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事变”后的1940年2月1日至3日，驻兴县蔡家崖牛家（即牛友兰家）大院的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召开了第一次行政会议，正式宣布行署（晋西北抗日民主新政权）成立。当时，在晋西北驻扎的八路军一二O师主力和新军决死队第二纵队、第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等抗日武装部队，军需很大，而面临的却是财政困难，国民党政府全部停发八路军等抗日部队的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包围封锁。日军也趁晋西北抗日政权立足未稳，于2月23日至4月1日，以1.3万余兵力分6路对晋西北进行春季“扫荡”。
　　 为了尽快改变经济困难的局面，进一步动员广大军民积极投入抗战，粉碎日军进攻，解决部队机关的给养和补充问题，保证反侵略战争所需要的钱、粮和物资供应，抗日根据地政府确定以“开源节流、自力更生”为财经工作的总方针，以发展生产为解决财政出路的中心环节，着手进行了财政经济的恢复工作。1940年2月26日，第二游击区行署向晋西北根据地发出紧急号召，用两个月时间开展献金、献粮、扩兵、做军鞋“四项动员”（亦称“四大动员”、“四大号召”），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下，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参战，动员开明士绅和富户捐款捐粮，动员广大妇女做军鞋支援前线，以缓解抗日根据地暂时的经济困难。兴县（当时仅有9万人口）作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首脑机关所在地，坚决响应行署号召，雷厉风行，所属各区经过深入广泛、大张旗鼓的宣传发动，分别召开了多种类型的群众会、士绅座谈会50余次。中共兴县县委书记景明远还亲自到黑峪口村召开士绅座谈会，由此而使兴县的“四项动员”搞得热火朝天，出现了许多父送子、妻送夫、母亲送儿郎、兄弟争相上前方的动人情景。
　　 在献金、献粮和做军鞋的运动中，各阶级和各阶层群众为了支援抗战，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捐粮，表现出老区人民极大的爱国热忱。一些开明士绅和地主捐献了大量粮食、现金和部分土地。黑峪口开明士绅刘少白主动带头捐粮50石、银洋700元；蔡家崖开明士绅牛友兰捐粮150石、银洋8000元、金银首饰器皿多件，还捐献了所属“复庆永”商号所有的价值万余银元的棉花、布匹，以解决晋西北新军决死四纵队二O三旅十八团的服装；王家塔村开明士绅王作相把多年积蓄的1780元银洋和两条木船都献了出来。在这一切运动中，全县总计捐粮2.8万余石（折合420多万公斤）、干草300万公斤，捐银洋5.7万元、元宝370多个（折合白银1.3万多两）、黄金27两、法币15万元及金银首饰器皿230件，献各种布匹300多捆计3600多丈、棉花3万余公斤、羊毛2.5万余公斤，还有黄油、白酒、陈醋上万斤，做军鞋3.4万双，动员参军1500多人。县抗日民主政府将所动员的物资、款项全部支援了一二O师部队和驻兴县的晋西北根据地党政机关。
　　 两个月内，晋西北地区总共扩兵1.59万名，做军鞋12万双，献金181.06万元（银元），捐献救国粮10万石（折合1500万公斤）。“四项动员”缓解了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的财政经济困难，支援了根据地建设，壮大了抗日队伍。但在动员过程中，一些地方也曾出现了违背自愿原则，采取命令主义做法的“左”倾偏差，后经中共中央指示，均得以及时纠正。
　　 （责编 周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