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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报》因刊发《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而触怒了日本法西斯和蒋介石当局，法国政府迫于外交压力令其停办。为了更广泛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时扩大中国革命的国际影响，以陈云为核心的代表团，派出原讨袁护国军政府“军务院”驻欧洲代表吴玉章亲赴巴黎，采纳了法共的建议，稍加修改中法文报头，定名为《救国时报》，于“一二九”当日正式出版。此后，吴玉章一直担任《救国时报》主笔，主持全局工作。至1938年2月10日停刊，《救国时报》历时794天，共出版152期（现存144期），被杨靖宇誉为“有此好报纸诚不可多得”。
《救国时报》的创办与陈云、陈潭秋和吴玉章的贡献密不可分。当时陈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兼任代表团监察委员会和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在1936年底去新疆之前，陈云直接领导了《救国时报》的工作，还以化名“史平”发表了五篇文章，其中以1936年11月15日发表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一文最为重要。文中陈云热情赞誉：“在这一抗日救亡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总是站在最前线，共产党领导着中国工农红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和追击，跋涉万里，北上抗日，还领导着东北义勇军在冰天雪地中打击日寇”，认为“在现时条件之下，组织结构愈简单愈独立就愈好……按着这些由远方来的报纸上的指导方针，独立地去进行革命斗争。这种做法，反而创造出许多能独立工作的出色的革命者”。此前，陈云还于10月30日发表《“诚意”和“基本准备”》一文，指出：“东北义勇军抗日战争中，民众的参加和帮助抗日的行动难道是捣乱吗？这简直是不近人情的胡说八道。老实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如果没有人民积极地在敌人的前后左右参加战争的各方面活动与拥护，抗日就不能胜利”。
对于改善《救国时报》的出版技术条件，陈云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通过上海商务印书馆为筹建中的《救国时报》巴黎印刷所购买了一套汉字铜模。“1936年3月，铜模果然运到了巴黎。经过大家紧张的筹备，印刷所建立起来了。印刷所的建立，不仅避免了由莫斯科航运纸版常因气候关系致使报纸有脱期的危险，而且从此扩大了报纸印刷的规模，解决了国内外所需要的发行数量”。为解决出版经费，陈云还将自己撰写的最早向世界介绍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版权，转让给了《救国时报》。
《救国时报》创刊号
陈潭秋在代表团中一直分工负责宣传和东北工作，也是《救国时报》每期版面的最终定稿人。他组织在莫斯科学习的东北抗日联军干部，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救国时报》撰写了大量文稿，鉴于其中大部分同志文化水平较低，陈潭秋把为《救国时报》撰稿作为抗联同志文化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亲自审阅修改他们的文稿，如抗联第二军参谋长刘汉兴（陈龙）的《史忠恒烈士传》等。陈潭秋还以自己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时期的化名孙杰，撰写了《东北抗联第四军介绍》一书，于1936年由救国时报社出版，这是抗联11个军在14年抗战时期出版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军史。1937年9月18日，陈潭秋以化名“觉民”，在《救国时报》撰文《狱中生活的断片——“九一八”六周年的回忆》，记述自己和战友们在哈尔滨狱中进行的抗战宣传，号召东北人民“提起精神、振作精神，为自己的身家、为自己的民族打算，如果我们不甘愿当亡国奴，只要每人都抱定反对日本子的决心，齐心一志，将来不怕没有赶走日本子的那一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救国时报》以大量理论文章、新闻报道和写真图片，有力地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介绍了华夏儿女血肉筑成新长城的英雄壮举。1932年在蔡廷锴、蒋光鼐率领下喋血杀敌的十九路军将士、以宋庆龄和“七君子”为代表的救国会抗日群众、“一二九”爱国青年、令日本资本家哀叹“纱业前途几将动摇”的上海日本纱厂罢工工人，以及为全民抗战奔走呼号募捐聚义的爱国华侨，都是他们的主要报道对象。尤其突出的是关于东北抗日斗争的报道，共计发表相关文章102篇，还有10余篇诗歌、漫画、照片等。