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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拥有独特的自然与文化资源禀赋，这构成了当地农户生计资本的一部分，分析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对于提高农户生计水平、保护和发展农业文化遗产均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为例，依据实地调查数据，在评估农户生计资本值的基础上，构建了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表明：（1）农户的文化资本指数相对最高，自然、物质与金融资本相对缺乏，不同类型农户间的生计资本禀赋差异明显;（2）自然、人力和文化资本是农户由非板栗农业型向板栗农业型转型的关键影响因子;物质与金融资本对农户由非板栗农业型向兼农型和非农型生计策略转型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逐渐加大;（3）家用汽车拥有情况、家庭借贷水平和收入水平对农户由非板栗农业型向兼农型和非农型生计策略转化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逐渐加大。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保护与发展的相关建议，包括：积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促进土地流转;通过教育、培训和提高医疗保障水平提升人力资本;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将普惠金融真正惠及到偏远山区。
关键词：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宽城满族自治县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0）05 - 0101 - 09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倡议，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1]，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与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中国作为传统农耕大国，拥有诸如稻鱼共生、桑基鱼塘等大量蕴含着先民丰富劳动智慧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农作系统。时至今日，它们在保障农民生计、促进社会进步和维持农业生态平衡等方面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思想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同时，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也是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立足点[2]。基于此，中国十分重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开展农业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工作”，更将其提升到国家层面。
当前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已进入决胜阶段，贫困治理成果直接决定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程度。贫困治理的最终落脚点在农户，农业文化遗产多地处贫困地区，农户脱贫致富的愿望极其强烈。另一方面，农业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3]，其存在、保护与发展离不开农户的参与。而区域生态脆弱性和农业比较效益较低的原因使得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保护在现代化农业和就业非农化冲击下愈显困难。在此背景下，农户生计可持续性问题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农户脱贫问题均紧密相关[4]。为此，研究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生计可持续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生计是发展经济学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5]，国内外学者在农户生计策略划分、生计脆弱性、相关政策对生计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多数学者从收入角度将农户生计策略划分为非农型、兼农型和纯农型等类型[6]，而陈方（2017）则是从生计活动的角度讨论了农户生计策略类型的划分[7];在生计资本测算的基础上，伍艳（2015）运用VEP方法定量分析了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及其陷入慢性贫困的根源[8];吴乐与靳乐山（2018）研究了生态补偿政策对于贫困农户生计的积极影响[9];Liu， M等（2018）则进一步研究了生态补偿政策的适应性及其对农户参与GIAHS保护的影响[10];也有学者对生计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11]。
在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的研究上，Yang， L等（2018）研究了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生计在多样化与专业化上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12]，而更多学者则聚焦于山区、牧区或生态移民区[13]，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关注相对不足。与一般区域不同的是，农业文化遗产地拥有独特的资源禀赋，即其特有的自然与文化资源，这些资源既是被保护和传承的对象，同时又对农户生计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研究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中，有必要体现出其特有的生计资本特征及在此特征下的生计策略类型，这对农户生计和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本研究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河北省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所在地为研究对象，在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构建指标体系量化评估农户生计资本。将农户分为非板栗农业型、板栗农业型、兼农型和非农型四种生计策略类型，结合调查数据，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组合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关系，以期寻求促进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因子。在此基础上，为政府制定促进农户生计水平改善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數据来源
