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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回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1771年1月17日，随着年轻的土尔扈特汗王渥巴锡一声怒吼，17万人骑马、乘车、赶着牲畜，丢弃了所有带不了的什物，以决绝的心态，毅然舍弃了140年的生活记忆，在滚滚的浓烟和呼啸的北风中，踏上了悲壮而艰辛的东归之路。
西迁——浩荡而惬意的行走
东归，用土尔扈特百姓的话说就是“回家”。而240年前这一趟“回家”却那么不同凡响，且不说它对世界史、对史学家的影响有多大，对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汉家女子而言，也足足影响了半生。
土尔扈特部，是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而卫拉特蒙古是指明未清初在中国西北部逐步强盛起来的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部联盟体。特别是15～16世纪，成为天山南北最为活跃的一支游牧部落群体。
说到四部联盟之一的土尔扈特蒙族东归，首先要说说土尔扈特西迁的原因。对此，人们普遍认为：是由于卫拉特蒙古内部纷争、内讧及草场争夺等因素引起的。但是，就当时而言，撇开雄踞卫拉特四部之首的准噶尔部不说，还有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呢，为什么单单是土尔扈特部离开呢?虽说内部矛盾是土尔扈特部离开的一个重要诱因，但就个人理解而言，更直接的因素应该取决于一个人，这个人叫和鄂尔勒克。作为“旧土尔扈特部祖”，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首领。
卫拉特蒙古从15世纪逐步游牧至额尔齐斯河、伊犁河及青海一带，与东蒙各部基本分离，形成了卫拉特蒙古部落联盟。他们彼此既独立又联合，遇重大事件由丘尔干会议(即各部落首领代表会议)共同商定。但是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人口、牲畜、社会组织及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局面被逐步打破，随之而来的是人口、领地、牲畜及盟权的争夺，部族问攀比、掠夺、争战愈演愈烈，江山轮流坐。先是由和硕特的拜巴噶斯称雄，后是杜尔伯特部的达赖台什把持，再后来是准噶尔部的巴图尔珲台吉独揽盟权。在这种形势下，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清醒地看到自己的部族兵不是最强，畜不是最多，威望不可震慑四方，参与到这场争夺战中，受苦受难的还是部族百姓。因而在卫拉特各部之间纷争的硝烟还没有燃起时，这个睿智的男人就已开始了为部族未来的谋划。
早在出走的10年之前，即1618年，他就派出了自己忠实可靠的手下前往黑海及伏尔加河下游实地踏看。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广袤又无主的大片领土，于是便不断派人前往探查、驻牧，不声不响中为部族安排了退路，做出了具有操作性的远景规划。另一个因素是他们生活的信条决定了出走。“他们是游牧民族，不是定居民族，想在哪里游牧，就在哪里游牧。”(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蓝天白云、草原河流就是他们的家园，向着没有侵扰、水草丰茂的地带迁徙是他们向往的事情，谁也阻挡不了。
1628年，当卫拉特联盟的内外纷争频频发生时，和鄂尔勒克一一这位明智的首领在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后，简单而轻松地与他的三位仁兄——盛气凌人的准噶尔部、跃跃窥视于青藏高原的和硕特部、徘徊彷徨的杜尔伯特部挥挥手，没有丝毫犹豫就踏上开辟新生活的道路。顺带着，还将和硕特、杜尔伯特中愿意追随他的人拉进了自己的队伍。
于是乎，一支5千帐25万人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悠哉乐哉，一路且歌且行，用了两年时间，于1630年到达了伏尔加河下游辽阔的新牧场。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开拓，20多年后，由他的儿子书库尔岱青在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土尔扈特汗国，这个汗国后来成为俄国沙皇心头挥之不去的纠结。
汗国——一株扎根于异域土壤的树
一个个体要融入一个新环境，是需要时间和勇气的；而对一个群体而言，所用时间会更长，勇气要更多。在这里，土尔扈特人一生活就是140年，但是，他们落地生根的过程并不容易。
土尔扈特汗国的建立和发展，值得抒写的人和事很多，除带领大家离开的和鄂尔勒克、建立了土尔扈特部汗国的书库尔岱青两位汗王外，最让迁居于伏尔加河生活的卫拉特人骄傲的汗王莫过于阿玉奇汗。
童年的阿玉奇汗是在外公准噶尔部的巴图尔珲台吉膝下长大的，12岁回到伏尔加河之后，又跟祖父书库尔岱青生活在一起，所以他在日后执政的封建汗国中，展露出雄才大略，屡建奇功，这与自幼在两位杰出汗王跟前耳濡目染有直接的关系，也可能从骨子里就秉承了他们的聪慧与胆识。他在位50多年，以超人的统治才能和卓越的外交策略，将土尔扈特部汗国推向了鼎盛，使一心想统治他们的俄国人束手无策，并且最终不得不承认土尔扈特汗国是他们的同盟者，而不是附属者。