1935年12月28日，刊发于《救国时报》第4期的《旷古未闻之残暴，日贼抽东北同胞鲜血》一文，根据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师长刘海涛（张民夫）的亲历记述，最早向全世界控訴了“731”细菌部队在哈尔滨附近五常背荫河生化武器试验场进行人体实验的滔天罪行;署名胡育的《东北义军致本报信——述东北抗日联军组织的经过》和署名松五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英勇战绩之追述》两篇长文总计数万字，连载十余期，详细记载了杨靖宇指挥部队模范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壮大南满抗日力量、活捉并处决伪通化县县长徐伟儒、全歼邵本良伪军等英雄事迹。1936年6月30日，《救国时报》转载《世界知识》第四卷第四期署名虎啸的《民族英雄杨靖宇》一文。赞誉杨靖宇是“东北人民唯一有希望，有信仰的能有把握收复失地的民族英雄”之一和“东北反日反帝战争的坚决领导者”。1937年7月10日，《救国时报》刊发梁泊（饶漱石化名）撰写的通讯《小英雄口中的杨靖宇》，对杨靖宇的思想政治工作成就、方法和在战士中的崇高威望，尤其是“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舍身救国、坚持抗日到底的精神”，作了翔实生动的记述。
七七事变后，《救国时报》大量发表相关图文报道，记述了卢沟桥抗战、“八一三”上海抗战、平型关战斗、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南京保卫战的战况，以及血洒南苑的佟麟阁、赵登禹和在“八一三”战斗中击落敌机、跳伞后又毙敌数人最后举枪自尽的英雄飞行员阎海文等烈士的英雄事迹，报道了海外华侨的爱国抗战热潮，以及世界人民首先是各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力支援。《救国时报》还对南京大屠杀作了有力揭露。如1937年12月20日头版，以“日寇攻宁大肆残暴”为题记述：“沿江一带，尸身狼藉，日军汽车，在街上驰驶，辗转过男女老幼之尸身，血肉模糊，断手刖足，惨不忍睹……我国文化古迹珍藏亦多毁于敌手”。同日第7版发表漫画，讽刺日本法西斯军阀在南京轰炸英美轮船并造成死伤后的虚伪“道歉”。画面上，日本法西斯军阀踏着死难者的血迹，面对死伤者和沉没的轮船，一再鞠躬并口称“对不起”，伪善面目毕露。在1938年1月10日刊发的致英国人民呼吁书中，宋庆龄指出：“外国人士也曾目睹南京之惨状。仅仅在南京一地，日人便已屠杀了五万居民，真正像欧洲中世纪时代那回大瘟疫一样”。1938年1月31日，《救国时报》援引报道，揭露了日本军官在南京“杀人比赛”的兽行，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中共新闻媒体对这一罪行的最早揭露。文中写道：“又据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载，不久前日寇日日新闻曾登载南京通讯一则，其中便是如此绝灭人性的事实！两个日军官，甲和乙，作杀人记录的比赛，以杀一百人为目标。十二月十日两人在紫金山约会，血刀在手，相顾狞笑。甲说：‘我杀了一百零五个人。你呢？’乙答：‘我杀了一百零六个人’。两人哈哈大笑。可是他们无法证明谁先杀满一百人之数，于是重约继续比赛，以杀一百五十人为目标。吃人的魔鬼，还没有这样凶残！”这里所提到的甲乙两名日本军官，就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又作野田岩）。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后，他们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乙级战犯，引渡到南京交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于1948年1月30日执行死刑。
在《救国时报》上，总计发表毛泽东著作和生平文章20篇，这不仅在中共党报党刊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几乎等于《救国时报》宣传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总和，此外还15次刊发毛泽东照片，这个数字与同期《救国时报》刊载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照片的数量大致相等。在《救国时报》整版发表的八篇毛泽东著作中，后来有三篇收入《毛泽东选集》、四篇收入《毛泽东文集》，全部收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36年12月20日，在发表与斯诺的谈话时，《救国时报》首次发表了毛泽东头戴红军帽照片，此后每次以整版篇幅发表毛泽东著作时均配发此像，总计先后登载六次之多。1937年3月25日，《救国时报》发表了斯诺撰写的毛泽东生平介绍《一个非常的伟人》，同时配发毛泽东、贺子珍合影一幅，配合的文字说明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氏及其夫人”。还应指出的是，《救国时报》在刊发毛泽东的著作、照片和生平时，多配以醒目的标题和导语。