宽城满族自治县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燕山山脉东段，明长城北侧，京、津、唐、承结合部，平均海拔300～500m，总面积1 952km2，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型燕山山地丘陵气候。全年无霜期139～175天，年平均气温8.6℃，昼夜温差达12℃以上。年日照时数大于2 877 h，年降雨量为748 mm左右，地下水储量为2.3[×]108m3。境内以山地为主，耕地总面积仅占总土地面积的5.46%。全县辖18个乡（镇），遗产地范围内现有各类优质果树累计达0.4[×]108株，其中板栗树0.3[×]108株，100年以上的板栗古树10万余株。历史上，板栗在当地农户的生计中就一直占有重要位置。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与半结构化访谈法收集数据资料。课题组在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期间，先后组织4次实地调研，调研内容包括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两方面。选取遗产地核心区塌山乡、孟子岭乡、桲罗台镇、碾子峪镇、铧尖乡、宽城镇、独石沟乡和板城镇，共收集样本330份，其中有效样本315份，样本有效率为95.5%。 （二）研究方法
1.指标选取与量化
本研究基于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结合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所在区域的资源、环境禀赋和农户的实际生产、生活状况，在数据可获得的前提下，提出了农户生计资本的测量指标体系，其包括自然资本（N）等6大类，共24项指标（表1）。特别增加了文化资本（C）类别，文化资本指农户对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地乡土文化的了解程度，包括普识性的乡土文化（如民风民俗）和特有的农耕文化与经验[14]，选取对民风民俗的了解程度和对传统板栗种植的了解2项指标。
2.生计资本的测算
一是数据的标准化处理。由于调查的数据存在量纲和数量级的差异，需要对各项生计资本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研究采用正向极差标准化法进行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其公式为：
其中Xij是第i个样本农户第j个指标的量化值;X'ij为相应量化指标的标准化数值;[Xmax和Xmin]分别为第j个指标全部样本值中的最大和最小值。
二是指标权重的确定。为有效克服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本研究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15]。首先将标准化数据同度量化，计算第j项评价指标下第i个农户指标值的比重：
3.农户生计类型划分
研究区为浅山地区，境内耕地资源稀少，山地较多，板栗种植成为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借鉴其他研究对农户类型划分的成果，并结合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和本研究的目标，将农户划分为4种类型：第一，非板栗农业型，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50%且板栗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超过50%;第二，板栗农业型，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超过50%且板栗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50%;第三，兼农型，非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50%～90%;第四，非农型，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90%。通过问卷调查可知，研究区农户中家庭生计以兼农型为主，样本数达169户，占总样本数比重为53.7%;非板栗农业型占17.8%，56户;板栗农业型15.2%，48户;非农型13.3%，42户。
4.模型构建
本研究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生计策略转型的关键影响因素。模型中因变量为非板栗农业型、板栗农业型、兼农型和非农型生计策略，分别赋值为1、2、3和4，以非板栗农业型生计策略为参照;自变量为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或具体生计资本指标。运用SPSS21.0构建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具体见公式（6）（7）和（8）：
公式中若农户为非板栗农业型，则定义[py1=1];若农户为板栗农业型，则定义[py2=2] ;若农户为兼农型，则定义[py3=3];若农户为非农型，则定义[py4=4] 。X[1]，…，X[i]为解释变量，即生计资本或其具体指标。β210，β211……，β21i为待估系数，表示自变量变动单位所引起因变量的变化。当待估系数大于0时，表示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率随对应自变量的增加而增加;反之，当待估系数小于0时，发生率随对应自变量的增加而减少。
二、结果与分析
（一）生计资本测算
依据农户生计资本测算方法计算得到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所在地农户的6类生计资本值（表2）。综合而言，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较为匮乏，具体生计资本差异明显。其中物质资本指标值最低，为0.2 232，文化资本相对最高，达0.5 831。传统中国农户最优先置办的物质资本为住房，而服务于生活是其最主要的属性，在物质资本测算中赋予的权重较低，而服务于生产的农业机械、汽车等工具在物质资本中所占份额则较低。同时，畜禽本是农户家庭物质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调研中发现，养殖畜禽者少之又少，这影响了物质资本的提高。农民的流动性较低，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对本土的乡风民俗和相关传统农业知识较为熟悉[16]，因而表现出文化资本较高。当然，这种文化资本更多地是限于本土的农业农村文化。研究区为山区，优质土地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因而自然资本较低。农户收入水平有限，积累不足，现代金融服务体系难以很好地惠及，这使得农户金融资本总体上较为匮乏。而由于当地政府多年来持续地重视并实施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尤其是林果、板栗种植培训，使得农户的种植技能有效提高，从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
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户间生计资本差异较大。第一，非板栗农业型农户的生计资本最为缺乏，在六类生计资本中其人力、物质和金融资本均处于各类型农户中的最低位，分别为0.3 049、0.1 274和0.1 949;第二，板栗农业型农户的自然、人力、社会与文化资本均相对较为丰富，分别达到0.3 531、0.5 752、0.3 683和0.7 786，但金融资本明显不足;第三，兼农型与非农型农户的金融资本相对丰富，分别达到0.2 959和0.3 023，而非农型农户的自然、社会和文化资本则十分匮乏。
