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针对现有研究中“创业意愿同质性”假设的潜在问题，本文提出“创业意愿异质性”假设，并将创业意愿区分为小型生活型、小型高收益型和高成长型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计划行为理论模型进行修订，就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不同类型创业意愿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不同创业意愿类型，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的作用不尽相同，且影响强度也各有差异；对中国创业者而言，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通过创业态度这一中介变量影响创业意愿，体现出与国外不同的影响机理。同时，本研究也表明，微型企业并非总是企业成长的初级阶段，也可能是一种长期存在，需要加以专门研究。
关键词：创业意愿；创业意愿同质性；创业意愿异质性；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5001608
一、引言
研究创业行为背后的驱动因素一直是创业研究的重要议题，而创业意愿则被普遍认为是创业行为的最佳预测变量。目前，国内外学者围绕创业意愿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但研究结论还存在分歧，并且存在一个普遍性问题，即绝大部分研究均以“创业意愿同质性”假设为前提。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通常只是笼统地询问受访者“是否有在目前或未来创办自己企业的想法”，并不将创业意愿进行更加详细的区分，对于所有给予肯定回答的受访者都在研究中做均一处理。但事实上，对于那些同样给予肯定回答的受访者而言，其头脑中呈现的创业愿景却常常是存在差异的。例如，一些人可能渴望其创办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另一些则可能偏好于创办类似画室或咖啡屋的小微企业，不求过高收益，只求保持自由而安逸的生活。可见，潜在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在事实上是存在差异的。本文认为，对创业意愿异质性的忽视，是导致现有研究结论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导致相关理论对实践缺乏有效指导的根源。为此，本文基于“创业意愿异质性”假设，结合以往研究将创业意愿进行区分，并通过对创业意愿研究中的主流模型——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修订，探究创业意愿的形成机理，并就理论模型对不同类型创业意愿的适用性做相应讨论。在理论层面，本文旨在弥补现有理论的不足并检验理论的适用范围；在实践层面，则希望为政府、高校等部门更加有效地促进创业活动提供理论指导和借鉴。
二、理论回顾与假设
1创业意愿及其分类
关于创业意愿，Bird[1]认为是一种想要创办新企业与组织的心理状态，可以促使创业者为实现目标而产生一系列的创业行为。由此可以发现，其架起了其他个人或社会因素对创业行为发挥影响的桥梁，创业行为更可能产生于创业意愿较高的个体中。因此，创业意愿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预测创业行为。随着各国纷纷将促进创业作为发展经济和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手段，创业意愿作为创业活动背后的驱动因素，也日益成为创业研究领域的热点，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不过，纵观现有研究，我们发现学者们基本上是将创业意愿理解为“有或无”的概念，并不对创业意愿做进一步区分，因而目前并不存在明确的创业意愿的分类。尽管如此，以往研究中有关创业活动的区分却已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学者们对创业活动的区分是从三个角度展开的：一是基于创业动机的分类，例如，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将创业类型区分为生存型和机会型两类；张玉利等[2]将创业类型分为机会拉动型、贫穷推动型和混合型。二是基于创新和风险程度的分类，例如，Bruyat和Julien[3]以创业对人的改变程度和创造价值的大小为维度，把创业类型分为复制型、模仿型、安家型和冒险型；Bhide[4]将创业类型分为冒险型、风险投资融合型和革命型；吴晓波和张超群[5]将创业类型划分为开拓型和模仿型。三是基于规模和盈利水平的分类，例如，Carland等[6]将创业类型分为小型收益型和高成长型；Bygrave和Zacharakis[7]将创业类型分为生活型、高成长型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创业。
在现有文献中，学者们对于创业的上述分类主要被应用于对实际发生的各种创业进行事后描述与分析，几乎很少被应用于对创业意愿的研究，其背后的理论假设就是创业意愿形成中并不涉及上述类型的选择。然而，在本研究中，通过对潜在创业者的访谈我们了解到，在创业意愿产生的过程中，创业动机的差异已经显现，并且会导致创业者对创业项目的规模和收益水平等有不同的预期和设定。也就是说，创业意愿不仅存在“有或无”的区分，在创业愿景方面也是存在差异的。鉴于此，本文在整合前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动机、规模和盈利性三个维度将创业意愿区分为小型生活型、小型高收益型和高成长型三种。小型生活型是指潜在创业者打算创办一家始终保持较小的规模（员工通常只有所有者，或1—20名员工）的企业 ，且只求获得适度收入，其更加看重的是保持某种生活方式。小型高收益型是指潜在创业者一方面希望未来的企业保持较小的规模（员工通常只有所有者，或1—20名员工）；另一方面也渴望能够通过有效管理创造大量收益。高成长型是指潜在创业者渴望自己的企业有朝一日成为业内规模最大、最具实力、最赢利的企业。
2创业意愿研究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及其修定
在有关创业意愿的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Ajzen [8]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 Behavior， TPB）模型。根据TPB模型，创业意愿主要受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态度这三个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观规范表示的是个体感知到的外部因素（包括亲朋好友、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等）对自身决策的影响；感知行为控制表示个体感知到的对其行为的自我控制能力，它反映了个人感知到实践某种行为的困难程度；创业态度指的是个体对创业行为所持有的一种消极或积极的评价。学者们对于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都借鉴了TPB模型，并且，在以西方国家为背景的研究中，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态度通常被视为是并列的三个影响因素，直接影响着创业意愿。然而，在中国特殊的文化情境下，莫寰[9]发现，创业者的感知行为控制会对创业态度产生影响。Linán[10]也在研究中发现，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的间接影响是通过创业态度实现的。针对上述分析，本研究对计划行为理论模型进行了修订，提出以创业者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为自变量、以创业意愿为因变量、以创业态度为中介变量的理论模型，以期探究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并提高该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预测效果。 3研究假设