如1936年10月13日的编者按说：“毛先生这一信的伟大政治意义及由此而显示出的团结御侮光明伟大的前途，每个读者都可完全明了，用不着任何注释的”。1937年4月5日的导语中，首次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同年9月18日的编者按称：“当今全国总抗战已开始的情形之下，毛先生四月前的报告及结论，对于全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更显出重大的意义”，并在图片说明中称毛泽东为“中共著名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红军领袖”。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救国时报》能够充分肯定毛泽东的重要贡献和历史地位，难能可贵，影响深远。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救国时报》发表的毛泽东著作，如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先生论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中共领袖毛泽东先生在中国共产党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及结论，以及由毛泽东起草的党中央《告全党同志书》等，都被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确定为东北抗战和党的建设指导方针，奠定了东北抗日斗争大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
1936年12月20日《救國时报》刊载毛泽东的《论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1936年6月20日《救国时报》刊载瞿秋白殉难一周年纪念文章
根据代表团的指示，《救国时报》用大量篇幅宣传中国革命尤其是抗日斗争中英雄烈士的事迹。在《救国时报》发表的杨定华（邓发）关于长征的记述《雪山草地行军记》中，还介绍了刘志丹创建陕北红军的事迹。1936年1月29日、6月20日和1937年6月17日，《救国时报》开辟了纪念方志敏和瞿秋白的专版。发表了代表团的悼词、方志敏的遗书、瞿秋白和方志敏的遗像和传略，以及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杜宁）的悼文。随后并汇编为《殉国烈士瞿秋白》和《民族英雄方志敏》（周保中称为《方志敏传》）两书，由莫斯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中文版。1937年4月25日，《救国时报》刊发了陈潭秋为代表团起草的《追悼我们的董振堂同志》一文，高度评价了以董振堂为代表的西路军烈士血战西北的光辉业绩，坚信“伟大的中华民族，将在这许多伟大民族英雄的英勇牺牲精神感动之下而日益团结一致，来争取整个民族的生存、解放与复兴！”7月10日，《救国时报》又发表了陈潭秋起草、陈云等联名签发的《追悼东北抗日烈士》一文，高度评价夏云杰、陈荣久、李红光、史忠恒、傅显明等抗联烈士的事迹，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抗联榜样，号召东北人民和抗联战士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团结在“举世闻名的民族英雄”杨靖宇的周围，为收复东北失地而战、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战。
在《救国时报》存在的794天中，曾发行至43个国家和地区，远及南非约翰内斯堡，在国内则远销西康（今分别归属四川和西藏）、新疆等地，订阅者9600余人，发行量最高的一期超过2万份，成为中国革命和世界人民正义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和宣传工具。吴玉章记述说：“正因为《救国时报》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得到国内外广大群众的支持。1936年2月11日，一个新加坡的读者来信说：‘这边——马来亚的华侨对于贵报的态度表示很拥护，凡是读过贵报的人，都愤恨日本和一切卖国贼汉奸，而且争先恐后地要先读贵报。记得有一友人带《救国时报》一张往马六甲。该报由侨胞互相传递，直至破烂不堪，字迹模糊，还是不肯放手，这个事实，正是说明贵报的态度正确’。”在《青春之歌》中，地下党员江华在向林道静传达形势和任务时，就是以《救国时报》为依据的，还特别询问她：“巴黎《救国时报》办得很好，消息很多，你看过没有？”这正是当时全国人民尤其是抗日志士关注学习《救国时报》的缩影。
