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太多比我喜爱电影的人。他们或者痴迷于某个导演，而大费周折搜齐他所有的作品，或者痴迷于某部电影，而一遍又一遍地重温每个细节。另有人，痴迷于一种气氛，一个人窝在沙发的黑暗里或是裹紧被子靠着床头，看碟到天明，而毫不提及，他看的是哪个导演的哪部片子。
　　因此对于这本黑泽明的自传《蛤蟆的油》，我将提供一份几乎与电影无关的阅读笔记。
　　黑泽明开始做导演的时候正值日本处于战争时期，对于言论自由的受限，黑泽明愤怒得几度提及。所有的电影都要交内务省的检查官审核。检查官们动不动就说导演模仿美国和英国的一套。其中一个情节是一个日本人为一位菲律宾女同事过生日，检查官认为这是英美的一套——
　　我问他：“庆祝生日不行吗?”
　　检查官说：“庆祝生日这种行为基本上是英美的生活方式，现在写这种场面，真是岂有此理!”
　　我说，那么庆祝天皇生日的天长节，作为国家规定的节日，这是不是英美习惯、岂有此理的行为呢?
　　检查官当时脸色苍白。结果，片子遭到彻底否定。
　　他们把外国电影里的接吻镜头全部剪掉，凡是女人光着脚或露膝的画面，也一律剪掉。把剧本中“工厂的大门敞开胸怀，等待着前来义务劳动的学生们”的词句，说成是淫秽。
　　黑泽明对他们的评价颇高，认为这些人是“天才的色情狂”。“我和朋友们立下共同誓约，如果真的到了一亿人‘玉碎’的局面，我们就到内务省门前集合，把他们杀光之后再去死。”黑泽明说的是，“把他们杀光之后再去死”，而并非不参加“玉碎”。
　　在处女作《姿三四郎》的审片会上，连在场的小杂役都有杯咖啡喝，黑泽明却枯坐在那里，好像拍这部电影是犯了弥天大罪。检查官照例说作品是在模仿英美，口气纯粹是官老爷的指示，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正当黑泽明忍无可忍，“我抄起椅子砸你这狗娘养的”，担任专家评审的小津安二郎发言了，“以一百分作为满分的话，《姿三四郎》可打一百二十分!”黑泽明说，“直到现在我还感谢小津先生，也因为没有砸那家伙而感到遗憾。”
　　日本战败后，美军进驻，第一步就把司法警察和检查官开除了。对黑泽明来说，这比什么都值得高兴。“战争期间，我对军国主义是没有抵抗的。很遗憾，不能不老实说，我没有积极抵抗的勇气，只有适当地迎合或者逃避。这是可耻的……所以，我没有大言不惭地批判战争时期诸种事实的资格。战后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都是外力赋予的，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斗争得来的。所以我想，要想把它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就必须认真地学习，谦虚谨慎，必须有重新做起的决心才行。”
　　1945年8月15日，宣读天皇诏书的时候，街上气氛非常紧张，“真有一亿人宁为玉碎的觉悟一般”。然而听完诏书回家的路上，气氛全变了，人们仿佛处于节日前夜，喜不自胜。“这究竟是日本人性格中的伸缩性呢，还是软弱性?我只能认为，至少有这两个方面。我自己身上也有……我们接受了以看重自我为恶行、以抛弃自我为良知的教育……我想，没有自我完善，那就永远也不会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我战后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以这样的自我为主题的。”
　　《罗生门》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美国奥斯卡金像奖后，“日本的评论家们却说，这两个奖不过是评奖者出于对东洋式的异国情调好奇的结果。我百思不得其解。本民族人为什么对于本民族的存在毫无自信呢?为什么对异域的东西就那么尊重，对于自己的东西就那么轻视呢?……只能说，这是可悲的国民性。”
　　中日两国的国民性是如此不同，还是竟然如此相似?抑或是世界各处的权力与庸人全都面目雷同?至此，作为一个读者，我的兴趣点暴露无遗。
　　当然，除了不太关注电影，我还是一个很关注人生的读者。同事提醒黑泽明，是否该结婚了?黑泽明说，对象呢?对曰，矢口不是挺好吗?黑泽明也觉得不错，于是去求婚，为推动婚事还托了一个要好的朋友帮忙成全好事——
　　我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就对矢口说，你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就说个痛快话吧。她说：“最近几天就答复你。”下一次见面时，她交给我一大叠信，说：“你看看吧，我怎么能和这样的人结婚呢?”那些信是我托的那个朋友写给矢口的……全是骂我的。此人在骂人上堪称天才……
　　矢口的母亲看了那些信问她：“骂人的人和相信那人并一直挨他骂的那人，两者你相信哪个?”结果，矢口就和我结了婚。
　　很多电影人拥有比黑泽明浪漫太多的感情故事了。只是这段姻缘的那股劲儿，很对我的胃口。
　　我的人生道路，也在黑泽明的回忆中被拓宽了。黑泽明说，《罗生门》开拍前，制片厂的三位副导演读过剧本后，一起来见他。一问才知，“他们是看不懂剧本究竟说明什么问题，特意前来请我说明一下。我说，好好读一读就能懂。我认为我写得很明白，希望你们再仔细读一读。”他们还是不走，说确实下功夫读了，还是不懂，所以才来拜访。
　　听了黑泽明对剧本的简单解释后，两位副导演理解了，剩下那位，仍无法理解，面带愠色地走了。
　　我觉得，如果眼下这份工没得做了，我没准还能混个副导演当当，而且，还可能是《罗生门》的副导演啊，因为我至少看懂了黑泽明想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