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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多年儿子变成了红眼猩猩回家了;公主和鲶鱼做爱了;死去的妻子的鬼魂回来了;灵媒看到了人的前世了;庙里的女神变成了时髦女孩，跳下神坛和阿姨拉起了家常了;士兵们得怪病了……
谈起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的电影，奇幻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人对这样的故事并不陌生，毕竟我们有《聊斋志异》，也有《山中传奇》。然而，阿彼察邦的奇幻故事，是用现实主义的语言书写的。他喜欢是用固定机位、中远镜头拍摄，好像是人在波澜不惊地凝望;还有自然光、自然声和环境声，音乐反而用得很少—这些语言，中国的影迷也不陌生，因为我们有侯孝贤和蔡明亮。顺便说一下，阿彼察邦说自己超崇拜蔡明亮，难怪他的电影节奏都好慢好慢。
在国际文化舞台上，阿彼察邦如今似乎已成为东南亚文化和地域政治思考者中的代表人物，一个又一个国际文化大奖纷至沓来。2010年，电影《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让泰国人第一次获得金棕榈大奖。与此同时，阿彼察邦的影像装置作品也开始在泰特美术馆、蓬皮杜美术馆等这样的国际顶级美术馆遍地开花。
如今，他又獲得了荷兰的克劳斯亲王奖（Prince Claus Awards），阿姆斯特丹的眼睛电影美术馆（eye film musuem）专门为他开办了影像展览和电影回顾展。
那么，是什么魅力让阿彼察邦获得全球性的尊敬？他电影里的丛林意象又给世界文化带来了什么呢？
带着这份好奇，在说不清是河水还是海水环绕着的阿姆斯特丹的眼睛电影美术馆，我见到了阿彼察邦。当我拙劣地念出他复杂的姓氏时，他笑着说：“我的名字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太复杂了，在日本，人们甚至以为这是新的网游品牌。”
仔细端详，阿彼察邦有着精致的面孔，稍稍黝黑的肤色带着东南亚身份的佐证（其实他有着中国血统），眼神敏感又柔和，似乎折射着佛国的洗礼。长期以来，这个人，这张脸，总是和东南亚的丛林生活和政治争端联系在一起，他的眼睛也总是聚焦在幽暗丛林中的生死轮回。
可以说，他电影里的泰国东北部的伊森丛林，已经和王家卫影像中的香港、马丁·西科塞斯镜头里的纽约，一起化身为电影史中的角色，成了有精神性的文化符号。
丛林精神
我小心翼翼地、不带任何抱怨地对他说：“不得不说，要进入您的电影世界有一定的难度，因为电影中的故事总是很晦涩，而且很多地方涉及到泰国的民俗、历史、政治和传统;电影叙事也并非常规的逻辑，不同时空的切换又常常让观众摸不着头脑;还有男女关系也暧昧得说不清楚。”
他态度很谦和地回答我：“没关系，你可以睡觉。”
看他电影的时候，我没有睡觉，《梦幻墓园》里的那些士兵才睡觉呢！那些士兵们得了沉睡不醒的病，于是学校被改建成医院，来照顾这些士兵;而军方的挖掘机不停地在医院里挖掘，似乎寻找着什么不愿公诸于众的秘密。一切似乎都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后来，庙里的女神告诉照顾士兵的志愿者，是古老的国王在冥界控制了士兵的魂魄，让他们继续战斗，他们不会醒来了。灵媒又再次解释，这个医院曾经是国王的宫殿，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个故事是典型的阿彼察邦的风格，它是一个政治隐喻，包含对泰国当代政治被军国主义者掌控的事实，还有（女神代表的）古代传说与（医院代表的）当代文明并存的局面。