如前文所述，主观规范是个体在选择是否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其表明了那些对个体行为决策具有影响力的个人或团体对于个人是否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所发挥的影响作用大小，例如，父母对创业活动的消极态度可能会阻碍个体创业行为的发生。主观规范要发挥作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个人感知到外部群体对自己付诸某种行为存在期望。二是个人顺从这种期望。对于主观规范与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学者们的研究结论目前仍然存在分歧，Krueger和Carsrud[11]的研究表明，人们在规划自己未来职业时的确会受到外界影响，并证实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具有重要影响；李永强[12]研究表明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效应为0289（P<0000），并指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大于国外；王满四和李楚英[13]也认为主观规范是影响创业意愿的重要因素。但Ajzen[8]的研究却表明，主观规范对意愿的解释度并不高；莫寰[9]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主观规范与创业意愿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本文认为，对于中国创业者而言，无论是对“创业与否”的选择，还是对“创业类型”的选择，都会受到父母、亲戚和朋友等的影响。这些与创业者关系密切的影响力群体的态度是创业者能否成功的重要保证，创业者不仅会关注这类群体的期望，并且可能会顺从他们的期望。因此，本文推断各种类型的创业意愿均与主观规范紧密相关，并提出以下假设：
H1：主观规范与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1a：主观规范与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1b：主观规范与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1c：主观规范与高成长型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感知行为控制是个人对其所从事的行为进行控制的感知程度。Ajzen[14]认为，当个体认为其具有执行某特定行为的能力，或拥有与此相关资源和机会愈多，则感知行为控制愈强，执行该行为的意向也就越强。Fayolle等[15]也发现，潜在创业者对于自身的创业能力评价越高，则他今后从事创业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大。Wu等[16]还基于中国情境证实了大学生感知行为控制对其创业意愿的影响。不过，也有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Guerrero等[17]通过对不同的大学生群体进行分析，并没有发现感知可行性与创业意愿存在显著关系。Zhang等[18]的研究也并未发现感知可行性与创业意愿之间有显著的影响关系。感知行为控制的概念与感知自我效能类似，Scherer等[19]研究表明，自我效能高的个体不仅在机会的认知上比常人高，且对自我雇用意愿的产生也起着关键作用。本文认为，相对于就业而言，无论何种创业都是一项具有较高风险的活动，对个体的能力要求也更高，因此，感知行为控制高的人识别创业机会的机率和产生创业意愿可能性也会更高。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感知行为控制与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2a：感知行为控制与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2b：感知行为控制与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2c：感知行为控制与高成长型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态度是个人对某特定行为的评价经过概念化之后形成的。根据Phan等[20]的看法，创业态度分为内生态度和外生态度，包括想法的检测、挑战、成就、权利、财富和社会认可。按照行为心理学的观点，态度是个体行为心理适应、调节的中心和枢纽，外部环境通过影响态度而对个人的行为反应发生作用。创业态度同时包含了个人对创业活动最终效能的评估和预期，是创业行为的直接驱动力，该驱动力的大小强弱将显著影响个人的创业意愿。Christian和Nikolaus[21]以大学生群体为样本，发现创业态度在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熊景维[22]等国内学者同样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创业态度在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创业意愿产生作用的过程中扮演着中介作用。综合上述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在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影响创业意愿的过程中，创业态度发挥着中介作用，并提出如下假设：
H3：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H3a：主观规范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H3b：主观规范在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H3c：主观规范对高成长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H4：感知行为控制对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H4a：感知行为控制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H4b：感知行为控制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H4c：感知行为控制对高成长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三、研究设计
1变量与测量
对于创业意愿，本文主要参照Davidsson[23]的量表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测量：（1）我在将来会创办属于自己的事业；（2）如果有机会，并且可以自由做决定，我会选择创业；（3）我更倾向于创业，而不是单纯地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4）未来5年内创业的可能性。每一题项均采取李克特（Likert）五点量表计分法。对于有创业意愿的受访者，本研究进一步要求其在小型生活型、小型高收益型和高成长型三类创业意愿中选择一种与其创业愿景最为相符的类型。为保证受访者对上述三类创业意愿有明确的认知，本研究在问卷中对三类创业意愿做了详细说明。通过以上设计，创业意愿不再仅仅是“有或无”的概念，还有了更加细致的区分，体现出其异质性特征。
对于创业态度，在借鉴Phan等[20]创业态度量表的基础上，本文从两个维度（内生态度和外生态度）六个方面进行测量：（1）创业可以给自己带来成就感；（2）创业可以检验自己的创业想法；（3）创业可以使自己获得资金和财富；（4）通过创业自己可以为社会做贡献；（5）创业可以帮助实现自我价值；（6）创业成功可以得到社会认可。每一题项均采取李构特Likert五点量表计分法。 对于主观规范的测量主要借鉴了Krueger等 [24]设计的量表，通过三个方面进行测量：（1）如果我要创业，我会参考父母的态度；（2）如果我要创业，我会参考亲戚的态度；（3）如果我要创业，我会参考好友的态度。每一题项均采取李克特（Likert）五点量表计分法。
对于感知行为控制，本文借鉴了Ajzen[25]的设计，测量题项包括：（1）我对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有信心；（2）我具备成功运营企业需要的技术和知识；（3）如果遇到好的创业想法，我知道如何获得创业所需的资源。每一题项均采取Likert五点量表计分法。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有性别、年龄、学历和工作经验，其中，性别和有无工作经验为虚拟变量。
2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次研究以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共发放问卷520份，其中，180份问卷通过与在校大学生面对面沟通获得；340份问卷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网络调查获得。通过这两种渠道，一共回收问卷503份，筛选有效问卷386份，有效率为76740%，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
四、实证结果分析
1信度与效度分析
在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之前，我们对所有变量做了Harman单因素检验，以确定样本数据是否存在同源误差现象，经检验发现，在未旋转因素的情况下，一共提取出6个解释因子，且其中最高的因子解释力仅为38220%，说明样本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样本信度分析主要采用SPSS200统计分析工具进行测量，检验得出Cronbach’s α=0892，样本内部一致性程度较好，而且样本KMO值为0881，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之后，我们利用Lisrel870统计分析工具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得出结果为χ2/df=1907、NFI=0980、NNFI=0990、CFI= 0990、AGFI=0920、RMSEA=0049，这意味着量表内部结构效度非常理想，而且样本各潜变量的AVE值均大于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说明量表的区别效度良好。
