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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申报》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的大报之一，曾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苏区以及其后的红军长征有过集中报道。随着对战争形势和国共双方军事较量变化逐渐深入的了解，《申报》对红军长征的报道也慢慢发生深刻变化，经历了从蔑视红军力量，预言红军必定失败，到报道国民党重视红军有生力量、加紧“追剿”，再到正面宣传长征的发展过程。通过《申报》对长征态度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统区群众对中共形象的再认识。
[关键词]红军；长征；国民党；《申报》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9-0011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它的胜利不仅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还粉碎了蒋介石扼杀中国共产党的企图，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现阶段，史学界对红军长征的研究已从长征人物及其贡献、长征路线、长征精神、历史意义等不同角度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主要都集中在中共视角研究。本文选取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标榜“中立”的《申报》为研究对象，探讨《申报》对红军长征的态度变化。
一、“于最短时间”“聚而歼之”
《申报》自1872年创刊以来一直秉持“中立”的言论立场。1934年11月13日，时任《申报》总经理的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对《申报》无疑是重大打击。此后，《申报》表面上以政治“中立”的立场报道国共内战，实质上站在中共的对立面，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以及中共的长征做了颇多针对中共的负面性的报道和评论，客观上成为国民党“围剿”中共及其领导武装的“传声筒”。
1933年9月起，蒋介石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10月，迫于形势中央红军迁出苏区，开始“长征”。《申报》对蒋介石历次“剿匪”都有大量报道，当第五次“围剿”开始后也不例外。
（一）《申报》对第五次“围剿”做了预测，非常明显地倾向国民党一边。《申报》称：中央根据地所处位置“多重山深谷”，“道路阻塞，交通不便”，蒋介石一方面提出“进一处则兴筑一处”，“择要建碉，以为防守”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匪因物质断绝”，导致“面带菜色”，“乃派人下山采办粮食”。由此，《申报》预测国民党军即将“直捣匪窟”，“匪之所视为生命线之广昌，即可收复矣”。[1]1934年4月28日，蒋介石嫡系部队攻克广昌，《申报》报道了当时的情况，并断言：“匪经此巨创，精神物质均大受打击，内部极形涣散。”[2]报道中说，蒋介石对一举攻下中央根据地有着十足的把握，“日内即可实施总攻”，“俟我攻击匪巢，铲其根本时，窜出之赤匪，我军随地可一一歼灭也”。[3]
（二）《申報》借用蒋介石、国民党的口吻，以胜利者的姿态看待红军所谓的“西窜”。9月下旬，中央根据地石城、兴国失守，《申报》披露：“知残局不能再支，朱毛彭等股约八万，放弃雩都、瑞金老巢西窜”，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申报》还用专电形式，以胜利者口吻称：“伪中央首脑机关及匪首朱、毛、项英、博古、张闻天、李德等即已随伪一三五七九军团向湘边南窜逃命，我军入瑞金城。”[4]报道中所用的词汇，“残局”“西窜”“南窜”“逃命”等，均站在国民党立场，展现着胜利者骄傲的姿态。
（三）对于“窜出”的“赤匪”，《申报》认为不久可以“聚而歼之”。1934年11月底的湘江之战后，红军由刚出发的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申报》在报道中，引用蒋介石的讲话，谓“匪众西窜，在川黔决无立足之地，观于历代著匪巨寇，无不以入川黔之日，兆其末路而归于崩亡”。[5]1934年底，中央红军剩余力量进入贵州省内，蒋介石下定决心打算就地“歼灭”，《申报》称“短期”内即可“肃清”。时任四川省府秘书长的邓鸣阶在《申报》上对红军的弱点进行了总结，对于当前的“剿匪”形势非常乐观。这种乐观并不是偶然，时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何应钦在一次书面谈话中说：“江西共匪，自瑞金老巢被破后，先后西窜……一部分仍乘隙窜入黔境，企图与四川之共匪联络，现中央对于川黔剿匪事宜，已有整个计划，期于最短期间，澈底肃清。”[6]顾祝同在行营招待国际记者团茶会中说：“伪都瑞金老巢克复，残匪狼狈西窜，中央现已定有整个计划，不久当可根本歼灭。”[7]
