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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轰然倒塌，股价一泻千里，企业危在旦夕……在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的打击面前，他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和抉择?“一个钱能捐出去、权能让出去、每年还拿出两三千万做慈善事业的人，能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他一边竭力坚守着自己的“清白”，一边为企业走出危机四处奔走。他能让蒙牛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吗?
自从发生了三鹿事件，“三聚氰胺”四个字像挥不去的梦魇笼罩在中国整个乳品行业身上。蒙牛、伊利、光明、三元、雅士利、圣元等几大民族品牌均深陷漩涡。
“宁可轰轰烈烈地死掉，也不能猥猥琐琐地活着。”三鹿事件发生后，作为乳业老大，蒙牛掌门牛根生率先站出来，态度鲜明地作出承诺。但是这一次，对中国乳业心有余悸的消费者并不买账，质疑和谩骂的声音淹没了他的铮铮誓言。
在遭遇了封存下架，倒奶，退货，股票暴跌等连续打击后，牛根生终于有点顶不住了。在10月初一次企业家的聚会上，牛根生首次袒露困境，落泪求援。危难之际，国内一些明星企业家伸出了援手，使蒙牛暂时脱离了险境。
但是，蒙牛能否安然过冬，仍存在很大悬念。经历大风大浪的牛根生，如今正小心翼翼地将丢失的信誉一点一点地重拾起来。
后三聚时代的蒙牛
9月11日，得知三鹿出事的那一刻，牛根生立刻意识到，由于蒙牛是在全国各地收奶，卖给三鹿的“毒奶”同样有可能混入蒙牛的奶源。果然，牛根生的担心很快应验了。
9月16日晚，央视“新闻联播”曝光22家企业的奶粉中查出三聚氰胺，蒙牛赫然在列。牛根生立即召集蒙牛高层会议，首要内容是研究如何对消费者赔偿和退换货，其次是如何稳定内部军心，并给广大消费者一个说法。牛根生把此事对蒙牛的“伤害”提升至“生死”高度——“宁可轰轰烈烈地死掉，也不能猥猥琐琐地活着。”听到这句话，一些高管潸然泪下。
凌晨4点，内部会议刚刚结束，资本市场的压力便迎面扑来。在香港上市的蒙牛乳业是否应该停牌?两小时后，蒙牛董事会召开电话会议，牛根生，杨文俊以及焦震(鼎晖合伙人)等资本方代表最终表决同意，为了不致使股价超跌，蒙牛股票暂时停牌。
9月17日，蒙牛各工厂前的奶罐车均排起了几百米的长龙。由于当时蒙牛只有几台仪器可以用来检测三聚氰胺，而每次抽样检测耗时很长，往往只检完前面20％奶车里的牛奶，后面80％的牛奶就已经坏了，只好倒掉。天阴沉沉的，不见太阳。一位奶车司机木然地看着汩汩流淌在地上的牛奶，发出一声声的叹息……
蒙牛决定，只要是因为等待检测而变质的奶，都先收再倒，收奶款按照平常价照付。一周间，蒙牛倒掉近3万吨原奶，相当于190多万头奶牛一天的产奶量，损失约1亿元。
那几天，收奶车络绎不绝，却没有一辆拉货车出厂。全国大部分超市已将蒙牛奶粉产品全部下架，即使不少超市仍在销售蒙牛液态奶，但由于品牌受损，很难卖动。几乎所有的营销人员都忙于退换货。蒙牛规定，只要消费者提出，必须无条件退换。
17日当天下午，在全集团3万员工及各地经销商的信息通报会上，牛根生试图用一如既往的共赢理念激励军心，他作了《在责任面前，我们惟一的选择就是负起完全的责任》的演讲。为了向社会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形象，这篇演讲稿当晚出现在牛根生的博客中。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截至26日，该博文点击率高达188万人次，回复多达3万个，多数帖子是对牛根生和蒙牛表达质疑和痛骂的。
这还不是最糟的情况。9月18日，“新闻联播”再次通报：国家质检总局在蒙牛、伊利，光明的液态奶中检出三聚氰胺，其中抽检蒙牛液态奶产品121批次中，11批次检出三聚氰胺，至此，消费者对包括蒙牛在内的本土乳制品的信任已几乎溃堤。
9月19日，蒙牛的日销量迅速坠入最低谷。
另一种险境
除了产品下架及召回给蒙牛带来近50亿元的损失外，9月23日，蒙牛乳业在港交所复牌，当日即暴跌60.25％，牛根生等高管持股市值单日缩水达49.4亿港元，一举创下三项“跳水纪录”。