2数据分析
表2列示了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与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关系的验证结果。首先，我们建立模型1验证了各控制变量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大学生的性别、年龄、学历以及有无工作经验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的作用并不突出。模型2和模型4分别分析了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的作用程度，从模型2中可以看出，主观规范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的影响程度并不显著，假设H1a未得到验证。因此，模型3中主观规范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的假设也无法得到验证，假设H3a不成立。在模型4中，感知行为控制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的促进作用也不显著，假设H2a未得到验证。在此前提下，模型5中感知行为控制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不成立，假设H4a未得到验证。
表3列示了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与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关系的验证结果。模型6验证了各控制变量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只有大学生的年龄和学历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的作用显著。模型7 和模型8是在模型6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主观规范和创业态度得到的。模型7的验证结果显示，主观规范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呈正向促进作用（β1=0280，p<0010），假设H1b得到验证。模型8的验证结果则表明，在加入创业态度这一中介变量后，创业态度与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显著正相关（β=0736，p<0010），而且该情境下主观规范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产生作用的路径系数下降了0054（△β=β1-β2，β2=0226），这说明主观规范在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部分中介（p<0010），假设H3b得到部分验证。模型9中，感知行为控制与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β3=0489，p<0010），假设H2b得到验证。加入创业态度变量后的模型10中，创业态度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呈显著正向促进作用（β=0603，p<0010），但此时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系数明显下降了0208（△β=β3-β4，β4=0281），意味着感知行为控制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创业态度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假设H4b得到部分验证。虽然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群体的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均与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存在正向促进关系，但我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的标准化路径发现，感知行为控制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的作用强度明显高于主观规范的作用强度（0572>0288）。
表4列示了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与高成长型创业意愿的研究结果。在验证各控制变量与高成长型创业意愿关系的模型11中，只有性别与其存在显著相关关系（p<0100）。在此基础上依次加入主观规范和创业态度得到模型12和模型13。模型12的验证结果同样证实了主观规范对高成长型创业意愿的正向促进作用（β1=0511，p<0010），假设H1c得到验证。在模型13中，我们加入创业态度这一中介变量，经验证发现，创业态度与高成长型创业意愿显著正相关（β=0564，p<0010），而且在纳入创业态度这一变量后，主观规范对高成长型创业意愿产生作用的路径系数明显下降了0261（△β=β1-β2，β2=0250），这表明创业态度的部分中介作用得到证实（p<0010），即假设H3c得到部分验证。而模型14的验证结果则证实了感知行为控制对高成长型创业意愿的正向促进作用（β3=0462，p<0010），假设H2c得到验证。模型15主要验证了创业态度的中介作用，在加入创业态度这一变量后，创业态度与高成长型创业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β=0574，p<0010），此时感知行为控制对高成长型创业意愿的影响系数明显下降了0217（△β=β3-β4，β4=0245），这意味着在感知行为控制对高成长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为创业态度部分中介，假设H4c得到部分验证。在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高成长型创业意愿作用的过程中，主观规范的作用强度要高于感知行为控制的作用强度（0432>0360），这与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下的验证结果恰恰相反。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首先，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创业意愿的确具有异质性，且TPB模型并不适用于所有创业类型。潜在创业者头脑中的创业愿景的确存在差异，且对于小型生活型、小型高收益型和高成长型创业意愿的选择，潜在创业者间也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偏好或倾向性。此外，TPB模型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和高成长型创业体现出较强的解释力，但并不适用于小型生活型创业。对小型生活型创业而言，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创业意愿的作用均不显著。不仅如此，大学生的性别、年龄、学历以及有无工作经验对该群体创业意愿的作用并不突出。这表明未来还需要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活动进行更加深入和有针对性的研究，甚至需要新的理论框架和模型来对其进行解析。2011年中国在企业划型标准中首次增加了微型企业的类型，一些学者认为微型企业不过是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无需加以专门研究。然而，并非所有企业家都有扩大企业规模的动机，小型生活型创业者创办的微型企业可能是一种长期、甚至永久的存在，因此，并不能用现有的企业成长理论对其进行解释，有必要进行专门研究。