（二）生计策略分析
研究区农户采取的生计策略类型主要有板栗农业型、非板栗农業型、兼农型和非农型4类，收入纯粹来源于农业活动的农户极少。农业活动以旱作物种植和林果业为主，其中尤以板栗种植最为普遍，养殖业极为有限。农业活动之外，兼有非农活动，主要有做短工、经商、外出打工等，其中以外出打工和在居住地附近打零工为主要形式。兼农型生计策略最为普遍，其以非农性经济活动为主，兼有农业活动，但农业活动较为单一，且规模有限，如仅经营少量板栗林等。非农型农户并未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只是生产规模极为有限，多以满足自身部分消费需求为目的，如种植少量蔬菜和作物等，其非农生计以常年务工、经商等为主。
调查发现，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表3），非板栗农业型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总体较低，其家庭收入较低及以下者占比达75%;板栗农业型农户家庭收入较低及以下占比为50%，但其家庭收入较高者占比达14.6%，具有一定的分化特点;兼农型农户家庭收入较低及以下者占比为31.4%，以中等收入家庭为主体;非农型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总体而言最好，其中等收入及较高收入水平者分别达到66.7%和23.8%。由此看来，理想的农户生计策略转型路径应当是由非板栗农业型依次向板栗农业型、兼农型和非农型进行转型。 （三）生计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分析
以6项生计资本和生计资本具体指标为解释变量的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中，以非板栗农业型生计策略为参照，就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移的生计资本和生计资本具体指标进行分析，得到回归结果见表4和表5。其中整体模型系数显著性检验的卡方值分别为142.331和318.011，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方程的解释变量中至少有一类变量可有效解释或预测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情况。
1.非板栗农业型向板栗农业型转化的影响因子分析
影响非板栗农业型向板栗农业型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因子是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且三者均发挥正向促进作用。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自然资本、人力资本或文化资本每增加一单位，农户选择板栗农业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扩大19.710、8.769或7.318倍（表4）。
从生计资本各项具体指标来看，由表5知，自然资本指标中的人均板栗树数量（N3）、人力资本中的农户技艺能力（H5）、社会资本中的家庭成员任乡村干部情况（S1）和对传统板栗种植知识的了解程度（C2）是影响农户由非板栗农业型向板栗农业型生计策略转化的主要因子，且均为正向影响。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N3、H5、P4、S1和C2每增加一单位，农户选择板栗农业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扩大31.357、5.186、8.252和7.477倍。而社会资本中的加入相关农业专业合作社（S4）指标则对农户由非板栗农业型向板栗农业型生计策略转化产生负向影响，其每增加一单位，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条件下，农户选择板栗农业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缩小0.232倍。
自然资源禀赋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是显著的，研究区自然资源较为贫瘠，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数百年来，板栗树广泛种植，逐渐构成当地农户重要的生计来源，成为其自然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显著。人力资本主要包括教育形成的知识、培训与“干中学”形成的技能和营养摄入形成的健康，在农村，一定程度上，农业生产技能构成了其人力资本的主体并形成显著差异。在研究区，由于政府的高度重视，使得有意愿接受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户都获得了各层面的培训，尤其是与板栗种植相关的培训，这大大提高了其人力资本存量，从而对其生计策略转型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传统板栗种植知识的了解既构成了农户的文化资本，一定程度上也形成其技能水平的一部分，有利于其扩大转型的概率。家庭成员若任乡村干部，其领导能力相对较强、信息渠道丰富、有良好的乡村社会网络和亲缘、血缘关系，这有利于扩大经济作物（板栗）的种植和销售。而加入相关专业合作社不但不能提高其转型的发生率，反而会降低其发生率。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相关专业合作社作用发挥有限，主要是在收获期进行板栗收购，而在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服务供给不足，从而对板栗生产大户吸引力不强，而对板栗零散种植者有利，降低了他们的销售成本。
2.非板栗农业型向兼农型转化的影响因子分析
影响非板栗农业型向兼农型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因子是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文化资本，其中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发挥着正向促进作用而文化资本发挥着负向作用（表4）。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每增加一单位，农户选择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扩大3.674倍或7.399倍。另一方面，文化资本每增加一单位，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农户选择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缩小0.269倍。
从生计资本各项具体指标来看，物质资本指标中的汽车拥有情况（P1）、住房情况（P4）、金融资本中的借贷水平（M2）、家庭收入水平（M3）、对银行贷款难易度的认识（M5）是影响农户由非板栗农业型向兼农型生计策略转化的主要因素，且均为正向影响。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P1、P4、M2、M3和M5每增加一单位，农户选择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扩大5.247、5.224、6.046、10.150和4.628倍。而自然资本中的人均土地经营面积（N1）、社会资本中的加入相关农业专业合作社（S4）指标则对农户由非板栗农业型向兼农型生计策略转化产生负向影响，其每增加一单位，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农户选择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分别缩小0.003和0.335倍。
