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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北纬30.3，东经103.0）发生7.0级地震。4月21日11时许，国家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乘坐直升飞机到达芦山县太平镇，降落在太平中学，民政部副部长随行。当天晚上，汪洋在芦山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时说：“只要我们上下齐努力，一定能像重建汶川地震灾区一样重建芦山地震灾区，让芦山地震灾区雄起。”
这是汪洋首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赶赴灾区。
2013年3月16日，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提名，决定了4位副总理，他们分别是张高丽、刘延东、汪洋、马凯。四人中，汪洋是年纪最轻的副总理。
从“娃娃市长”到“山城少帅”
汪洋由于父亲早逝，为分担家庭重担，很早就进入食品厂工作。1972年至1976年间，汪洋为安徽省宿县地区食品厂工人、车间负责人。
此后的十几年中，汪洋先后担任过安徽省宿县地委党校教员；共青团安徽省宿县地委副书记；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安徽省铜陵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安徽省省长助理。
汪洋33岁任安徽铜陵市长时即以“娃娃市长”闻名全国。1993年，汪洋以38岁的年龄出任安徽省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出任广东省委书记前，汪洋任重庆市委书记，以其亲民善任获得“山城少帅”的雅称。2007年底，汪洋调任广东省委书记。
任铜陵市长时，汪洋即在当地发起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引起全国瞩目。在离开重庆的前夕，他还在一次会上要求各级干部要敢闯敢试，敢作敢为。接任广东省委书记后，汪洋发言表示，改革开放是广东的魂。
治粤五年
2007年12月1日下午，原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广州珠岛宾馆宣布，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德江不再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兼任广东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职务。
此前一天，52岁的汪洋刚刚卸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此番入粤，如何使广东“继续走在全国前列”，成为这位以“思想解放、开拓创新”著称的新书记的首要任务。
顺德大部制改革试验
从2007年12月上任后，汪洋赋予广东改革“汪式风格”。“腾笼换鸟”、“双转移”、大部制改革、“幸福广东”的创新理念……他多次大力呼吁官员解放思想，做“推陈出新、破而后立”的从政者。
五年治粤，汪洋在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方面着力甚多，最经典的案例就是顺德大部制改革试验。为此，汪洋曾三次前往顺德调研。
汪洋在2007年12月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就直接挂点联系顺德，并将其和深圳、珠海、广州等市一起，列入行政体制改革试点。他对顺德行政体制改革作出批示：改革方案可以先试不争论，实践做结论。
2009年8月17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复顺德继续开展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综合改革试验工作，同意在维持顺德区目前建制不变的前提下，除党委、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系统及需要全市统一协调管理的事务外，其他所有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事务，赋予顺德区行使地级市管理权限。
2009年9月16日，顺德正式启动被称作“石破天惊”的“大部制”改革，将原有的党政机构由原来的41个精简到16个，缩减近2/3，政府工作部门减少到只有10个。接下来，汪洋在随后召开的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力推大部制改革的“顺德样本”，并向全省推广。
为了使样本更具有全国意义，作为经济特区及计划单列市的深圳也在汪洋的推动下实行大部制改革。
2010年5月，《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获国务院的批复。深圳重新启动2003年大张旗鼓开始后又悄无声息的“行政权三分”改革，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各自运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深圳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立勋认为，“深圳的大部制改革不同于顺德和珠海，核心内容是将行政权——三权里的一权，分解成行政、决策和监督三个部分，打破过去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的管理格局。”杨立勋说。
实际上，深圳和顺德行政机构改革的结果在取得减少行政机构提高办事效率的同时，还在机构设置方面初步探索了行政权力间的相互制约和监督。为下一步减少和下放审批权限，真正意义上实现“大社会小政府”摸索了路径。
据了解，在不到一年时间内，汪洋5次专门听取顺德改革汇报。汪洋强调，广东是通过改革去创造优势，通过成熟的市场去彰显优势的。
顺德大部制改革后不久，汪洋曾在顺德区委书记刘海汇报镇街改革情况后将他留下，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顺德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随后，珠海、江门、东莞等地的大部制方案也陆续公布。广东政府的“瘦身计划”自此从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一直推进到地级市。
在通过深圳和顺德“大部制”改革为大城市和县级城市提供样本的同时，同样在汪洋的推动下，作为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和珠海还分别进行了人大归位和社区民主试点。