一个异族，在他人的领土上生根开花，建立王国，还能获得对方的平视和尊重，这不是一般人能创造出来的业绩。这一切都取决于阿玉奇汗这位领导者的思想、胆识和对本民族的立场。为了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和尊严，他采用了打防结合、顺抗兼施的方法，即：你(俄国)侵犯我或者指使他人骚扰我，那么我就不客气，组织强悍的土尔扈特骑兵狠狠打，不但自己打，还要联合俄国的死对头克里木汗国共同打，直到俄国不得不让步。但是，毕竟是生活在人家的地盘上，矛盾不可太激化，太激化了，吃亏的肯定是自己。阿玉奇汗比谁都明白这个道理，因而，针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形势，他会采取不同策略。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盟誓”，他在位的50余年里，向俄国当局共盟誓5次，每一次都是表面顺从，实际抗拒。你要干涉我的内政，你要逼我纳贡交税，没有!不但没有，还拉出人马，摆开架势，看你能怎样?如1682年第四次盟誓刚结束，俄国要求阿玉奇汗“交出人质和每年交五百匹贡马”，得到的结果是：阿玉奇汗拉出人马渡过雅依克河，摆出要与巴什基尔人联合的架势，使俄国当局不得不降低条件，不敢再硬来。
阿玉奇汗在位期间，虽然有时为了缓和与俄国的关系，不得不去参与对外战争和镇压当地人民起义，但是在维护汗国根本利益和民族尊严上，始终与俄国作坚决的斗争，在政治上保持着独立自主原则，并且成功地粉碎了俄国政府一次次想侵吞、统治土尔扈特汗国的阴谋。俄国当局对这个游牧民族领袖又怕又恨又无办法，就连彼得一世也将阿玉奇汗作为一国元首隆重接见。这印证了阿玉奇汗向俄国重申的那句话：我们是你们的同盟者，而不是你们的臣民。
不足之处是，一把手在位时间太久会让接班人失去耐心，容易导致更多的猜忌和争斗。当阿玉奇汗以82岁高龄去世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储君们的汗权争霸赛，这恰好给觊觎已久的俄国当局以可乘之机，极力在中间挑唆、干预，算计着汗国的统治权。而贵族们忙着内耗，忘了部族的前途，这一闹就是17年，结局是汗国受创，民众受难。到了敦罗布喇什(渥巴锡的父亲)时期，俄国对土尔扈特部汗国的高压政策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多年来，俄国梦寐以求的通过扣压贵族人质达到对土尔扈特部汗国控制的目的终于实 现了，他们将敦罗布喇什的儿子萨赖软禁至死，仍不罢休，继续强迫汗国送人质，而军役、赋税不断加码，让大批土尔扈特人为他们到欧洲战场去征战。在这样的情形下，仇恨与愤怒的种子在土尔扈特部汗国民众心中深深埋下，他们更加思念祖国，想念亲人，回东方老家的念头在一天天滋生蔓延。正如土尔扈特一首长调中所唱：
当微风刮过
下起了小雨
寒冷时
想起母亲温暖的怀抱
当乌云飘过
下起了暴雨
遇难处时
想起母亲宽大的怀抱……
虽然以土尔扈特为主体的卫拉特人漂泊在外近一个半世纪，想家、回归的念头也从未断过，与祖国的联系从没间断。从和鄂尔勒克到渥巴锡，每一任汗王都不忘与祖国联系：政治上朝贡和工作汇报，宗教上进藏熬茶礼佛。1640年和鄂尔勒克率子书库尔岱青前往塔尔巴哈台(今塔城一带)，参加漠北喀尔喀与漠西卫拉特蒙古的共同会议，制定了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这表明虽远居异域，土尔扈特依然是中国蒙古家庭中的一分子。而1645年著名的藏传佛教高僧咱雅班弟达远赴伏尔加河传教布道，以及贵族们不断赴藏熬茶礼佛，宗教信仰上的认同更能强化人的归属感，信仰就是力量，对佛国世界的向往使土尔扈特人民更加确定，中国才是他们精神信仰的终极之地。1712年，阿玉奇汗遣萨穆坦使团绕道西伯利亚进北京“表贡方物”，康熙皇帝又迅速遣图里琛使团回访慰问，以及15年后雍正皇帝派满泰慰问使团等，这一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汇报和精神抚慰，其间必然有割不断的血脉亲情，还有不能为外人(俄国)知道的军事、政治秘密。比如，什么时候能东归，如何共同对付觊觎清廷的准噶尔部，防范窥视边境的俄国当局?这些都是“自己家人”要商讨的事，自然不会让邦外知道。
东归——九死一生而不悔
“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回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1771年1月17日，随着年轻的汗王渥巴锡一声怒吼，17万人骑马、乘车、赶着牲畜，丢弃了所有带不了的什物，以决绝的心态，毅然舍弃了140年的生活记忆，在滚滚的浓烟和呼啸的北风中，踏上了悲壮而艰辛的东归之路。
俄国人怎么也没想到，已被他们用“铁链拴住的这支熊”怎么会如此凶猛?俄国人伊凡·库拉金看到的情景是：“队伍铺天盖地而来，淹没了草原……他们手持大大小小的旗子，在白天一点多钟抢走了所有牲畜，而后袭击城堡……”土尔扈特人仅用三天时间就渡过了雅依克河，进入了茫茫的哈萨克大草原，向着恩巴河挺进。