“蒙牛的资金的确很紧张，我们已经从预备费中各拿出5000万元分别对蒙牛和伊利进行救助，此外还准备免除两家企业未来4个月的增值税。”内蒙古政府一位人士说。
在危难关头，国际投行开始一致唱空蒙牛。“在二级市场暴跌的股票虽然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损失，但也给虎视眈眈的外资以绝好的机会。中国上空有两只秃鹫，一个是产业资本，一个是金融资本，现在都飞到内蒙古了。”
10月初，一场包括柳传志，傅成玉，田溯宁，马云，郭广昌，俞敏洪等众多中国知名企业家的聚会上，牛根生不得不落泪求援。他告诉大家，蒙牛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在遭受牛奶下架，股价暴跌的连续打击之后，陷入现金流危机的蒙牛将可能被外资恶意收购，“说到动情之处，老牛哭了。”一位与会者透露，场面悲壮感人。
得知蒙牛所处的窘境，柳传志连夜召开联想控股董事会，48小时之内就将2亿元打到了老牛基金会的账户上。新东方俞敏洪董事长闻讯后，二话没说，火速给蒙牛送来5000万元。分众传媒的江南春董事长也为老牛基金会准备了5000万元救急。中海油傅成玉总经理打来电话，中海油备了2.5亿元。田溯宁，马云，郭广昌，虞峰，王玉锁等都打来电话表示，随时随地可以伸手援助。
在危难关头，企业家之间的信任让牛根生备受感动。柳传志说：“我们不只是相信老牛，支持蒙牛，我们还看到了你身后几百万牛农的生计问题(不杀牛，不倒奶)，几亿消费者的安全问题。”悲壮求援之后，牛根生也不忘警示兄弟们：“以蒙牛为鉴，防范类似风险。”
刀刃之舞
数年前，当蒙牛与摩根士丹利签下“对赌协议”，度过多年的蜜月期时，牛根生是感觉不到“资本是险恶的”。如今，三聚氰胺大地震使蒙牛身陷危机时，资本的紧箍咒才让牛根生头痛欲裂。
说实话，牛根生是可敬的，他是中国国内目前惟一一个表达并执行了将个人财富馈赠社会理念的企业家。然而，当资本的潮水褪去，很多人发现：牛根生多么像一个裸泳的人。让蒙牛陷入险境的不是别人，正是牛根生自己。蒙牛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成功整合资源的历史，让牛根生扬名立万的也正是对国际资本的整合能力。
1999年，蒙牛刚诞生的时候，没有奶源，没有厂房，没有市场，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为了谋求快速壮大的机会，牛根生只好借力资本高手。2002年6月，摩根士丹利，鼎晖投资，英联投资三家国际机构入股蒙牛。打着“锄强扶弱”口号的摩根士丹利等三家投行除了带给蒙牛总计6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以外，还给牛根生套上枷锁：未来三年，如果蒙牛每年每股盈利复合增长率低于50％，以牛根生为首的蒙牛管理层要向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三家外资股东赔上7800万股蒙牛 股票，或者以等值现金代价支付；如果管理层可以完成上述指标，三家外资股东会将7800万股蒙牛股票赠予以牛根生为首的蒙牛管理团队。在强敌环视的时候，只有“快鱼”才能生存，否则就只能被“大鱼”吃掉。牛根生同意了国际投行的条件，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有了资金支持的蒙牛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竞争对手的枪林弹雨中，迅速成长。从2001年到2004年，蒙牛销售收入从7.24亿元，16.68亿元、40.715亿元人民币跃升至72.138亿元。2004年，只有5岁的蒙牛在香港成功上市，成功募集13.74亿港元。至此，由伊利、光明、三元在资本市场上所构架的中国乳业“金三角”被打破，牛根生的资本故事演绎到了高潮。央视2003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对牛根生的颁奖辞写道：“他是一头牛，却跑出了火箭的速度。”
蒙牛的速度，让外资股东无话可说，按照协议要求，蒙牛乳业2004年的净利润是以3亿元为界限，而蒙牛公布的业绩为3.19亿元，超出了外资股东的期望值，摩根等外资股东提前终止了与管理层之间的对赌。