从事非农经济活动对金融资本拥有量的要求相对更高，因此，金融资本对农户向兼农型生计策略转型的影响十分显著。家庭自身的收入水平、借贷水平和潜在的借款能力都是农户金融资本拥有程度的体现。
3.非板栗农业型向非农型转化的影响因子分析
影响非板栗农业型向非农型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因子是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其中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发挥着正向促进作用而自然资本发挥着负向作用（表4）。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每增加一单位，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扩大17.124和20.026倍。另一方面，自然资本每增加一单位，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农户选择兼农型生計策略的发生率将缩小0.019倍。
从生计资本各项具体指标来看，物质资本指标中的汽车拥有情况（P1）、住房情况（P4）、金融资本中的借贷水平（M2）和家庭收入水平（M3）是影响农户由非板栗农业型向非农型生计策略转化的主要因子，且均为正向影响。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P1、P4、M2和M3每增加一单位，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扩大17.741、191.614、12.758和118.668倍。而自然资本指标中的人均土地经营面积（N1）、土地质量（N2）、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数（H2）和加入相关农业专业合作社（S4）指标则对农户由非板栗农业型向非农型生计策略转化产生负向影响，其每增加一单位，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条件下，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分别缩小0.001、0.029、0.022和0.270倍。
调查显示，农户家庭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多为非生产性资本，如住房和耐用消费品，其更多体现的是生计策略选择的结果。而汽车兼有生产性与消费性特征，是构成向非农型转型的显著影响因素。金融资本是从事非农活动的重要条件，对农户向非农转型影响显著。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整体上较为匮乏，且分布不均衡。农户的文化资本相对最高，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与金融资本相对缺乏。由于地方政府持续实施农业职业技能培训，使得其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较高。根据收入来源及水平，将农户生计策略划分为非板栗农业型、板栗农业型、兼农型和非农型四类，各类农户间的生计资本禀赋差异明显。
第二，农户生计资本禀赋显著影响到其生计策略的转型。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是农户由非板栗农业型向板栗农业型转型的关键影响因子，其中人均板栗树数量、农户技艺能力、家庭成员任乡村干部情况和对传统板栗种植知识的了解程度是对转型产生正向影响的关键性生计资本指标。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户由非板栗农业型向兼农型和非农型生计策略转型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不断加强。
第三，家用汽车拥有情况、住房情况、家庭借贷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是农户由非板栗农业型向兼农型和非農型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指标，且均具有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其对农户向非农型转化的影响大于向兼农型转化的影响。究其原因，非农生产较农业生产的活动半径通常更大，从而交通工具的重要性提升;而拥有较高的收入和借贷水平，使农户拥有更高的资金实力去获取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所必须的相关技术和设备。而住房情况更多体现的是生计结果。另一方面，是否加入相关农业专业合作社对农户生计策略由非板栗农业型向板栗农业型、兼农型和非农型转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板栗农业型、非农型和兼农型。分析其原因，研究区内农业专业合作社主要为板栗相关的专业合作社，由于其提供的服务有限，对板栗生产大户（板栗农业型）的吸引力不强，同时对几乎不生产板栗的农户（非农型）的吸引力也较弱，但其在一定程度方便了小规模种植板栗者的销售。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农户各类生计资本及其有机结合对于其生计策略的选择和生计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应在提升农户生计资本、促进要素更佳组合上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积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促进土地流转。这样有利于发挥部分农户的自然资本禀赋优势和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有利于专业农户发挥其资源、技术和市场优势，实现本地特色产业（板栗产业）的规模化经营和快速健康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农户向非农产业转移。
第二，人力资本始终是各类生计资本的核心，是充分利用其他各类资本的基础条件。提升人力资本依赖于教育、培训和医疗保障。受教育程度是改善农户生计水平的根本之道，但其见效相对缓慢，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立足于持续的教育投入。短期内，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通过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一方面有效提升农户在相关生产领域的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业型农户的兼业化程度，增加非农收入，实现有效的生计转型。
第三，金融资本是实现农户向兼农、非农型生计转型的重要生产要素，而农户金融资本普遍缺乏。政府应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将普惠金融真正惠及到偏远山区。金融资本的获得与农户社会资本之间存在较密切的关系，而农村地区社会网络的高同质性使得社会资本相对不足[17]，从而限制了金融资本的提升，特别的金融帮扶政策对山区农户尤为重要。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入社会资源，引导企业参与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提升三产融合水平，促进农户非农转型。