其次，对小型高收益型和高成长型创业而言，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对创业意愿均有积极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因类型而异。具体来说，在小型高收益创业下，感知行为控制对创业意愿的作用程度明显优于主观规范的作用程度；在高成长型创业下，则恰恰相反，主观规范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感知行为控制。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与另两类创业者相比，高成长型创业者的成就欲望更强， “扬名立万，衣锦还乡”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使他们对企业规模、名气这类外显性要素有更多的追求，父母亲友、老师乡邻的期望会对其产生更大的影响。而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者而言，身边人的观点虽然也会对其产生影响，但相对而言，其对自身能力的感知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其创业意愿的形成。为了提高创业政策及创业培训的有效性，政府和高校应将重点放在提高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上，同时，相关部门也需要对潜在创业者进行调查，区分其类型，并根据其不同特征施以不同的激励措施。
最后，本研究表明，创业者的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通过创业态度影响创业意愿。在以往有关创业意愿的研究中，绝大部分是以西方国家的创业者为样本，且基本上采用的是Ajzen[25]的原始模型，即将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创业态度视为并列的影响因素，且均直接对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研究成果也大部分支持了这一结论。但如前文所述，国内外的一些学者也针对中国情境提出了不同观点。本文的实证结果再次也显示，就中国的大学生创业者而言，三者之间并非并列关系，创业态度在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与创业意愿间发挥着中介作用。这表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各种因素对创业意愿的影响路径和机理可能是不同的，对此，未来仍有必要做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Bird，B Implementing Entrepreneurial Ideas：The Case for Intent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8， 13（3）：442-453
[2]张玉利，薛红志，杨俊企业家创业行为的理性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3，（5）：9-13
[3]Bruyat， C， Julien， P A Defining the Field of Research in Entrepreneurship [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1，16（2）：165-180
[4]Bhide，AV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New Businesses [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5]吴晓波，张超群产业集群与创业动态关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5）：55-58
[6]Carland，J W， Hoy，F， Boulton ，W RDifferentiating Entrepreneurs from Small Business Owners：A Conceptualiza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9（2）：354-359
[7]Bygrave， W D， Zacharakis ， A The Portable MBA in Entrepreneurship [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2009
[8]Ajzen，I From Intentions to Actions：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M] Heidelberg： Springer，1985 11-39
[9]莫寰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创业意愿路径图——基于“计划行为理论”[J]科研管理，2009，（6）：128-135
[10]Linán，F Does Social Capital Affect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J]International Advances in Economic Research，2007，13（4）：443-453
[11]Krueger，NF，Carsrud， A L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Apply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J]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1993，5（4）：315-330
[12]李永强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8，（2）：81-83
[13]王满四，李楚英基于6因素模型的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广州大学学报，2011，（1）：90-95 [14]Ajzen，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1，50（2）：179-211
[15]Fayolle， A， Gailly，B， Lassas-Clerc，N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rograms： A New Methodology[J] Journal of European Industrial Training， 2006， 30（9）：701-720
[16]Wu ，S，Wu，L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2008， 15（4）：752-774
[17]Guerrero， M， Rialp， J， Urbano，D The Impact of Desir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2008，4（1）：35-50
[18]Zhang， Y， Duysters， G， Cloodt， M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s a Predictor of University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2013， 10（3）：1-19
[19]Scherer，R， Adams， J， Carley，S， Wiebe，F Role Model Performance Effects on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Career Preference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1989，13（3）：53-71
[20]Phan，P H，Wong，P K， Wang， C Antecedents to Entrepreneurship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Singapore： Beliefs， Attitudes and Background [J]Journal of Enterprising Culture，2002，10（2）：151-174
[21]Christian，L， Nikolaus， F The ‘Making’ of an Entrepreneur： Testing a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 among Engineering Students at MIT [J] R&D Management，2003，22（3）：135-147
[22]熊景维高校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及学生的创业障碍认知研究——基于SEM模型和LAC方法的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29-135
[23]Davidsson， P Nascent Entrepreneurship： Empirical Studies and Developments[J] Foundations & Trends in Entrepreneurship， 2005， 2（1）：1-76
[24]Krueger，JNF， Reilly， M D， Carsrud， A L Competing Models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0，15（s5）： 411-432