可见，这一时期，《申报》基本上以国民党舆论代理人的面目出现，对中共及其长征是以贬斥的态度报道的。显然，造成《申报》这种态度的原因既有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打压，也有对中共革命及长征缺乏必要了解的因素，更有对中共长征缺乏信心的考量。
二、“勿再藐视赤匪”
蒋介石本以为可以“一路高歌”，达成所愿，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红军能够在大军“围剿”下屡次突围成功。在此过程中，国民党方面经历了一个从蔑视红军到重视其有生力量、呼吁加紧“追剿”的过程。《申报》敏锐的捕捉到这种变化，并将其呈现于报道之中。
1935年2月中下旬，红军在娄山关取得了长征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胜利。3月21日至22日，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5月初，红军抢渡金沙江，粉碎了蒋介石“聚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当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并于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后，《申报》或蒋介石对于红军的态度就此转折。
据《申报》报道，在感到“剿匪”愈加棘手的同时，蒋介石重新“整饬川军”，“调整阵线”并“陆续调遣大批中央军入川，共同剿伐”。[8]随后，蒋介石改变以往轻视“赤匪”的心理，认为当前“剿匪”绝非易事，“各军应认真整顿，勿再藐视赤匪”。[9]阎锡山同《申报》记者说：“川匪朱毛已窜至甘境固原一带，如欲澈底剿除，绝非少数兵力所能奏效。”[10]记者采访国民党中央某要人，谈及调军情形：“盖自去年赤匪由江西溃窜西北各省后，中央即将驻于南方之部队陆续调赴西北，澈底清剿……且早已向西北调尽。”[11] 从《申报》对红军长征的一系列报道中，也可窥见国民党对“赤匪”之所以从“短期内聚歼”到“不再藐视”转变的原因。
一是在报道“赤匪”的行踪难辨上，和红军屡次交战的何键在《申报》提到：“赤匪”“乘虚溃窜，究竟企图如何，不易判断”，且无固定方向。“计匪的行踪，平均每日可走一百里以上，我们的部队，勉强可走百里，行动上比较迟缓。”[12]除此之外“赤匪……专趋瘠地，一变其以前破坏肥沃地带之动作……使军队追剿困难”。[13]《申报》特派记者还在一篇报道“残匪”的专文中写道，因为“（残匪）出没不定，聚散无常，兵数去多了寻不着目标，去少了又常遭遇意外的暗算”而使“剿匪”难上加难。
二是报道红军的战术。“匪军的战术，是运用游击战术，乘弱捣虚，不与国军打硬战，常用少数的匪众，来牵制多数的兵力行动，例如把游击队放在大军堡垒附近来活动，把大的兵力调往远近后方去活动，总不与军队作正面的接触。”[14]
三是报道国民党军队自身的顽疾。1935年6月11日，《申报》报道蒋介石出席“第二次扩大纪念周”活动的训话，“畅论川省剿匪问题”，告诫各将领“勿存藐赤匪之心理，谓各军如不认真整顿，仍蹈以前压迫人民之恶习，不但不能消灭赤匪，且将为赤匪所消灭，死无葬身之地，永为历史上之罪人”。[15]
此外，《申报》还报道了1936年6月“两广异动”，国民党军调往应付对“剿匪”的影响。[16]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抵达陕甘宁边区，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1936年10月，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事实胜于雄辩，当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冲破国民党层层包围，摆脱困境，迎来胜利曙光的时候，《申报》意识到自己报道的局限，开始重新审视中共领导下的长征。
三、“历史上之伟大战术”
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称“长征”为“战略转移”或“西征”，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转战川黔边二渡赤水，在发动第二次遵义战役之前的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告工农劳苦群众书》。该文告已使用了‘长征’一词。随后5月在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地区时，以朱德名义发布的布告讲了‘红军万里长征’。”[17]这样，“长征”的称呼才在中共话语体系中使用开。