第四，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对农户生计转型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要重塑乡村社交网络，重视乡村文化和乡村礼仪建设，发挥亲缘、血缘在乡村社会网络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大宣传与政策引导，改变当前人情消费过重的状况。加大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更充分地发挥其作用，使之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平台、农村能人的示范带动平台和农户的技术与信息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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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毛家贵]
关键词：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宽城满族自治县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0）05 - 0101 - 09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倡议，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1]，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与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中国作为传统农耕大国，拥有诸如稻鱼共生、桑基鱼塘等大量蕴含着先民丰富劳动智慧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农作系统。时至今日，它们在保障农民生计、促进社会进步和维持农业生态平衡等方面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思想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同时，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也是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立足点[2]。基于此，中国十分重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开展农业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工作”，更将其提升到国家层面。
当前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已进入决胜阶段，贫困治理成果直接决定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程度。贫困治理的最终落脚点在农户，农业文化遗产多地处贫困地区，农户脱贫致富的愿望极其强烈。另一方面，农业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3]，其存在、保护与发展离不开农户的参与。而区域生态脆弱性和农业比较效益较低的原因使得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保护在现代化农业和就业非农化冲击下愈显困难。在此背景下，农户生计可持续性问题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农户脱贫问题均紧密相关[4]。为此，研究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生计可持续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生计是发展经济学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5]，国内外学者在农户生计策略划分、生计脆弱性、相关政策对生计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多数学者从收入角度将农户生计策略划分为非农型、兼农型和纯农型等类型[6]，而陈方（2017）则是从生计活动的角度讨论了农户生计策略类型的划分[7];在生计资本测算的基础上，伍艳（2015）运用VEP方法定量分析了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及其陷入慢性贫困的根源[8];吴乐与靳乐山（2018）研究了生态补偿政策对于贫困农户生计的积极影响[9];Liu， M等（2018）则进一步研究了生态补偿政策的适应性及其对农户参与GIAHS保护的影响[10];也有学者对生计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11]。
在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的研究上，Yang， L等（2018）研究了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生计在多样化与专业化上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12]，而更多学者则聚焦于山区、牧区或生态移民区[13]，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关注相对不足。与一般区域不同的是，农业文化遗产地拥有独特的资源禀赋，即其特有的自然与文化资源，这些资源既是被保护和传承的对象，同时又对农户生计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研究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中，有必要体现出其特有的生计资本特征及在此特征下的生计策略类型，这对农户生计和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本研究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河北省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所在地为研究对象，在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构建指标体系量化评估农户生计资本。将农户分为非板栗农业型、板栗农业型、兼农型和非农型四种生计策略类型，结合调查数据，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组合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关系，以期寻求促进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因子。在此基础上，为政府制定促进农户生计水平改善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數据来源
宽城满族自治县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燕山山脉东段，明长城北侧，京、津、唐、承结合部，平均海拔300～500m，总面积1 952km2，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型燕山山地丘陵气候。全年无霜期139～175天，年平均气温8.6℃，昼夜温差达12℃以上。年日照时数大于2 877 h，年降雨量为748 mm左右，地下水储量为2.3[×]108m3。境内以山地为主，耕地总面积仅占总土地面积的5.46%。全县辖18个乡（镇），遗产地范围内现有各类优质果树累计达0.4[×]108株，其中板栗树0.3[×]108株，100年以上的板栗古树10万余株。历史上，板栗在当地农户的生计中就一直占有重要位置。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与半结构化访谈法收集数据资料。课题组在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期间，先后组织4次实地调研，调研内容包括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两方面。选取遗产地核心区塌山乡、孟子岭乡、桲罗台镇、碾子峪镇、铧尖乡、宽城镇、独石沟乡和板城镇，共收集样本330份，其中有效样本315份，样本有效率为95.5%。 （二）研究方法