这支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并不是汗国所有人，只是以汗王渥巴锡为首的大部分，关于伏尔加河对岸的人为什么没能回来，很多资料在阐述时，都是说因为1771年的冬天伏尔加河未结冰，使对岸人无法渡河。事实上河水未封冻这只是一个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在俄国日益强大的控制下，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卫拉特蒙古内部已发生了分化，虽然大部分人在坚守着本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法典要求，但是少部分人还是放弃了信仰，被东正化，听命于俄政府的摆布和役使，如渥巴锡的族叔后妻贾恩为代表的敦杜克夫家族、渥巴锡的姨夫和硕特部扎木扬家族。还有一些贵族因与土尔扈特部有过矛盾，未必支持渥巴锡的东返计划，而渥巴锡汗为了谨慎起见，也许根本就未通知他们。
此时的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惊恐、愤怒，想破头也想不通，那个指东不敢往西的渥巴锡怎么就会有那么大的胆，在至高无上的女皇眼皮底下竟敢出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叶卡捷琳娜女皇根本没有想到，当她强制那些虔诚信奉喇嘛教的牧民改信东正教时，当她不断实行扩张主义，无休止在向土尔扈特人征兵去做炮灰时，当她强迫贵族们交出子女做人质时，当她指使哥萨克、哈萨克人不断侵袭土尔扈特人领地，有意抢占他们的牧地时……这些涉及信仰、尊严、生存的本质问题，要想依靠强权与高压实现，只会引起土尔扈特部族更大的愤懑和反抗。
让女皇更不可能理解的还有中国人共有的归属感与故乡情结。自从卫拉特蒙古人到了她的地盘上，就没停止过与祖国亲人的联系和交流，而这一切仅仅是铺垫。140年来，土尔扈特人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待不下去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恰恰是几代沙皇日积月累造成的。
1770年秋的维特梁卡会议，是土尔扈特人在无奈与绝望中的一个决定民族前途、命运的绝密会议。积郁已久的愤怒、不满和对故土眷恋在此时终于暴发。年轻的渥巴锡汗向他最信赖的5位同胞——老侄子策伯克多尔济、族兄巴木巴尔与达什敦杜克、高僧罗布桑丹增大喇嘛、从准噶尔部逃来的舍楞道出了心中酝酿已久的计划，6人经过盟誓，最后商定了一个惊天大计——在1771年举行起义，东归祖国。
东归，这是一条怎样的路?也许老成持重的渥巴锡汗早就想到了。万里征途上，不可预知的变数真的是太多了。作为部族首领，渥巴锡一方面要继续装出唯命是从的样子，应对俄国当局的各种无理要求，另一方面还要尽量保证东返计划周密严谨，万无一失。回家的计划在他的心中已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在他即位后就已经开始，正式启动的时间可追溯到1767年前后。为了防止起义东归大计泄露，相传他们是用隐喻的词语，以悠扬的蒙古长调互相传递消息，如安排行程时，他们用歌告诉大家，马儿将在何时在什么河上饮水?风将会刮进哪条山谷?牛羊在哪儿才会吃上肥美的草……他还秘密下达了部族青年男女三年内不能结婚生子，母畜三年内不能交配的命令，并及早将军队调集到重要的位置，即便如此，在东归途中所付出的牺牲依然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17万人、7个月、1万多里路，风雪、冰河、干旱、沙漠、哥萨克人追杀、哈萨克人抢掠……透过这些简单的数字和词句背后，是10万壮士尸横遍野，是绝望的哭泣，是骨肉分离，是没有退路的孤注一掷。
1771年2月的恩巴河畔，风雪交加，滴水成冰，成千上万的人露宿雪夜，与风暴为伴，生命受到大自然最严峻的考验。有一种场景，也许我们一生也不会看到：“当清晨来到这儿的时候，几百个围坐在火堆旁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已经全部冰僵而死去。”直到今天，土尔扈特人见面的问候仍然是：你好吗?家里的人都好吗?牲畜都好吗?一串简单的询问带着深深的历史印记。因为在战乱、风雪、瘟疫的重围中，人们今天在一起，也许只一个晚上或者一个时辰不见，就将会成为永别，多一句问候就是多一份安心啊!
还有奥琴峡谷的生死决战，虽然运用了著名的骆驼突击队，死伤仍然不计其数!
姆英塔的围困与渥巴锡汗的巧妙决策是一次生死博弈。当精疲力竭、给养匮乏、饥寒交迫的东归队伍终于走到姆英塔，打算在这儿喘口气时，一直苦苦相逼的哈萨克联军又撵了上来，5万军队将这支困顿疲惫的队伍团团围住，如同羊群在暗夜被狼群围困。在这种险恶境况下，渥巴锡汗再次显示出一个领导者卓越的指挥才能和过人的应对能力，他巧妙地利用了 休战谈判的时机，乘其不备，突出重围，转变路线，直奔故乡。
在漫漫东归路上，面对巨大的牺牲和数不清的艰难困苦，人们曾想过放弃，但是回头看，每一步都会碰到亲人和同伴的尸骨，谁还会有勇气面对?何况，回头，还有手拿铁链、虎视眈眈等着捕捉他们的俄国人和哥萨克军队。
1771年7月8日，当第一批人马到达中国的伊犁察林河畔时，前来迎接的清军看到的是衣衫褴褛、面容憔悴、骨瘦如柴、靴鞋俱无、摇晃行走、多为妇幼的人群，孩子们的身上甚至一丝不挂，瘦弱的骆驼、马背上大多驮着两个人……这样的情景让每个看到他们的人都会感到心酸，又被他们坚毅的眼神感动。无数强壮的土尔扈特勇士们为了保护他们的父母和孩子，把生命留在了东归路上，以他们年轻的身躯铺筑起一条回家路，让母亲与孩子从自己的身上平安走过，他们坚信：有母亲，有孩子，就一定有未来!
衣带渐宽终不悔，历经艰难，满身疮痍，依然是执著的信念。土尔扈特人九死一生，只为回家!
