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剩余价值多年的巨量净流出，让“中国市场”成为和别国较量的资本。但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的积累使得旧的增长模式已经受到挑战。只有当中国真正转变了国内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观念，才会在国际舞台上成为真正的强国，参与重新安排国际利益格局。
当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機一波波的冲击之下泥潭深陷，新兴国家却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高达15％的金砖四国，于6月16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首次举行首脑峰会，为“经济危机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由G7向金砖四国转移”的说法进一步做了注脚。
2009这一年
“国际秩序原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现有的模式、观念、话语、规则都是西方大国决定的，这次正式成行的四国峰会，使非西方世界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发出声音，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它们的出现是对世界格局的修正，标志着国际制度和国际格局开始朝着更加平衡、更加代表多数国家利益的方向变化。”作为国际关系专家曾随同温家宝共赴达沃斯的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如是说。
金砖四国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因此经济复苏速度可能会非常快。从经济指标看，中国和巴西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复苏势头，印度和俄罗斯的情况也逐渐好转。而西方国家危机在继续深化。国际格局面临新一轮的重大调整。2009年会是又一个联合国改革年，9月份新一届联大，各国都在为联合国改革安理会扩大拿方案，合纵连横，会有新的重大议论和各种重大方案的比拼。“未来3年，扩常大概是挡不住的。特别是非常任理事国的扩大，是大势所趋。”王逸舟说。
西方发达国家则努力保持现有地位，遏制新兴国家的崛起。这是环保、气候、人类生态安全等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热点的深层原因。对于现在正起草的哥本哈根协议，王逸舟认为：“如果说第一轮只是对发达国家设置了义务条件，对发展中国家没有约束，第二轮除了对发达国家有更高的环保标准，对新兴大国可能会有一些有形无形的约束。”
这些约束对这些国家是很大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如果真正实施严格的环保标准，很多成本会大幅度上升，最终导致发展速度减缓甚至大幅下降。王逸舟认为，若干年后回头看，2009年前后会是世界各国在气候上取得重大谈判和博弈结果的年份。
尽管几大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利益博弈激烈，但从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G20，再到新近出现的以中美为核心的G2的呼声，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四国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
特别是奥运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把中国看成大国强国甚至超级大国。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中，温家宝的演讲被安排为大会第一场，会场被挤得水泄不通。5天的会议时间中，温的演讲内容被不断引述和论证。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公开称：“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将与美国并肩成为世界两强。”这是迄今为止英国高级政府大臣、恐怕也是任何一位西方政治家中，对中国崛起进入全球领跑阵容最直接的认可。米利班德说：“历史学家将会审视2009年发生的一切，看到中国在稳定全球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欧洲智库“欧盟外交委员会”不久前甚至出台报告称，欧盟对华政策存在战略性失误，没有建立起成熟的欧中关系架框。
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明显想有所作为，提高自己的国际国内形象。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不久前的陆家嘴论坛上说，目前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无法在传统七大工业国(G7)的框架下解决。现实也推动中国负起更多的责任。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巨大危机，冲击了中国经济，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机会。
拄拐杖的巨人
虽然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准核心位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管从国际地位还是国内现实来看，中国还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强国。