1.指标选取与量化
本研究基于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结合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所在区域的资源、环境禀赋和农户的实际生产、生活状况，在数据可获得的前提下，提出了农户生计资本的测量指标体系，其包括自然资本（N）等6大类，共24项指标（表1）。特别增加了文化资本（C）类别，文化资本指农户对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地乡土文化的了解程度，包括普识性的乡土文化（如民风民俗）和特有的农耕文化与经验[14]，选取对民风民俗的了解程度和对传统板栗种植的了解2项指标。
2.生计资本的测算
一是数据的标准化处理。由于调查的数据存在量纲和数量级的差异，需要对各项生计资本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研究采用正向极差标准化法进行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其公式为：
其中Xij是第i个样本农户第j个指标的量化值;X'ij为相应量化指标的标准化数值;[Xmax和Xmin]分别为第j个指标全部样本值中的最大和最小值。
二是指标权重的确定。为有效克服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本研究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15]。首先将标准化数据同度量化，计算第j项评价指标下第i个农户指标值的比重：
3.农户生计类型划分
研究区为浅山地区，境内耕地资源稀少，山地较多，板栗种植成为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借鉴其他研究对农户类型划分的成果，并结合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和本研究的目标，将农户划分为4种类型：第一，非板栗农业型，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50%且板栗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超过50%;第二，板栗农业型，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超过50%且板栗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50%;第三，兼农型，非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50%～90%;第四，非农型，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90%。通过问卷调查可知，研究区农户中家庭生计以兼农型为主，样本数达169户，占总样本数比重为53.7%;非板栗农业型占17.8%，56户;板栗农业型15.2%，48户;非农型13.3%，42户。
4.模型构建
本研究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生计策略转型的关键影响因素。模型中因变量为非板栗农业型、板栗农业型、兼农型和非农型生计策略，分别赋值为1、2、3和4，以非板栗农业型生计策略为参照;自变量为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或具体生计资本指标。运用SPSS21.0构建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具体见公式（6）（7）和（8）：
公式中若农户为非板栗农业型，则定义[py1=1];若农户为板栗农业型，则定义[py2=2] ;若农户为兼农型，则定义[py3=3];若农户为非农型，则定义[py4=4] 。X[1]，…，X[i]为解释变量，即生计资本或其具体指标。β210，β211……，β21i为待估系数，表示自变量变动单位所引起因变量的变化。当待估系数大于0时，表示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率随对应自变量的增加而增加;反之，当待估系数小于0时，发生率随对应自变量的增加而减少。
二、结果与分析
（一）生计资本测算
依据农户生计资本测算方法计算得到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所在地农户的6类生计资本值（表2）。综合而言，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较为匮乏，具体生计资本差异明显。其中物质资本指标值最低，为0.2 232，文化资本相对最高，达0.5 831。传统中国农户最优先置办的物质资本为住房，而服务于生活是其最主要的属性，在物质资本测算中赋予的权重较低，而服务于生产的农业机械、汽车等工具在物质资本中所占份额则较低。同时，畜禽本是农户家庭物质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调研中发现，养殖畜禽者少之又少，这影响了物质资本的提高。农民的流动性较低，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对本土的乡风民俗和相关传统农业知识较为熟悉[16]，因而表现出文化资本较高。当然，这种文化资本更多地是限于本土的农业农村文化。研究区为山区，优质土地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因而自然资本较低。农户收入水平有限，积累不足，现代金融服务体系难以很好地惠及，这使得农户金融资本总体上较为匮乏。而由于当地政府多年来持续地重视并实施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尤其是林果、板栗种植培训，使得农户的种植技能有效提高，从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
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户间生计资本差异较大。第一，非板栗农业型农户的生计资本最为缺乏，在六类生计资本中其人力、物质和金融资本均处于各类型农户中的最低位，分别为0.3 049、0.1 274和0.1 949;第二，板栗农业型农户的自然、人力、社会与文化资本均相对较为丰富，分别达到0.3 531、0.5 752、0.3 683和0.7 786，但金融资本明显不足;第三，兼农型与非农型农户的金融资本相对丰富，分别达到0.2 959和0.3 023，而非农型农户的自然、社会和文化资本则十分匮乏。
（二）生计策略分析
研究区农户采取的生计策略类型主要有板栗农业型、非板栗农業型、兼农型和非农型4类，收入纯粹来源于农业活动的农户极少。农业活动以旱作物种植和林果业为主，其中尤以板栗种植最为普遍，养殖业极为有限。农业活动之外，兼有非农活动，主要有做短工、经商、外出打工等，其中以外出打工和在居住地附近打零工为主要形式。兼农型生计策略最为普遍，其以非农性经济活动为主，兼有农业活动，但农业活动较为单一，且规模有限，如仅经营少量板栗林等。非农型农户并未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只是生产规模极为有限，多以满足自身部分消费需求为目的，如种植少量蔬菜和作物等，其非农生计以常年务工、经商等为主。
