀’！”
　　这就是关键——“人文关怀”。
　　一个病人在医生的手上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意义上的或科学意义上的躯体，还是一个有尊严的、对自己的身体有决定权的、高贵的、有情感的人。
　　我特别推荐这部剧是因为在现代化的今天，在技术主导一切生活的今天，我们不能把医学或所有其它的科学搞成不可质疑的科学拜物教。而科学之所以能不断进步，一定是在质疑、批评中进步的。
　　只举几个小故事，让我们一起进入思考。
　　一天早晨，急诊室送进来黑帮枪战中被爆头的年轻人贾斯帕。他的半个脑袋打开了，看起来已经挂掉了。瞳孔固定、放大，疼痛刺激无反应。
　　移植科的主任蒂尔尼拿着贾斯帕的捐献卡，需要贾斯帕的死亡证明。神经科的女大夫例行公事地说：“贾斯帕先生，如果你能听见，请抓住我的手。” 看起来他根本不可能回答了，半个脑袋都没有了。
　　贾斯帕突然抓住了女大夫的手，吓了她一跳。蒂尔尼解释说：“这是脑干反射。”他接着对贾斯帕说：“如果你还能听见，请举一举手指头。”少了半个脑子的人竟然竖起了中指。
　　显然，他还活着。
　　当然，他肯定是活不长的。几个小时之后，蒂尔尼再次来到急诊室问：“脑袋中枪的人什么状况？”大夫说4分钟前被宣布脑死亡。
　　蒂尔尼显然有些兴奋：“他在哪儿？”
　　大夫指着坐在那里的一个黑人妇女说：“这是贾斯帕的母亲。”蒂尔尼十分敷衍地对那位母亲说：“嘿，夫人，请节哀顺变。我正在进行移植手续的统筹协调。”
　　母亲正在哭泣，泪流满面。蒂尔尼的话显然刺痛了她，急诊大夫及时把他轰走了。
　　几个小时之后，蒂尔尼用贾斯帕的心脏做了一个成功的移植，他下了手术台，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手术室外等待的患者家属：“手术非常成功，我感到无比自信。”正说着，突然发现坐在角落里的那位黑人母亲。
　　他走过去问：“您来这里是？”
　　悲伤的母亲：“不然，你希望我去哪儿？”
　　蒂尔尼很有成就感地告诉她：“或许我能安慰你的是，因为你儿子伟大的牺牲，有6个人得以活下来，接受移植的人中有一位是老师，一位是儿科医生，还有一位是生物工程专业的学生。现在，他们能为社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了，这一切多亏你儿子的——”一记耳光打断了他的话。
　　愤怒的母亲告诉他：“我听得懂你是什么意思，我儿子是黑帮分子被一枪爆头，我儿子一钱不值，但多亏你摘取了他的器官，把他们分给有价值的人，他才有价值。你去死吧医生！直接下地狱吧！”
　　我不知道你看到这里会有什么感觉，你是更同情那个尽职的医生呢还是那个可怜的母亲，亦或认为他们各有各人的角度和道理。
　　那么，他的上司和同事会如何看呢？
　　周一早晨，蒂尔尼被点了名，主持会的医务主任直接对大家说蒂尔尼是非常差劲的医生，像一只秃鹫一样盘旋在重症监护室的上面，就因为有6个人等待捐献，就可以不顾细节了么！
　　诉讼马上找上门来。伶牙俐齿的律师对蒂尔尼说了非常狠的话：“你要拯救6个人的美好人生，一个黑人孩子，被一枪爆头，还等什么呢？对吧！看起来他已经死了，这就够了！”
　　这官司还有什么好打的，都涉及到种族歧视了，医院输定了。
　　好厉害的律师！好厉害的主任！
　　这是一起医疗纠纷呢？还是伦理纠纷？
　　另一个故事，一位中风的老人送到急诊室，需要开颅减压，没能下得手术台。手术大夫问心痛欲绝的老夫人，你丈夫已经脑死亡了，是否还用呼吸机维持生命？其实病人是有“预嘱”的，明确表明了不要机械维持生命。
　　周一早晨，主任严厉批评主刀大夫，在有“预嘱”的情况下还两次问家属，让她觉得是自己亲手拔下的呼吸机插头，是多么残忍。
　　医生马上冒雨去病人家致歉，只有四个字“我很抱歉！”
　　我真的无法不在这里说说医疗纠纷，院方常常以一个词“医闹”，而将纠纷做了定性。其实有多少纠纷，欠死者家属的就是一句道歉！
　　如果可以，如果卫生部长可以看到这部电视剧，真希望让大夫们看一看，最起码让医科院的学生、实习大夫看一看。
　　医患关系如此紧张，在医院实习的学生不可能不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有来自社会的，有来自医院的，有这样的周一晨会，是不是可以少几个投毒的孩子呢？
　　除了成为优秀的大夫之外，我们还需要“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