危机前，中国GDP达30万元，按现行汇率排名，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刘福垣认为，如果国民收入正确核算，其实中国已经超过了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够大，但代表不了国际地位。
王逸舟告诉记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国际组织主要领导人很少是中国人，安理会系统、维和系统、国际原子能机构、WTO系统、教科文组织、国际难民救助总署等很多比较核心的国际组织中都没有中国人，这一点中国不仅没有办法和英美比，甚至不如巴西、印度、巴基斯坦。中国起草国际公约的次数也和大国地位不相称。现在有京都议定书、伦敦核俱乐部、纽约国际核总部等等，而几乎没有重要的国际公约和组织是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在北京也有国际组织总部，但大都是像国际乒联等这类相对不够核心的组织。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导向作用很弱。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以经济增长速度见长。
也正因此，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在被一部分人哄抬国际地位的同时，也被另一部分人贬为“经济巨兽”。
而单就经济增长来说，中国的GDP由外资、外贸、外企拉动的比重超过70％，过度依赖出口。刘福垣认为，就目前中国的生产能力来说，完全可以使国内的老百姓过上体面舒适的生活，但实际并没有，因为工资被大幅度压低。老板把工人工资的一半拿走了，但这也不能完全怨老板，因为老板的钱也被别人拿走了，企业利润1／3用于打通各种关系，1／3给了中间商，1／3给了国外，因为出口价格低。所以中国出口企业的所谓利润，很大程度上是剥削了工人工资。这造成国内老百姓消费不足，只能是“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工资中用于社会保障的一块同样被拿走了，发达国家出口这些内容是做足了的，只有发展中国家为了出口不惜成本。这也使国内百姓对未来缺乏信心，储蓄倾向一直偏高。
大量的剩余价值净流出，补贴了外国消费者和外资企业。“自古以来，出口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口，而我们的东西白让别人使，别人给我们一张带油墨的纸，这就是顺差。然后我们又用这大量的钱买了美国国债。”刘福垣认为，这说明中国还是剩余价值净流出的弱国。而且现在不是别的国家在剥削我们，而是我们主动给人家送去。目前为止，国内的要害部门、重要产业，外资的比重相当大。
而所谓G2，更是被一些人解读为美国垂涎于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中国看上去是一个巨人，而实际上，有太多短板，还难以巍然屹立，因此被称为“拄拐杖的巨人”。
警惕陷阱
更重要的是，国内社会公正性问题没有解决，这是中国最大的软肋和隐患。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表面看印尼、泰国等国被金融危机打倒了，但实际上，危机只不过是揭去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面纱，使国内存在的问题无法隐藏。
像印尼，当经济下滑，严重的腐败问题、 社会矛盾、收入差距、少数民族受排挤等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一下子击垮了印尼，人称“印尼陷阱”。危机好比大浪，浪一冲，就知道哪些是建在沙滩上的建筑。金砖四国腐败都很严重，因为这些国家的改革都还处在中途半端，政治现代化没有完成。而在改革完成之前，国内的诸多隐患随时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辉煌可能只是曇花一现。
王逸舟认为：“也许再过10年20年，现在的金砖四国有的上去了，有的下来了。这既取决于国际关系博弈，也取决于国内改革程度。中国虽然一步步走向前台和中心焦点，但未来会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体制性约束，处理不好，不仅可能妨碍减缓，还可能造成毁灭性影响。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多作用的前提是自身体制的不断改革。”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加大，目前中国的社会顺畅度已经极低。从去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到今年的江西南康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和山东东明事件等，各地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这是中国腾飞的隐患。去年以来，高官腐败频发，掀起了一个查处的小高潮。
除了广被质疑的种种问题，中国目前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农民工身份转变。农业收入只占农民收入的41％，剩下的59％要靠打工获得。当一个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农业，那就不能叫农民。刘福垣告诉记者，目前农民中70％都已经是工人了，即农民工，但社会身份没有转变，大批农民工的身份问题始终是一个难题。
