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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变革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从小农经营转变为适度规模经营，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应，也有助于农产品流通业彻底走出当前困境，从“小流通”向现代流通业迈进，本文实际也从一个新的视角论证了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农产品流通是市场经济的关键环节，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决定性作用。我国历史上长期处于短缺经济时代，农业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消费需求，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全面实施的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和逐步推进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充分释放了农业生产力，使农产品供需逐步进入总量紧平衡状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我国农产品流通业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导致农产品卖难买贵现象交替出现、质量安全事故频发多发、农民市民利益双双受损，农产品流通业发展的形势严峻，任务紧迫。
探究问题产生的根源对于解决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不少人在流通领域找根源，把问题归因于农产品产销对接不畅、流通环节多、链条长等，有关搞活农产品流通的政策和制度也不断地推陈出新，但是始终没有明显效果。实际上，农产品流通是起始于生产、终止于零售的一条完整产业链，如果仅从流通环节着手解决问题，就等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病根未除，隐患依然存在。农产品流通问题的根源在于产业链上游的农业小规模生产，唯有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改变小农经营现状，才能让农产品流通最终走出困境。
小规模家庭经营是农产品“小流通”的根源
我国1980年代初期全面推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丰硕的制度红利，但固化下来的小规模家庭经营也使农产品流通呈现出典型的“小流通”特征。
市场布局高度分散。小规模农业生产，使农产品交易分散，农产品归集成本高、风险大，带来的后果：一是市场参与主体“量大个小”。规模农业企业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要求，不会直接与小规模农户“一对一”交易，而是向规模化的经营主体批量采购，即将产品（原料）供应链的前端进行外包，这就为数量庞大的农民经纪人提供了市场空间，近年来快速崛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顺应了这方面的市场需求，这使得我国农产品流通主体众多，企业化程度和经济实力不高。二是市场集中度低。由于市场参与主体数量多，对我国庞大的农产品市场而言，每个主体占有的市场份额如“沧海一粟”，整个市场“一片散沙”。以生猪养殖为例，有数据显示，我国生猪养殖行业年产值达1万亿以上，但规模化程度和市场集中度极低，70%以上的生猪由散户供应，最大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仅1%。而在美国，年产2000头生猪的企业占到80%，其中排名前20位的企业生猪养殖量占到总供应量的70%以上，前四大企业控制了国内50%的市场份额。 三是同质化竞争严重。由于市场主体经济实力弱、管理水平低、缺乏创新力，市场的信用环境、法制环境也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市场的高度分散又推高了监督成本、降低了违法成本，所以农产品流通市场往往是同质化竞争，甚至陷于恶性竞争，一些个体为抢占市场，大打价格战，有的还掺杂使假赚“黑心钱”。
农业产业链不稳定。我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市场，这与小规模农业生产构成强烈冲突，把“小生产”与“大市场”串联起来的农产品流通链条非常不稳定，主要表现在：一是产品供应不稳定。小规模家庭经营确保了农户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但也使农业生产的组织化标准化程度低，农户调整种养结构的随意性大，造成农产品数量、品种、质量的不稳定，很难防范和追溯质量安全隐患。二是链条长节点多。农业生产的细碎分散，加大了交易成本和交易难度，而且市场流通主体普遍经营规模小，导致农产品供应链条很难“扁平化”，只能通过多层次、多环节购销以逐级扩大产品规模才能完成整个流通过程。三是产业链一体化程度低。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经济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这是市场机制得以高效运转的根本前提和重要基础。但是在高度分散的农产品市场中，“理性经济人”属性加大了市场风险：由于买卖双方违约成本很低，市场频繁剧烈的波动又极易诱发其中一方违约，因此市场交易多是“一次性”买卖，交易双方很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也导致农产品流通不畅，很容易“卡”在某个环节，从而加剧市场风险。
