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创造出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造形式。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均是社会主义改造中利益攸关的重要群体，他们在改造中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心态。总体而言，资本家出于自身和家庭的种种考虑，最终由动摇、不满到接受、配合；工人阶级由不习惯，不适应到完全支持和拥护党的改造政策。深入研究他们的心理，不仅对党和政府根据不同的心理特征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提供依据，同时对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改造意义重大。
【关键词】广东；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社会心理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3-0027-07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的重头戏，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的决定性的一步。在此过程中，各社会阶层所呈现出的复杂社会心理，值得研究。本文以广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以下简称“资改”）过程中，资本家、工人的社会心理表现为视角①，揭示政权更迭、社会巨变对其心理历程造成的深刻影响，以助于从一个侧面来加强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
广东地处中国南部，与港澳毗邻，是中国南大门，水陆交通方便，华侨众多。广东又是全国创办近代工业最早的省份之一，解放初，“广东私人资本势力雄厚，情况复杂，商业比重大；工业虽有相当基础，但规模与设备较差；交通运输事业中私营保持相当力量。”②广东一个突出情况，就是私营工商业在地方经济上所占比重约为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些工商业里，华侨资本所占数目也不少。③广东工商业较集中，尤以省会广州为最，另多集中于汕头、佛山、江门、潮州、湛江、韶关、石岐、北海等地。从事工商业的人较多，劳资阶级构成复杂，阶级诉求带有鲜明地方特色。上述特点，使广东劳资阶级在资改中的心理表征在全国既有一定代表性，又有自身独特性。
一、资本家的心理表现
在资改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被视为被消灭的阶级，面对多变的政策，心态最为复杂。短短几年内，民族资产阶级就接受了中共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从而推动了这一进程；但也有资本家表现出与历史发展趋势不一致的消极心理。
（一）积极心理
一是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协助改造。在各地各行业，不乏一大批真心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爱国工商业者，如航运业大户刘荣光等；地方有王源兴（广州）、区寿康（江门）、张创业（东莞）、蔡挺生（湛江），等等。他们表示：“我把企业交给了国家，得到的却是金钱所买不到的”①。广东是著名侨乡，许多华侨从支援新中国建设出发，踊跃回国投资办企业，甚至回国定居。如菲律宾华侨黄长水，不仅把海外大部分资金调回国内投资，还毅然回国，接受中共的领导，参加工作，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著名的旅美爱国侨领司徒美堂经过实地考察，感受到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于1952年至1955年间连续撰文，赞叹祖国的建设成就，并呼吁广东私营工商业：“只要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规规矩矩的、老老实实的搞生产、做买卖，民族资本家是有利可得的，不必像以往那样去偷偷摸摸，作奸犯科，自绝于人民。”②印尼华侨黄洁，本着“在新中国做个民族资本家，总比在异邦当个‘南洋伯’为佳”③的心态，不仅率先回国投资，还多次赴香港，向港商介绍新中国的成就和侨务政策，吸引投资，争取外汇。这些富有声望人士，在舆论上或行动上“现身说法”，以此说明“红色资本家”可以跟共产党人合作得很好，对帮助中国共产党做好广大私营工商业的思想工作，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华侨投资兴办的主要是公私合营企业，他们对公私合营的形式普遍是认可的，对“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也深表赞同，觉得有政府领导作保障，能够保本也可以获利，从而安心经营。当时广东主要的侨资企业如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华侨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华侨投资公司等，为支援抗美援朝、促进广东经济建设发展做出很多贡献。
二是顺应形势，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类学习培训及参观调查活动，认真学习政策，协助政府做好资改各项工作，搞好经济改组、人事安排及企业改革，提高技术、发展生产、降低成本等。在资改中，资本家的不同阶层都有一致的心愿，即认为放弃剥削后，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摘掉资产阶级帽子，加入工人阶级行列。他们在改造中也努力表现自己，如湛江在1956年的清产核资中，一些工商业者有“宁低勿高”的思想，低估房价和产价，以表示自己“思想通”；在合营高潮时，一些资本家还自动增资，把个人的黄金首饰、私人公债、生活用的房屋以至现款都拿来合营。④反映出资本家希望摘掉资本家帽子、试图加入工人阶级行列的真实心态，是当时资本家“阶级消灭，个人愉快”普遍心理期待的集中体现。