30年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趋上升，并不能让中国避免重蹈印尼的覆辙。一旦上述的种种不良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中国陷阱的出现将并非危言耸听。
新模式的惊蛰
欧洲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正是因为旧模式的过时，甚至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人解决这个问题，也是经过了几次大的危机教训。第一次危机笨到把牛奶倒进海里去也要维持价格。后来开始给工人让一点步，提高工资金和福利待遇，增加工人购买力。几次危机后，现在欧洲的剩余价值分配格局中，50％已经归社会。中国第一次遭遇危机，暴富的部分人还没认识清楚。但危机会教育人。
弱势群体不仅仅是没有利益诉求渠道，在中国，弱势群体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阶层，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在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处于绝对劣势。这次危机造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的缩水，于是才出现了让步的可能。
这些年靠出口退税等特殊政策赚得盆满钵满的老板们，已经感受到寒冷，因为中国刚刚提高了出口退税率，国外便立刻降低进口价格，他们依然无利润可言。死而后生，当一批企业倒下’不少老板都跑到大学学习，转变观念。在房地产领域，物业税实际上是把土地批租改为年租，虽然政府部门和开发商等既得利益集团心不甘情不愿，但这次经济危机，终于使物业税的出台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申请破产保护的美国通用汽车，如果是在中国就不会破产。通用工人平均小时工资40美元，还有29美元用于各种社会费用，也就是说，通用每小时实际支付的工资成本是69美元，大约是中国工人工资的40倍。目前创造100块钱的价值，中国工人实际才拿到12块，而美国工人拿到了69块。中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一般在54％～65％之间，目前中国工资收入仅点GDP的百分之十几。现在是改革分配体制最好的时机。危机后，中国国际地位是否提高，要看剩余价值流出是否减少。
“这次经济危机。是中国从大国向强国转向的契机。危机不是灾难，而是革命，是国际战略和国内发展模式的调整，是规律告诉我们旧的分配模式走向了反面。任何范围的危机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过剩是相对过剩，不是百姓不想消费，而是没钱消费。危机爆发了，要求私人生产向社会化让一步。现在各国的主导思想，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恢复旧模式，这不是真正的复苏，经济的真正复苏需要改变旧模式，创造新模式。要重新繁荣，肯定会改变发展模式，两次繁荣不会在一个等高线上。”刘福垣说。
站在旧模式的立场上，感到的是冬天，站在新模式的立场上，感到的则是惊蛰。危机迫使一些停滞已久的改革，不得不重新启动。
战略转向
2003年8月14日，温家宝在国家行政学院，第一次提出了转变发展观。随后，胡锦涛到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实质就是要转变发展观。紧跟着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陆续提出。但所有转变实现起来并不容易，强大的惯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使中国在旧模式下继续狂奔。到现在为止，中国依然只有GDP的增长速度，而没有设计出衡量发展速度的指标。
十七大报告中明明白白写着消费拉动，报告墨迹未干，财政投入的4万亿却大都补了投资和出口，“还是投资拉动啊，这说明并没有真正改变发展观，否则肯定不会这样投入4万亿。”刘福垣认为。
2008年，虽然流动性过剩早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一年吸收的外资仍高达716亿美元。
而随着危机的深化，各方面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3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年是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中国股市却异常活跃，一个重要原因是4万亿的流向出了问题。因为很多实际操盘者对经济的实际情况心知肚明，并没有被经济指标蒙住眼睛，他们知道，如果真的把钱投入实体经济，生产出来的东西会卖不掉。于是财政投入的4万亿，到了具体部门手里，这些钱一部分被重新存进了银行，一部分被投入了股市。所以实体经济不可能因为4万亿的刺激复苏，单纯地保住GDP的高速发展没有意义，而且不可持续，这一点现在已经被认识到。
“国家已经把国有股的10％放在社保里，尽管这种放法我并不赞成，但这说明发展理念有变化了，开始重视提高社会福利。”刘福垣说。
富有意味的是，面对外商关于政府采购歧视外资的问题，发改委给出的答复是，真正受到歧视的是国内企业。6月4日，发改委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监察部等其他八部委联合发文《关于印发贯彻落实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监管工作意见的通知》，强调政府投资项目属于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产品。这似乎表明，为了招商引资不惜一切代价的时代正成为过去。
今年4月，中国减持了约44亿美元美国国债。这是一年多以来中国首次减持美国国债。