作为学习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主渠道和宣传抗联事迹的主阵地，《救国时报》对东北党的建设和抗联斗争的影响是重要的。在1936年7月中共南满“二大”上，杨靖宇依据《救国时报》提供的资料，分析阐述国际国内形势。随后又于8月12日亲笔致函：“贵报之内容精彩，议论正确……甚得敝军全体士兵欢迎。我们应该更感谢贵报的，就是你们关于东北义军抗日的消息，登载独多，使我们全体士兵看到，抗日杀贼的意志愈益坚决兴奋”，强调“请贵报尽量多登载东北义军艰苦英勇的抗敌消息，藉以鼓起同胞救国勇气”，并率全军将士捐款1300元。为此，《救国时报》于同年11月15日和30日两次刊文致谢：“杨军长是现在东北义军中极有威信的抗日民族英雄，谁都知道……本报同人对杨军长所指示的两点，那是我们应尽的天职，义不容辞，同人自当勉力做去。本报出版不及一年，已能风行海内外，尤其是能达到志切抗日救国的东北义勇军手中，这也是我们引为极大欣慰的一件事！”抗联其他部队也募捐支援《救国时报》。在《救国时报》发表的抗联文稿中，包括吉东特委书记、代表团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杨松（吴平）的《东北抗日义军之发展与现状》《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与反对日本奸细侦探的斗争》《全国对日总抗战与东北抗日民族革命运动》;有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东北抗日义军最近活动状况》;有刘海涛的《夏云杰烈士传》;有抗联第五军第一师师长李荆璞的《傅显明烈士传》等等，所有这些记述，都成为全国全世界人民了解东北抗战的重要素材，成为揭露日本法西斯罪行的有力武器，扩大了东北抗战的影响，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与此同时，在杨靖宇的倡导下，《救国时报》成为抗联政治文化学习的重要教材。抗联第一军军部还下令以班为单位学习讨论《救国时报》，并“一律实行照报认字”。1958年吴玉章参观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时，“看到东北抗日联军保存下来的《救国时报》，有些还是烈士们的遗物，非常激动。据说明员同志说：该报在当时东北抗日联军中广为流传，深受广大官兵热爱，对于他们坚持东北游击战争，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还翻印学习了由《救国时报》编辑出版的瞿秋白和方志敏传记，坚定爱国精神和革命气节，1936年10月14日，周保中在日记中记载第二军军部所存《救国时报》等18份书报目录时，第7条就是“《方志敏传》二本”。这也是周保中百万字东北抗日游击日记中出现的唯一一部烈士传记。
全民族抗战爆发和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1937年12月28日，党中央书记处决定将吴玉章等调回国内充实《新华日报》。1938年2月10日，《救国时报》宣布：“兹因祖国抗战方殷，本报同仁将全体返国参战”。自此正式停刊。以后虽有意迁往纽约复刊，但未能实现。吴玉章、杨松等《救国时报》主要编撰人员回国后，致力于创办和领导《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继续实现《救国时报》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 张利军）
作者：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救国时报》的创办
《救国时报》的创办与陈云、陈潭秋和吴玉章的贡献密不可分。当时陈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兼任代表团监察委员会和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在1936年底去新疆之前，陈云直接领导了《救国时报》的工作，还以化名“史平”发表了五篇文章，其中以1936年11月15日发表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一文最为重要。文中陈云热情赞誉：“在这一抗日救亡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总是站在最前线，共产党领导着中国工农红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和追击，跋涉万里，北上抗日，还领导着东北义勇军在冰天雪地中打击日寇”，认为“在现时条件之下，组织结构愈简单愈独立就愈好……按着这些由远方来的报纸上的指导方针，独立地去进行革命斗争。这种做法，反而创造出许多能独立工作的出色的革命者”。此前，陈云还于10月30日发表《“诚意”和“基本准备”》一文，指出：“东北义勇军抗日战争中，民众的参加和帮助抗日的行动难道是捣乱吗？这简直是不近人情的胡说八道。老实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如果没有人民积极地在敌人的前后左右参加战争的各方面活动与拥护，抗日就不能胜利”。
对于改善《救国时报》的出版技术条件，陈云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通过上海商务印书馆为筹建中的《救国时报》巴黎印刷所购买了一套汉字铜模。“1936年3月，铜模果然运到了巴黎。经过大家紧张的筹备，印刷所建立起来了。印刷所的建立，不仅避免了由莫斯科航运纸版常因气候关系致使报纸有脱期的危险，而且从此扩大了报纸印刷的规模，解决了国内外所需要的发行数量”。为解决出版经费，陈云还将自己撰写的最早向世界介绍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版权，转让给了《救国时报》。