2005年，在老牛基金会成立之后，牛根生将其拥有的中国蒙牛和内蒙蒙牛所获现金红利的49％，全部捐给老牛基金会，其中包括牛根生当时拥有的蒙牛乳业约4.5％的股份，以及内蒙蒙牛8.2％的股份。2007年，由于信贷紧缩，老牛基金会将牛根生所捐献的这一部分蒙牛股权抵押给摩根士丹利，抵押之后换取的现金，大部分用在了新型农业方面的投资上。
原本摩根士丹利控制蒙牛，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质押股权以融资，对牛根生来说，也并无不妥。但是，在三聚氰胺的“强震”中，形势急转直下。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可能引起被抵押的股票被动出售”，这让牛根生倍受煎熬。
乳业过冬
对于蒙牛火箭般的发展速度，蒙牛集团的副总裁孙先红曾不无忧虑。跟随牛根生一起打下江山的他，最理解牛根生的压力。“速度快压力大呀，他这个压力不是源于企业做不好，而是对百万奶农的责任心。”孙先红一直希望蒙牛的发展速度能够回复到适中的程度上。
“他从一开始就没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在孙先红的眼里，牛根生的企业家精神相当突出，他是带着企业的愿景开始创业的，有着强烈的企业使命感。在孙先红的记忆里，牛根生落泪还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伊利，当时担任生产经营副总裁的牛根生负责冰淇淋的销售，由于全国都要货，产量太大，却运不出去。伊利给铁道部写信反映，最后铁道部终于给回复了。那是在一次中层会议上，牛根生念这封信，念着念着就哭得念不下去了，是孙先红接着给念下去的。
2004年，蒙牛遭遇危机事件，有人先后多次在湖南长沙和湖北武汉两地购买“蒙牛”牌牛奶，注入甲醛，酒精及广告颜料等物质后，再将牛奶偷放到两地的十余家蒙牛牛奶销售点。同时，向蒙牛发送勒索信。那次，牛根生给温总理写了信，温总理做了批复，牛根生激动得哭了。
“他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孙先红感叹说，“他是很期望得到理解的。因为他做事情不是为个人做的。他是带着百万农牧民跟人家打仗，他经常讲，‘我死了无所谓，但我后边站着多少人，他们不能死’。”
2008年秋冬之交，牛根生遭遇到最严重的信誉打击。从网民到媒体，社会各界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老牛，你之前究竟知不知道原奶里加有三聚氰胺，是不是蒙牛主动为之?”接连不断的质疑让硬汉牛根生在与柳传志，潘石屹等人的饭桌上声泪俱下。“第一，我把股份全捐了，这在企业界是最早，最彻底的一个，我不可能捐了钱又骗钱。第二，我48岁就把总裁让出去了，法人代表也让出去了，这说明我不贪权。第三，我对自己的家人要求很严。在国营企业干的时候，老婆才30岁出头，就让回家了，一失业就是20多年。创业后，直系亲属都不准进公司。一个钱能捐出去，权能让出去，每年还拿出两三千万做慈善事业的人，能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
牛根生称自己半辈子都在打假。“奶源造假不仅是全国人民的公敌，更是我们这些想做百年老店的企业的公敌!”但永远是先有假钞，后有验钞机。牛根生叹气说，“企业与造假分子之间的斗争，一直是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之间打着拉锯战。”事实上，蒙牛几年前就意识到奶源供应是个大问题。从2004年开始，蒙牛着手建设奶源基地。现在，1万头至3万头奶牛的大牧场，蒙牛投入运营的有5个，在建的有两个。
不过，牛根生承认，这次恶性事件确实暴露了奶站管理与原奶运输管理环节上的重大漏洞，必须加强对这两个以往“非闭环”环节的监控，“否则1％做不好，就带来100％的风险”。
作为应急之举，蒙牛称将1万多名员工陆续派往4千多个奶站。每站都设立两三人对其进行监管，人盯牛，人盯站，人盯车……此外，蒙牛还打算给每家奶站安装摄像头，监视器，全程监控收奶、运输过程。11月17日，蒙牛率先决定在新浪视频、优酷视频、天线视频等大型网站开辟网络直播，24小时直播生产线，让3亿网民担任蒙牛的“安检员”。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牛根生也没有动摇信心：“无论什么原因，出现这样的产品，企业是有罪的，这次毒奶事件是行业之祸，但处理好了亦是行业之机。如果各个环节都能吸取教训，便能让‘四聚氰胺，六聚氰胺’的悲剧不再上演。”