“七七事变”发生后，虽然《申报》对于“长征”的报道为数不多，但在称呼上，不再有“逃窜”“西窜”的字眼，“长征”开始出现，且频率逐渐增加，红军的称呼也由“共匪”“赤匪”变为“共军”；在词语内涵上，由原来的贬义、负面转变为积极、正面，也正是在抗战开始后，“长征”渐渐成为红军的特定标签。
1937年11月开始，复旦大学文摘社编的《文摘战时旬刊》以《两万五千里长征》为标题刊登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第五篇长征”。《申报》“出版界”栏目，提到“复旦大学文摘战时旬刊”，并刊出其要目，推荐给读者。“要目有：……朱德谈日军优点和劣点……两万五千里长征……每册仅售五分，各书店及各报贩均有代售。”[18]1938年2月，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翻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版，书名改为《西行漫记》，尽管如此，该书在国统区仍被列为禁书。1939年4月，《申报》颇有勇气地登出该书的书讯，认为“内容较前更见精采，取材较前更为新颖，”该书讯还特别强调，“长征二五○○○哩即根据是项再版本译出，堪称西行漫记之最新版本”。[19]可以说，《申报》如此“宣传”“两万五千里长征”颇有令人震惊的意味，恰恰足以说明抗战后《申报》的进步性。
武漢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申报》发文指出：“态度公正之军事观察家，今日宣称，中国唯一对日抗战之希望，在于大规模之游击战”，而游击战被红军广泛用于长征过程之中，“红军长征之成功，多靠南方军队之力，此种长征……被认为历史上之伟大战术……倘中国采取大规模之游击战，余相信彼等必可使日本连续受极大之打击……此种策略，由华人及中国采用之，似特别适合，此点可由过去之经验证明之”。[20]如果说前文出版消息提到“两万五千里长征”是对红军长征释放出正面信号的话，那么将红军长征“游击战”称之为“中国唯一对日抗战之希望”无疑更上了一个台阶。
但这种报道不是“铺天盖地”式的，国民党意识形态下的报刊和日军操控或创办一些报刊，中共还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在此对比之下，《申报》的“中立”与“客观”就显得尤为珍贵，其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加紧准备内战。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实力不断增长，早已转变身份，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并主宰中国的命运。而抗日战争后的内战期间，《申报》中的“长征”也因国共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而愈加正面，继而成为中共游击战战术成功的典型案例和中共军队顽强发展的特定标签。正如《申报》所说：“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起，共产党开始他们出名的‘长征’，他们的目的在联合各地共产党达到一个偏僻而安全的区域……到一九三六年时，国共间和战的循环告一段落。共产主义已形成一种相当强大的力量，不是国民政府任何方法所能压制的。”[21]
综上所述，《申报》对长征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预言红军必定在国民党“围剿”中失败，到报道国民党重视红军有生力量、加紧“追剿”，再到正面宣传长征的发展过程。《申报》报道态度的变化不仅反映了红色政权必定胜利的趋势，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统区人民群众对中共形象的再认识。
参考文献
[1]南广路将完成，广昌即可收覆[N].申报，1934-04-24.
[2]陈诚办理广昌善后[N].申报，1934-04-30.
[3]蒋鼎文返漳州，谈匪扰水口及收复经过[N].申报，1934-08-15.
[4]蒋电各部队嘉勉[N].申报，1934-11-13.
[5]庆祝剿匪胜利之意义[N].申报，1934-12-10.
[6]何应钦自晋抵平[N].申报，1935-01-18.
[7]国际记者团，在南昌参观记[N].申报，1935-01-22.
[8]蒋剿赤功绩即完成[N].申报，1935-09-27.
[9]蒋委员长最近二年来言行辑要[N].申报，1936-10-31.
[10]张学良晤阎后，商定剿匪办法[N].申报，1935-10-09.
[11]西南离奇消息，外电所传均无稽[N].申报，1936-06-05.
[12]何键报告追剿贺萧经过[N].申报，1936-02-12.
[13]湘鄂赣三省主席商谈边区善后[N].申报，1936-03-08.
[14]南巡佳话浙南残匪现状[N].申报，1936-08-17.
[15]蒋委员长出席训话[N].申报，1935-06-11.