上述迹象表明，中国终于在这次全球危机的压迫中开始尝试转向。只有当中国真正转变国内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观念，才会在国际舞台上成为真正的强国，和其它新兴国家一起，重新安排国际利益格局，而不是花钱当老大的无奈和战略不清的模糊形象。
当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機一波波的冲击之下泥潭深陷，新兴国家却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高达15％的金砖四国，于6月16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首次举行首脑峰会，为“经济危机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由G7向金砖四国转移”的说法进一步做了注脚。
2009这一年
“国际秩序原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现有的模式、观念、话语、规则都是西方大国决定的，这次正式成行的四国峰会，使非西方世界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发出声音，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它们的出现是对世界格局的修正，标志着国际制度和国际格局开始朝着更加平衡、更加代表多数国家利益的方向变化。”作为国际关系专家曾随同温家宝共赴达沃斯的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如是说。
金砖四国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因此经济复苏速度可能会非常快。从经济指标看，中国和巴西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复苏势头，印度和俄罗斯的情况也逐渐好转。而西方国家危机在继续深化。国际格局面临新一轮的重大调整。2009年会是又一个联合国改革年，9月份新一届联大，各国都在为联合国改革安理会扩大拿方案，合纵连横，会有新的重大议论和各种重大方案的比拼。“未来3年，扩常大概是挡不住的。特别是非常任理事国的扩大，是大势所趋。”王逸舟说。
西方发达国家则努力保持现有地位，遏制新兴国家的崛起。这是环保、气候、人类生态安全等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热点的深层原因。对于现在正起草的哥本哈根协议，王逸舟认为：“如果说第一轮只是对发达国家设置了义务条件，对发展中国家没有约束，第二轮除了对发达国家有更高的环保标准，对新兴大国可能会有一些有形无形的约束。”
这些约束对这些国家是很大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如果真正实施严格的环保标准，很多成本会大幅度上升，最终导致发展速度减缓甚至大幅下降。王逸舟认为，若干年后回头看，2009年前后会是世界各国在气候上取得重大谈判和博弈结果的年份。
尽管几大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利益博弈激烈，但从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G20，再到新近出现的以中美为核心的G2的呼声，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四国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
特别是奥运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把中国看成大国强国甚至超级大国。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中，温家宝的演讲被安排为大会第一场，会场被挤得水泄不通。5天的会议时间中，温的演讲内容被不断引述和论证。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公开称：“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将与美国并肩成为世界两强。”这是迄今为止英国高级政府大臣、恐怕也是任何一位西方政治家中，对中国崛起进入全球领跑阵容最直接的认可。米利班德说：“历史学家将会审视2009年发生的一切，看到中国在稳定全球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欧洲智库“欧盟外交委员会”不久前甚至出台报告称，欧盟对华政策存在战略性失误，没有建立起成熟的欧中关系架框。
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明显想有所作为，提高自己的国际国内形象。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不久前的陆家嘴论坛上说，目前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无法在传统七大工业国(G7)的框架下解决。现实也推动中国负起更多的责任。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巨大危机，冲击了中国经济，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机会。
拄拐杖的巨人
虽然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准核心位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管从国际地位还是国内现实来看，中国还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强国。