“我相信，一个犯过错误的企业，犯过错误的行业，一旦重新站起来，那就不再是‘旧我’，而是一个千恩万谢，千思百虑、千方百计向全社会赎罪的‘新我’。”在这个寒风凛凛的冬季，牛根生不断给自己打气，而这个气也是打给整个乳品行业的。
自从发生了三鹿事件，“三聚氰胺”四个字像挥不去的梦魇笼罩在中国整个乳品行业身上。蒙牛、伊利、光明、三元、雅士利、圣元等几大民族品牌均深陷漩涡。
“宁可轰轰烈烈地死掉，也不能猥猥琐琐地活着。”三鹿事件发生后，作为乳业老大，蒙牛掌门牛根生率先站出来，态度鲜明地作出承诺。但是这一次，对中国乳业心有余悸的消费者并不买账，质疑和谩骂的声音淹没了他的铮铮誓言。
在遭遇了封存下架，倒奶，退货，股票暴跌等连续打击后，牛根生终于有点顶不住了。在10月初一次企业家的聚会上，牛根生首次袒露困境，落泪求援。危难之际，国内一些明星企业家伸出了援手，使蒙牛暂时脱离了险境。
但是，蒙牛能否安然过冬，仍存在很大悬念。经历大风大浪的牛根生，如今正小心翼翼地将丢失的信誉一点一点地重拾起来。
后三聚时代的蒙牛
9月11日，得知三鹿出事的那一刻，牛根生立刻意识到，由于蒙牛是在全国各地收奶，卖给三鹿的“毒奶”同样有可能混入蒙牛的奶源。果然，牛根生的担心很快应验了。
9月16日晚，央视“新闻联播”曝光22家企业的奶粉中查出三聚氰胺，蒙牛赫然在列。牛根生立即召集蒙牛高层会议，首要内容是研究如何对消费者赔偿和退换货，其次是如何稳定内部军心，并给广大消费者一个说法。牛根生把此事对蒙牛的“伤害”提升至“生死”高度——“宁可轰轰烈烈地死掉，也不能猥猥琐琐地活着。”听到这句话，一些高管潸然泪下。
凌晨4点，内部会议刚刚结束，资本市场的压力便迎面扑来。在香港上市的蒙牛乳业是否应该停牌?两小时后，蒙牛董事会召开电话会议，牛根生，杨文俊以及焦震(鼎晖合伙人)等资本方代表最终表决同意，为了不致使股价超跌，蒙牛股票暂时停牌。
9月17日，蒙牛各工厂前的奶罐车均排起了几百米的长龙。由于当时蒙牛只有几台仪器可以用来检测三聚氰胺，而每次抽样检测耗时很长，往往只检完前面20％奶车里的牛奶，后面80％的牛奶就已经坏了，只好倒掉。天阴沉沉的，不见太阳。一位奶车司机木然地看着汩汩流淌在地上的牛奶，发出一声声的叹息……
蒙牛决定，只要是因为等待检测而变质的奶，都先收再倒，收奶款按照平常价照付。一周间，蒙牛倒掉近3万吨原奶，相当于190多万头奶牛一天的产奶量，损失约1亿元。
那几天，收奶车络绎不绝，却没有一辆拉货车出厂。全国大部分超市已将蒙牛奶粉产品全部下架，即使不少超市仍在销售蒙牛液态奶，但由于品牌受损，很难卖动。几乎所有的营销人员都忙于退换货。蒙牛规定，只要消费者提出，必须无条件退换。
17日当天下午，在全集团3万员工及各地经销商的信息通报会上，牛根生试图用一如既往的共赢理念激励军心，他作了《在责任面前，我们惟一的选择就是负起完全的责任》的演讲。为了向社会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形象，这篇演讲稿当晚出现在牛根生的博客中。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截至26日，该博文点击率高达188万人次，回复多达3万个，多数帖子是对牛根生和蒙牛表达质疑和痛骂的。
这还不是最糟的情况。9月18日，“新闻联播”再次通报：国家质检总局在蒙牛、伊利，光明的液态奶中检出三聚氰胺，其中抽检蒙牛液态奶产品121批次中，11批次检出三聚氰胺，至此，消费者对包括蒙牛在内的本土乳制品的信任已几乎溃堤。
9月19日，蒙牛的日销量迅速坠入最低谷。
另一种险境
除了产品下架及召回给蒙牛带来近50亿元的损失外，9月23日，蒙牛乳业在港交所复牌，当日即暴跌60.25％，牛根生等高管持股市值单日缩水达49.4亿港元，一举创下三项“跳水纪录”。
“蒙牛的资金的确很紧张，我们已经从预备费中各拿出5000万元分别对蒙牛和伊利进行救助，此外还准备免除两家企业未来4个月的增值税。”内蒙古政府一位人士说。
在危难关头，国际投行开始一致唱空蒙牛。“在二级市场暴跌的股票虽然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损失，但也给虎视眈眈的外资以绝好的机会。中国上空有两只秃鹫，一个是产业资本，一个是金融资本，现在都飞到内蒙古了。”