三是对政策逐步了解和接受后，由衷发出赞叹。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广东省在调整公私关系和照顾私商工商业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帮助私营工商业解决困难，给予适当帮助和照顾，使一些即将倒闭的厂获得新生，私营厂商为之折服，对人民政府有了新的认识，有的说：“人民政府好，真正是为我们做事呢！”⑤私商得到照顾，有利可图，对政府产生好感和好评，为对资改造顺利进行打下基础。在资改过程中，一批工商界领袖人物以身作则，积极贯彻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对团结、教育各地各行业工商业者投身“公私合营”，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如1956年1月22日，著名华侨邓文钊针对当时一些人对“限制、改造”不理解、有恐惧，在《南方日报》发表题为《全省工商业者积极行动起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他以本人投资“华企”并担任企业的领导职务为例，耐心说服大家解除思想顾虑，号召广东工商界“采取诚恳的、主动的、积极的态度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到来之际，不少地方的私营工商业经历了三年多的利用、限制、改造，不少行业已改善了经营管理、降低开支、创造条件、争取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来。此时，一般工商业者思想上已不感突然，尤其是工商界中一些代表人物，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早有体会的，在高潮中积极带动全行业，主动申请合营。 （二）消极心理
一是抗拒心理。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毕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广东民族资本在历史上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买办经济均有寄生性，其自身又有一定依赖性和投机性，加上工业资本比重较少，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主体，投机性更大。在对资本主义商业改造过程中，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是当时斗争的主要特点。相当多的资本家，表面上举手赞同共同纲领，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可事实上却利用机会攻击工人阶级、工人组织和国营部门。在资改的初期，一旦市场环境改变，一些资本家开始对加工订货进行抵制，表现在接受加工订货任务时挑肥拣瘦，只愿承担无力自营和利润较大的部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发布，对资本家造成较大的心理冲击，连中小工商业者都产生了一些糊涂思想，认为利用就是“揾笨”，限制就是“没得捞”，改造就是“交钱劳改”。①因而情绪低落，消极经营，有的还抽走资金，申请歇业，对“利用、限制、改造”政策进行明争暗抗。进入公私合营阶段后，不少地区和行业都存在资本家的抵触、抗拒行为。如梅县在进行生产改组和经济改组中，一些大企业的资本家，害怕同小企业合并以后背上包袱，要求“门当户对”。一些小企业的资本家有消极依赖情绪，害怕同大企业合并以后“吃不开”，甚至有的资本家乘机进行抽逃资金，安插私人乃至破坏生产等抗拒行为。②又如私营轮船运输业，有的私营航商把“公私兼顾”政策曲解为“平分秋色”，有的甚至组织起联营企业与国营公司“分庭抗礼”，以抗拒国营经济的领导。资本家抽逃资金的行为更加普遍，企图削弱企业以饱私囊“穷企业富个人”。根据广州港1954年初对53艘小型船舶的调查，其中23艘船的资方有抽逃资金的活动，抽逃资金数额占这23艘船舶资产总值的86%。③
二是失落心理。在利用、限制、改造的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特殊利益重新调整，一部分人势必产生明显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直接转化为失落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会有一些消极言论甚至行为、举动。如在改造实践中，资方实职人员多按“量材使用”原则重新安排工作，当中的不少人是从业主变为普通工作人员，这在人数居多的中小业主中更加普遍。对多数人而言，由业主到一般从业人员的身份转换，劳动内容与劳动自主性都会发生变化，此情形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尤为突出。如梅县，有些小商贩认为“组织起来不好，甚至不愿调国合部门，自贯彻保证自负盈亏的小商贩合理收入后，有的认为代销有困难政府会解决，收入好，过自由，相反认为组织起来收入少，不自由。因此不合条件的也积极要求分散经营，批不准则闹情绪，影响工作，有的上调国合不愿意去，认为国合工作多时间长又要下乡，既没电灯又没电影看，生活不习惯，照顾家庭不方便，不如搞代销好，甚至有的已调到国营公司的小商贩擅自跑回去并对别人说工作不要太积极，太积极了就会调国营”①。梅县小贩们对“自由”的反复强调，显然是出于对合营后“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改变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便是失落心理的一种表现。其产生原因在于合营将他们的劳动方式由“个体”变成了“集体”，从而降低了劳动中的自主性。
三是疑虑心理。在改造中，许多资本家呈现出紧张情绪和不安心态，究其因，固由于所有制变革的冲击，但同样受到因此带来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变化之影响。这种影响又与其从“剥削者”到“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身份转换相关联。对资本家而言，由原来的企业主到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方人员的身份转换，首先带来的是日常劳动生活的改变；而收入由“利润”到“定息”和薪金的转变，同样会影响到他们的物质生活；在劳动和物质收入同时改变的前提下，家属的身份同样发生了变化，由此带来的则是整个家庭生活的改变。②这种心态，基本贯穿于改造的全过程，因为他们既要面对改造中的具体问题，更要考虑改造后的问题。到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疑虑心态并没有消除。如1955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夕，广州市工商界中思想彷徨，忧心忡忡。有些私商说：“社会主义好是好，但我们是玻璃柜里的苍蝇，看见前途，找不到出路。”上海工商界的打油诗也传到广东：“忠孝不能两全，名利实难兼顾”；“接受改造有心，具体实践无力”；“前途问号颇多，当前矛盾更大”等等。③这一时期大资本家考虑的是待遇和利益问题，他们关心公私合营后自己的职务，争人事安排，同时关心的是定息几厘、几年取消，担心收入减少，生活下降；中小资本家担心合营后困难解决不了，所以争安排、争待遇；小生产者出身的资本家，要求摘帽子，改变成份，归队当劳动人民；资本家的代理人，要求明确阶级成份，当“公家人”；青年资本家因多是继承父业，且年纪还轻，来日方长，又多是企业中的实职人员，有一定的技术知识或经营能力，因而比较关心自己的前途。