危机前，中国GDP达30万元，按现行汇率排名，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刘福垣认为，如果国民收入正确核算，其实中国已经超过了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够大，但代表不了国际地位。
王逸舟告诉记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国际组织主要领导人很少是中国人，安理会系统、维和系统、国际原子能机构、WTO系统、教科文组织、国际难民救助总署等很多比较核心的国际组织中都没有中国人，这一点中国不仅没有办法和英美比，甚至不如巴西、印度、巴基斯坦。中国起草国际公约的次数也和大国地位不相称。现在有京都议定书、伦敦核俱乐部、纽约国际核总部等等，而几乎没有重要的国际公约和组织是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在北京也有国际组织总部，但大都是像国际乒联等这类相对不够核心的组织。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导向作用很弱。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以经济增长速度见长。
也正因此，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在被一部分人哄抬国际地位的同时，也被另一部分人贬为“经济巨兽”。
而单就经济增长来说，中国的GDP由外资、外贸、外企拉动的比重超过70％，过度依赖出口。刘福垣认为，就目前中国的生产能力来说，完全可以使国内的老百姓过上体面舒适的生活，但实际并没有，因为工资被大幅度压低。老板把工人工资的一半拿走了，但这也不能完全怨老板，因为老板的钱也被别人拿走了，企业利润1／3用于打通各种关系，1／3给了中间商，1／3给了国外，因为出口价格低。所以中国出口企业的所谓利润，很大程度上是剥削了工人工资。这造成国内老百姓消费不足，只能是“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工资中用于社会保障的一块同样被拿走了，发达国家出口这些内容是做足了的，只有发展中国家为了出口不惜成本。这也使国内百姓对未来缺乏信心，储蓄倾向一直偏高。
大量的剩余价值净流出，补贴了外国消费者和外资企业。“自古以来，出口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口，而我们的东西白让别人使，别人给我们一张带油墨的纸，这就是顺差。然后我们又用这大量的钱买了美国国债。”刘福垣认为，这说明中国还是剩余价值净流出的弱国。而且现在不是别的国家在剥削我们，而是我们主动给人家送去。目前为止，国内的要害部门、重要产业，外资的比重相当大。
而所谓G2，更是被一些人解读为美国垂涎于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中国看上去是一个巨人，而实际上，有太多短板，还难以巍然屹立，因此被称为“拄拐杖的巨人”。
警惕陷阱
更重要的是，国内社会公正性问题没有解决，这是中国最大的软肋和隐患。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表面看印尼、泰国等国被金融危机打倒了，但实际上，危机只不过是揭去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面纱，使国内存在的问题无法隐藏。
像印尼，当经济下滑，严重的腐败问题、 社会矛盾、收入差距、少数民族受排挤等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一下子击垮了印尼，人称“印尼陷阱”。危机好比大浪，浪一冲，就知道哪些是建在沙滩上的建筑。金砖四国腐败都很严重，因为这些国家的改革都还处在中途半端，政治现代化没有完成。而在改革完成之前，国内的诸多隐患随时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辉煌可能只是曇花一现。
王逸舟认为：“也许再过10年20年，现在的金砖四国有的上去了，有的下来了。这既取决于国际关系博弈，也取决于国内改革程度。中国虽然一步步走向前台和中心焦点，但未来会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体制性约束，处理不好，不仅可能妨碍减缓，还可能造成毁灭性影响。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多作用的前提是自身体制的不断改革。”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加大，目前中国的社会顺畅度已经极低。从去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到今年的江西南康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和山东东明事件等，各地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这是中国腾飞的隐患。去年以来，高官腐败频发，掀起了一个查处的小高潮。
除了广被质疑的种种问题，中国目前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农民工身份转变。农业收入只占农民收入的41％，剩下的59％要靠打工获得。当一个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农业，那就不能叫农民。刘福垣告诉记者，目前农民中70％都已经是工人了，即农民工，但社会身份没有转变，大批农民工的身份问题始终是一个难题。
30年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趋上升，并不能让中国避免重蹈印尼的覆辙。一旦上述的种种不良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中国陷阱的出现将并非危言耸听。
新模式的惊蛰