[25]Ajzen，I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Self-Efficacy， Locus of Control，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J]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02， 32（4）：665-683
（责任编辑：徐雅雯）
关键词：创业意愿；创业意愿同质性；创业意愿异质性；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5001608
一、引言
研究创业行为背后的驱动因素一直是创业研究的重要议题，而创业意愿则被普遍认为是创业行为的最佳预测变量。目前，国内外学者围绕创业意愿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但研究结论还存在分歧，并且存在一个普遍性问题，即绝大部分研究均以“创业意愿同质性”假设为前提。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通常只是笼统地询问受访者“是否有在目前或未来创办自己企业的想法”，并不将创业意愿进行更加详细的区分，对于所有给予肯定回答的受访者都在研究中做均一处理。但事实上，对于那些同样给予肯定回答的受访者而言，其头脑中呈现的创业愿景却常常是存在差异的。例如，一些人可能渴望其创办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另一些则可能偏好于创办类似画室或咖啡屋的小微企业，不求过高收益，只求保持自由而安逸的生活。可见，潜在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在事实上是存在差异的。本文认为，对创业意愿异质性的忽视，是导致现有研究结论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导致相关理论对实践缺乏有效指导的根源。为此，本文基于“创业意愿异质性”假设，结合以往研究将创业意愿进行区分，并通过对创业意愿研究中的主流模型——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修订，探究创业意愿的形成机理，并就理论模型对不同类型创业意愿的适用性做相应讨论。在理论层面，本文旨在弥补现有理论的不足并检验理论的适用范围；在实践层面，则希望为政府、高校等部门更加有效地促进创业活动提供理论指导和借鉴。
二、理论回顾与假设
1创业意愿及其分类
关于创业意愿，Bird[1]认为是一种想要创办新企业与组织的心理状态，可以促使创业者为实现目标而产生一系列的创业行为。由此可以发现，其架起了其他个人或社会因素对创业行为发挥影响的桥梁，创业行为更可能产生于创业意愿较高的个体中。因此，创业意愿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预测创业行为。随着各国纷纷将促进创业作为发展经济和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手段，创业意愿作为创业活动背后的驱动因素，也日益成为创业研究领域的热点，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不过，纵观现有研究，我们发现学者们基本上是将创业意愿理解为“有或无”的概念，并不对创业意愿做进一步区分，因而目前并不存在明确的创业意愿的分类。尽管如此，以往研究中有关创业活动的区分却已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学者们对创业活动的区分是从三个角度展开的：一是基于创业动机的分类，例如，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将创业类型区分为生存型和机会型两类；张玉利等[2]将创业类型分为机会拉动型、贫穷推动型和混合型。二是基于创新和风险程度的分类，例如，Bruyat和Julien[3]以创业对人的改变程度和创造价值的大小为维度，把创业类型分为复制型、模仿型、安家型和冒险型；Bhide[4]将创业类型分为冒险型、风险投资融合型和革命型；吴晓波和张超群[5]将创业类型划分为开拓型和模仿型。三是基于规模和盈利水平的分类，例如，Carland等[6]将创业类型分为小型收益型和高成长型；Bygrave和Zacharakis[7]将创业类型分为生活型、高成长型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创业。
在现有文献中，学者们对于创业的上述分类主要被应用于对实际发生的各种创业进行事后描述与分析，几乎很少被应用于对创业意愿的研究，其背后的理论假设就是创业意愿形成中并不涉及上述类型的选择。然而，在本研究中，通过对潜在创业者的访谈我们了解到，在创业意愿产生的过程中，创业动机的差异已经显现，并且会导致创业者对创业项目的规模和收益水平等有不同的预期和设定。也就是说，创业意愿不仅存在“有或无”的区分，在创业愿景方面也是存在差异的。鉴于此，本文在整合前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动机、规模和盈利性三个维度将创业意愿区分为小型生活型、小型高收益型和高成长型三种。小型生活型是指潜在创业者打算创办一家始终保持较小的规模（员工通常只有所有者，或1—20名员工）的企业 ，且只求获得适度收入，其更加看重的是保持某种生活方式。小型高收益型是指潜在创业者一方面希望未来的企业保持较小的规模（员工通常只有所有者，或1—20名员工）；另一方面也渴望能够通过有效管理创造大量收益。高成长型是指潜在创业者渴望自己的企业有朝一日成为业内规模最大、最具实力、最赢利的企业。
2创业意愿研究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及其修定
在有关创业意愿的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Ajzen [8]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 Behavior， TPB）模型。根据TPB模型，创业意愿主要受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态度这三个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观规范表示的是个体感知到的外部因素（包括亲朋好友、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等）对自身决策的影响；感知行为控制表示个体感知到的对其行为的自我控制能力，它反映了个人感知到实践某种行为的困难程度；创业态度指的是个体对创业行为所持有的一种消极或积极的评价。学者们对于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都借鉴了TPB模型，并且，在以西方国家为背景的研究中，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态度通常被视为是并列的三个影响因素，直接影响着创业意愿。然而，在中国特殊的文化情境下，莫寰[9]发现，创业者的感知行为控制会对创业态度产生影响。Linán[10]也在研究中发现，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的间接影响是通过创业态度实现的。针对上述分析，本研究对计划行为理论模型进行了修订，提出以创业者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为自变量、以创业意愿为因变量、以创业态度为中介变量的理论模型，以期探究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并提高该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预测效果。 3研究假设
如前文所述，主观规范是个体在选择是否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其表明了那些对个体行为决策具有影响力的个人或团体对于个人是否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所发挥的影响作用大小，例如，父母对创业活动的消极态度可能会阻碍个体创业行为的发生。主观规范要发挥作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个人感知到外部群体对自己付诸某种行为存在期望。二是个人顺从这种期望。对于主观规范与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学者们的研究结论目前仍然存在分歧，Krueger和Carsrud[11]的研究表明，人们在规划自己未来职业时的确会受到外界影响，并证实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具有重要影响；李永强[12]研究表明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效应为0289（P<0000），并指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大于国外；王满四和李楚英[13]也认为主观规范是影响创业意愿的重要因素。但Ajzen[8]的研究却表明，主观规范对意愿的解释度并不高；莫寰[9]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主观规范与创业意愿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本文认为，对于中国创业者而言，无论是对“创业与否”的选择，还是对“创业类型”的选择，都会受到父母、亲戚和朋友等的影响。这些与创业者关系密切的影响力群体的态度是创业者能否成功的重要保证，创业者不仅会关注这类群体的期望，并且可能会顺从他们的期望。因此，本文推断各种类型的创业意愿均与主观规范紧密相关，并提出以下假设：