我表示疑惑：“为什么你的电影带有典型的地域特征，却还能得到国际观众的认可？”他轻轻地笑了，带着一丝得意，把小眼镜推到鼻根上，用一贯谦虚的态度回答道：“实际上，人们欣赏不同的文化，美在于不同。”
当然，他的电影一直在追求电影本质的语言，也是他成功的关键。比如说对光线的捕捉。就算对泰国的文化和政治并不是很了解，就算对他的故事一知半解，仍然不妨碍我们欣赏阿彼察邦的电影语言的美。无论是丛林中的树影下微妙的光线，还是闪电的强光;无论是孩子们踢火球的时候那充满危险感的火光，还是烟雾中若隐若现的影子—这些丰富的光线变化，都可以调动着观众的丰富的情绪。
塔尔科夫斯基称电影是在“雕刻时光”，时光被放大在银幕上，能更好地被观众细腻微妙地体验。这也是和主流电影最大的不同，拿好莱坞电影来说，讲故事和视觉效果都是快节奏的，这样可以“牢牢把观众摁在椅子上”，然而，传达了很多信息，却没有给观众想象和体会的空间，这样的电影是封闭的，观众是被动的。阿彼察邦，还有蔡明亮、塔尔科夫斯基都喜欢用又慢又长的镜头，让观众和一个个角色安静地相处—这样的电影是开放的，观众是主动的。眼睛电影美术馆的策展人在评价阿彼察邦的电影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得越久，就体验得越多。
巧合的是，他这次展览所在的阿姆斯特丹眼睛电影美术馆，这座欧洲最重要的电影美术馆之一，它的建筑创意就是“光线”—用不同的光线，交织、切割出建筑的结构。用阿彼察邦的话说，“这些墙体的角度都不一样，建筑有很丰富的变化！”
巧合的是，阿彼察邦本来也是建筑师，哦，更早的时候，他甚至是牙医;如今，他是全球最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和视觉艺术家。他的职业经历也跨越了几个不同领域，和他的伊森丛林一样，包容着不同的事物，可以说：他胸中有丛林！
阿彼察邦在交谈的时候屡次强调：“美在于不同”。光线的变化产生丰富的图像和情绪的感染力，文化的丰富会让社会更加健康。“欣赏不同的美”——这正是欧洲的文化理念，尽管这里没有阿彼察邦的乡俗和传统，也只能隔着距离欣赏他的丛林美学，但是，毫不影响他的艺术被欧洲文化所接受。
和阿彼察邦接触得越久，对他的敏感和细腻就有越多体会。他的眼睛浮光流动，敏感地在意听者的反应，还时不时为自己的英语发音抱歉。他说：“我其实是个内向的人，虽然是导演，但我不喜欢做决定。这也是我一直在制作小成本艺术电影的原因，因为大的团队，导演需要很强势，甚至很狠，才能控制住局面，而我，喜欢让大家来帮我完成决定。” 作品如其人，也是敏感而细腻的。可以说，他电影中的主角，都有他的自我投射。他的电影故事都发生在伊森丛林，这里位于泰国与越南、柬埔寨、老挝接壤的边界，东南亚的政治争端和历史性灾难，所带来的移民、难民和避难者们，在这里找到归属;哦！还有亡灵、仙佛、鬼兽。它们和当地人并存着。
他们、她们和它们，在这里，创造出现实和虚构混淆的空间，包容着僧俗两界的冲突，也穿越了阴阳隔阂。尽管泰国暴力争端不断，身处历史漩涡之中，这片丛林却平静包容，人们大都善良谦和，连说话都是柔声细语的。阿彼察邦的丛林，真是政治风暴外的桃花源！是避难所！
如今，欧洲的难民危机和右翼排外势力正在兴起;阿彼察邦的丛林精神，不正是当代欧洲所需要的吗？
城市和丛林
当欧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进入缓慢而持续反思的阶段的时候，亚洲的城市化运动正发生着摧枯拉朽的变化。阿彼察邦说，他很遗憾地看到他童年成长的地方，现在几乎失去了踪迹。身处故乡，却找不到回忆的痕迹。与记忆消失一同到来的，是新兴城市的千城一面。