欧洲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正是因为旧模式的过时，甚至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人解决这个问题，也是经过了几次大的危机教训。第一次危机笨到把牛奶倒进海里去也要维持价格。后来开始给工人让一点步，提高工资金和福利待遇，增加工人购买力。几次危机后，现在欧洲的剩余价值分配格局中，50％已经归社会。中国第一次遭遇危机，暴富的部分人还没认识清楚。但危机会教育人。
弱势群体不仅仅是没有利益诉求渠道，在中国，弱势群体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阶层，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在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处于绝对劣势。这次危机造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的缩水，于是才出现了让步的可能。
这些年靠出口退税等特殊政策赚得盆满钵满的老板们，已经感受到寒冷，因为中国刚刚提高了出口退税率，国外便立刻降低进口价格，他们依然无利润可言。死而后生，当一批企业倒下’不少老板都跑到大学学习，转变观念。在房地产领域，物业税实际上是把土地批租改为年租，虽然政府部门和开发商等既得利益集团心不甘情不愿，但这次经济危机，终于使物业税的出台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申请破产保护的美国通用汽车，如果是在中国就不会破产。通用工人平均小时工资40美元，还有29美元用于各种社会费用，也就是说，通用每小时实际支付的工资成本是69美元，大约是中国工人工资的40倍。目前创造100块钱的价值，中国工人实际才拿到12块，而美国工人拿到了69块。中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一般在54％～65％之间，目前中国工资收入仅点GDP的百分之十几。现在是改革分配体制最好的时机。危机后，中国国际地位是否提高，要看剩余价值流出是否减少。
“这次经济危机。是中国从大国向强国转向的契机。危机不是灾难，而是革命，是国际战略和国内发展模式的调整，是规律告诉我们旧的分配模式走向了反面。任何范围的危机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过剩是相对过剩，不是百姓不想消费，而是没钱消费。危机爆发了，要求私人生产向社会化让一步。现在各国的主导思想，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恢复旧模式，这不是真正的复苏，经济的真正复苏需要改变旧模式，创造新模式。要重新繁荣，肯定会改变发展模式，两次繁荣不会在一个等高线上。”刘福垣说。
站在旧模式的立场上，感到的是冬天，站在新模式的立场上，感到的则是惊蛰。危机迫使一些停滞已久的改革，不得不重新启动。
战略转向
2003年8月14日，温家宝在国家行政学院，第一次提出了转变发展观。随后，胡锦涛到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实质就是要转变发展观。紧跟着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陆续提出。但所有转变实现起来并不容易，强大的惯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使中国在旧模式下继续狂奔。到现在为止，中国依然只有GDP的增长速度，而没有设计出衡量发展速度的指标。
十七大报告中明明白白写着消费拉动，报告墨迹未干，财政投入的4万亿却大都补了投资和出口，“还是投资拉动啊，这说明并没有真正改变发展观，否则肯定不会这样投入4万亿。”刘福垣认为。
2008年，虽然流动性过剩早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一年吸收的外资仍高达716亿美元。
而随着危机的深化，各方面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3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年是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中国股市却异常活跃，一个重要原因是4万亿的流向出了问题。因为很多实际操盘者对经济的实际情况心知肚明，并没有被经济指标蒙住眼睛，他们知道，如果真的把钱投入实体经济，生产出来的东西会卖不掉。于是财政投入的4万亿，到了具体部门手里，这些钱一部分被重新存进了银行，一部分被投入了股市。所以实体经济不可能因为4万亿的刺激复苏，单纯地保住GDP的高速发展没有意义，而且不可持续，这一点现在已经被认识到。
“国家已经把国有股的10％放在社保里，尽管这种放法我并不赞成，但这说明发展理念有变化了，开始重视提高社会福利。”刘福垣说。
富有意味的是，面对外商关于政府采购歧视外资的问题，发改委给出的答复是，真正受到歧视的是国内企业。6月4日，发改委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监察部等其他八部委联合发文《关于印发贯彻落实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监管工作意见的通知》，强调政府投资项目属于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产品。这似乎表明，为了招商引资不惜一切代价的时代正成为过去。
今年4月，中国减持了约44亿美元美国国债。这是一年多以来中国首次减持美国国债。
上述迹象表明，中国终于在这次全球危机的压迫中开始尝试转向。只有当中国真正转变国内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观念，才会在国际舞台上成为真正的强国，和其它新兴国家一起，重新安排国际利益格局，而不是花钱当老大的无奈和战略不清的模糊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