修订后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明确提出，在广州市范围内，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都不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应由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对于未经人大讨论决定，政府擅自越权做出的决定，人大常委会将可依法撤销。
上述《办法》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人大“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和政府“认认真真走过场”现象。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表示，广东现在的做法是以经济改革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大部制、减少审批都是这样的情况。他认为，汪洋提出的建设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就是要按照国际标准来创造市场环境。 另外，珠三角镇域经济发达，“强镇”与管理权限的矛盾普遍存在，汪洋曾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大脚穿小鞋”。
如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常住人口达到50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县。街道工业产值过千亿元，拥有海信、科龙、格兰仕等著名企业，2009年时经济总量就达330亿元，堪比一些地级市。
2009年7月，汪洋批示，要求佛山与东莞试点开展强镇扩权。在财政、土地、规费、社会管理等方面，两市的部分镇和街道被下放县级的管理权限。改革由此向前推进。
化解乌坎危机
除了推进以行政体制为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汪洋另一个获得外界肯定的方面是对乌坎危机的成功化解。
位于粤东汕尾市辖下的县级陆丰市的乌坎村由7个自然村组成，共计1.3万多人，原有9000亩土地，但2011年9月，却发生了村干部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集体土地6700多亩卖给地产开发商牟取暴利、中饱私囊群体性事件。
在事件一触即发即将演化成更大的社会问题时，以汪洋为首的广东省委成立工作组，由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队进驻乌坎村，表示要以最大的努力、诚意解决村民的合理诉求，尽快恢复法制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
随后，广东省委工作组肯定了乌坎村群众上访事出有因，大部分诉求是合理的，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理性的行为可以理解。此举受到乌坎村民的欢迎，逐步消除了对立情绪。
总结相关经验，广东省委认为，要变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政府可以引导，但不要替村民做，要变管制、控制为协商、协调，并最终承认了村民的选举权，由村民一人一票民主选举出新的村委会，危机最终得以化解。
黄卫平认为，对乌坎危机的化解，表现出汪洋对重大政治局面的把控能力。
汪洋曾表示，“广东成立工作组处理乌坎村事件，之所以请一位省委副书记当组长、一位副省长当副组长，并不是因为这个事件复杂到需要派出这样的阵容，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解剖这个‘麻雀’，取得经验，推动村级组织加强建设，更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
2011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面对了多起社会冲突事件。汪洋坦陈，事件缘于“长期忽视经济社会发展中发生的矛盾积累的结果”。事实上，广东作为经济先发展地区，多年来因专注于经济发展，而忽略了应有的社会建设工作。
广东在对冲突事件的处理中，整体表现出克制、宽容的态度。这一年年末的广东汕尾乌坎事件，中纪委委员、省委副书记更是进村倾听民意，化危为机。广东表示，坚持民意为重，以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
这一年，人们看到了广东潜藏问题的爆发，也看到了广东在挫折中敢于承认、摸索和学习。这种态度或能让广东走向更强大，率先在社会层面作出变革。
有评论认为，汪洋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遇到了“天花板”，这也是很多学者不愿意对汪洋一系列改革评价太高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在这方面，即便汪洋本人也毫无掩饰。
汪洋曾列举广东发展的五大不足：一是，经济发展较快，但发展不够全面，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管理相对滞后；二是，经济总量大，但发展方式仍然粗放，结构不够优化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三是，城乡区域发展有了新的进步，但发展不够协调，发展不平衡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四是，资源环境保护得到加强，但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较大，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依然趋紧；五是，经济增长水平较快，但民生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居民的生活品质有待提升。
汪洋曾给广东的官员泼冷水，“我们有充分理由感到自豪。但是，长期捧着‘总量第一’这块‘金字招牌’，听惯了别人的赞誉，很容易使我们一些同志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某种优越感，甚至骄傲情绪，这种缺乏忧患意识的表现，最终会导致不思进取，后果是极其有害的”。
河海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奇洪认为，汪洋较喜欢听取吸收各方意见。而“汪洋提到广东发展的主张，其实是中共最基本的执政理念”。
今日的广东已经不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广东。最大的不同在于：30年前，广东省自上而下，求变求新的意志强烈，上下同心，使得广东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势如破竹。30年后，一切试图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改革必然是阻力重重。在此情形下，将一个地方从发达带向更发达尤为艰难。“允许改革失败，不许不改革”。汪洋这位经常上新浪微博听取民声的改革者如是回应。