对资源要素缺乏吸引力。农产品“小流通”格局，与缺乏要素支撑互为因果，构成走不出的“死循环”。首先，在资金要素方面，大资本不愿涉足。虽然前几年武钢、网易、淘宝、联想等知名企业都高调宣称要投资农业，但“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市场上至今未见他们产品的踪迹；一些“风投”注资农业，与其说是“掘金”农业，不如说是“掘金”股市，一旦他们包装的企业上市获利，立刻套现离场。金融机构不敢涉足。金融机构历来“嫌贫爱富”，只会锦上添花、不会雪中送炭，这是由其行业属性和经济理性决定的。涉农产业高风险、低收益、单体规模小，很难达到融资门槛。财政资金难以涉足。由于市场流通主体的"小众化"，财政资金很难准确定位支持重点，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其次，在科技要素方面，流通主体受思想认识和经济实力影响，一般不会在科技上投入多少财力，现有的科技成果也很难通过有效的机制推广运用到如此小而散的个体。再次，在信息要素方面，面广量大的“小生产”和“小流通”给信息的采集、整理和发布带来极大挑战，很难保证信息的全面、准确、客观和及时，有用的信息也难以送达需求者。最后，在人才要素方面，因为农产品流通产业仍是粗放型劳动密集产业，工作辛苦、待遇不高、稳定性差，很难吸引到各方面人才。
农产品流通已陷入发展困境
在农业小规模家庭经营条件下，我国农产品流通业很难依靠市场内生机制和外部有效支持走上现代化道路，在农产品市场国际化背景下，甚至难以抵御外来的冲击，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 市场机制失灵。按照马歇尔的经济理论，自由竞争会导致生产规模扩大，形成规模经济，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甚至不可避免地形成市场垄断。然而我国农产品市场开放三十年来，非但没有走向集中，而且始终零星分散，症结还是在农业小规模家庭经营。虽然政府对流通环节没有干预，农产品流通领域已是完全竞争市场，但就整个产业链来讲，生产环节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典型的政府手段，政府“有形之手”会通过产业链的传导，影响流通领域的市场竞争环境，干扰市场“无形之手”在整个产业链上配置资源的效用。具体而言，农业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为了保证原料供应持续稳定，必须对供应链进行整合，一些大型企业还通过自建原料基地倾力打造“全产业链”，但是农业企业一旦向前延伸产业链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其经营环境就发生了很大改变，为了形成一定规模的连片土地，企业往往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与众多小规模经营农户进行谈判，这种方式可以确保农民的土地权利，但过程繁琐冗长，交易成本很高，谈判的最终结果还存在不确定性；另一种则是依靠乡村基层组织甚至县级政府强力推动促成的流转，虽然“效率高”，但也因此会使农民的土地权利受到侵害，企业自身也面临更大的违规风险和政策风险。目前农村土地纠纷多是第二种形式的流转。而且，大中型农业企业一次性投入大，管理成本高，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和土地流转费用又不能转化为固定资产，一旦企业选择退出，将有巨大的“沉没成本”无法收回。因此，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场内各经营主体往往“小富即安”，很难做大，也不敢做大，而场外的社会资本想进又怕“水深”，不敢轻易涉足，造成整个农产品流通领域始终处于“小散”格局。
政府调控乏力。农产品流通业是弱质产业，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业，理应得到政府的扶持。我国自古以来长期经济短缺，形成了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重农轻商），这种观念至今依然存在，政府把主要精力和财力投向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则寄望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解决。在商业、供销、粮食体制改革中，甚至把所属企业当“包袱”甩掉，以致于目前农产品流通领域是民营经济“唱主角”，政府无法承担起应有的公益性职能。随着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农产品供求已转为“紧平衡”，农业发展的矛盾已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农产品流通瓶颈愈发突出，对此，国务院和国家相关部门连续出台政策进行调控，包括实施重要农产品储备制度、减免农产品流通环节税费、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农超”对接等等，但都收效甚微，除了因为民营性质的流通主体不可能按照政府指令或政府意愿让渡利润外，主要还是所有的政策都指向流通环节，没有触及小规模农业生产这个根源。
外资步步紧逼。我国农业无论是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相比，还是与一些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相比，都明显处于弱势，但对外开放程度又很高，加入WTO以后外资“趁虚而入”，目前已全面进入粮油、果蔬、肉、奶、水产等集中度高、消费市场大、利润空间广、发展潜力好的优势产业。从国内大豆产业“沦陷”的过程看，外资往往先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创出品牌建好渠道后，或者向上游的生产环节延伸，形成全产业链，或者大量进口低价农产品，对国内的农业生产造成毁灭性打击，进而完成对整个产业的控制。随着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等国际零售巨头在我国生鲜农产品市场的份额不断加大，他们都自建或共建了大规模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加紧向生产环节渗透。美国私募巨头黑石集团等外资还直接进入我国农产品流通的枢纽——农产品批发市场，斥巨资打造亚洲最大的综合性农产品物流园——寿光农产品物流园。按照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的观点，当外资进入农业和食品产业链越来越多，会带来潜在的外资操纵农产品资源和市场定价权的风险。“尤其是流通领域更要提高警惕，外资对农产品流通控制的影响要比生产、加工等环节大100倍。”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产品流通困境中的出路