阿彼察邦对当代的城市化是有异议的，他说：“城市化能不能朝着丛林的方向发展呢？”这种思考，放在当代亚洲，可能是离经叛道;然而，“不同的声音”卻是一些欧洲人欣赏的好声音。比如，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鹿特丹战后重建的过程中，出现了如皮特·布洛姆（Piet Blom）这样的建筑师。
布洛姆师从建筑大师柯布西耶，可他并不想把建筑盖得宏伟威武，而是要—“好玩”。他就觉得城市规划应该“朝着农村的感觉建设，因为大都会切断了人际的联系，‘农村感’才是平民的、平等的—农村是城市的未来”。和阿彼察邦一样，他们都指出了同样的城市化问题。
阿彼察邦曾经在有着“摩天大楼故乡”之称的芝加哥生活，可以说，他对当代的城市化有国际视野和深远的见解，他的批评也是精辟的。他在电影里营造出一个又一个丛林里的村庄、社区或者是小城镇，这里远离暴力的漩涡中心，处在国土的边沿;而人们，都充满人情味。这不正是大都市里所缺少的吗？
多年来，阿彼察邦的电影一直与泰国的文化审查部门提倡的正能量格格不入，就算拿下了泰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座金棕榈大奖，他的电影仍然因为各种缘由被审查，甚至“和尚弹吉他有失庄严”等，都成为电影被禁映的原因。当我们谈到这个话题时，原本轻声细语的他，声音立刻变得高亢尖锐起来，让我着实吃了一惊。
采访结束之前，他透露出了新的电影计划，兴奋地双手挥舞，但依然注重着得体庄重，手臂从来不会高过肩膀。他说：“我的新电影要第一次离开泰国拍摄。在哥伦比亚的亚马逊丛林中，我发现了一以贯之的创作题材，那就是幽暗的历史和官方隐藏的暴力。当然了，这部电影也将在亚洲和美洲的历史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来反射泰国的状况。”
离开熟悉的语境是需要勇气的，他说：“在不熟悉的语境下工作，确实是最大的挑战。但是丛林的感受，给我信心。这里，是我最熟悉的故乡。”
谈起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的电影，奇幻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人对这样的故事并不陌生，毕竟我们有《聊斋志异》，也有《山中传奇》。然而，阿彼察邦的奇幻故事，是用现实主义的语言书写的。他喜欢是用固定机位、中远镜头拍摄，好像是人在波澜不惊地凝望;还有自然光、自然声和环境声，音乐反而用得很少—这些语言，中国的影迷也不陌生，因为我们有侯孝贤和蔡明亮。顺便说一下，阿彼察邦说自己超崇拜蔡明亮，难怪他的电影节奏都好慢好慢。
在国际文化舞台上，阿彼察邦如今似乎已成为东南亚文化和地域政治思考者中的代表人物，一个又一个国际文化大奖纷至沓来。2010年，电影《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让泰国人第一次获得金棕榈大奖。与此同时，阿彼察邦的影像装置作品也开始在泰特美术馆、蓬皮杜美术馆等这样的国际顶级美术馆遍地开花。
如今，他又獲得了荷兰的克劳斯亲王奖（Prince Claus Awards），阿姆斯特丹的眼睛电影美术馆（eye film musuem）专门为他开办了影像展览和电影回顾展。
那么，是什么魅力让阿彼察邦获得全球性的尊敬？他电影里的丛林意象又给世界文化带来了什么呢？
带着这份好奇，在说不清是河水还是海水环绕着的阿姆斯特丹的眼睛电影美术馆，我见到了阿彼察邦。当我拙劣地念出他复杂的姓氏时，他笑着说：“我的名字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太复杂了，在日本，人们甚至以为这是新的网游品牌。”