2012年12月28日，汪洋卸任广东省省委书记。
（资料来源：新华社、《经济观察报》、《新快报》等）
这是汪洋首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赶赴灾区。
2013年3月16日，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提名，决定了4位副总理，他们分别是张高丽、刘延东、汪洋、马凯。四人中，汪洋是年纪最轻的副总理。
从“娃娃市长”到“山城少帅”
汪洋由于父亲早逝，为分担家庭重担，很早就进入食品厂工作。1972年至1976年间，汪洋为安徽省宿县地区食品厂工人、车间负责人。
此后的十几年中，汪洋先后担任过安徽省宿县地委党校教员；共青团安徽省宿县地委副书记；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安徽省铜陵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安徽省省长助理。
汪洋33岁任安徽铜陵市长时即以“娃娃市长”闻名全国。1993年，汪洋以38岁的年龄出任安徽省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出任广东省委书记前，汪洋任重庆市委书记，以其亲民善任获得“山城少帅”的雅称。2007年底，汪洋调任广东省委书记。
任铜陵市长时，汪洋即在当地发起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引起全国瞩目。在离开重庆的前夕，他还在一次会上要求各级干部要敢闯敢试，敢作敢为。接任广东省委书记后，汪洋发言表示，改革开放是广东的魂。
治粤五年
2007年12月1日下午，原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广州珠岛宾馆宣布，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德江不再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兼任广东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职务。
此前一天，52岁的汪洋刚刚卸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此番入粤，如何使广东“继续走在全国前列”，成为这位以“思想解放、开拓创新”著称的新书记的首要任务。
顺德大部制改革试验
从2007年12月上任后，汪洋赋予广东改革“汪式风格”。“腾笼换鸟”、“双转移”、大部制改革、“幸福广东”的创新理念……他多次大力呼吁官员解放思想，做“推陈出新、破而后立”的从政者。
五年治粤，汪洋在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方面着力甚多，最经典的案例就是顺德大部制改革试验。为此，汪洋曾三次前往顺德调研。
汪洋在2007年12月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就直接挂点联系顺德，并将其和深圳、珠海、广州等市一起，列入行政体制改革试点。他对顺德行政体制改革作出批示：改革方案可以先试不争论，实践做结论。
2009年8月17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复顺德继续开展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综合改革试验工作，同意在维持顺德区目前建制不变的前提下，除党委、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系统及需要全市统一协调管理的事务外，其他所有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事务，赋予顺德区行使地级市管理权限。
2009年9月16日，顺德正式启动被称作“石破天惊”的“大部制”改革，将原有的党政机构由原来的41个精简到16个，缩减近2/3，政府工作部门减少到只有10个。接下来，汪洋在随后召开的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力推大部制改革的“顺德样本”，并向全省推广。
为了使样本更具有全国意义，作为经济特区及计划单列市的深圳也在汪洋的推动下实行大部制改革。
2010年5月，《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获国务院的批复。深圳重新启动2003年大张旗鼓开始后又悄无声息的“行政权三分”改革，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各自运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深圳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立勋认为，“深圳的大部制改革不同于顺德和珠海，核心内容是将行政权——三权里的一权，分解成行政、决策和监督三个部分，打破过去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的管理格局。”杨立勋说。
实际上，深圳和顺德行政机构改革的结果在取得减少行政机构提高办事效率的同时，还在机构设置方面初步探索了行政权力间的相互制约和监督。为下一步减少和下放审批权限，真正意义上实现“大社会小政府”摸索了路径。
据了解，在不到一年时间内，汪洋5次专门听取顺德改革汇报。汪洋强调，广东是通过改革去创造优势，通过成熟的市场去彰显优势的。
顺德大部制改革后不久，汪洋曾在顺德区委书记刘海汇报镇街改革情况后将他留下，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顺德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随后，珠海、江门、东莞等地的大部制方案也陆续公布。广东政府的“瘦身计划”自此从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一直推进到地级市。
在通过深圳和顺德“大部制”改革为大城市和县级城市提供样本的同时，同样在汪洋的推动下，作为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和珠海还分别进行了人大归位和社区民主试点。
修订后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明确提出，在广州市范围内，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都不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应由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对于未经人大讨论决定，政府擅自越权做出的决定，人大常委会将可依法撤销。