四是观望心理。持这种心理的资本家，对前途感到迷茫、无奈，企图徘徊在改造的历史潮流之外，但最终又不由自主地被裹挟于时代洪流中。这部分人以资产阶级中层居多，大都在国家和个人前途关系上存在模糊认识，不愿主动接受改造，一些资本家不甘心交出自己辛苦打拼开办的企业，拖到什么时候就算什么时候，但这部分人总体上能随大流，具有较强的从众心理。他们感到“船在江中，无可奈何”，只得拥护，但内心斗争是十分激烈的。
五是混杂心理。这是种种消极心理混合而产生的。种种消极心理的混杂、传递、转移、弥漫、循环，直接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多样性、变动性，从而造成整个社会对矛盾和冲突认识的难度和复杂性，以及对社会紧张态势预测的困难性。如合营后的公私共事关系存在着私方和公方相互提防的现象，有的还表现得颇不正常。私方经理方面，有的自卑和依赖思想严重，分配工作不敢大胆，缩手缩脚；有的分工抓业务，对很细小的问题都时刻请示公方；有的由于工作任务完不成工人经理插手私方经理又说有职无权。反之，多数公方代表为了站稳立场，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力求与私方代表保持距离，处处提防。“有的厂私方技术人员每天工作了13—14 小时，不但得不到公方的体贴，相反给私方扣上了一个帽子是‘改造’，因此使私方人员说正如劳改一样，请求回家生产。还有的私方干部合营后降低了工资，由原来30元降为26元均未得到解決，其次还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普遍要求调整。”④ 如上所述，资本家作为资改的主要对象，心态是复杂的。以往，学术界多从资改的发展阶段来分析和考察资本家的心理变迁，对资本家的心路历程多从疑惧到恐慌再到服从这三阶段进行描述，这种纵向分析有一定合理性。但应看到，各种复杂心理的存在，决定他们的行为是反复多变和不完全一致的；各种踌躇不安、不踏实及对新政权的揣测、观望心态交织充斥在整个资改过程，不能简单划一，也不能认为每个资本家就一定经历从不觉悟到觉悟的心理历程。资本家追求利润及其两面性的本质，深深影响了他们寻求心理对现实适应性的过程。环境的快速变化和不同地域执行政策的差异性，加上资本家本人的经验、人格、人际等因素的影响，都增加了个体决策的不确定性，使资本家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和行为。
广东是著名侨乡，华侨回国定居或投资设厂，都不可避免被裹挟到社会主义改造的洪流中。因此，考察资本家的社会心理不能忽略华侨这一群体。因为，如果缺少了这方面的考察，不仅对资产阶级社会心理的研究是不够全面的，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整体认识。广东华侨资本家一方面出于爱国情怀，愿意与共产党人真诚合作，风雨同舟；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在国外异域文化氛围中生活，他们更易于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中共的理念和政策，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并逐渐调整与社会主义体制和文化的心理距离，减轻了一些不适应感。华侨本身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他们在国内的权益获得保护，一些上层归侨人士在地方上也得到安排，在政府机关或国营企业任职，这些活生生的例子，为资改进程增添更多“和平”、“软性”的色彩，也给广大工商业者树立了榜样，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家群体的消极心理，这使得广东资本家的心理表征在呈现出共性特点的同时，也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二、工人的心理表现
解放前，广东资本主义工商业较发达，尤其是商业，因接邻港澳，与国际经商较早，工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同时，工人受私营工商业剥削严重，工资低，劳动时间长，条件差，随时可能被解雇，劳资关系一向比较紧张。解放初期，工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还没有切身体会，但随着资改的完成，工人光荣成为时代风尚，工人们就越发坚定地拥护党的领导，从心理上获得归宿感和认同感。因阶级地位提高而获得的心理满足感与现实利益的得失，使他们也产生了积极和消极两种心理。
（一）积极心理
一是从政治心理因素上，工人一改解放前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解放后翻身做主人，成为领导阶级，他们普遍反映出比较积极、正面、乐观的政治心态。随着资改的深入和扩展，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工人阶级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生产，出现了生产情绪的空前高涨。工人们普遍认为“合营后光彩些，合营厂职工身架也高些，说话也响亮些，挂个合营厂的牌子也有架势些。”①从长远利益看，合营后可以保证生产正常，保证不失业，得到政治权利和铁饭碗。凡此种种，已初步显示出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工人在心理上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接受和理解。
二是从经济心理因素上，工人阶级获得种种实惠。解放后，工人迫切要求公私合营，更多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渴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早在1950年夏，广东省调整公私关系，东莞的土产支公司在收购、销售方面都得到政府帮助，使过去千多失业的草席工人有工做，更使三万多依靠水草为生的群众增加了收入。一些工厂销路打开后，生活也得到改善，现实的实惠增添了他们对合营的期盼。如广州南区华南酒厂、友联胶厂职工认为“合营是铁饭碗，不愁打破，如有些工友说，合营好啊，政府肯定会搞啊，木饭碗变成了铁饭碗。”新生牙刷厂工友何煊说，“合营起码两餐饭有保证，虽然制度严一些也好”①。星光电珠厂的工人，希望合营后有宿舍、有汽车。至于女工，她们比男工更盼望合营，希望可以解决同工同酬、子女读书等问题。如南方厂染布女工希望解决托儿所问题。合营前，制伞厂女工的工资低于男工，她们对合营更迫切拥护，希望能解决工资问题。这些愿望，均随着高度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而变成了现实。