[16]南巡佳话浙南残匪现状[N].申报，1936-08-17.
[17]石仲泉.红军长征和长征精神[J]中共党史研究，2007（1）.
[18]出版界[N].申报，1937-11-19.
[19]长征二万五千里[N].申报，1939-04-28.
[20]美军事观察家称，中国抗战力量仍大[N].申报，1938-10-26.
[21]共产主义在中国㈢[N].申报，1948-12-03.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奕韵
[关键词]红军；长征；国民党；《申报》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9-0011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它的胜利不仅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还粉碎了蒋介石扼杀中国共产党的企图，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现阶段，史学界对红军长征的研究已从长征人物及其贡献、长征路线、长征精神、历史意义等不同角度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主要都集中在中共视角研究。本文选取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标榜“中立”的《申报》为研究对象，探讨《申报》对红军长征的态度变化。
一、“于最短时间”“聚而歼之”
《申报》自1872年创刊以来一直秉持“中立”的言论立场。1934年11月13日，时任《申报》总经理的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对《申报》无疑是重大打击。此后，《申报》表面上以政治“中立”的立场报道国共内战，实质上站在中共的对立面，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以及中共的长征做了颇多针对中共的负面性的报道和评论，客观上成为国民党“围剿”中共及其领导武装的“传声筒”。
1933年9月起，蒋介石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10月，迫于形势中央红军迁出苏区，开始“长征”。《申报》对蒋介石历次“剿匪”都有大量报道，当第五次“围剿”开始后也不例外。
（一）《申报》对第五次“围剿”做了预测，非常明显地倾向国民党一边。《申报》称：中央根据地所处位置“多重山深谷”，“道路阻塞，交通不便”，蒋介石一方面提出“进一处则兴筑一处”，“择要建碉，以为防守”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匪因物质断绝”，导致“面带菜色”，“乃派人下山采办粮食”。由此，《申报》预测国民党军即将“直捣匪窟”，“匪之所视为生命线之广昌，即可收复矣”。[1]1934年4月28日，蒋介石嫡系部队攻克广昌，《申报》报道了当时的情况，并断言：“匪经此巨创，精神物质均大受打击，内部极形涣散。”[2]报道中说，蒋介石对一举攻下中央根据地有着十足的把握，“日内即可实施总攻”，“俟我攻击匪巢，铲其根本时，窜出之赤匪，我军随地可一一歼灭也”。[3]
（二）《申報》借用蒋介石、国民党的口吻，以胜利者的姿态看待红军所谓的“西窜”。9月下旬，中央根据地石城、兴国失守，《申报》披露：“知残局不能再支，朱毛彭等股约八万，放弃雩都、瑞金老巢西窜”，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申报》还用专电形式，以胜利者口吻称：“伪中央首脑机关及匪首朱、毛、项英、博古、张闻天、李德等即已随伪一三五七九军团向湘边南窜逃命，我军入瑞金城。”[4]报道中所用的词汇，“残局”“西窜”“南窜”“逃命”等，均站在国民党立场，展现着胜利者骄傲的姿态。
（三）对于“窜出”的“赤匪”，《申报》认为不久可以“聚而歼之”。1934年11月底的湘江之战后，红军由刚出发的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申报》在报道中，引用蒋介石的讲话，谓“匪众西窜，在川黔决无立足之地，观于历代著匪巨寇，无不以入川黔之日，兆其末路而归于崩亡”。[5]1934年底，中央红军剩余力量进入贵州省内，蒋介石下定决心打算就地“歼灭”，《申报》称“短期”内即可“肃清”。时任四川省府秘书长的邓鸣阶在《申报》上对红军的弱点进行了总结，对于当前的“剿匪”形势非常乐观。这种乐观并不是偶然，时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何应钦在一次书面谈话中说：“江西共匪，自瑞金老巢被破后，先后西窜……一部分仍乘隙窜入黔境，企图与四川之共匪联络，现中央对于川黔剿匪事宜，已有整个计划，期于最短期间，澈底肃清。”[6]顾祝同在行营招待国际记者团茶会中说：“伪都瑞金老巢克复，残匪狼狈西窜，中央现已定有整个计划，不久当可根本歼灭。”[7]
可见，这一时期，《申报》基本上以国民党舆论代理人的面目出现，对中共及其长征是以贬斥的态度报道的。显然，造成《申报》这种态度的原因既有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打压，也有对中共革命及长征缺乏必要了解的因素，更有对中共长征缺乏信心的考量。