故土——痛，并快乐着
回到祖国的人们得到亲人的热情接待和妥善安置。虽然清政府在1771年4月就已得知土尔扈特人东返归来，虽然在王朝内部出现过严重的分歧，甚至有人提出拒之门外，但是目光高深的乾隆帝却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敞开大门，让他们回家，并下令让新疆、宁夏、甘肃、陕西等地调集大批粮食、牲畜、毡房、布匹、茶叶等物资，帮助土尔扈特人民渡过难关。最主要的是，为了让渥巴锡汗一行顺利到承德觐见，乾隆帝亲自下令沿途各地好生接待，让历尽千辛万苦的游子感到亲人的热情和温暖。可是，就有一些地方官不知轻重，不把乾隆的话放在心上，玩忽职守、接待不周，结果被革职查办。如山西安察使德文，知府博尔敦，知县何燧，甚至他们的巡抚、总督因接待不周，都挨了乾隆帝的斥责和处罚。由此可见，这位乾隆帝对土尔扈特部众归来是多么重视。
对于如何安置这些人，乾隆帝可是费了一番心思。因为从先祖康熙、雍正到他，准噶尔部的犯上作乱没让他们少操心，何况回来的又是一支强悍的蒙古部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谨慎分析和揣测归来各部首领的情绪和状况后，乾隆制定了较完备的收抚政策。乾隆对土尔扈特部安置时指出：“土尔扈特、绰罗斯等，现宜指地令居。若指与伊犁之沙喇伯勒等处附近西边，易于逃窜乌鲁木齐一带，又距哈密、巴里坤卡路甚近。朕意令居塔尔巴哈台、科布多西之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密勒、斋尔等处地方。”意思已非常明确，打散分开，不让你们再抱团团。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这样的决策是正确的，想想噶尔丹才刚刚平定二十来年，肯定不可能再将又一支蒙古人放任，国家稳定是大局。承德入觐结束后，已到深秋季节，塞外边陲伊犁早已冰封雪飘，他因此提出补充措施：“为使厄鲁特等免遭损之，即先于分别指地遣住，暂住斋尔越冬，待明年春季再行前往。”
但是，乾隆三十六年秋冬以来，天花在渥巴锡所属部众中流行，几个月的时间出痘而亡者，已达3390人，就连渥巴锡的母亲、妻子、幼儿都出痘而亡。同时，6万余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斋尔之地，矛盾不时发生。渥巴锡所率各部和舍楞所率各部、策伯克多尔济所率各部矛盾激化已露端倪，械斗之事不可胜计。
收容部众较容易，抚封上层也较顺利，但要抚养众生却是困难重重。他们远地而来，生活艰难，身体较弱，传染病无情肆虐。几万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地方，随时都有全部被传染的危险。因而，虽然在冬季，清政府还是及时地对人口进行了安置疏散。将东归的各部安置为6路：以渥巴锡为首的旧土尔扈特分为东、西、南、北4路，以舍楞为首的新土尔扈特为l路，以恭格为首的和硕特为1路。
清政府首先是对舍楞的安置，害怕其心怀多变，滋事扰边。1771年11月上旬，舍楞在清官员吉福、阿育锡陪同下，率其属众，移往科布多、阿尔泰一带，以耕牧为业。次年5月，舍楞被安置在阿尔泰乌拉台地方，与杜尔伯特同居之，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节制，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
北路策伯克多尔济率3个旗的人马，于1772年1月被安置到和布克赛尔。对此，策伯克多尔济非常满意，一是当年他的先人们就是从这一带离开的，二是此地水草俱佳，殊甚感激。该部归伊犁将军节制，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兼辖。
东路，巴木巴尔所率2旗移驻济尔噶勒乌苏，归乌鲁木齐都统和伊犁将军节制，库尔哈喇乌苏办事大臣兼辖。
西路，默门图、达什敦多克所率2旗移驻精河一带，归伊犁将军节制，库尔哈喇乌苏办事大臣兼辖。
渥巴锡部在斋尔伊犁原地，由伊犁将军总统一切事务，受哈喇乌苏大臣兼辖。
1772年5月，和硕特恭格所率4旗驻裕勒图斯草原，由伊犁将军节制，喀喇沙尔办事大臣管辖。
1773年6月，渥巴锡先后5次考察裕勒图斯草原，终于选定了气候适宜、水草丰美的这片草原作为新的驻牧地。渥巴锡多次请示，认为斋尔地方狭小，部族无法生存，现选定裕勒图斯草原，请获允准移地放牧。清朝官员即派人共同踏勘，准予移牧。9月，渥巴锡率所领土尔扈特南路盟分6队，在厄鲁特兰翎伊斯麻里及熟悉道路的维吾尔族人噶札那奇伯克和买麻特·克里木向导指引下，向裕勒图斯草原移牧。此前的7月，清政府将原在裕勒图斯草原游牧的和硕特恭格部，移牧于博斯腾湖畔以西以北之地，以便腾出裕勒图斯草原供渥巴锡部游牧。
至此，4路旧土尔扈特部、1路新土尔扈特部、1路和硕特部游牧地确定。西到博尔塔拉草原、东到博斯腾湖畔、北到科布多、南到塔里木河流域，以旧土尔扈特南路渥巴锡汗驻地裕勒图斯草原为中心，东西相距2000里，南北长达4000里，并沿袭至今。
遗憾的是，就在东归大业完成，部族们都得到妥善安置之时，年仅33岁的渥巴锡汗却在1775年1月9日走完了他短暂而沉重的一生。按宿命论的说法，是他命该如此，但是，透过他的经历及作为，也许可以找到些许答案。
他继承汗位之际，正是俄国加紧实施对土尔扈特人的奴役与统治时期，别无选择的他，只能承担起部族危亡的重任，在通过艰难的周旋与斗争，小心的准备与决策，终于完成东归大业后，迎接他的并不是鲜花、掌声和赞扬，而是部族的抱怨、贵族的分裂、亲人的逝去和朝廷对他权力、人口的削弱。
为了给部族一个光明的未来，付出了10万人的鲜血和生命，这样惨重的代价，世人惊骇，族人更是不能理解。特别是归来后，仅剩的6万余人还要被朝廷分而治之，划成6块。几位与他同患难的战友兄弟，此时却不愿同甘甜，极力赞同清政府的意图，各享封地，各自为王。
不同意分散游牧，部族的未来将不敢想象；同意，就意味着共同经历过生死磨难的部族将四下散去，不再完整。为了部族的前途，只能放弃个人的利益。然而，族人们并不买他的账，当没有得到想象中宽阔的草原，肥壮的牛羊，且又遇到巨大的瘟疫时，所有的怨恨都撒向这位命运多舛的汗王。