H1：主观规范与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1a：主观规范与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1b：主观规范与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1c：主观规范与高成长型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感知行为控制是个人对其所从事的行为进行控制的感知程度。Ajzen[14]认为，当个体认为其具有执行某特定行为的能力，或拥有与此相关资源和机会愈多，则感知行为控制愈强，执行该行为的意向也就越强。Fayolle等[15]也发现，潜在创业者对于自身的创业能力评价越高，则他今后从事创业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大。Wu等[16]还基于中国情境证实了大学生感知行为控制对其创业意愿的影响。不过，也有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Guerrero等[17]通过对不同的大学生群体进行分析，并没有发现感知可行性与创业意愿存在显著关系。Zhang等[18]的研究也并未发现感知可行性与创业意愿之间有显著的影响关系。感知行为控制的概念与感知自我效能类似，Scherer等[19]研究表明，自我效能高的个体不仅在机会的认知上比常人高，且对自我雇用意愿的产生也起着关键作用。本文认为，相对于就业而言，无论何种创业都是一项具有较高风险的活动，对个体的能力要求也更高，因此，感知行为控制高的人识别创业机会的机率和产生创业意愿可能性也会更高。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感知行为控制与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2a：感知行为控制与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2b：感知行为控制与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2c：感知行为控制与高成长型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态度是个人对某特定行为的评价经过概念化之后形成的。根据Phan等[20]的看法，创业态度分为内生态度和外生态度，包括想法的检测、挑战、成就、权利、财富和社会认可。按照行为心理学的观点，态度是个体行为心理适应、调节的中心和枢纽，外部环境通过影响态度而对个人的行为反应发生作用。创业态度同时包含了个人对创业活动最终效能的评估和预期，是创业行为的直接驱动力，该驱动力的大小强弱将显著影响个人的创业意愿。Christian和Nikolaus[21]以大学生群体为样本，发现创业态度在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熊景维[22]等国内学者同样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创业态度在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创业意愿产生作用的过程中扮演着中介作用。综合上述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在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影响创业意愿的过程中，创业态度发挥着中介作用，并提出如下假设：
H3：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H3a：主观规范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H3b：主观规范在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H3c：主观规范对高成长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H4：感知行为控制对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H4a：感知行为控制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H4b：感知行为控制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H4c：感知行为控制对高成长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三、研究设计
1变量与测量
对于创业意愿，本文主要参照Davidsson[23]的量表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测量：（1）我在将来会创办属于自己的事业；（2）如果有机会，并且可以自由做决定，我会选择创业；（3）我更倾向于创业，而不是单纯地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4）未来5年内创业的可能性。每一题项均采取李克特（Likert）五点量表计分法。对于有创业意愿的受访者，本研究进一步要求其在小型生活型、小型高收益型和高成长型三类创业意愿中选择一种与其创业愿景最为相符的类型。为保证受访者对上述三类创业意愿有明确的认知，本研究在问卷中对三类创业意愿做了详细说明。通过以上设计，创业意愿不再仅仅是“有或无”的概念，还有了更加细致的区分，体现出其异质性特征。
对于创业态度，在借鉴Phan等[20]创业态度量表的基础上，本文从两个维度（内生态度和外生态度）六个方面进行测量：（1）创业可以给自己带来成就感；（2）创业可以检验自己的创业想法；（3）创业可以使自己获得资金和财富；（4）通过创业自己可以为社会做贡献；（5）创业可以帮助实现自我价值；（6）创业成功可以得到社会认可。每一题项均采取李构特Likert五点量表计分法。 对于主观规范的测量主要借鉴了Krueger等 [24]设计的量表，通过三个方面进行测量：（1）如果我要创业，我会参考父母的态度；（2）如果我要创业，我会参考亲戚的态度；（3）如果我要创业，我会参考好友的态度。每一题项均采取李克特（Likert）五点量表计分法。
对于感知行为控制，本文借鉴了Ajzen[25]的设计，测量题项包括：（1）我对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有信心；（2）我具备成功运营企业需要的技术和知识；（3）如果遇到好的创业想法，我知道如何获得创业所需的资源。每一题项均采取Likert五点量表计分法。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有性别、年龄、学历和工作经验，其中，性别和有无工作经验为虚拟变量。
2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次研究以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共发放问卷520份，其中，180份问卷通过与在校大学生面对面沟通获得；340份问卷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网络调查获得。通过这两种渠道，一共回收问卷503份，筛选有效问卷386份，有效率为76740%，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
四、实证结果分析
1信度与效度分析
在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之前，我们对所有变量做了Harman单因素检验，以确定样本数据是否存在同源误差现象，经检验发现，在未旋转因素的情况下，一共提取出6个解释因子，且其中最高的因子解释力仅为38220%，说明样本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样本信度分析主要采用SPSS200统计分析工具进行测量，检验得出Cronbach’s α=0892，样本内部一致性程度较好，而且样本KMO值为0881，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之后，我们利用Lisrel870统计分析工具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得出结果为χ2/df=1907、NFI=0980、NNFI=0990、CFI= 0990、AGFI=0920、RMSEA=0049，这意味着量表内部结构效度非常理想，而且样本各潜变量的AVE值均大于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说明量表的区别效度良好。
2数据分析