（二）消极心理
一是守旧心理。这种心理在资改初期较明显。不少工人希望按传统的老办法、老的章程干，保持现状，担心改来改去会遇到新问题。随着资改运动的全面铺开及公私合营高潮的到来，守旧心理才被一种全新的、要求彻底改变命运的心理所取代。
二是求全心理。在私营企业内部，由于资本家的阶级立场所决定，他们要设法多剥夺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而工人则要维护自己正当权益，有时甚至提出过高要求，尤其是提出过高的福利要求，希望改造一步到位、十全十美。如工人队伍中，存在不够安心工作的现象，认为私营及合营企业工人的地位比不上国营②，希望能直接进入国营企业。这种心理，表现在资改工作中，出现了过于求全、求纯，对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现象，以至于在较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三是实惠心理。在坚持本阶级物质利益原则的过程中，忽略精神境界，结果实惠思想时有萌生，形成一种思想上顾虑重重、经济上不满足现有待遇、工作上不愿意受过多约束的实惠心理。如资改初期，广东内河私营航运业工人由于觉悟不够高，疑虑较多，存在“四怕”思想：怕失业、怕减工资，怕调动工作，怕制度严，因此对合营曾表现出消极的倾向。③这种顾虑心理，归根到底是出于对现实利益的考虑。当公私合营的潮流袭来时，很多工人对公私合营寄予了美好的利益期许，这种追求现实物质利益的心理就更明显一些，如有些工人“怕调职位怕失业”，有的“怕削减福利，怕减工资”，有些“怕制度严，怕学习多，批评多”，等等。④
四是攀比心理。这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心理，旧的社会制度被打破，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建立完善，传统社会所固有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抬头，渴望“大锅饭”、“铁饭碗”的心态，使得厂与厂、市与市、省与省之间互相攀比，甚至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全大局。
通过梳理史料可以发现，当时各级党委、政府，统战、宣传等部门，以及侨联、工商联、工青妇等社会团体，都把资改的主要对象——资本家及其家属作为宣传教育的主体，因此对资本家心理的分析及对策政策的制订比较充分；相对而言，对工人、职工、店员的心理评判则较为简单。例如，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工人对其身份理应感到无上光荣，因此应该坚定阶级立场，提高政治觉悟，拥护社会主义改造。但事实上，作为社会主义改造中最重要的群体之一，工人阶级虽表现出显性的政治热情，却又有一些难以言明的真实心理：短时间内自身难以摆脱的旧社会原有的心态；对新社会意识的接受有一个适应和改造的过程，呈现出多元性、怀旧性和不稳定性等特征；在生产力发展不足的情况下，有的行业急于改组与合并，有的对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区别对待，忽略了“私营企业的职工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影响了私营企业职工的经济待遇；等等。这些资改中出现的偏差，势必给工人的心理带来负面的影响。
三、结语
纵观解放初期我国对资改造过程中，从改造的受益者到改造的主要对象，这些与改造利益攸关的社会群体，分别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心态。总体而言，在社会大环境下，资本家出于自身和家庭的种种考虑，最终由动摇、不满到接受、配合；工人阶级由不习惯、不适应到完全支持和拥护党的改造政策，并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的最大受益群体。还应看到，在广东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华侨资本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华侨纷纷回国投资进行经济建设，并从理论认识到实际行动上对资改加以响应，加以执行，努力创造条件，把具有资本主义成份的经济纳入社会主义正轨。可以说，广东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与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尤其是劳资阶级的社会心理有莫大的关系。在社会变革面前，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能顺应历史潮流，拥护、支持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从心态和心理层面推动了这项伟大事业的顺利进行。
通过比较甄别，我们发现不管是资本家还是工人，他们的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都是同时存在，但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的比例、造成这些复杂心理的因素、以及化解不良心理的对策等，则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划一。历史证明，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不同主体的心理，以人为本；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应掌握得当的工作方法，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偏差。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因此，要利用心理学的规律对不同主体进行社会心理的引导，运用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社会意识统一到党和国家的正确决策中，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我们在肯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人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尽管在当时，资本家出于种种缘由而接受了共产党制定的改造政策，但冲突与隔阂非短时间可以消除。通过资改，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已不复存在，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阶级。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随着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深入，不同转型期的中国工人的社会心理也势必出现新的特点。因此，及时研究和把握转型期工人的社会心理，并將其朝着积极的方向引导，依然是党制订调适政策、对策的目标任务所在。