然而，谁又想过，作为一代汗王，当看到自己的属民大批牺牲时，内心的疼痛有多深?当大家庆幸劫后余生，亲人团聚时，他的母亲、妻子、幼儿却因天花相继离去，谁能理解他内心的孤独有多深?当汗权被肢解，部族被分散，谁又能明白他内心的失望有多大?即使这样，他忍下了，坚持了，直到最后，他依然嘱咐部众：“安分度日，勤奋耕田，繁衍牲畜，勿生事端，致盼致，祷。”这就是一个能够担当道义与大任的明君，一个视本民族生存、发展为第一的首领，一个值得后人铭记的历史伟人。
历史的烟尘早已远去，因为东归的惨重代价，归来的人们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孩子很小时父母就会告诉他们，不要将污水倒进泉水、小溪、河流中，不能在泉水边撒尿，否则小家伙上要长豆豆；不要践踏绿草，踩了会不长个儿；不要去打怀孕的猎物，那样会遭天谴。他们爱护环境，保护水源，珍惜生命，崇尚和平宁静的生活。他们最不期望动乱，是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进步的最忠实执行者。
很多史料表明，回归240年来，这支蒙古部族从未做出过于国于民有害的事件，反而在平定叛乱、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中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近代新疆发生的数次和卓动乱，或是外敌入侵，土尔扈特及和硕特民众首当其冲被征调。英勇的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人与新疆各族人民一道横戈跃马、冲锋陷阵，镇压叛乱者，驱逐侵略者，一次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分子和叛乱分子。如19世纪20年代平定张格尔及其兄玉素甫的叛乱、19世纪40年代平定七和卓及倭里罕之乱、19世纪60年代反对阿古柏匪帮的斗争、杨增新为阻挡“黑喇嘛”入侵新疆的斗争、解放初期巴音布鲁克草原蒙古骑兵的剿匪战斗等等，每一次战乱时，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兵都是临危受命，自备马匹、武器，组成精锐队伍，奔赴前线，勇剿匪徒，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爱家情怀，为祖国的统一和边疆各族人民的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西迁——浩荡而惬意的行走
东归，用土尔扈特百姓的话说就是“回家”。而240年前这一趟“回家”却那么不同凡响，且不说它对世界史、对史学家的影响有多大，对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汉家女子而言，也足足影响了半生。
土尔扈特部，是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而卫拉特蒙古是指明未清初在中国西北部逐步强盛起来的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部联盟体。特别是15～16世纪，成为天山南北最为活跃的一支游牧部落群体。
说到四部联盟之一的土尔扈特蒙族东归，首先要说说土尔扈特西迁的原因。对此，人们普遍认为：是由于卫拉特蒙古内部纷争、内讧及草场争夺等因素引起的。但是，就当时而言，撇开雄踞卫拉特四部之首的准噶尔部不说，还有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呢，为什么单单是土尔扈特部离开呢?虽说内部矛盾是土尔扈特部离开的一个重要诱因，但就个人理解而言，更直接的因素应该取决于一个人，这个人叫和鄂尔勒克。作为“旧土尔扈特部祖”，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首领。
卫拉特蒙古从15世纪逐步游牧至额尔齐斯河、伊犁河及青海一带，与东蒙各部基本分离，形成了卫拉特蒙古部落联盟。他们彼此既独立又联合，遇重大事件由丘尔干会议(即各部落首领代表会议)共同商定。但是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人口、牲畜、社会组织及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局面被逐步打破，随之而来的是人口、领地、牲畜及盟权的争夺，部族问攀比、掠夺、争战愈演愈烈，江山轮流坐。先是由和硕特的拜巴噶斯称雄，后是杜尔伯特部的达赖台什把持，再后来是准噶尔部的巴图尔珲台吉独揽盟权。在这种形势下，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清醒地看到自己的部族兵不是最强，畜不是最多，威望不可震慑四方，参与到这场争夺战中，受苦受难的还是部族百姓。因而在卫拉特各部之间纷争的硝烟还没有燃起时，这个睿智的男人就已开始了为部族未来的谋划。
早在出走的10年之前，即1618年，他就派出了自己忠实可靠的手下前往黑海及伏尔加河下游实地踏看。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广袤又无主的大片领土，于是便不断派人前往探查、驻牧，不声不响中为部族安排了退路，做出了具有操作性的远景规划。另一个因素是他们生活的信条决定了出走。“他们是游牧民族，不是定居民族，想在哪里游牧，就在哪里游牧。”(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蓝天白云、草原河流就是他们的家园，向着没有侵扰、水草丰茂的地带迁徙是他们向往的事情，谁也阻挡不了。
1628年，当卫拉特联盟的内外纷争频频发生时，和鄂尔勒克一一这位明智的首领在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后，简单而轻松地与他的三位仁兄——盛气凌人的准噶尔部、跃跃窥视于青藏高原的和硕特部、徘徊彷徨的杜尔伯特部挥挥手，没有丝毫犹豫就踏上开辟新生活的道路。顺带着，还将和硕特、杜尔伯特中愿意追随他的人拉进了自己的队伍。