表2列示了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与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关系的验证结果。首先，我们建立模型1验证了各控制变量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大学生的性别、年龄、学历以及有无工作经验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的作用并不突出。模型2和模型4分别分析了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的作用程度，从模型2中可以看出，主观规范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的影响程度并不显著，假设H1a未得到验证。因此，模型3中主观规范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的假设也无法得到验证，假设H3a不成立。在模型4中，感知行为控制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的促进作用也不显著，假设H2a未得到验证。在此前提下，模型5中感知行为控制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不成立，假设H4a未得到验证。
表3列示了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与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关系的验证结果。模型6验证了各控制变量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只有大学生的年龄和学历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的作用显著。模型7 和模型8是在模型6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主观规范和创业态度得到的。模型7的验证结果显示，主观规范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呈正向促进作用（β1=0280，p<0010），假设H1b得到验证。模型8的验证结果则表明，在加入创业态度这一中介变量后，创业态度与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显著正相关（β=0736，p<0010），而且该情境下主观规范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产生作用的路径系数下降了0054（△β=β1-β2，β2=0226），这说明主观规范在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部分中介（p<0010），假设H3b得到部分验证。模型9中，感知行为控制与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β3=0489，p<0010），假设H2b得到验证。加入创业态度变量后的模型10中，创业态度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呈显著正向促进作用（β=0603，p<0010），但此时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系数明显下降了0208（△β=β3-β4，β4=0281），意味着感知行为控制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创业态度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假设H4b得到部分验证。虽然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群体的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均与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存在正向促进关系，但我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的标准化路径发现，感知行为控制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的作用强度明显高于主观规范的作用强度（0572>0288）。
表4列示了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与高成长型创业意愿的研究结果。在验证各控制变量与高成长型创业意愿关系的模型11中，只有性别与其存在显著相关关系（p<0100）。在此基础上依次加入主观规范和创业态度得到模型12和模型13。模型12的验证结果同样证实了主观规范对高成长型创业意愿的正向促进作用（β1=0511，p<0010），假设H1c得到验证。在模型13中，我们加入创业态度这一中介变量，经验证发现，创业态度与高成长型创业意愿显著正相关（β=0564，p<0010），而且在纳入创业态度这一变量后，主观规范对高成长型创业意愿产生作用的路径系数明显下降了0261（△β=β1-β2，β2=0250），这表明创业态度的部分中介作用得到证实（p<0010），即假设H3c得到部分验证。而模型14的验证结果则证实了感知行为控制对高成长型创业意愿的正向促进作用（β3=0462，p<0010），假设H2c得到验证。模型15主要验证了创业态度的中介作用，在加入创业态度这一变量后，创业态度与高成长型创业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β=0574，p<0010），此时感知行为控制对高成长型创业意愿的影响系数明显下降了0217（△β=β3-β4，β4=0245），这意味着在感知行为控制对高成长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为创业态度部分中介，假设H4c得到部分验证。在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高成长型创业意愿作用的过程中，主观规范的作用强度要高于感知行为控制的作用强度（0432>0360），这与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下的验证结果恰恰相反。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首先，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创业意愿的确具有异质性，且TPB模型并不适用于所有创业类型。潜在创业者头脑中的创业愿景的确存在差异，且对于小型生活型、小型高收益型和高成长型创业意愿的选择，潜在创业者间也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偏好或倾向性。此外，TPB模型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和高成长型创业体现出较强的解释力，但并不适用于小型生活型创业。对小型生活型创业而言，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创业意愿的作用均不显著。不仅如此，大学生的性别、年龄、学历以及有无工作经验对该群体创业意愿的作用并不突出。这表明未来还需要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活动进行更加深入和有针对性的研究，甚至需要新的理论框架和模型来对其进行解析。2011年中国在企业划型标准中首次增加了微型企业的类型，一些学者认为微型企业不过是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无需加以专门研究。然而，并非所有企业家都有扩大企业规模的动机，小型生活型创业者创办的微型企业可能是一种长期、甚至永久的存在，因此，并不能用现有的企业成长理论对其进行解释，有必要进行专门研究。
其次，对小型高收益型和高成长型创业而言，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对创业意愿均有积极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因类型而异。具体来说，在小型高收益创业下，感知行为控制对创业意愿的作用程度明显优于主观规范的作用程度；在高成长型创业下，则恰恰相反，主观规范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感知行为控制。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与另两类创业者相比，高成长型创业者的成就欲望更强， “扬名立万，衣锦还乡”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使他们对企业规模、名气这类外显性要素有更多的追求，父母亲友、老师乡邻的期望会对其产生更大的影响。而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者而言，身边人的观点虽然也会对其产生影响，但相对而言，其对自身能力的感知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其创业意愿的形成。为了提高创业政策及创业培训的有效性，政府和高校应将重点放在提高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上，同时，相关部门也需要对潜在创业者进行调查，区分其类型，并根据其不同特征施以不同的激励措施。