（责编：张丽红）
【关键词】广东；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社会心理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3-0027-07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的重头戏，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的决定性的一步。在此过程中，各社会阶层所呈现出的复杂社会心理，值得研究。本文以广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以下简称“资改”）过程中，资本家、工人的社会心理表现为视角①，揭示政权更迭、社会巨变对其心理历程造成的深刻影响，以助于从一个侧面来加强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
广东地处中国南部，与港澳毗邻，是中国南大门，水陆交通方便，华侨众多。广东又是全国创办近代工业最早的省份之一，解放初，“广东私人资本势力雄厚，情况复杂，商业比重大；工业虽有相当基础，但规模与设备较差；交通运输事业中私营保持相当力量。”②广东一个突出情况，就是私营工商业在地方经济上所占比重约为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些工商业里，华侨资本所占数目也不少。③广东工商业较集中，尤以省会广州为最，另多集中于汕头、佛山、江门、潮州、湛江、韶关、石岐、北海等地。从事工商业的人较多，劳资阶级构成复杂，阶级诉求带有鲜明地方特色。上述特点，使广东劳资阶级在资改中的心理表征在全国既有一定代表性，又有自身独特性。
一、资本家的心理表现
在资改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被视为被消灭的阶级，面对多变的政策，心态最为复杂。短短几年内，民族资产阶级就接受了中共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从而推动了这一进程；但也有资本家表现出与历史发展趋势不一致的消极心理。
（一）积极心理
一是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协助改造。在各地各行业，不乏一大批真心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爱国工商业者，如航运业大户刘荣光等；地方有王源兴（广州）、区寿康（江门）、张创业（东莞）、蔡挺生（湛江），等等。他们表示：“我把企业交给了国家，得到的却是金钱所买不到的”①。广东是著名侨乡，许多华侨从支援新中国建设出发，踊跃回国投资办企业，甚至回国定居。如菲律宾华侨黄长水，不仅把海外大部分资金调回国内投资，还毅然回国，接受中共的领导，参加工作，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著名的旅美爱国侨领司徒美堂经过实地考察，感受到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于1952年至1955年间连续撰文，赞叹祖国的建设成就，并呼吁广东私营工商业：“只要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规规矩矩的、老老实实的搞生产、做买卖，民族资本家是有利可得的，不必像以往那样去偷偷摸摸，作奸犯科，自绝于人民。”②印尼华侨黄洁，本着“在新中国做个民族资本家，总比在异邦当个‘南洋伯’为佳”③的心态，不仅率先回国投资，还多次赴香港，向港商介绍新中国的成就和侨务政策，吸引投资，争取外汇。这些富有声望人士，在舆论上或行动上“现身说法”，以此说明“红色资本家”可以跟共产党人合作得很好，对帮助中国共产党做好广大私营工商业的思想工作，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华侨投资兴办的主要是公私合营企业，他们对公私合营的形式普遍是认可的，对“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也深表赞同，觉得有政府领导作保障，能够保本也可以获利，从而安心经营。当时广东主要的侨资企业如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华侨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华侨投资公司等，为支援抗美援朝、促进广东经济建设发展做出很多贡献。
二是顺应形势，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类学习培训及参观调查活动，认真学习政策，协助政府做好资改各项工作，搞好经济改组、人事安排及企业改革，提高技术、发展生产、降低成本等。在资改中，资本家的不同阶层都有一致的心愿，即认为放弃剥削后，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摘掉资产阶级帽子，加入工人阶级行列。他们在改造中也努力表现自己，如湛江在1956年的清产核资中，一些工商业者有“宁低勿高”的思想，低估房价和产价，以表示自己“思想通”；在合营高潮时，一些资本家还自动增资，把个人的黄金首饰、私人公债、生活用的房屋以至现款都拿来合营。④反映出资本家希望摘掉资本家帽子、试图加入工人阶级行列的真实心态，是当时资本家“阶级消灭，个人愉快”普遍心理期待的集中体现。
三是对政策逐步了解和接受后，由衷发出赞叹。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广东省在调整公私关系和照顾私商工商业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帮助私营工商业解决困难，给予适当帮助和照顾，使一些即将倒闭的厂获得新生，私营厂商为之折服，对人民政府有了新的认识，有的说：“人民政府好，真正是为我们做事呢！”⑤私商得到照顾，有利可图，对政府产生好感和好评，为对资改造顺利进行打下基础。在资改过程中，一批工商界领袖人物以身作则，积极贯彻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对团结、教育各地各行业工商业者投身“公私合营”，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如1956年1月22日，著名华侨邓文钊针对当时一些人对“限制、改造”不理解、有恐惧，在《南方日报》发表题为《全省工商业者积极行动起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他以本人投资“华企”并担任企业的领导职务为例，耐心说服大家解除思想顾虑，号召广东工商界“采取诚恳的、主动的、积极的态度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到来之际，不少地方的私营工商业经历了三年多的利用、限制、改造，不少行业已改善了经营管理、降低开支、创造条件、争取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来。此时，一般工商业者思想上已不感突然，尤其是工商界中一些代表人物，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早有体会的，在高潮中积极带动全行业，主动申请合营。 （二）消极心理