于是乎，一支5千帐25万人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悠哉乐哉，一路且歌且行，用了两年时间，于1630年到达了伏尔加河下游辽阔的新牧场。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开拓，20多年后，由他的儿子书库尔岱青在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土尔扈特汗国，这个汗国后来成为俄国沙皇心头挥之不去的纠结。
汗国——一株扎根于异域土壤的树
一个个体要融入一个新环境，是需要时间和勇气的；而对一个群体而言，所用时间会更长，勇气要更多。在这里，土尔扈特人一生活就是140年，但是，他们落地生根的过程并不容易。
土尔扈特汗国的建立和发展，值得抒写的人和事很多，除带领大家离开的和鄂尔勒克、建立了土尔扈特部汗国的书库尔岱青两位汗王外，最让迁居于伏尔加河生活的卫拉特人骄傲的汗王莫过于阿玉奇汗。
童年的阿玉奇汗是在外公准噶尔部的巴图尔珲台吉膝下长大的，12岁回到伏尔加河之后，又跟祖父书库尔岱青生活在一起，所以他在日后执政的封建汗国中，展露出雄才大略，屡建奇功，这与自幼在两位杰出汗王跟前耳濡目染有直接的关系，也可能从骨子里就秉承了他们的聪慧与胆识。他在位50多年，以超人的统治才能和卓越的外交策略，将土尔扈特部汗国推向了鼎盛，使一心想统治他们的俄国人束手无策，并且最终不得不承认土尔扈特汗国是他们的同盟者，而不是附属者。
一个异族，在他人的领土上生根开花，建立王国，还能获得对方的平视和尊重，这不是一般人能创造出来的业绩。这一切都取决于阿玉奇汗这位领导者的思想、胆识和对本民族的立场。为了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和尊严，他采用了打防结合、顺抗兼施的方法，即：你(俄国)侵犯我或者指使他人骚扰我，那么我就不客气，组织强悍的土尔扈特骑兵狠狠打，不但自己打，还要联合俄国的死对头克里木汗国共同打，直到俄国不得不让步。但是，毕竟是生活在人家的地盘上，矛盾不可太激化，太激化了，吃亏的肯定是自己。阿玉奇汗比谁都明白这个道理，因而，针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形势，他会采取不同策略。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盟誓”，他在位的50余年里，向俄国当局共盟誓5次，每一次都是表面顺从，实际抗拒。你要干涉我的内政，你要逼我纳贡交税，没有!不但没有，还拉出人马，摆开架势，看你能怎样?如1682年第四次盟誓刚结束，俄国要求阿玉奇汗“交出人质和每年交五百匹贡马”，得到的结果是：阿玉奇汗拉出人马渡过雅依克河，摆出要与巴什基尔人联合的架势，使俄国当局不得不降低条件，不敢再硬来。
阿玉奇汗在位期间，虽然有时为了缓和与俄国的关系，不得不去参与对外战争和镇压当地人民起义，但是在维护汗国根本利益和民族尊严上，始终与俄国作坚决的斗争，在政治上保持着独立自主原则，并且成功地粉碎了俄国政府一次次想侵吞、统治土尔扈特汗国的阴谋。俄国当局对这个游牧民族领袖又怕又恨又无办法，就连彼得一世也将阿玉奇汗作为一国元首隆重接见。这印证了阿玉奇汗向俄国重申的那句话：我们是你们的同盟者，而不是你们的臣民。
不足之处是，一把手在位时间太久会让接班人失去耐心，容易导致更多的猜忌和争斗。当阿玉奇汗以82岁高龄去世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储君们的汗权争霸赛，这恰好给觊觎已久的俄国当局以可乘之机，极力在中间挑唆、干预，算计着汗国的统治权。而贵族们忙着内耗，忘了部族的前途，这一闹就是17年，结局是汗国受创，民众受难。到了敦罗布喇什(渥巴锡的父亲)时期，俄国对土尔扈特部汗国的高压政策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多年来，俄国梦寐以求的通过扣压贵族人质达到对土尔扈特部汗国控制的目的终于实 现了，他们将敦罗布喇什的儿子萨赖软禁至死，仍不罢休，继续强迫汗国送人质，而军役、赋税不断加码，让大批土尔扈特人为他们到欧洲战场去征战。在这样的情形下，仇恨与愤怒的种子在土尔扈特部汗国民众心中深深埋下，他们更加思念祖国，想念亲人，回东方老家的念头在一天天滋生蔓延。正如土尔扈特一首长调中所唱：
当微风刮过
下起了小雨
寒冷时
想起母亲温暖的怀抱
当乌云飘过
下起了暴雨
遇难处时
想起母亲宽大的怀抱……
虽然以土尔扈特为主体的卫拉特人漂泊在外近一个半世纪，想家、回归的念头也从未断过，与祖国的联系从没间断。从和鄂尔勒克到渥巴锡，每一任汗王都不忘与祖国联系：政治上朝贡和工作汇报，宗教上进藏熬茶礼佛。1640年和鄂尔勒克率子书库尔岱青前往塔尔巴哈台(今塔城一带)，参加漠北喀尔喀与漠西卫拉特蒙古的共同会议，制定了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这表明虽远居异域，土尔扈特依然是中国蒙古家庭中的一分子。而1645年著名的藏传佛教高僧咱雅班弟达远赴伏尔加河传教布道，以及贵族们不断赴藏熬茶礼佛，宗教信仰上的认同更能强化人的归属感，信仰就是力量，对佛国世界的向往使土尔扈特人民更加确定，中国才是他们精神信仰的终极之地。1712年，阿玉奇汗遣萨穆坦使团绕道西伯利亚进北京“表贡方物”，康熙皇帝又迅速遣图里琛使团回访慰问，以及15年后雍正皇帝派满泰慰问使团等，这一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汇报和精神抚慰，其间必然有割不断的血脉亲情，还有不能为外人(俄国)知道的军事、政治秘密。比如，什么时候能东归，如何共同对付觊觎清廷的准噶尔部，防范窥视边境的俄国当局?这些都是“自己家人”要商讨的事，自然不会让邦外知道。
东归——九死一生而不悔
“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回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1771年1月17日，随着年轻的汗王渥巴锡一声怒吼，17万人骑马、乘车、赶着牲畜，丢弃了所有带不了的什物，以决绝的心态，毅然舍弃了140年的生活记忆，在滚滚的浓烟和呼啸的北风中，踏上了悲壮而艰辛的东归之路。