10月初，一场包括柳传志，傅成玉，田溯宁，马云，郭广昌，俞敏洪等众多中国知名企业家的聚会上，牛根生不得不落泪求援。他告诉大家，蒙牛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在遭受牛奶下架，股价暴跌的连续打击之后，陷入现金流危机的蒙牛将可能被外资恶意收购，“说到动情之处，老牛哭了。”一位与会者透露，场面悲壮感人。
得知蒙牛所处的窘境，柳传志连夜召开联想控股董事会，48小时之内就将2亿元打到了老牛基金会的账户上。新东方俞敏洪董事长闻讯后，二话没说，火速给蒙牛送来5000万元。分众传媒的江南春董事长也为老牛基金会准备了5000万元救急。中海油傅成玉总经理打来电话，中海油备了2.5亿元。田溯宁，马云，郭广昌，虞峰，王玉锁等都打来电话表示，随时随地可以伸手援助。
在危难关头，企业家之间的信任让牛根生备受感动。柳传志说：“我们不只是相信老牛，支持蒙牛，我们还看到了你身后几百万牛农的生计问题(不杀牛，不倒奶)，几亿消费者的安全问题。”悲壮求援之后，牛根生也不忘警示兄弟们：“以蒙牛为鉴，防范类似风险。”
刀刃之舞
数年前，当蒙牛与摩根士丹利签下“对赌协议”，度过多年的蜜月期时，牛根生是感觉不到“资本是险恶的”。如今，三聚氰胺大地震使蒙牛身陷危机时，资本的紧箍咒才让牛根生头痛欲裂。
说实话，牛根生是可敬的，他是中国国内目前惟一一个表达并执行了将个人财富馈赠社会理念的企业家。然而，当资本的潮水褪去，很多人发现：牛根生多么像一个裸泳的人。让蒙牛陷入险境的不是别人，正是牛根生自己。蒙牛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成功整合资源的历史，让牛根生扬名立万的也正是对国际资本的整合能力。
1999年，蒙牛刚诞生的时候，没有奶源，没有厂房，没有市场，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为了谋求快速壮大的机会，牛根生只好借力资本高手。2002年6月，摩根士丹利，鼎晖投资，英联投资三家国际机构入股蒙牛。打着“锄强扶弱”口号的摩根士丹利等三家投行除了带给蒙牛总计6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以外，还给牛根生套上枷锁：未来三年，如果蒙牛每年每股盈利复合增长率低于50％，以牛根生为首的蒙牛管理层要向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三家外资股东赔上7800万股蒙牛 股票，或者以等值现金代价支付；如果管理层可以完成上述指标，三家外资股东会将7800万股蒙牛股票赠予以牛根生为首的蒙牛管理团队。在强敌环视的时候，只有“快鱼”才能生存，否则就只能被“大鱼”吃掉。牛根生同意了国际投行的条件，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有了资金支持的蒙牛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竞争对手的枪林弹雨中，迅速成长。从2001年到2004年，蒙牛销售收入从7.24亿元，16.68亿元、40.715亿元人民币跃升至72.138亿元。2004年，只有5岁的蒙牛在香港成功上市，成功募集13.74亿港元。至此，由伊利、光明、三元在资本市场上所构架的中国乳业“金三角”被打破，牛根生的资本故事演绎到了高潮。央视2003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对牛根生的颁奖辞写道：“他是一头牛，却跑出了火箭的速度。”
蒙牛的速度，让外资股东无话可说，按照协议要求，蒙牛乳业2004年的净利润是以3亿元为界限，而蒙牛公布的业绩为3.19亿元，超出了外资股东的期望值，摩根等外资股东提前终止了与管理层之间的对赌。
2005年，在老牛基金会成立之后，牛根生将其拥有的中国蒙牛和内蒙蒙牛所获现金红利的49％，全部捐给老牛基金会，其中包括牛根生当时拥有的蒙牛乳业约4.5％的股份，以及内蒙蒙牛8.2％的股份。2007年，由于信贷紧缩，老牛基金会将牛根生所捐献的这一部分蒙牛股权抵押给摩根士丹利，抵押之后换取的现金，大部分用在了新型农业方面的投资上。