二、“勿再藐视赤匪”
蒋介石本以为可以“一路高歌”，达成所愿，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红军能够在大军“围剿”下屡次突围成功。在此过程中，国民党方面经历了一个从蔑视红军到重视其有生力量、呼吁加紧“追剿”的过程。《申报》敏锐的捕捉到这种变化，并将其呈现于报道之中。
1935年2月中下旬，红军在娄山关取得了长征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胜利。3月21日至22日，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5月初，红军抢渡金沙江，粉碎了蒋介石“聚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当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并于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后，《申报》或蒋介石对于红军的态度就此转折。
据《申报》报道，在感到“剿匪”愈加棘手的同时，蒋介石重新“整饬川军”，“调整阵线”并“陆续调遣大批中央军入川，共同剿伐”。[8]随后，蒋介石改变以往轻视“赤匪”的心理，认为当前“剿匪”绝非易事，“各军应认真整顿，勿再藐视赤匪”。[9]阎锡山同《申报》记者说：“川匪朱毛已窜至甘境固原一带，如欲澈底剿除，绝非少数兵力所能奏效。”[10]记者采访国民党中央某要人，谈及调军情形：“盖自去年赤匪由江西溃窜西北各省后，中央即将驻于南方之部队陆续调赴西北，澈底清剿……且早已向西北调尽。”[11] 从《申报》对红军长征的一系列报道中，也可窥见国民党对“赤匪”之所以从“短期内聚歼”到“不再藐视”转变的原因。
一是在报道“赤匪”的行踪难辨上，和红军屡次交战的何键在《申报》提到：“赤匪”“乘虚溃窜，究竟企图如何，不易判断”，且无固定方向。“计匪的行踪，平均每日可走一百里以上，我们的部队，勉强可走百里，行动上比较迟缓。”[12]除此之外“赤匪……专趋瘠地，一变其以前破坏肥沃地带之动作……使军队追剿困难”。[13]《申报》特派记者还在一篇报道“残匪”的专文中写道，因为“（残匪）出没不定，聚散无常，兵数去多了寻不着目标，去少了又常遭遇意外的暗算”而使“剿匪”难上加难。
二是报道红军的战术。“匪军的战术，是运用游击战术，乘弱捣虚，不与国军打硬战，常用少数的匪众，来牵制多数的兵力行动，例如把游击队放在大军堡垒附近来活动，把大的兵力调往远近后方去活动，总不与军队作正面的接触。”[14]
三是报道国民党军队自身的顽疾。1935年6月11日，《申报》报道蒋介石出席“第二次扩大纪念周”活动的训话，“畅论川省剿匪问题”，告诫各将领“勿存藐赤匪之心理，谓各军如不认真整顿，仍蹈以前压迫人民之恶习，不但不能消灭赤匪，且将为赤匪所消灭，死无葬身之地，永为历史上之罪人”。[15]
此外，《申报》还报道了1936年6月“两广异动”，国民党军调往应付对“剿匪”的影响。[16]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抵达陕甘宁边区，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1936年10月，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事实胜于雄辩，当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冲破国民党层层包围，摆脱困境，迎来胜利曙光的时候，《申报》意识到自己报道的局限，开始重新审视中共领导下的长征。
三、“历史上之伟大战术”
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称“长征”为“战略转移”或“西征”，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转战川黔边二渡赤水，在发动第二次遵义战役之前的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告工农劳苦群众书》。该文告已使用了‘长征’一词。随后5月在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地区时，以朱德名义发布的布告讲了‘红军万里长征’。”[17]这样，“长征”的称呼才在中共话语体系中使用开。
“七七事变”发生后，虽然《申报》对于“长征”的报道为数不多，但在称呼上，不再有“逃窜”“西窜”的字眼，“长征”开始出现，且频率逐渐增加，红军的称呼也由“共匪”“赤匪”变为“共军”；在词语内涵上，由原来的贬义、负面转变为积极、正面，也正是在抗战开始后，“长征”渐渐成为红军的特定标签。