俄国人怎么也没想到，已被他们用“铁链拴住的这支熊”怎么会如此凶猛?俄国人伊凡·库拉金看到的情景是：“队伍铺天盖地而来，淹没了草原……他们手持大大小小的旗子，在白天一点多钟抢走了所有牲畜，而后袭击城堡……”土尔扈特人仅用三天时间就渡过了雅依克河，进入了茫茫的哈萨克大草原，向着恩巴河挺进。
这支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并不是汗国所有人，只是以汗王渥巴锡为首的大部分，关于伏尔加河对岸的人为什么没能回来，很多资料在阐述时，都是说因为1771年的冬天伏尔加河未结冰，使对岸人无法渡河。事实上河水未封冻这只是一个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在俄国日益强大的控制下，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卫拉特蒙古内部已发生了分化，虽然大部分人在坚守着本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法典要求，但是少部分人还是放弃了信仰，被东正化，听命于俄政府的摆布和役使，如渥巴锡的族叔后妻贾恩为代表的敦杜克夫家族、渥巴锡的姨夫和硕特部扎木扬家族。还有一些贵族因与土尔扈特部有过矛盾，未必支持渥巴锡的东返计划，而渥巴锡汗为了谨慎起见，也许根本就未通知他们。
此时的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惊恐、愤怒，想破头也想不通，那个指东不敢往西的渥巴锡怎么就会有那么大的胆，在至高无上的女皇眼皮底下竟敢出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叶卡捷琳娜女皇根本没有想到，当她强制那些虔诚信奉喇嘛教的牧民改信东正教时，当她不断实行扩张主义，无休止在向土尔扈特人征兵去做炮灰时，当她强迫贵族们交出子女做人质时，当她指使哥萨克、哈萨克人不断侵袭土尔扈特人领地，有意抢占他们的牧地时……这些涉及信仰、尊严、生存的本质问题，要想依靠强权与高压实现，只会引起土尔扈特部族更大的愤懑和反抗。
让女皇更不可能理解的还有中国人共有的归属感与故乡情结。自从卫拉特蒙古人到了她的地盘上，就没停止过与祖国亲人的联系和交流，而这一切仅仅是铺垫。140年来，土尔扈特人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待不下去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恰恰是几代沙皇日积月累造成的。
1770年秋的维特梁卡会议，是土尔扈特人在无奈与绝望中的一个决定民族前途、命运的绝密会议。积郁已久的愤怒、不满和对故土眷恋在此时终于暴发。年轻的渥巴锡汗向他最信赖的5位同胞——老侄子策伯克多尔济、族兄巴木巴尔与达什敦杜克、高僧罗布桑丹增大喇嘛、从准噶尔部逃来的舍楞道出了心中酝酿已久的计划，6人经过盟誓，最后商定了一个惊天大计——在1771年举行起义，东归祖国。
东归，这是一条怎样的路?也许老成持重的渥巴锡汗早就想到了。万里征途上，不可预知的变数真的是太多了。作为部族首领，渥巴锡一方面要继续装出唯命是从的样子，应对俄国当局的各种无理要求，另一方面还要尽量保证东返计划周密严谨，万无一失。回家的计划在他的心中已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在他即位后就已经开始，正式启动的时间可追溯到1767年前后。为了防止起义东归大计泄露，相传他们是用隐喻的词语，以悠扬的蒙古长调互相传递消息，如安排行程时，他们用歌告诉大家，马儿将在何时在什么河上饮水?风将会刮进哪条山谷?牛羊在哪儿才会吃上肥美的草……他还秘密下达了部族青年男女三年内不能结婚生子，母畜三年内不能交配的命令，并及早将军队调集到重要的位置，即便如此，在东归途中所付出的牺牲依然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17万人、7个月、1万多里路，风雪、冰河、干旱、沙漠、哥萨克人追杀、哈萨克人抢掠……透过这些简单的数字和词句背后，是10万壮士尸横遍野，是绝望的哭泣，是骨肉分离，是没有退路的孤注一掷。
1771年2月的恩巴河畔，风雪交加，滴水成冰，成千上万的人露宿雪夜，与风暴为伴，生命受到大自然最严峻的考验。有一种场景，也许我们一生也不会看到：“当清晨来到这儿的时候，几百个围坐在火堆旁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已经全部冰僵而死去。”直到今天，土尔扈特人见面的问候仍然是：你好吗?家里的人都好吗?牲畜都好吗?一串简单的询问带着深深的历史印记。因为在战乱、风雪、瘟疫的重围中，人们今天在一起，也许只一个晚上或者一个时辰不见，就将会成为永别，多一句问候就是多一份安心啊!
还有奥琴峡谷的生死决战，虽然运用了著名的骆驼突击队，死伤仍然不计其数!
姆英塔的围困与渥巴锡汗的巧妙决策是一次生死博弈。当精疲力竭、给养匮乏、饥寒交迫的东归队伍终于走到姆英塔，打算在这儿喘口气时，一直苦苦相逼的哈萨克联军又撵了上来，5万军队将这支困顿疲惫的队伍团团围住，如同羊群在暗夜被狼群围困。在这种险恶境况下，渥巴锡汗再次显示出一个领导者卓越的指挥才能和过人的应对能力，他巧妙地利用了 休战谈判的时机，乘其不备，突出重围，转变路线，直奔故乡。
在漫漫东归路上，面对巨大的牺牲和数不清的艰难困苦，人们曾想过放弃，但是回头看，每一步都会碰到亲人和同伴的尸骨，谁还会有勇气面对?何况，回头，还有手拿铁链、虎视眈眈等着捕捉他们的俄国人和哥萨克军队。
1771年7月8日，当第一批人马到达中国的伊犁察林河畔时，前来迎接的清军看到的是衣衫褴褛、面容憔悴、骨瘦如柴、靴鞋俱无、摇晃行走、多为妇幼的人群，孩子们的身上甚至一丝不挂，瘦弱的骆驼、马背上大多驮着两个人……这样的情景让每个看到他们的人都会感到心酸，又被他们坚毅的眼神感动。无数强壮的土尔扈特勇士们为了保护他们的父母和孩子，把生命留在了东归路上，以他们年轻的身躯铺筑起一条回家路，让母亲与孩子从自己的身上平安走过，他们坚信：有母亲，有孩子，就一定有未来!
