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凭借一首现代诗《乡愁》而闻名于世，余秋雨则凭借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而广为人知，两位余先生被合称为“海峡二余”。余光中和余秋雨相交多年，相互仰慕、相互欣赏、相互感知，成就了一段惺惺相惜的友情。
　　相同的文化内核
　　 余光中写《乡愁》时已经43岁，好友、诗人流沙河是第一个把余光中的诗作介绍到大陆来的人，他在自己创办的《星星》诗刊上刊载《乡愁》后，很快风靡开来。当时，余秋雨赞叹说：“余光中先生是20世纪把中华文字用到最简洁、最高妙程度的诗人，这样的诗人是不多的。如今在中国大陆，背得最多的诗是谁的诗？我相信是余光中先生的诗。这个现象就说明了他所达到的文字高度。”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在台湾受到欢迎，余光中也因此接触到余秋雨的散文，他在通读《文化苦旅》后，发现余秋雨引用了他的3行诗。对此，余光中说：“余秋雨写到三峡的时候引起很多联想，他引用过舒婷的一首写神女峰的诗，也引用我《尋李白》那首诗里面的几句话。我那几句是说，我对李白说，‘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他引用了3句。我们的相识就从这里开始了。”
　　 因为他们都姓余，早期的时候还引起很多人的联想，外界称余光中是余秋雨的恩人，当年是在他的引荐下，余秋雨的散文才被台湾读者熟知，余光中曾对此辟谣过，说自己并不敢当余秋雨的恩人，当年是在白先勇的引荐下，我才认识了余秋雨。他当然是写散文，我也写散文。与余秋雨的散文相比，我们最大的相同点是作品篇幅过长，不同之处就是他的散文从历史文化介入，概论性的东西多，而我的作品则是从人们的生活出发，以小见大的东西多。后来，在一次重大文化活动中，余光中更是高度评价余秋雨：“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锺书之后，出了余秋雨。”
　　 1992年后，余光中开始被大陆很多地方邀请前来朗诵，使得两人经常在各种文化活动上碰面，有了一场场的“两余会讲”。有一次，“会讲”到最后，当地记者问余光中：“《乡愁》中是否包括此处？”余光中优雅地回答：“我的故乡，不是这儿，也不是那儿，而是中华文化。”余秋雨立即带头鼓掌，因为这种说法确实很好。余光中笑意盈盈地向着余秋雨点头，表示感谢。这就是两余相同的文化内核。
　　肝胆相照的君子风范
　　 多年来，“两余会讲”都是其乐融融的，但也有严峻的时候。那是在马来西亚，两家历史悠久的华文报纸严重对立、事事竞争。其中一家请了余秋雨去演讲，另一家就想出对策，请来余光中，“以余克余”，一争高低。但余光中和余秋雨都不知道这个背景，两人从报纸上看到对方来了，非常高兴。但听了工作人员一说，都不禁倒抽冷气。因为两人已经分别陷于“敌报”之手，只能挑战，不能见面。于是，余光中通过在马友人，不让两报任何一个工作人员知道，趁着午夜之后，偷偷去和余秋雨见面，商定共同立场，终未造成“以余克余”的战场。这段佳话反映了他们磊落不羇，不屑明争暗斗，不争你我高低，肝胆相照的君子风范。
　　 更有意思的是，余光中先后回大陆50多次，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每到一地，他都会写一些散文，称之为“甘旅”，譬如他在《收获》杂志发表2万字的长文，题目直接就是《山东甘旅》。为什么要用“甘旅”二字呢？余光中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对我而言，每一次回大陆，回到中华文化的源头，都是还乡，都是一种甘旅。因为已经能回乡了，当然就没有隔绝的那种哀愁了。我的‘文化甘旅’就是跟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相对、抬杠，当然这是和余秋雨开个玩笑了。”
　　 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在高雄病逝。余秋雨缅怀余光中说：“从林怀民，到白先勇、余光中，我领略了一种以文化为第一生命的当代君子风范。他们不背诵古文，不披挂唐装，不抖擞长髯，不玩弄概念，不展示深奥，不扮演精英，不高谈政见，不巴结官场，更不炫耀他们非常精通的英语。只是用慈善的眼神、平稳的语调、谦恭的动作告诉你，这就是文化。”余秋雨对余光中的仰望之情，溢于言表。
　　（摘自《做人与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