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山东画报出版社二0一五年五月推出了《日本侵华图志》（二十五卷本）。此书中许多分卷的图片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日本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采编、出版和發行的《中国事变画报》，特别是那些随军记者在前线拍摄的战地照片。这些七八十年前发行的日本老画报，目前已经十分稀缺，据业内行家调查，全国整套存量不超过十套，一般读者无缘得见。由于时间的关系，画报的纸张已经变得脆弱不堪，翻阅者稍不留神就会碰碎或撕裂页面。因此，这份日文原版的《中国事变画报》，国内读者只能在大型图书馆或专门的抗战纪念馆，才可以一睹其真面目，但也只能远看不能触摸，除非得到收藏者的特许。
　　众所周知，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和同时开始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个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与一个基本还是农业国的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一场生死博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的陆海军及其航空兵的作战能力，已经不输于欧美列强;日军的武器装备、军事素养以及整体的综合实力，都要超出中国军队许多。事实上，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前期的强弱差距，不仅表现在双方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素养上，还表现在媒体的舆论宣传和战争动员能力等方面。对比战后双方留下的新闻照片的数量和质量，就很能说明问题—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为例：日方所谓的“中国事变”即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国内各大新闻媒体，纷纷派出数量不等的随军记者或所谓“特派员”，携带先进的摄影和摄像设备，跟随日军进攻的步伐，向日本國内和国际社会几乎同步发出了海量的新闻报道。所以，仅以新闻纪实照片为主的“画报”，除了大阪每日新闻社和东京日日新闻社采编出版的《中国事变画报》（一0一辑），还有朝日新闻社的临时增刊《中国事变画报》（三十五辑），日本内阁情报局编辑出版的《写真周报》（三七五期），东京国际情报社编辑出版的《世界画报》 （五十三辑）、《日中大事变画报》（五十二辑），以及《历史写真》《近代百年史》等画报。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编辑出版的纪实类摄影画报不下十种。
　　比如，出版于东京、创刊于一九一三年的《历史写真》，本来是一份综合性的文史画刊，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该画刊就变成一本宣扬日军“圣战”、鼓舞日军士气、为侵华战争服务的一份时效性和政治性都很强的刊物：自日本内阁召开御前会议、制定侵华政策，到战争期间日本官兵的行军作战、日常生活，日军对我国领土的无区别轰炸，捕杀抗日志士与平民百姓，以及被日军侵占城乡的有关自然与人文的情况等。再比如，《写真周报》自一九三八年创刊至一九四五年停刊，收录了大量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影像，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最具名气的杂志之一，其摄影者包括木村伊兵卫、小石清、土门拳、永田一修、林忠彦、入江泰吉、梅本忠男等人。不过，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上述新闻报刊社不是每家都能派出阵容强大的记者团随军拍摄和采访报道的，所以有些画报所刊登的战地照片，不少出自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之手。
　　由于长期积贫积弱，中国的摄影器材十分缺乏，抗战期间，中国地方媒体的新闻记者能够配备照相机的很少，军队官兵中拥有照相机和掌握照相技术的更是凤毛麟角。而照相机是日本随军记者的常备器材，日军部队中也有专人负责摄影，所以日方拍摄的照片，无论是职务作品，还是私人留影，数量都很大。相反，中方留存至今的照片较之日方，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存在很大的差距。日本战败投降撤退时，为了销毁战争罪证，其军事机关和新闻机构夜以继日焚毁文件和照片资料，国内保存下来的有关抗战的原始照片相对较少。总之，幸存于中国国内的日本侵华影像资料较少，而日本本土保存的数量则较多。所以日本国内幸存下来的反映和记录日本侵华历史活动的各种摄影画报和画册，成为研究日本侵华历史真相的第一手的影像史料。
　　《中国事变画报》的创刊号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发行的《北支事变画报》（中文译名《华北事变画报》），其刊行经日本陆军省、驻华军司令部许可，当月出版发行三辑，平均每辑三十页。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第四辑开始，该画报改名为《支那事变画报》（中文译名为《中国事变画报》），到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每月出版两辑，共发行了四辑;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增加到每月出版三辑;从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一九四0年五月，又改为每月出版发行两辑;从一九四0年六月到一九四一年十月，减少到每月一辑。不知什么原因，本应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发行的第一0一辑，推迟到了十二月八日发行，而这一天正是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进攻上海租界和香港，挑起太平洋战争的日子。此后，从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起，《中国事变画报》改名为《大东亚战争画报》并发行第一号，其报道重点从中国大陆转向太平洋战场。
