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范文澜是20世纪50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争论的主要当事人,他以《中庸》所说秦统一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来对应斯大林的民族四要素,从而提出秦汉以下的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范文澜从理论上思考"规律"的"特殊"性,产生出"特殊规律"的创新认知,以区分"代表普遍"的欧洲和"表述自己"的欧洲.他强调应"承认各国历史发展各有其特殊性",进而通过与欧洲特殊性的比较,具体论证了中国的特殊性;认为只有以"历史的具体事实"作为"有和无的根据",而不是"把西欧历史的特殊性当作普遍性",才不致"削中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范文澜是20世纪50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争论的主要当事人,他以《中庸》所说秦统一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来对应斯大林的民族四要素,从而提出秦汉以下的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范文澜从理论上思考"规律"的"特殊"性,产生出"特殊规律"的创新认知,以区分"代表普遍"的欧洲和"表述自己"的欧洲.他强调应"承认各国历史发展各有其特殊性",进而通过与欧洲特殊性的比较,具体论证了中国的特殊性;认为只有以"历史的具体事实"作为"有和无的根据",而不是"把西欧历史的特殊性当作普遍性",才不致"削中国历史之足以适西欧历史之履".
其他文献
数字经济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数字经济的特征可从经济活动、主体权利和制度安排三个角度进行理解:数字经济重新定义了资源配置的类型和方式,导致主体约束条件放松和"选择权"扩展,并引致了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和宏观政府等层面的制度变革.从这些特征出发,可以将数字经济与中国的城乡结构转化相链接,并提炼出数字经济对城乡结构转化的四种影响,即产品供给效应、要素配置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和社会治理效应,这些影响使数字经济时代的城乡结构转化与工业经济时代的城乡结构转化存在差别.数字经济为城乡产业转型
论及俄国文学对鲁迅的影响,首先想到的就是俄国作家果戈理.自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问世以来,“鲁迅与果戈理文学传统”的问题就是鲁迅研究界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仅我国学者就此问题发表了诸多研究成果,俄国学者对这个问题也格外关注.与中国学者的研究相比,俄国学者的研究表现出一些较为明显的差异性.俄国学者的研究视角和成果对这一论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文学作品中意义世界的形成,与对物的讲述大有关系,物叙事是语言文字之外的另一套话语系统,如果不懂得这套系统,作者植入文本的意义无从索解.对物的轻视导致我们读不懂许多与物相关的叙事,人物的服饰、饮食、住宅,均为携带意义的符号,与物相关的行为,如物的保有、持用、分享、馈赠、消费、呵护和毁弃等,更值得做深入文本内部的细究和详察.物只有作为与人有关,尤其是与需求、欲望等有关的隐喻与象征,才会在叙事中获得特别的意义,成为耐人寻味的符号.与拥有与匮乏相联系的物叙事,在传世经典中屡见不鲜.物在人际间的流通,常常是一种以物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自实施以来,在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缓解城镇建设用地紧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力脱贫攻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它本质上仍然是土地资源由计划配置转向市场配置的过渡形式,不宜固化和永久化.为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应改变增减挂钩指标的计划配置和政府征收的落地方式,由各地区依据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需要,自行决定、调整增减挂钩的规模,取消对集体土地入市的不合理限制,缩小征地范围,改变政府单一的城镇建设用地供给模式,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自主进入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当“多
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影响既深且巨.伴随"学科的制度化",这一过程也改变了近代历史的图景,而基于"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所展开的"学科史"书写,还重新塑造了中国之"过去".立足于中国检讨近代学科知识成长,重点要考虑两类相互联系的问题,其一是西方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知识是如何传入的;其二是中国本土是如何接引的.就前者来说,自当关注"西学"(包括"东学")传入中国所涉及的相关著述;各学科专门术语的翻译及标准术语词汇的出现等问题.就后者来说,则关乎"分科知识"成长的制度和社会环境,如各层次教育中新
目前传统旅游统计方法已无法满足我国旅游业发展的要求,而基于移动通信大数据的旅游统计新方法在应用中还存在一系列问题.文章分别从大数据旅游统计体系的基础理论、大数据处理规范和统计模型构建三个方面,探究了基于移动通信大数据的旅游统计体系优化方案,并给出了建立旅游统计的大数据处理规范,构建有机统一的多级大数据旅游统计体系的建议.
中外历史上的哲人们对尊严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探索,涉及尊严的含义、维护尊严的意义和实现尊严的途径.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悲惨遭遇出发,提出了实现尊严的现实诉求,揭示了尊严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内在关联,指明了实现尊严的途径.尊严可以区分为"人格尊严"和"社会尊严",二者都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而与人的发展内在关联:人格尊严是对人的平等地位、人的自由和个体价值的肯定,是人与生俱来的禀赋;社会尊严是对人"为他价值"的确认,要通过人的对象化活动来体现和塑造.尊严既具有主体性又具有社会性,因而尊严的实现既有赖于人
清末民初是后科举时代知识人的初生期.与初生相应的,是他们正在别成一种社会群类,又常在脱散而不能归聚之中.知识人养成于学堂之内,而清末人所见的是学堂与学潮常常相伴,致"师生每成仇雠";之后由学堂之内走到学堂之外,民初人所见的又常是"凡国民中稍优秀者,无不鼓吹政治主义,逗挑政治感情",而"各据旗帜奋力相攻".这些记述说的都是知识人当中最有活力者,而反映的则是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群类,整体上的不能以同类相聚而成其群体的存在.比之与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相连的科举士人,清末知识人是由朝廷兴学育才催生出来的,其背后没有一个自
涂尔干一生都将"根据实证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作为社会学的基本目标.但是,"道德生活事实"到底是"社会学"的考察对象,还是仅仅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道德社会学"的考察对象?我们看到,在涂尔干的著述中,既有一门以"道德生活事实"为考察对象的社会学一般理论体系即"普通社会学",又有一门以"道德"现象为考察对象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对于这一令人困惑的情况,我们只要了解了涂尔干著述中"道德"概念的不同含义,以及涂尔干关于社会学发展路径的经验主义构想,也就不难理解了.
丁忧制度即是规范官员服丧守孝的强制性规定,是最具有特色、持续时间最长和影响最深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之一.丁忧制度的伦理基础是孝和忠,它实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忠孝一体和家国同构的制度载体.在传统中国,家国同构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倡导,而且是一种制度性结构.丁忧制度正是这样一种家国同构的制度,它通过消除个人行为与官员职责、私人生活与公共事务的边界使家与国在结构与功能上趋于同质化.从本质上说,丁忧制度与株连制度、保甲制度和庇荫制度等一样,是强化家国同构的制度安排,最终都是为了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等级政治统治秩序和以皇帝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