陈潭秋在代表团中一直分工负责宣传和东北工作，也是《救国时报》每期版面的最终定稿人。他组织在莫斯科学习的东北抗日联军干部，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救国时报》撰写了大量文稿，鉴于其中大部分同志文化水平较低，陈潭秋把为《救国时报》撰稿作为抗联同志文化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亲自审阅修改他们的文稿，如抗联第二军参谋长刘汉兴（陈龙）的《史忠恒烈士传》等。陈潭秋还以自己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时期的化名孙杰，撰写了《东北抗联第四军介绍》一书，于1936年由救国时报社出版，这是抗联11个军在14年抗战时期出版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军史。1937年9月18日，陈潭秋以化名“觉民”，在《救国时报》撰文《狱中生活的断片——“九一八”六周年的回忆》，记述自己和战友们在哈尔滨狱中进行的抗战宣传，号召东北人民“提起精神、振作精神，为自己的身家、为自己的民族打算，如果我们不甘愿当亡国奴，只要每人都抱定反对日本子的决心，齐心一志，将来不怕没有赶走日本子的那一天”。
全方位报道中国抗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救国时报》以大量理论文章、新闻报道和写真图片，有力地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介绍了华夏儿女血肉筑成新长城的英雄壮举。1932年在蔡廷锴、蒋光鼐率领下喋血杀敌的十九路军将士、以宋庆龄和“七君子”为代表的救国会抗日群众、“一二九”爱国青年、令日本资本家哀叹“纱业前途几将动摇”的上海日本纱厂罢工工人，以及为全民抗战奔走呼号募捐聚义的爱国华侨，都是他们的主要报道对象。尤其突出的是关于东北抗日斗争的报道，共计发表相关文章102篇，还有10余篇诗歌、漫画、照片等。1935年12月28日，刊发于《救国时报》第4期的《旷古未闻之残暴，日贼抽东北同胞鲜血》一文，根据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师长刘海涛（张民夫）的亲历记述，最早向全世界控訴了“731”细菌部队在哈尔滨附近五常背荫河生化武器试验场进行人体实验的滔天罪行;署名胡育的《东北义军致本报信——述东北抗日联军组织的经过》和署名松五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英勇战绩之追述》两篇长文总计数万字，连载十余期，详细记载了杨靖宇指挥部队模范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壮大南满抗日力量、活捉并处决伪通化县县长徐伟儒、全歼邵本良伪军等英雄事迹。1936年6月30日，《救国时报》转载《世界知识》第四卷第四期署名虎啸的《民族英雄杨靖宇》一文。赞誉杨靖宇是“东北人民唯一有希望，有信仰的能有把握收复失地的民族英雄”之一和“东北反日反帝战争的坚决领导者”。1937年7月10日，《救国时报》刊发梁泊（饶漱石化名）撰写的通讯《小英雄口中的杨靖宇》，对杨靖宇的思想政治工作成就、方法和在战士中的崇高威望，尤其是“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舍身救国、坚持抗日到底的精神”，作了翔实生动的记述。
七七事变后，《救国时报》大量发表相关图文报道，记述了卢沟桥抗战、“八一三”上海抗战、平型关战斗、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南京保卫战的战况，以及血洒南苑的佟麟阁、赵登禹和在“八一三”战斗中击落敌机、跳伞后又毙敌数人最后举枪自尽的英雄飞行员阎海文等烈士的英雄事迹，报道了海外华侨的爱国抗战热潮，以及世界人民首先是各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力支援。《救国时报》还对南京大屠杀作了有力揭露。如1937年12月20日头版，以“日寇攻宁大肆残暴”为题记述：“沿江一带，尸身狼藉，日军汽车，在街上驰驶，辗转过男女老幼之尸身，血肉模糊，断手刖足，惨不忍睹……我国文化古迹珍藏亦多毁于敌手”。同日第7版发表漫画，讽刺日本法西斯军阀在南京轰炸英美轮船并造成死伤后的虚伪“道歉”。画面上，日本法西斯军阀踏着死难者的血迹，面对死伤者和沉没的轮船，一再鞠躬并口称“对不起”，伪善面目毕露。在1938年1月10日刊发的致英国人民呼吁书中，宋庆龄指出：“外国人士也曾目睹南京之惨状。仅仅在南京一地，日人便已屠杀了五万居民，真正像欧洲中世纪时代那回大瘟疫一样”。1938年1月31日，《救国时报》援引报道，揭露了日本军官在南京“杀人比赛”的兽行，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中共新闻媒体对这一罪行的最早揭露。文中写道：“又据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载，不久前日寇日日新闻曾登载南京通讯一则，其中便是如此绝灭人性的事实！