最后，本研究表明，创业者的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通过创业态度影响创业意愿。在以往有关创业意愿的研究中，绝大部分是以西方国家的创业者为样本，且基本上采用的是Ajzen[25]的原始模型，即将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创业态度视为并列的影响因素，且均直接对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研究成果也大部分支持了这一结论。但如前文所述，国内外的一些学者也针对中国情境提出了不同观点。本文的实证结果再次也显示，就中国的大学生创业者而言，三者之间并非并列关系，创业态度在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与创业意愿间发挥着中介作用。这表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各种因素对创业意愿的影响路径和机理可能是不同的，对此，未来仍有必要做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Bird，B Implementing Entrepreneurial Ideas：The Case for Intent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8， 13（3）：442-453
[2]张玉利，薛红志，杨俊企业家创业行为的理性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3，（5）：9-13
[3]Bruyat， C， Julien， P A Defining the Field of Research in Entrepreneurship [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1，16（2）：165-180
[4]Bhide，AV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New Businesses [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5]吴晓波，张超群产业集群与创业动态关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5）：55-58
[6]Carland，J W， Hoy，F， Boulton ，W RDifferentiating Entrepreneurs from Small Business Owners：A Conceptualiza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9（2）：354-359
[7]Bygrave， W D， Zacharakis ， A The Portable MBA in Entrepreneurship [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2009
[8]Ajzen，I From Intentions to Actions：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M] Heidelberg： Springer，1985 11-39
[9]莫寰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创业意愿路径图——基于“计划行为理论”[J]科研管理，2009，（6）：128-135
[10]Linán，F Does Social Capital Affect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J]International Advances in Economic Research，2007，13（4）：443-453
[11]Krueger，NF，Carsrud， A L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Apply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J]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1993，5（4）：315-330
[12]李永强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8，（2）：81-83
[13]王满四，李楚英基于6因素模型的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广州大学学报，2011，（1）：90-95 [14]Ajzen，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1，50（2）：179-211
[15]Fayolle， A， Gailly，B， Lassas-Clerc，N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rograms： A New Methodology[J] Journal of European Industrial Training， 2006， 30（9）：701-720
[16]Wu ，S，Wu，L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2008， 15（4）：752-774
[17]Guerrero， M， Rialp， J， Urbano，D The Impact of Desir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2008，4（1）：35-50
[18]Zhang， Y， Duysters， G， Cloodt， M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s a Predictor of University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2013， 10（3）：1-19
[19]Scherer，R， Adams， J， Carley，S， Wiebe，F Role Model Performance Effects on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Career Preference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1989，13（3）：53-71
[20]Phan，P H，Wong，P K， Wang， C Antecedents to Entrepreneurship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Singapore： Beliefs， Attitudes and Background [J]Journal of Enterprising Culture，2002，10（2）：151-174
[21]Christian，L， Nikolaus， F The ‘Making’ of an Entrepreneur： Testing a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 among Engineering Students at MIT [J] R&D Management，2003，22（3）：135-147
[22]熊景维高校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及学生的创业障碍认知研究——基于SEM模型和LAC方法的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29-135
[23]Davidsson， P Nascent Entrepreneurship： Empirical Studies and Developments[J] Foundations & Trends in Entrepreneurship， 2005， 2（1）：1-76
[24]Krueger，JNF， Reilly， M D， Carsrud， A L Competing Models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0，15（s5）： 411-432
[25]Ajzen，I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Self-Efficacy， Locus of Control，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J]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02， 32（4）：665-683
（责任编辑：徐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