调查发现，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表3），非板栗农业型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总体较低，其家庭收入较低及以下者占比达75%;板栗农业型农户家庭收入较低及以下占比为50%，但其家庭收入较高者占比达14.6%，具有一定的分化特点;兼农型农户家庭收入较低及以下者占比为31.4%，以中等收入家庭为主体;非农型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总体而言最好，其中等收入及较高收入水平者分别达到66.7%和23.8%。由此看来，理想的农户生计策略转型路径应当是由非板栗农业型依次向板栗农业型、兼农型和非农型进行转型。 （三）生计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分析
以6项生计资本和生计资本具体指标为解释变量的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中，以非板栗农业型生计策略为参照，就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移的生计资本和生计资本具体指标进行分析，得到回归结果见表4和表5。其中整体模型系数显著性检验的卡方值分别为142.331和318.011，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方程的解释变量中至少有一类变量可有效解释或预测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情况。
1.非板栗农业型向板栗农业型转化的影响因子分析
影响非板栗农业型向板栗农业型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因子是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且三者均发挥正向促进作用。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自然资本、人力资本或文化资本每增加一单位，农户选择板栗农业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扩大19.710、8.769或7.318倍（表4）。
从生计资本各项具体指标来看，由表5知，自然资本指标中的人均板栗树数量（N3）、人力资本中的农户技艺能力（H5）、社会资本中的家庭成员任乡村干部情况（S1）和对传统板栗种植知识的了解程度（C2）是影响农户由非板栗农业型向板栗农业型生计策略转化的主要因子，且均为正向影响。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N3、H5、P4、S1和C2每增加一单位，农户选择板栗农业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扩大31.357、5.186、8.252和7.477倍。而社会资本中的加入相关农业专业合作社（S4）指标则对农户由非板栗农业型向板栗农业型生计策略转化产生负向影响，其每增加一单位，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条件下，农户选择板栗农业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缩小0.232倍。
自然资源禀赋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是显著的，研究区自然资源较为贫瘠，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数百年来，板栗树广泛种植，逐渐构成当地农户重要的生计来源，成为其自然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显著。人力资本主要包括教育形成的知识、培训与“干中学”形成的技能和营养摄入形成的健康，在农村，一定程度上，农业生产技能构成了其人力资本的主体并形成显著差异。在研究区，由于政府的高度重视，使得有意愿接受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户都获得了各层面的培训，尤其是与板栗种植相关的培训，这大大提高了其人力资本存量，从而对其生计策略转型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传统板栗种植知识的了解既构成了农户的文化资本，一定程度上也形成其技能水平的一部分，有利于其扩大转型的概率。家庭成员若任乡村干部，其领导能力相对较强、信息渠道丰富、有良好的乡村社会网络和亲缘、血缘关系，这有利于扩大经济作物（板栗）的种植和销售。而加入相关专业合作社不但不能提高其转型的发生率，反而会降低其发生率。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相关专业合作社作用发挥有限，主要是在收获期进行板栗收购，而在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服务供给不足，从而对板栗生产大户吸引力不强，而对板栗零散种植者有利，降低了他们的销售成本。
2.非板栗农业型向兼农型转化的影响因子分析
影响非板栗农业型向兼农型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因子是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文化资本，其中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发挥着正向促进作用而文化资本发挥着负向作用（表4）。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每增加一单位，农户选择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扩大3.674倍或7.399倍。另一方面，文化资本每增加一单位，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农户选择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缩小0.269倍。
从生计资本各项具体指标来看，物质资本指标中的汽车拥有情况（P1）、住房情况（P4）、金融资本中的借贷水平（M2）、家庭收入水平（M3）、对银行贷款难易度的认识（M5）是影响农户由非板栗农业型向兼农型生计策略转化的主要因素，且均为正向影响。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P1、P4、M2、M3和M5每增加一单位，农户选择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扩大5.247、5.224、6.046、10.150和4.628倍。而自然资本中的人均土地经营面积（N1）、社会资本中的加入相关农业专业合作社（S4）指标则对农户由非板栗农业型向兼农型生计策略转化产生负向影响，其每增加一单位，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农户选择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分别缩小0.003和0.335倍。
从事非农经济活动对金融资本拥有量的要求相对更高，因此，金融资本对农户向兼农型生计策略转型的影响十分显著。家庭自身的收入水平、借贷水平和潜在的借款能力都是农户金融资本拥有程度的体现。
3.非板栗农业型向非农型转化的影响因子分析
影响非板栗农业型向非农型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因子是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其中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发挥着正向促进作用而自然资本发挥着负向作用（表4）。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每增加一单位，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扩大17.124和20.026倍。另一方面，自然资本每增加一单位，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农户选择兼农型生計策略的发生率将缩小0.019倍。