一是抗拒心理。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毕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广东民族资本在历史上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买办经济均有寄生性，其自身又有一定依赖性和投机性，加上工业资本比重较少，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主体，投机性更大。在对资本主义商业改造过程中，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是当时斗争的主要特点。相当多的资本家，表面上举手赞同共同纲领，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可事实上却利用机会攻击工人阶级、工人组织和国营部门。在资改的初期，一旦市场环境改变，一些资本家开始对加工订货进行抵制，表现在接受加工订货任务时挑肥拣瘦，只愿承担无力自营和利润较大的部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发布，对资本家造成较大的心理冲击，连中小工商业者都产生了一些糊涂思想，认为利用就是“揾笨”，限制就是“没得捞”，改造就是“交钱劳改”。①因而情绪低落，消极经营，有的还抽走资金，申请歇业，对“利用、限制、改造”政策进行明争暗抗。进入公私合营阶段后，不少地区和行业都存在资本家的抵触、抗拒行为。如梅县在进行生产改组和经济改组中，一些大企业的资本家，害怕同小企业合并以后背上包袱，要求“门当户对”。一些小企业的资本家有消极依赖情绪，害怕同大企业合并以后“吃不开”，甚至有的资本家乘机进行抽逃资金，安插私人乃至破坏生产等抗拒行为。②又如私营轮船运输业，有的私营航商把“公私兼顾”政策曲解为“平分秋色”，有的甚至组织起联营企业与国营公司“分庭抗礼”，以抗拒国营经济的领导。资本家抽逃资金的行为更加普遍，企图削弱企业以饱私囊“穷企业富个人”。根据广州港1954年初对53艘小型船舶的调查，其中23艘船的资方有抽逃资金的活动，抽逃资金数额占这23艘船舶资产总值的86%。③
二是失落心理。在利用、限制、改造的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特殊利益重新调整，一部分人势必产生明显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直接转化为失落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会有一些消极言论甚至行为、举动。如在改造实践中，资方实职人员多按“量材使用”原则重新安排工作，当中的不少人是从业主变为普通工作人员，这在人数居多的中小业主中更加普遍。对多数人而言，由业主到一般从业人员的身份转换，劳动内容与劳动自主性都会发生变化，此情形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尤为突出。如梅县，有些小商贩认为“组织起来不好，甚至不愿调国合部门，自贯彻保证自负盈亏的小商贩合理收入后，有的认为代销有困难政府会解决，收入好，过自由，相反认为组织起来收入少，不自由。因此不合条件的也积极要求分散经营，批不准则闹情绪，影响工作，有的上调国合不愿意去，认为国合工作多时间长又要下乡，既没电灯又没电影看，生活不习惯，照顾家庭不方便，不如搞代销好，甚至有的已调到国营公司的小商贩擅自跑回去并对别人说工作不要太积极，太积极了就会调国营”①。梅县小贩们对“自由”的反复强调，显然是出于对合营后“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改变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便是失落心理的一种表现。其产生原因在于合营将他们的劳动方式由“个体”变成了“集体”，从而降低了劳动中的自主性。
三是疑虑心理。在改造中，许多资本家呈现出紧张情绪和不安心态，究其因，固由于所有制变革的冲击，但同样受到因此带来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变化之影响。这种影响又与其从“剥削者”到“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身份转换相关联。对资本家而言，由原来的企业主到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方人员的身份转换，首先带来的是日常劳动生活的改变；而收入由“利润”到“定息”和薪金的转变，同样会影响到他们的物质生活；在劳动和物质收入同时改变的前提下，家属的身份同样发生了变化，由此带来的则是整个家庭生活的改变。②这种心态，基本贯穿于改造的全过程，因为他们既要面对改造中的具体问题，更要考虑改造后的问题。到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疑虑心态并没有消除。如1955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夕，广州市工商界中思想彷徨，忧心忡忡。有些私商说：“社会主义好是好，但我们是玻璃柜里的苍蝇，看见前途，找不到出路。”上海工商界的打油诗也传到广东：“忠孝不能两全，名利实难兼顾”；“接受改造有心，具体实践无力”；“前途问号颇多，当前矛盾更大”等等。③这一时期大资本家考虑的是待遇和利益问题，他们关心公私合营后自己的职务，争人事安排，同时关心的是定息几厘、几年取消，担心收入减少，生活下降；中小资本家担心合营后困难解决不了，所以争安排、争待遇；小生产者出身的资本家，要求摘帽子，改变成份，归队当劳动人民；资本家的代理人，要求明确阶级成份，当“公家人”；青年资本家因多是继承父业，且年纪还轻，来日方长，又多是企业中的实职人员，有一定的技术知识或经营能力，因而比较关心自己的前途。
四是观望心理。持这种心理的资本家，对前途感到迷茫、无奈，企图徘徊在改造的历史潮流之外，但最终又不由自主地被裹挟于时代洪流中。这部分人以资产阶级中层居多，大都在国家和个人前途关系上存在模糊认识，不愿主动接受改造，一些资本家不甘心交出自己辛苦打拼开办的企业，拖到什么时候就算什么时候，但这部分人总体上能随大流，具有较强的从众心理。他们感到“船在江中，无可奈何”，只得拥护，但内心斗争是十分激烈的。