仔细端详，阿彼察邦有着精致的面孔，稍稍黝黑的肤色带着东南亚身份的佐证（其实他有着中国血统），眼神敏感又柔和，似乎折射着佛国的洗礼。长期以来，这个人，这张脸，总是和东南亚的丛林生活和政治争端联系在一起，他的眼睛也总是聚焦在幽暗丛林中的生死轮回。
可以说，他电影里的泰国东北部的伊森丛林，已经和王家卫影像中的香港、马丁·西科塞斯镜头里的纽约，一起化身为电影史中的角色，成了有精神性的文化符号。
丛林精神
我小心翼翼地、不带任何抱怨地对他说：“不得不说，要进入您的电影世界有一定的难度，因为电影中的故事总是很晦涩，而且很多地方涉及到泰国的民俗、历史、政治和传统;电影叙事也并非常规的逻辑，不同时空的切换又常常让观众摸不着头脑;还有男女关系也暧昧得说不清楚。”
他态度很谦和地回答我：“没关系，你可以睡觉。”
看他电影的时候，我没有睡觉，《梦幻墓园》里的那些士兵才睡觉呢！那些士兵们得了沉睡不醒的病，于是学校被改建成医院，来照顾这些士兵;而军方的挖掘机不停地在医院里挖掘，似乎寻找着什么不愿公诸于众的秘密。一切似乎都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后来，庙里的女神告诉照顾士兵的志愿者，是古老的国王在冥界控制了士兵的魂魄，让他们继续战斗，他们不会醒来了。灵媒又再次解释，这个医院曾经是国王的宫殿，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个故事是典型的阿彼察邦的风格，它是一个政治隐喻，包含对泰国当代政治被军国主义者掌控的事实，还有（女神代表的）古代传说与（医院代表的）当代文明并存的局面。
我表示疑惑：“为什么你的电影带有典型的地域特征，却还能得到国际观众的认可？”他轻轻地笑了，带着一丝得意，把小眼镜推到鼻根上，用一贯谦虚的态度回答道：“实际上，人们欣赏不同的文化，美在于不同。”
当然，他的电影一直在追求电影本质的语言，也是他成功的关键。比如说对光线的捕捉。就算对泰国的文化和政治并不是很了解，就算对他的故事一知半解，仍然不妨碍我们欣赏阿彼察邦的电影语言的美。无论是丛林中的树影下微妙的光线，还是闪电的强光;无论是孩子们踢火球的时候那充满危险感的火光，还是烟雾中若隐若现的影子—这些丰富的光线变化，都可以调动着观众的丰富的情绪。
塔尔科夫斯基称电影是在“雕刻时光”，时光被放大在银幕上，能更好地被观众细腻微妙地体验。这也是和主流电影最大的不同，拿好莱坞电影来说，讲故事和视觉效果都是快节奏的，这样可以“牢牢把观众摁在椅子上”，然而，传达了很多信息，却没有给观众想象和体会的空间，这样的电影是封闭的，观众是被动的。阿彼察邦，还有蔡明亮、塔尔科夫斯基都喜欢用又慢又长的镜头，让观众和一个个角色安静地相处—这样的电影是开放的，观众是主动的。眼睛电影美术馆的策展人在评价阿彼察邦的电影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得越久，就体验得越多。
巧合的是，他这次展览所在的阿姆斯特丹眼睛电影美术馆，这座欧洲最重要的电影美术馆之一，它的建筑创意就是“光线”—用不同的光线，交织、切割出建筑的结构。用阿彼察邦的话说，“这些墙体的角度都不一样，建筑有很丰富的变化！”
巧合的是，阿彼察邦本来也是建筑师，哦，更早的时候，他甚至是牙医;如今，他是全球最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和视觉艺术家。他的职业经历也跨越了几个不同领域，和他的伊森丛林一样，包容着不同的事物，可以说：他胸中有丛林！
阿彼察邦在交谈的时候屡次强调：“美在于不同”。光线的变化产生丰富的图像和情绪的感染力，文化的丰富会让社会更加健康。“欣赏不同的美”——这正是欧洲的文化理念，尽管这里没有阿彼察邦的乡俗和传统，也只能隔着距离欣赏他的丛林美学，但是，毫不影响他的艺术被欧洲文化所接受。