两个日军官，甲和乙，作杀人记录的比赛，以杀一百人为目标。十二月十日两人在紫金山约会，血刀在手，相顾狞笑。甲说：‘我杀了一百零五个人。你呢？’乙答：‘我杀了一百零六个人’。两人哈哈大笑。可是他们无法证明谁先杀满一百人之数，于是重约继续比赛，以杀一百五十人为目标。吃人的魔鬼，还没有这样凶残！”这里所提到的甲乙两名日本军官，就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又作野田岩）。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后，他们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乙级战犯，引渡到南京交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于1948年1月30日执行死刑。
传播毛泽东思想及其他革命者的英雄事迹
在《救国时报》上，总计发表毛泽东著作和生平文章20篇，这不仅在中共党报党刊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几乎等于《救国时报》宣传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总和，此外还15次刊发毛泽东照片，这个数字与同期《救国时报》刊载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照片的数量大致相等。在《救国时报》整版发表的八篇毛泽东著作中，后来有三篇收入《毛泽东选集》、四篇收入《毛泽东文集》，全部收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36年12月20日，在发表与斯诺的谈话时，《救国时报》首次发表了毛泽东头戴红军帽照片，此后每次以整版篇幅发表毛泽东著作时均配发此像，总计先后登载六次之多。1937年3月25日，《救国时报》发表了斯诺撰写的毛泽东生平介绍《一个非常的伟人》，同时配发毛泽东、贺子珍合影一幅，配合的文字说明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氏及其夫人”。还应指出的是，《救国时报》在刊发毛泽东的著作、照片和生平时，多配以醒目的标题和导语。如1936年10月13日的编者按说：“毛先生这一信的伟大政治意义及由此而显示出的团结御侮光明伟大的前途，每个读者都可完全明了，用不着任何注释的”。1937年4月5日的导语中，首次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同年9月18日的编者按称：“当今全国总抗战已开始的情形之下，毛先生四月前的报告及结论，对于全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更显出重大的意义”，并在图片说明中称毛泽东为“中共著名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红军领袖”。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救国时报》能够充分肯定毛泽东的重要贡献和历史地位，难能可贵，影响深远。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救国时报》发表的毛泽东著作，如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先生论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中共领袖毛泽东先生在中国共产党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及结论，以及由毛泽东起草的党中央《告全党同志书》等，都被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确定为东北抗战和党的建设指导方针，奠定了东北抗日斗争大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
根据代表团的指示，《救国时报》用大量篇幅宣传中国革命尤其是抗日斗争中英雄烈士的事迹。在《救国时报》发表的杨定华（邓发）关于长征的记述《雪山草地行军记》中，还介绍了刘志丹创建陕北红军的事迹。1936年1月29日、6月20日和1937年6月17日，《救国时报》开辟了纪念方志敏和瞿秋白的专版。发表了代表团的悼词、方志敏的遗书、瞿秋白和方志敏的遗像和传略，以及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杜宁）的悼文。随后并汇编为《殉国烈士瞿秋白》和《民族英雄方志敏》（周保中称为《方志敏传》）两书，由莫斯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中文版。1937年4月25日，《救国时报》刊发了陈潭秋为代表团起草的《追悼我们的董振堂同志》一文，高度评价了以董振堂为代表的西路军烈士血战西北的光辉业绩，坚信“伟大的中华民族，将在这许多伟大民族英雄的英勇牺牲精神感动之下而日益团结一致，来争取整个民族的生存、解放与复兴！”7月10日，《救国时报》又发表了陈潭秋起草、陈云等联名签发的《追悼东北抗日烈士》一文，高度评价夏云杰、陈荣久、李红光、史忠恒、傅显明等抗联烈士的事迹，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抗联榜样，号召东北人民和抗联战士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团结在“举世闻名的民族英雄”杨靖宇的周围，为收复东北失地而战、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战。
