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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的科技文明以及相应的民主政治的进步性持肯定态度,但在一战以后他更多关注的是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并通过比较西方文明思考中国文明的出路。他将政治和文化作为文明发展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或方面,而政治和文化的互动关系或张力常态决定了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这些看法表明,梁启超关于文明发展的思想已经超越了洋务运动以来各种“体、用”之分的价值取向,认为中国和西方都是世界的组成部分,其政治和文化可以在世界文明的意义上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