五是混杂心理。这是种种消极心理混合而产生的。种种消极心理的混杂、传递、转移、弥漫、循环，直接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多样性、变动性，从而造成整个社会对矛盾和冲突认识的难度和复杂性，以及对社会紧张态势预测的困难性。如合营后的公私共事关系存在着私方和公方相互提防的现象，有的还表现得颇不正常。私方经理方面，有的自卑和依赖思想严重，分配工作不敢大胆，缩手缩脚；有的分工抓业务，对很细小的问题都时刻请示公方；有的由于工作任务完不成工人经理插手私方经理又说有职无权。反之，多数公方代表为了站稳立场，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力求与私方代表保持距离，处处提防。“有的厂私方技术人员每天工作了13—14 小时，不但得不到公方的体贴，相反给私方扣上了一个帽子是‘改造’，因此使私方人员说正如劳改一样，请求回家生产。还有的私方干部合营后降低了工资，由原来30元降为26元均未得到解決，其次还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普遍要求调整。”④ 如上所述，资本家作为资改的主要对象，心态是复杂的。以往，学术界多从资改的发展阶段来分析和考察资本家的心理变迁，对资本家的心路历程多从疑惧到恐慌再到服从这三阶段进行描述，这种纵向分析有一定合理性。但应看到，各种复杂心理的存在，决定他们的行为是反复多变和不完全一致的；各种踌躇不安、不踏实及对新政权的揣测、观望心态交织充斥在整个资改过程，不能简单划一，也不能认为每个资本家就一定经历从不觉悟到觉悟的心理历程。资本家追求利润及其两面性的本质，深深影响了他们寻求心理对现实适应性的过程。环境的快速变化和不同地域执行政策的差异性，加上资本家本人的经验、人格、人际等因素的影响，都增加了个体决策的不确定性，使资本家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和行为。
广东是著名侨乡，华侨回国定居或投资设厂，都不可避免被裹挟到社会主义改造的洪流中。因此，考察资本家的社会心理不能忽略华侨这一群体。因为，如果缺少了这方面的考察，不仅对资产阶级社会心理的研究是不够全面的，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整体认识。广东华侨资本家一方面出于爱国情怀，愿意与共产党人真诚合作，风雨同舟；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在国外异域文化氛围中生活，他们更易于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中共的理念和政策，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并逐渐调整与社会主义体制和文化的心理距离，减轻了一些不适应感。华侨本身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他们在国内的权益获得保护，一些上层归侨人士在地方上也得到安排，在政府机关或国营企业任职，这些活生生的例子，为资改进程增添更多“和平”、“软性”的色彩，也给广大工商业者树立了榜样，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家群体的消极心理，这使得广东资本家的心理表征在呈现出共性特点的同时，也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二、工人的心理表现
解放前，广东资本主义工商业较发达，尤其是商业，因接邻港澳，与国际经商较早，工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同时，工人受私营工商业剥削严重，工资低，劳动时间长，条件差，随时可能被解雇，劳资关系一向比较紧张。解放初期，工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还没有切身体会，但随着资改的完成，工人光荣成为时代风尚，工人们就越发坚定地拥护党的领导，从心理上获得归宿感和认同感。因阶级地位提高而获得的心理满足感与现实利益的得失，使他们也产生了积极和消极两种心理。
（一）积极心理
一是从政治心理因素上，工人一改解放前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解放后翻身做主人，成为领导阶级，他们普遍反映出比较积极、正面、乐观的政治心态。随着资改的深入和扩展，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工人阶级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生产，出现了生产情绪的空前高涨。工人们普遍认为“合营后光彩些，合营厂职工身架也高些，说话也响亮些，挂个合营厂的牌子也有架势些。”①从长远利益看，合营后可以保证生产正常，保证不失业，得到政治权利和铁饭碗。凡此种种，已初步显示出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工人在心理上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接受和理解。
二是从经济心理因素上，工人阶级获得种种实惠。解放后，工人迫切要求公私合营，更多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渴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早在1950年夏，广东省调整公私关系，东莞的土产支公司在收购、销售方面都得到政府帮助，使过去千多失业的草席工人有工做，更使三万多依靠水草为生的群众增加了收入。一些工厂销路打开后，生活也得到改善，现实的实惠增添了他们对合营的期盼。如广州南区华南酒厂、友联胶厂职工认为“合营是铁饭碗，不愁打破，如有些工友说，合营好啊，政府肯定会搞啊，木饭碗变成了铁饭碗。”新生牙刷厂工友何煊说，“合营起码两餐饭有保证，虽然制度严一些也好”①。星光电珠厂的工人，希望合营后有宿舍、有汽车。至于女工，她们比男工更盼望合营，希望可以解决同工同酬、子女读书等问题。如南方厂染布女工希望解决托儿所问题。合营前，制伞厂女工的工资低于男工，她们对合营更迫切拥护，希望能解决工资问题。这些愿望，均随着高度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而变成了现实。
（二）消极心理
一是守旧心理。这种心理在资改初期较明显。不少工人希望按传统的老办法、老的章程干，保持现状，担心改来改去会遇到新问题。随着资改运动的全面铺开及公私合营高潮的到来，守旧心理才被一种全新的、要求彻底改变命运的心理所取代。