小规模农业生产是造成当前农产品流通困境的根本原因，只有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农业小规模生产为适度规模化生产，才能使农产品流通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2013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变革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变农业小规模经营为适度规模经营，为我国走出农产品流通困境带来了出路，是农产品流通业走上现代发展之路的重要契机。
首先，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可以促进稳定农产品供应。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实现机械化生产，增加农业产出水平；适度规模经营也有利于培养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职业农民，他们比传统“小农”更具有经营能力、风险意识和文化水平，能够理性面对市场波动，避免盲目冲动行为的负外部性；适度规模经营又有利于推广应用新型农业技术和标准，便于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适度规模经营还有利于农产品供求信息的采集、整理和发布，使农户顺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变化，实现以销定产，提高生产的计划性有效性。
其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可以促进实现农产品产销一体化。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化使“小农”变“中农“、“大农”，农业生产的集中度大幅度提高，可以减少农产品交易难度、交易频率和流通环节，使农业产业链“扁平化”，降低流通成本；适度规模化生产在加大一次性交易规模的同时，也增加了买卖双方的违约成本，从而强化双方的履约意识，有利于农产品市场诚信体系的建立，促使农商构建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规模化的生产经营主体，更容易走强强联合、抱团发展之路，增强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力，取得更加有利的市场谈判地位，并通过农超对接、产地直供、连锁配送、网上交易等新型业态直接“闯市场”。
最后，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可以促进农产品市场的集中。适度规模经营是在土地流转基础上实现的，随着这个过程的实现，政府直接的调控作用将相应减少，市场机制将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从而加快市场优胜劣汰和兼并重组步伐，并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农产品流通业，马歇尔的经济理论将再次得到验证，即农产品“小流通”终将被现代化的“大流通”取而代之。
（作者单位：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市场处）
农产品流通是市场经济的关键环节，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决定性作用。我国历史上长期处于短缺经济时代，农业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消费需求，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全面实施的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和逐步推进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充分释放了农业生产力，使农产品供需逐步进入总量紧平衡状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我国农产品流通业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导致农产品卖难买贵现象交替出现、质量安全事故频发多发、农民市民利益双双受损，农产品流通业发展的形势严峻，任务紧迫。
探究问题产生的根源对于解决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不少人在流通领域找根源，把问题归因于农产品产销对接不畅、流通环节多、链条长等，有关搞活农产品流通的政策和制度也不断地推陈出新，但是始终没有明显效果。实际上，农产品流通是起始于生产、终止于零售的一条完整产业链，如果仅从流通环节着手解决问题，就等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病根未除，隐患依然存在。农产品流通问题的根源在于产业链上游的农业小规模生产，唯有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改变小农经营现状，才能让农产品流通最终走出困境。
小规模家庭经营是农产品“小流通”的根源
我国1980年代初期全面推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丰硕的制度红利，但固化下来的小规模家庭经营也使农产品流通呈现出典型的“小流通”特征。
