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错”，是古往今来想干事的官员们的共同期盼，也体现着管理者的政治智慧。看似与“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理念不吻合，其实是对这一理念的积极补充。对此，我国中古时就已经认识到了，其做法还颇具启迪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官吏处罚制度——“白衣领职”，其中就包含了容错的内容。如东晋末年，御史中丞范泰、太常刘瑾等“殷祠”议礼失当，也就是做事不拘旧框框，被晋安帝下诏让两人“皆白衣领职”。还有后赵石季龙当政时， 中书监王波建议后赵遣使使蜀汉， 结果使节被占据梁、益地区的蜀汉政权首领李寿侮辱，王波建言结果不合初衷，石季龙“闻之怒甚”，黜以白衣守中书监。这里“白衣”是平民服装，“白衣领职”不是一撸到底，而是保留职权，类似于给考察期、戴罪立功。“白衣领职”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以制度形式出现的容错。
　　人们或许会问，这么有价值的制度怎么没有流传下来呢？主要是在“人治”的大环境下，根本不可能形成完善的容错机制。中国古代的容错，说起来有制度，其实，更多的还是和君主或上位者个人意志、喜好相联系，是一种驭下的手段，属“法外开恩”。至于谁的過错可以容，谁的过错不能容，什么过错可以容，什么过错不能容，既在君主一念间，还要看关系和来头。魏晋南北朝时，受门阀制度的影响，“白衣领职”者多为士族，寒门子弟甚少有此待遇；同样事因下，不同朝也不同，有的免官，有的白衣领职。结论是，中国古代的容错，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使其效果和公信力大打折扣，其可持续性也就成了问题，以至于今天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有“白衣领职”这回事。
　　可见，要完成历史性跨越，形成“容错机制”，并不容易。首先必须具备一个政治条件，就是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全面依法治国，让我们具备了建立容错机制的机遇和条件。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改革创新者拿出最大的担当，大胆探索，除旧布新，对“容错”又提出了迫切要求。还有，“容错”既然是为了更好的“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让广大干部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那就必须真正出于公心，本着范仲淹“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理念，决不掺杂个人的感情因素，不把容错变成护错，更不能成为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挡箭牌”。全面从严治党，为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了重要保证。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将容错的范围、容错的底线、容错的认定程序等完全纳入法治的框架中，形成公开、透明的机制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宁波的“容错机制”探索，领风气之先。利用宁波法治基础扎实和改革创新领先的实际，全市多地已在探索建立改革创新容错免责机制，把改革创新中的无意之失与心怀不良的有意之为区分开来；把对改革创新者采取的“宽松、宽厚、宽容”的善意之举与对违法违纪者实施的“护短、包庇、纵容”的恶劣行径区分开来。通过明确干部容错免责定性指向、明确干部容错免责认定程序、明确干部容错免责结果运用、明确干部容错免责事实边界等四项举措，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突出人文关怀，具有明确的底线思维又有合理的尺度空间。特别是把容错机制纳入法治轨道，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的尝试，解决了以往“容错”的不确定性痼疾，增强了容错的可持续性，实现了中国古代容错制度的历史性跨越。
　　然而，仅有容错机制是不够的。容错的目的是为了进步，如果只容不改，容后再犯，容错机制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透过宁波的探索，我们有理由相信，与容错机制配套的避错、纠错机制也将不断完善，形成事前能避错，事中能容错，事后能纠错的整套体系，既提供试错空间，又能避免再犯类似错误，真正发挥出容错机制的整体效能。
　　（作者单位：江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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