二是求全心理。在私营企业内部，由于资本家的阶级立场所决定，他们要设法多剥夺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而工人则要维护自己正当权益，有时甚至提出过高要求，尤其是提出过高的福利要求，希望改造一步到位、十全十美。如工人队伍中，存在不够安心工作的现象，认为私营及合营企业工人的地位比不上国营②，希望能直接进入国营企业。这种心理，表现在资改工作中，出现了过于求全、求纯，对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现象，以至于在较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三是实惠心理。在坚持本阶级物质利益原则的过程中，忽略精神境界，结果实惠思想时有萌生，形成一种思想上顾虑重重、经济上不满足现有待遇、工作上不愿意受过多约束的实惠心理。如资改初期，广东内河私营航运业工人由于觉悟不够高，疑虑较多，存在“四怕”思想：怕失业、怕减工资，怕调动工作，怕制度严，因此对合营曾表现出消极的倾向。③这种顾虑心理，归根到底是出于对现实利益的考虑。当公私合营的潮流袭来时，很多工人对公私合营寄予了美好的利益期许，这种追求现实物质利益的心理就更明显一些，如有些工人“怕调职位怕失业”，有的“怕削减福利，怕减工资”，有些“怕制度严，怕学习多，批评多”，等等。④
四是攀比心理。这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心理，旧的社会制度被打破，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建立完善，传统社会所固有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抬头，渴望“大锅饭”、“铁饭碗”的心态，使得厂与厂、市与市、省与省之间互相攀比，甚至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全大局。
通过梳理史料可以发现，当时各级党委、政府，统战、宣传等部门，以及侨联、工商联、工青妇等社会团体，都把资改的主要对象——资本家及其家属作为宣传教育的主体，因此对资本家心理的分析及对策政策的制订比较充分；相对而言，对工人、职工、店员的心理评判则较为简单。例如，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工人对其身份理应感到无上光荣，因此应该坚定阶级立场，提高政治觉悟，拥护社会主义改造。但事实上，作为社会主义改造中最重要的群体之一，工人阶级虽表现出显性的政治热情，却又有一些难以言明的真实心理：短时间内自身难以摆脱的旧社会原有的心态；对新社会意识的接受有一个适应和改造的过程，呈现出多元性、怀旧性和不稳定性等特征；在生产力发展不足的情况下，有的行业急于改组与合并，有的对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区别对待，忽略了“私营企业的职工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影响了私营企业职工的经济待遇；等等。这些资改中出现的偏差，势必给工人的心理带来负面的影响。
三、结语
纵观解放初期我国对资改造过程中，从改造的受益者到改造的主要对象，这些与改造利益攸关的社会群体，分别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心态。总体而言，在社会大环境下，资本家出于自身和家庭的种种考虑，最终由动摇、不满到接受、配合；工人阶级由不习惯、不适应到完全支持和拥护党的改造政策，并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的最大受益群体。还应看到，在广东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华侨资本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华侨纷纷回国投资进行经济建设，并从理论认识到实际行动上对资改加以响应，加以执行，努力创造条件，把具有资本主义成份的经济纳入社会主义正轨。可以说，广东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与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尤其是劳资阶级的社会心理有莫大的关系。在社会变革面前，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能顺应历史潮流，拥护、支持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从心态和心理层面推动了这项伟大事业的顺利进行。
通过比较甄别，我们发现不管是资本家还是工人，他们的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都是同时存在，但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的比例、造成这些复杂心理的因素、以及化解不良心理的对策等，则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划一。历史证明，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不同主体的心理，以人为本；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应掌握得当的工作方法，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偏差。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因此，要利用心理学的规律对不同主体进行社会心理的引导，运用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社会意识统一到党和国家的正确决策中，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我们在肯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人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尽管在当时，资本家出于种种缘由而接受了共产党制定的改造政策，但冲突与隔阂非短时间可以消除。通过资改，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已不复存在，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阶级。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随着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深入，不同转型期的中国工人的社会心理也势必出现新的特点。因此，及时研究和把握转型期工人的社会心理，并將其朝着积极的方向引导，依然是党制订调适政策、对策的目标任务所在。
（责编：张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