和阿彼察邦接触得越久，对他的敏感和细腻就有越多体会。他的眼睛浮光流动，敏感地在意听者的反应，还时不时为自己的英语发音抱歉。他说：“我其实是个内向的人，虽然是导演，但我不喜欢做决定。这也是我一直在制作小成本艺术电影的原因，因为大的团队，导演需要很强势，甚至很狠，才能控制住局面，而我，喜欢让大家来帮我完成决定。” 作品如其人，也是敏感而细腻的。可以说，他电影中的主角，都有他的自我投射。他的电影故事都发生在伊森丛林，这里位于泰国与越南、柬埔寨、老挝接壤的边界，东南亚的政治争端和历史性灾难，所带来的移民、难民和避难者们，在这里找到归属;哦！还有亡灵、仙佛、鬼兽。它们和当地人并存着。
他们、她们和它们，在这里，创造出现实和虚构混淆的空间，包容着僧俗两界的冲突，也穿越了阴阳隔阂。尽管泰国暴力争端不断，身处历史漩涡之中，这片丛林却平静包容，人们大都善良谦和，连说话都是柔声细语的。阿彼察邦的丛林，真是政治风暴外的桃花源！是避难所！
如今，欧洲的难民危机和右翼排外势力正在兴起;阿彼察邦的丛林精神，不正是当代欧洲所需要的吗？
城市和丛林
当欧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进入缓慢而持续反思的阶段的时候，亚洲的城市化运动正发生着摧枯拉朽的变化。阿彼察邦说，他很遗憾地看到他童年成长的地方，现在几乎失去了踪迹。身处故乡，却找不到回忆的痕迹。与记忆消失一同到来的，是新兴城市的千城一面。
阿彼察邦对当代的城市化是有异议的，他说：“城市化能不能朝着丛林的方向发展呢？”这种思考，放在当代亚洲，可能是离经叛道;然而，“不同的声音”卻是一些欧洲人欣赏的好声音。比如，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鹿特丹战后重建的过程中，出现了如皮特·布洛姆（Piet Blom）这样的建筑师。
布洛姆师从建筑大师柯布西耶，可他并不想把建筑盖得宏伟威武，而是要—“好玩”。他就觉得城市规划应该“朝着农村的感觉建设，因为大都会切断了人际的联系，‘农村感’才是平民的、平等的—农村是城市的未来”。和阿彼察邦一样，他们都指出了同样的城市化问题。
阿彼察邦曾经在有着“摩天大楼故乡”之称的芝加哥生活，可以说，他对当代的城市化有国际视野和深远的见解，他的批评也是精辟的。他在电影里营造出一个又一个丛林里的村庄、社区或者是小城镇，这里远离暴力的漩涡中心，处在国土的边沿;而人们，都充满人情味。这不正是大都市里所缺少的吗？
多年来，阿彼察邦的电影一直与泰国的文化审查部门提倡的正能量格格不入，就算拿下了泰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座金棕榈大奖，他的电影仍然因为各种缘由被审查，甚至“和尚弹吉他有失庄严”等，都成为电影被禁映的原因。当我们谈到这个话题时，原本轻声细语的他，声音立刻变得高亢尖锐起来，让我着实吃了一惊。
采访结束之前，他透露出了新的电影计划，兴奋地双手挥舞，但依然注重着得体庄重，手臂从来不会高过肩膀。他说：“我的新电影要第一次离开泰国拍摄。在哥伦比亚的亚马逊丛林中，我发现了一以贯之的创作题材，那就是幽暗的历史和官方隐藏的暴力。当然了，这部电影也将在亚洲和美洲的历史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来反射泰国的状况。”
离开熟悉的语境是需要勇气的，他说：“在不熟悉的语境下工作，确实是最大的挑战。但是丛林的感受，给我信心。这里，是我最熟悉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