市场布局高度分散。小规模农业生产，使农产品交易分散，农产品归集成本高、风险大，带来的后果：一是市场参与主体“量大个小”。规模农业企业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要求，不会直接与小规模农户“一对一”交易，而是向规模化的经营主体批量采购，即将产品（原料）供应链的前端进行外包，这就为数量庞大的农民经纪人提供了市场空间，近年来快速崛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顺应了这方面的市场需求，这使得我国农产品流通主体众多，企业化程度和经济实力不高。二是市场集中度低。由于市场参与主体数量多，对我国庞大的农产品市场而言，每个主体占有的市场份额如“沧海一粟”，整个市场“一片散沙”。以生猪养殖为例，有数据显示，我国生猪养殖行业年产值达1万亿以上，但规模化程度和市场集中度极低，70%以上的生猪由散户供应，最大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仅1%。而在美国，年产2000头生猪的企业占到80%，其中排名前20位的企业生猪养殖量占到总供应量的70%以上，前四大企业控制了国内50%的市场份额。 三是同质化竞争严重。由于市场主体经济实力弱、管理水平低、缺乏创新力，市场的信用环境、法制环境也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市场的高度分散又推高了监督成本、降低了违法成本，所以农产品流通市场往往是同质化竞争，甚至陷于恶性竞争，一些个体为抢占市场，大打价格战，有的还掺杂使假赚“黑心钱”。
农业产业链不稳定。我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市场，这与小规模农业生产构成强烈冲突，把“小生产”与“大市场”串联起来的农产品流通链条非常不稳定，主要表现在：一是产品供应不稳定。小规模家庭经营确保了农户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但也使农业生产的组织化标准化程度低，农户调整种养结构的随意性大，造成农产品数量、品种、质量的不稳定，很难防范和追溯质量安全隐患。二是链条长节点多。农业生产的细碎分散，加大了交易成本和交易难度，而且市场流通主体普遍经营规模小，导致农产品供应链条很难“扁平化”，只能通过多层次、多环节购销以逐级扩大产品规模才能完成整个流通过程。三是产业链一体化程度低。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经济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这是市场机制得以高效运转的根本前提和重要基础。但是在高度分散的农产品市场中，“理性经济人”属性加大了市场风险：由于买卖双方违约成本很低，市场频繁剧烈的波动又极易诱发其中一方违约，因此市场交易多是“一次性”买卖，交易双方很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也导致农产品流通不畅，很容易“卡”在某个环节，从而加剧市场风险。
对资源要素缺乏吸引力。农产品“小流通”格局，与缺乏要素支撑互为因果，构成走不出的“死循环”。首先，在资金要素方面，大资本不愿涉足。虽然前几年武钢、网易、淘宝、联想等知名企业都高调宣称要投资农业，但“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市场上至今未见他们产品的踪迹；一些“风投”注资农业，与其说是“掘金”农业，不如说是“掘金”股市，一旦他们包装的企业上市获利，立刻套现离场。金融机构不敢涉足。金融机构历来“嫌贫爱富”，只会锦上添花、不会雪中送炭，这是由其行业属性和经济理性决定的。涉农产业高风险、低收益、单体规模小，很难达到融资门槛。财政资金难以涉足。由于市场流通主体的"小众化"，财政资金很难准确定位支持重点，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其次，在科技要素方面，流通主体受思想认识和经济实力影响，一般不会在科技上投入多少财力，现有的科技成果也很难通过有效的机制推广运用到如此小而散的个体。再次，在信息要素方面，面广量大的“小生产”和“小流通”给信息的采集、整理和发布带来极大挑战，很难保证信息的全面、准确、客观和及时，有用的信息也难以送达需求者。最后，在人才要素方面，因为农产品流通产业仍是粗放型劳动密集产业，工作辛苦、待遇不高、稳定性差，很难吸引到各方面人才。
农产品流通已陷入发展困境
在农业小规模家庭经营条件下，我国农产品流通业很难依靠市场内生机制和外部有效支持走上现代化道路，在农产品市场国际化背景下，甚至难以抵御外来的冲击，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 市场机制失灵。按照马歇尔的经济理论，自由竞争会导致生产规模扩大，形成规模经济，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甚至不可避免地形成市场垄断。然而我国农产品市场开放三十年来，非但没有走向集中，而且始终零星分散，症结还是在农业小规模家庭经营。虽然政府对流通环节没有干预，农产品流通领域已是完全竞争市场，但就整个产业链来讲，生产环节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典型的政府手段，政府“有形之手”会通过产业链的传导，影响流通领域的市场竞争环境，干扰市场“无形之手”在整个产业链上配置资源的效用。具体而言，农业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为了保证原料供应持续稳定，必须对供应链进行整合，一些大型企业还通过自建原料基地倾力打造“全产业链”，但是农业企业一旦向前延伸产业链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其经营环境就发生了很大改变，为了形成一定规模的连片土地，企业往往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与众多小规模经营农户进行谈判，这种方式可以确保农民的土地权利，但过程繁琐冗长，交易成本很高，谈判的最终结果还存在不确定性；另一种则是依靠乡村基层组织甚至县级政府强力推动促成的流转，虽然“效率高”，但也因此会使农民的土地权利受到侵害，企业自身也面临更大的违规风险和政策风险。目前农村土地纠纷多是第二种形式的流转。而且，大中型农业企业一次性投入大，管理成本高，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和土地流转费用又不能转化为固定资产，一旦企业选择退出，将有巨大的“沉没成本”无法收回。因此，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场内各经营主体往往“小富即安”，很难做大，也不敢做大，而场外的社会资本想进又怕“水深”，不敢轻易涉足，造成整个农产品流通领域始终处于“小散”格局。