1937年11月开始，复旦大学文摘社编的《文摘战时旬刊》以《两万五千里长征》为标题刊登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第五篇长征”。《申报》“出版界”栏目，提到“复旦大学文摘战时旬刊”，并刊出其要目，推荐给读者。“要目有：……朱德谈日军优点和劣点……两万五千里长征……每册仅售五分，各书店及各报贩均有代售。”[18]1938年2月，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翻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版，书名改为《西行漫记》，尽管如此，该书在国统区仍被列为禁书。1939年4月，《申报》颇有勇气地登出该书的书讯，认为“内容较前更见精采，取材较前更为新颖，”该书讯还特别强调，“长征二五○○○哩即根据是项再版本译出，堪称西行漫记之最新版本”。[19]可以说，《申报》如此“宣传”“两万五千里长征”颇有令人震惊的意味，恰恰足以说明抗战后《申报》的进步性。
武漢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申报》发文指出：“态度公正之军事观察家，今日宣称，中国唯一对日抗战之希望，在于大规模之游击战”，而游击战被红军广泛用于长征过程之中，“红军长征之成功，多靠南方军队之力，此种长征……被认为历史上之伟大战术……倘中国采取大规模之游击战，余相信彼等必可使日本连续受极大之打击……此种策略，由华人及中国采用之，似特别适合，此点可由过去之经验证明之”。[20]如果说前文出版消息提到“两万五千里长征”是对红军长征释放出正面信号的话，那么将红军长征“游击战”称之为“中国唯一对日抗战之希望”无疑更上了一个台阶。
但这种报道不是“铺天盖地”式的，国民党意识形态下的报刊和日军操控或创办一些报刊，中共还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在此对比之下，《申报》的“中立”与“客观”就显得尤为珍贵，其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加紧准备内战。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实力不断增长，早已转变身份，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并主宰中国的命运。而抗日战争后的内战期间，《申报》中的“长征”也因国共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而愈加正面，继而成为中共游击战战术成功的典型案例和中共军队顽强发展的特定标签。正如《申报》所说：“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起，共产党开始他们出名的‘长征’，他们的目的在联合各地共产党达到一个偏僻而安全的区域……到一九三六年时，国共间和战的循环告一段落。共产主义已形成一种相当强大的力量，不是国民政府任何方法所能压制的。”[21]
综上所述，《申报》对长征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预言红军必定在国民党“围剿”中失败，到报道国民党重视红军有生力量、加紧“追剿”，再到正面宣传长征的发展过程。《申报》报道态度的变化不仅反映了红色政权必定胜利的趋势，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统区人民群众对中共形象的再认识。
参考文献
[1]南广路将完成，广昌即可收覆[N].申报，1934-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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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应钦自晋抵平[N].申报，1935-01-18.
[7]国际记者团，在南昌参观记[N].申报，1935-01-22.
[8]蒋剿赤功绩即完成[N].申报，1935-09-27.
[9]蒋委员长最近二年来言行辑要[N].申报，193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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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西南离奇消息，外电所传均无稽[N].申报，1936-06-05.
[12]何键报告追剿贺萧经过[N].申报，1936-02-12.
[13]湘鄂赣三省主席商谈边区善后[N].申报，1936-03-08.
[14]南巡佳话浙南残匪现状[N].申报，1936-08-17.
[15]蒋委员长出席训话[N].申报，1935-06-11.
[16]南巡佳话浙南残匪现状[N].申报，1936-08-17.
[17]石仲泉.红军长征和长征精神[J]中共党史研究，2007（1）.
[18]出版界[N].申报，1937-11-19.
[19]长征二万五千里[N].申报，1939-04-28.
[20]美军事观察家称，中国抗战力量仍大[N].申报，1938-10-26.
[21]共产主义在中国㈢[N].申报，1948-12-03.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