从生计资本各项具体指标来看，物质资本指标中的汽车拥有情况（P1）、住房情况（P4）、金融资本中的借贷水平（M2）和家庭收入水平（M3）是影响农户由非板栗农业型向非农型生计策略转化的主要因子，且均为正向影响。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P1、P4、M2和M3每增加一单位，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扩大17.741、191.614、12.758和118.668倍。而自然资本指标中的人均土地经营面积（N1）、土地质量（N2）、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数（H2）和加入相关农业专业合作社（S4）指标则对农户由非板栗农业型向非农型生计策略转化产生负向影响，其每增加一单位，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条件下，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发生率将分别缩小0.001、0.029、0.022和0.270倍。
调查显示，农户家庭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多为非生产性资本，如住房和耐用消费品，其更多体现的是生计策略选择的结果。而汽车兼有生产性与消费性特征，是构成向非农型转型的显著影响因素。金融资本是从事非农活动的重要条件，对农户向非农转型影响显著。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整体上较为匮乏，且分布不均衡。农户的文化资本相对最高，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与金融资本相对缺乏。由于地方政府持续实施农业职业技能培训，使得其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较高。根据收入来源及水平，将农户生计策略划分为非板栗农业型、板栗农业型、兼农型和非农型四类，各类农户间的生计资本禀赋差异明显。
第二，农户生计资本禀赋显著影响到其生计策略的转型。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是农户由非板栗农业型向板栗农业型转型的关键影响因子，其中人均板栗树数量、农户技艺能力、家庭成员任乡村干部情况和对传统板栗种植知识的了解程度是对转型产生正向影响的关键性生计资本指标。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户由非板栗农业型向兼农型和非农型生计策略转型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不断加强。
第三，家用汽车拥有情况、住房情况、家庭借贷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是农户由非板栗农业型向兼农型和非農型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指标，且均具有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其对农户向非农型转化的影响大于向兼农型转化的影响。究其原因，非农生产较农业生产的活动半径通常更大，从而交通工具的重要性提升;而拥有较高的收入和借贷水平，使农户拥有更高的资金实力去获取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所必须的相关技术和设备。而住房情况更多体现的是生计结果。另一方面，是否加入相关农业专业合作社对农户生计策略由非板栗农业型向板栗农业型、兼农型和非农型转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板栗农业型、非农型和兼农型。分析其原因，研究区内农业专业合作社主要为板栗相关的专业合作社，由于其提供的服务有限，对板栗生产大户（板栗农业型）的吸引力不强，同时对几乎不生产板栗的农户（非农型）的吸引力也较弱，但其在一定程度方便了小规模种植板栗者的销售。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农户各类生计资本及其有机结合对于其生计策略的选择和生计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应在提升农户生计资本、促进要素更佳组合上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积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促进土地流转。这样有利于发挥部分农户的自然资本禀赋优势和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有利于专业农户发挥其资源、技术和市场优势，实现本地特色产业（板栗产业）的规模化经营和快速健康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农户向非农产业转移。
第二，人力资本始终是各类生计资本的核心，是充分利用其他各类资本的基础条件。提升人力资本依赖于教育、培训和医疗保障。受教育程度是改善农户生计水平的根本之道，但其见效相对缓慢，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立足于持续的教育投入。短期内，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通过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一方面有效提升农户在相关生产领域的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业型农户的兼业化程度，增加非农收入，实现有效的生计转型。
第三，金融资本是实现农户向兼农、非农型生计转型的重要生产要素，而农户金融资本普遍缺乏。政府应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将普惠金融真正惠及到偏远山区。金融资本的获得与农户社会资本之间存在较密切的关系，而农村地区社会网络的高同质性使得社会资本相对不足[17]，从而限制了金融资本的提升，特别的金融帮扶政策对山区农户尤为重要。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入社会资源，引导企业参与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提升三产融合水平，促进农户非农转型。
第四，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对农户生计转型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要重塑乡村社交网络，重视乡村文化和乡村礼仪建设，发挥亲缘、血缘在乡村社会网络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大宣传与政策引导，改变当前人情消费过重的状况。加大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更充分地发挥其作用，使之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平台、农村能人的示范带动平台和农户的技术与信息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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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毛家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