政府调控乏力。农产品流通业是弱质产业，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业，理应得到政府的扶持。我国自古以来长期经济短缺，形成了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重农轻商），这种观念至今依然存在，政府把主要精力和财力投向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则寄望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解决。在商业、供销、粮食体制改革中，甚至把所属企业当“包袱”甩掉，以致于目前农产品流通领域是民营经济“唱主角”，政府无法承担起应有的公益性职能。随着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农产品供求已转为“紧平衡”，农业发展的矛盾已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农产品流通瓶颈愈发突出，对此，国务院和国家相关部门连续出台政策进行调控，包括实施重要农产品储备制度、减免农产品流通环节税费、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农超”对接等等，但都收效甚微，除了因为民营性质的流通主体不可能按照政府指令或政府意愿让渡利润外，主要还是所有的政策都指向流通环节，没有触及小规模农业生产这个根源。
外资步步紧逼。我国农业无论是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相比，还是与一些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相比，都明显处于弱势，但对外开放程度又很高，加入WTO以后外资“趁虚而入”，目前已全面进入粮油、果蔬、肉、奶、水产等集中度高、消费市场大、利润空间广、发展潜力好的优势产业。从国内大豆产业“沦陷”的过程看，外资往往先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创出品牌建好渠道后，或者向上游的生产环节延伸，形成全产业链，或者大量进口低价农产品，对国内的农业生产造成毁灭性打击，进而完成对整个产业的控制。随着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等国际零售巨头在我国生鲜农产品市场的份额不断加大，他们都自建或共建了大规模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加紧向生产环节渗透。美国私募巨头黑石集团等外资还直接进入我国农产品流通的枢纽——农产品批发市场，斥巨资打造亚洲最大的综合性农产品物流园——寿光农产品物流园。按照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的观点，当外资进入农业和食品产业链越来越多，会带来潜在的外资操纵农产品资源和市场定价权的风险。“尤其是流通领域更要提高警惕，外资对农产品流通控制的影响要比生产、加工等环节大100倍。”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产品流通困境中的出路
小规模农业生产是造成当前农产品流通困境的根本原因，只有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农业小规模生产为适度规模化生产，才能使农产品流通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2013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变革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变农业小规模经营为适度规模经营，为我国走出农产品流通困境带来了出路，是农产品流通业走上现代发展之路的重要契机。
首先，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可以促进稳定农产品供应。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实现机械化生产，增加农业产出水平；适度规模经营也有利于培养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职业农民，他们比传统“小农”更具有经营能力、风险意识和文化水平，能够理性面对市场波动，避免盲目冲动行为的负外部性；适度规模经营又有利于推广应用新型农业技术和标准，便于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适度规模经营还有利于农产品供求信息的采集、整理和发布，使农户顺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变化，实现以销定产，提高生产的计划性有效性。
其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可以促进实现农产品产销一体化。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化使“小农”变“中农“、“大农”，农业生产的集中度大幅度提高，可以减少农产品交易难度、交易频率和流通环节，使农业产业链“扁平化”，降低流通成本；适度规模化生产在加大一次性交易规模的同时，也增加了买卖双方的违约成本，从而强化双方的履约意识，有利于农产品市场诚信体系的建立，促使农商构建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规模化的生产经营主体，更容易走强强联合、抱团发展之路，增强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力，取得更加有利的市场谈判地位，并通过农超对接、产地直供、连锁配送、网上交易等新型业态直接“闯市场”。
最后，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可以促进农产品市场的集中。适度规模经营是在土地流转基础上实现的，随着这个过程的实现，政府直接的调控作用将相应减少，市场机制将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从而加快市场优胜劣汰和兼并重组步伐，并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农产品流通业，马歇尔的经济理论将再次得到验证，即农产品“小流通”终将被现代化的“大流通”取而代之。
（作者单位：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市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