《救国时报》对东北抗联的特殊影响力
在《救国时报》存在的794天中，曾发行至43个国家和地区，远及南非约翰内斯堡，在国内则远销西康（今分别归属四川和西藏）、新疆等地，订阅者9600余人，发行量最高的一期超过2万份，成为中国革命和世界人民正义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和宣传工具。吴玉章记述说：“正因为《救国时报》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得到国内外广大群众的支持。1936年2月11日，一个新加坡的读者来信说：‘这边——马来亚的华侨对于贵报的态度表示很拥护，凡是读过贵报的人，都愤恨日本和一切卖国贼汉奸，而且争先恐后地要先读贵报。记得有一友人带《救国时报》一张往马六甲。该报由侨胞互相传递，直至破烂不堪，字迹模糊，还是不肯放手，这个事实，正是说明贵报的态度正确’。”在《青春之歌》中，地下党员江华在向林道静传达形势和任务时，就是以《救国时报》为依据的，还特别询问她：“巴黎《救国时报》办得很好，消息很多，你看过没有？”这正是当时全国人民尤其是抗日志士关注学习《救国时报》的缩影。
作为学习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主渠道和宣传抗联事迹的主阵地，《救国时报》对东北党的建设和抗联斗争的影响是重要的。在1936年7月中共南满“二大”上，杨靖宇依据《救国时报》提供的资料，分析阐述国际国内形势。随后又于8月12日亲笔致函：“贵报之内容精彩，议论正确……甚得敝军全体士兵欢迎。我们应该更感谢贵报的，就是你们关于东北义军抗日的消息，登载独多，使我们全体士兵看到，抗日杀贼的意志愈益坚决兴奋”，强调“请贵报尽量多登载东北义军艰苦英勇的抗敌消息，藉以鼓起同胞救国勇气”，并率全军将士捐款1300元。为此，《救国时报》于同年11月15日和30日两次刊文致谢：“杨军长是现在东北义军中极有威信的抗日民族英雄，谁都知道……本报同人对杨军长所指示的两点，那是我们应尽的天职，义不容辞，同人自当勉力做去。本报出版不及一年，已能风行海内外，尤其是能达到志切抗日救国的东北义勇军手中，这也是我们引为极大欣慰的一件事！”抗联其他部队也募捐支援《救国时报》。在《救国时报》发表的抗联文稿中，包括吉东特委书记、代表团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杨松（吴平）的《东北抗日义军之发展与现状》《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与反对日本奸细侦探的斗争》《全国对日总抗战与东北抗日民族革命运动》;有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东北抗日义军最近活动状况》;有刘海涛的《夏云杰烈士传》;有抗联第五军第一师师长李荆璞的《傅显明烈士传》等等，所有这些记述，都成为全国全世界人民了解东北抗战的重要素材，成为揭露日本法西斯罪行的有力武器，扩大了东北抗战的影响，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与此同时，在杨靖宇的倡导下，《救国时报》成为抗联政治文化学习的重要教材。抗联第一军军部还下令以班为单位学习讨论《救国时报》，并“一律实行照报认字”。1958年吴玉章参观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时，“看到东北抗日联军保存下来的《救国时报》，有些还是烈士们的遗物，非常激动。据说明员同志说：该报在当时东北抗日联军中广为流传，深受广大官兵热爱，对于他们坚持东北游击战争，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还翻印学习了由《救国时报》编辑出版的瞿秋白和方志敏传记，坚定爱国精神和革命气节，1936年10月14日，周保中在日记中记载第二军军部所存《救国时报》等18份书报目录时，第7条就是“《方志敏传》二本”。这也是周保中百万字东北抗日游击日记中出现的唯一一部烈士传记。
全民族抗战爆发和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1937年12月28日，党中央书记处决定将吴玉章等调回国内充实《新华日报》。1938年2月10日，《救国时报》宣布：“兹因祖国抗战方殷，本报同仁将全体返国参战”。自此正式停刊。以后虽有意迁往纽约复刊，但未能实现。吴玉章、杨松等《救国时报》主要编撰人员回国后，致力于创办和领导《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继续实现《救国时报》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 张利军）
作者：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