　　《中国事变画报》的大部分图文稿件，均来自大阪每日新闻社和东京日日新闻社派出的随军记者采自一线的原始报道，是第一手的日本侵华史料。全部一0一辑，总计图片一万三千余幅、文字三百多万字，信息量极大。难得的是，山东画报出版社掌握的这套来自日本本土的《中国事变画报》，从创刊号到第一0一辑，完完整整，一辑不少，而且全部为原装正版，图片画质优良，品相极好。这为影印、翻译、出版这套画报奠定了良好的底本基础。
　　需要明确指出，当时日本媒体的随军记者是与侵华日军并驾齐驱的侵华“笔部队”的先锋队，是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和舆论宣传战的急先锋，所以这套由日本报人采编出版的画报，采取的完全是日本侵略者的立场和观点。按照日军侵华战争的一般规律，攻打一座重要军事重镇的程序步骤是：行军，兵临城下，飞机、大炮轰炸，坦克、装甲车打头阵，机枪掩护，步兵发起攻击，占领城垣，举行耀武扬威的入城式，集中展示战利品，组织日侨和中国居民“欢迎”日军，成立地方“维持会”等伪组织，日军进行“宣抚”，进行一些善待“良民”和战俘的活动等。由于日方对媒体准备刊登的图文稿件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许多被检查方认为不适合公开发表的照片，一律盖上“不许可”印章予以封杀。这些“不许可”照片所反映的内容，包括日军配备的新式武器装备、日军屠戮中国军民的血腥场面、日军受挫的狼狈场面，以及日军军容不整等不雅观的形象等。经过严格筛选和过滤，读者所能看到的画面，基本是日军军容“威武严整”，攻城略地“无往而不胜”，中国官民“夹道欢迎”，以及“日华亲善”“欣欣向荣”和“朗朗乾坤”等场景。《中国事变画报》基本上也是按照这样的套路安排版面和编辑出版的。这些冠冕堂皇的图文画面，其实是欺世盗名的政治宣传和“豺狼的微笑”，是日本媒体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累累证据。 　　不过，只要仔细端详画报的有关内容，稍有常识的明眼人会不难发现，这份画报吹嘘的所謂“胜利”，掩盖不了中国军民给日军造成的沉重打击—每次作战之后，该画报几乎都要刊登日军运送伤员、祭祀亡灵以及奉送骨灰等活动的新闻，这不就是反映其遭受惨重伤亡的证据吗？其所谓的中国官民对日军的“欢迎”“归顺”和“感谢”，无不是中国百姓在日军刺刀威逼下的逢场作戏，而日方对中国人的所谓的“友好”和“亲善”，则是不折不扣的“黄鼠狼给鸡拜年”。
　　客观而言，日本各大媒体的新闻记者，毕竟是高度职业化的新闻专业人员，撇开其侵略者的立場观点，他们对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记录和报道，还是比较准确的。比如，每辑前面安排的战争态势图，载明中日双方军事部署的基本情况，对一些重要战役战斗，如“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该画报特辟专辑或专题，进行深入全面系统的报道;其中的“战地日志”和“战况综述”，往往具体到交战双方的时间、地点、部队序列，以及交战过程和结果，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了比较翔实的历史信息。再比如，对伪冀东自治政府保安队所发动的“通州事变”，本画报就用了许多篇幅加以报道，其中的不少场面和内幕过去鲜为人知，为我们研究这个事件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另外，对日军沿途经过的地区的山川地貌、城乡建筑、民情风俗等，有关媒体记者也向日本国内的读者进行了翔实的介绍。这些图文资料蕴含了丰富的地理学、建筑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历史信息，是对有关地区进行有关学术研究的珍贵资料。由于国内中文文献相对缺乏，所以这些作为战争背景出现的有关图文资料，为后世学者研究有关问题提供了珍贵的素材。
　　当然，文献史料最注重文献的原汁原味，即使直译也有的与原文意思存在出入，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原生态呈现这套日本原版画报，我们采用扫描影印、中日文对照并加注释的做法，目的就是为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提供一套比较准确可靠的日本侵华的反面教材和第一手证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份日文原版《中国事变画报》包含了许多关于伪满洲国、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及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维新政府、汪伪国民政府的活动，以及美化日本侵略行为、反映战争态势的地图等内容。涉及这些内容的图注及书后长幅译文，译者与编者都在相应的位置加了注或双引号进行处理，以此表明有关图文内容不是中文译者和出版者的立场、观点，而是日本作者和出版者或者说是当时日本军政当局的立场和观点。但是为了保持日文原版画报的史料与研究价值，中文版译者与出版者对有关内容没有做出删除或改动处理。相信读者对此拥有足够的是非辨别力。
　　（《中国事变画报》，山东画报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