原本摩根士丹利控制蒙牛，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质押股权以融资，对牛根生来说，也并无不妥。但是，在三聚氰胺的“强震”中，形势急转直下。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可能引起被抵押的股票被动出售”，这让牛根生倍受煎熬。
乳业过冬
对于蒙牛火箭般的发展速度，蒙牛集团的副总裁孙先红曾不无忧虑。跟随牛根生一起打下江山的他，最理解牛根生的压力。“速度快压力大呀，他这个压力不是源于企业做不好，而是对百万奶农的责任心。”孙先红一直希望蒙牛的发展速度能够回复到适中的程度上。
“他从一开始就没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在孙先红的眼里，牛根生的企业家精神相当突出，他是带着企业的愿景开始创业的，有着强烈的企业使命感。在孙先红的记忆里，牛根生落泪还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伊利，当时担任生产经营副总裁的牛根生负责冰淇淋的销售，由于全国都要货，产量太大，却运不出去。伊利给铁道部写信反映，最后铁道部终于给回复了。那是在一次中层会议上，牛根生念这封信，念着念着就哭得念不下去了，是孙先红接着给念下去的。
2004年，蒙牛遭遇危机事件，有人先后多次在湖南长沙和湖北武汉两地购买“蒙牛”牌牛奶，注入甲醛，酒精及广告颜料等物质后，再将牛奶偷放到两地的十余家蒙牛牛奶销售点。同时，向蒙牛发送勒索信。那次，牛根生给温总理写了信，温总理做了批复，牛根生激动得哭了。
“他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孙先红感叹说，“他是很期望得到理解的。因为他做事情不是为个人做的。他是带着百万农牧民跟人家打仗，他经常讲，‘我死了无所谓，但我后边站着多少人，他们不能死’。”
2008年秋冬之交，牛根生遭遇到最严重的信誉打击。从网民到媒体，社会各界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老牛，你之前究竟知不知道原奶里加有三聚氰胺，是不是蒙牛主动为之?”接连不断的质疑让硬汉牛根生在与柳传志，潘石屹等人的饭桌上声泪俱下。“第一，我把股份全捐了，这在企业界是最早，最彻底的一个，我不可能捐了钱又骗钱。第二，我48岁就把总裁让出去了，法人代表也让出去了，这说明我不贪权。第三，我对自己的家人要求很严。在国营企业干的时候，老婆才30岁出头，就让回家了，一失业就是20多年。创业后，直系亲属都不准进公司。一个钱能捐出去，权能让出去，每年还拿出两三千万做慈善事业的人，能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
牛根生称自己半辈子都在打假。“奶源造假不仅是全国人民的公敌，更是我们这些想做百年老店的企业的公敌!”但永远是先有假钞，后有验钞机。牛根生叹气说，“企业与造假分子之间的斗争，一直是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之间打着拉锯战。”事实上，蒙牛几年前就意识到奶源供应是个大问题。从2004年开始，蒙牛着手建设奶源基地。现在，1万头至3万头奶牛的大牧场，蒙牛投入运营的有5个，在建的有两个。
不过，牛根生承认，这次恶性事件确实暴露了奶站管理与原奶运输管理环节上的重大漏洞，必须加强对这两个以往“非闭环”环节的监控，“否则1％做不好，就带来100％的风险”。
作为应急之举，蒙牛称将1万多名员工陆续派往4千多个奶站。每站都设立两三人对其进行监管，人盯牛，人盯站，人盯车……此外，蒙牛还打算给每家奶站安装摄像头，监视器，全程监控收奶、运输过程。11月17日，蒙牛率先决定在新浪视频、优酷视频、天线视频等大型网站开辟网络直播，24小时直播生产线，让3亿网民担任蒙牛的“安检员”。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牛根生也没有动摇信心：“无论什么原因，出现这样的产品，企业是有罪的，这次毒奶事件是行业之祸，但处理好了亦是行业之机。如果各个环节都能吸取教训，便能让‘四聚氰胺，六聚氰胺’的悲剧不再上演。”
“我相信，一个犯过错误的企业，犯过错误的行业，一旦重新站起来，那就不再是‘旧我’，而是一个千恩万谢，千思百虑、千方百计向全社会赎罪的‘新我’。”在这个寒风凛凛的冬季，牛根生不断给自己打气，而这个气也是打给整个乳品行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