上述《办法》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人大“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和政府“认认真真走过场”现象。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表示，广东现在的做法是以经济改革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大部制、减少审批都是这样的情况。他认为，汪洋提出的建设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就是要按照国际标准来创造市场环境。 另外，珠三角镇域经济发达，“强镇”与管理权限的矛盾普遍存在，汪洋曾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大脚穿小鞋”。
如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常住人口达到50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县。街道工业产值过千亿元，拥有海信、科龙、格兰仕等著名企业，2009年时经济总量就达330亿元，堪比一些地级市。
2009年7月，汪洋批示，要求佛山与东莞试点开展强镇扩权。在财政、土地、规费、社会管理等方面，两市的部分镇和街道被下放县级的管理权限。改革由此向前推进。
化解乌坎危机
除了推进以行政体制为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汪洋另一个获得外界肯定的方面是对乌坎危机的成功化解。
位于粤东汕尾市辖下的县级陆丰市的乌坎村由7个自然村组成，共计1.3万多人，原有9000亩土地，但2011年9月，却发生了村干部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集体土地6700多亩卖给地产开发商牟取暴利、中饱私囊群体性事件。
在事件一触即发即将演化成更大的社会问题时，以汪洋为首的广东省委成立工作组，由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队进驻乌坎村，表示要以最大的努力、诚意解决村民的合理诉求，尽快恢复法制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
随后，广东省委工作组肯定了乌坎村群众上访事出有因，大部分诉求是合理的，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理性的行为可以理解。此举受到乌坎村民的欢迎，逐步消除了对立情绪。
总结相关经验，广东省委认为，要变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政府可以引导，但不要替村民做，要变管制、控制为协商、协调，并最终承认了村民的选举权，由村民一人一票民主选举出新的村委会，危机最终得以化解。
黄卫平认为，对乌坎危机的化解，表现出汪洋对重大政治局面的把控能力。
汪洋曾表示，“广东成立工作组处理乌坎村事件，之所以请一位省委副书记当组长、一位副省长当副组长，并不是因为这个事件复杂到需要派出这样的阵容，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解剖这个‘麻雀’，取得经验，推动村级组织加强建设，更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
2011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面对了多起社会冲突事件。汪洋坦陈，事件缘于“长期忽视经济社会发展中发生的矛盾积累的结果”。事实上，广东作为经济先发展地区，多年来因专注于经济发展，而忽略了应有的社会建设工作。
广东在对冲突事件的处理中，整体表现出克制、宽容的态度。这一年年末的广东汕尾乌坎事件，中纪委委员、省委副书记更是进村倾听民意，化危为机。广东表示，坚持民意为重，以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
这一年，人们看到了广东潜藏问题的爆发，也看到了广东在挫折中敢于承认、摸索和学习。这种态度或能让广东走向更强大，率先在社会层面作出变革。
有评论认为，汪洋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遇到了“天花板”，这也是很多学者不愿意对汪洋一系列改革评价太高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在这方面，即便汪洋本人也毫无掩饰。
汪洋曾列举广东发展的五大不足：一是，经济发展较快，但发展不够全面，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管理相对滞后；二是，经济总量大，但发展方式仍然粗放，结构不够优化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三是，城乡区域发展有了新的进步，但发展不够协调，发展不平衡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四是，资源环境保护得到加强，但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较大，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依然趋紧；五是，经济增长水平较快，但民生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居民的生活品质有待提升。
汪洋曾给广东的官员泼冷水，“我们有充分理由感到自豪。但是，长期捧着‘总量第一’这块‘金字招牌’，听惯了别人的赞誉，很容易使我们一些同志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某种优越感，甚至骄傲情绪，这种缺乏忧患意识的表现，最终会导致不思进取，后果是极其有害的”。
河海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奇洪认为，汪洋较喜欢听取吸收各方意见。而“汪洋提到广东发展的主张，其实是中共最基本的执政理念”。
今日的广东已经不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广东。最大的不同在于：30年前，广东省自上而下，求变求新的意志强烈，上下同心，使得广东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势如破竹。30年后，一切试图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改革必然是阻力重重。在此情形下，将一个地方从发达带向更发达尤为艰难。“允许改革失败，不许不改革”。汪洋这位经常上新浪微博听取民声的改革者如是回应。
2012年12月28日，汪洋卸任广东省省委书记。
（资料来源：新华社、《经济观察报》、《新快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