衣带渐宽终不悔，历经艰难，满身疮痍，依然是执著的信念。土尔扈特人九死一生，只为回家!
故土——痛，并快乐着
回到祖国的人们得到亲人的热情接待和妥善安置。虽然清政府在1771年4月就已得知土尔扈特人东返归来，虽然在王朝内部出现过严重的分歧，甚至有人提出拒之门外，但是目光高深的乾隆帝却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敞开大门，让他们回家，并下令让新疆、宁夏、甘肃、陕西等地调集大批粮食、牲畜、毡房、布匹、茶叶等物资，帮助土尔扈特人民渡过难关。最主要的是，为了让渥巴锡汗一行顺利到承德觐见，乾隆帝亲自下令沿途各地好生接待，让历尽千辛万苦的游子感到亲人的热情和温暖。可是，就有一些地方官不知轻重，不把乾隆的话放在心上，玩忽职守、接待不周，结果被革职查办。如山西安察使德文，知府博尔敦，知县何燧，甚至他们的巡抚、总督因接待不周，都挨了乾隆帝的斥责和处罚。由此可见，这位乾隆帝对土尔扈特部众归来是多么重视。
对于如何安置这些人，乾隆帝可是费了一番心思。因为从先祖康熙、雍正到他，准噶尔部的犯上作乱没让他们少操心，何况回来的又是一支强悍的蒙古部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谨慎分析和揣测归来各部首领的情绪和状况后，乾隆制定了较完备的收抚政策。乾隆对土尔扈特部安置时指出：“土尔扈特、绰罗斯等，现宜指地令居。若指与伊犁之沙喇伯勒等处附近西边，易于逃窜乌鲁木齐一带，又距哈密、巴里坤卡路甚近。朕意令居塔尔巴哈台、科布多西之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密勒、斋尔等处地方。”意思已非常明确，打散分开，不让你们再抱团团。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这样的决策是正确的，想想噶尔丹才刚刚平定二十来年，肯定不可能再将又一支蒙古人放任，国家稳定是大局。承德入觐结束后，已到深秋季节，塞外边陲伊犁早已冰封雪飘，他因此提出补充措施：“为使厄鲁特等免遭损之，即先于分别指地遣住，暂住斋尔越冬，待明年春季再行前往。”
但是，乾隆三十六年秋冬以来，天花在渥巴锡所属部众中流行，几个月的时间出痘而亡者，已达3390人，就连渥巴锡的母亲、妻子、幼儿都出痘而亡。同时，6万余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斋尔之地，矛盾不时发生。渥巴锡所率各部和舍楞所率各部、策伯克多尔济所率各部矛盾激化已露端倪，械斗之事不可胜计。
收容部众较容易，抚封上层也较顺利，但要抚养众生却是困难重重。他们远地而来，生活艰难，身体较弱，传染病无情肆虐。几万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地方，随时都有全部被传染的危险。因而，虽然在冬季，清政府还是及时地对人口进行了安置疏散。将东归的各部安置为6路：以渥巴锡为首的旧土尔扈特分为东、西、南、北4路，以舍楞为首的新土尔扈特为l路，以恭格为首的和硕特为1路。
清政府首先是对舍楞的安置，害怕其心怀多变，滋事扰边。1771年11月上旬，舍楞在清官员吉福、阿育锡陪同下，率其属众，移往科布多、阿尔泰一带，以耕牧为业。次年5月，舍楞被安置在阿尔泰乌拉台地方，与杜尔伯特同居之，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节制，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
北路策伯克多尔济率3个旗的人马，于1772年1月被安置到和布克赛尔。对此，策伯克多尔济非常满意，一是当年他的先人们就是从这一带离开的，二是此地水草俱佳，殊甚感激。该部归伊犁将军节制，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兼辖。
东路，巴木巴尔所率2旗移驻济尔噶勒乌苏，归乌鲁木齐都统和伊犁将军节制，库尔哈喇乌苏办事大臣兼辖。
西路，默门图、达什敦多克所率2旗移驻精河一带，归伊犁将军节制，库尔哈喇乌苏办事大臣兼辖。
渥巴锡部在斋尔伊犁原地，由伊犁将军总统一切事务，受哈喇乌苏大臣兼辖。
1772年5月，和硕特恭格所率4旗驻裕勒图斯草原，由伊犁将军节制，喀喇沙尔办事大臣管辖。
1773年6月，渥巴锡先后5次考察裕勒图斯草原，终于选定了气候适宜、水草丰美的这片草原作为新的驻牧地。渥巴锡多次请示，认为斋尔地方狭小，部族无法生存，现选定裕勒图斯草原，请获允准移地放牧。清朝官员即派人共同踏勘，准予移牧。9月，渥巴锡率所领土尔扈特南路盟分6队，在厄鲁特兰翎伊斯麻里及熟悉道路的维吾尔族人噶札那奇伯克和买麻特·克里木向导指引下，向裕勒图斯草原移牧。此前的7月，清政府将原在裕勒图斯草原游牧的和硕特恭格部，移牧于博斯腾湖畔以西以北之地，以便腾出裕勒图斯草原供渥巴锡部游牧。
至此，4路旧土尔扈特部、1路新土尔扈特部、1路和硕特部游牧地确定。西到博尔塔拉草原、东到博斯腾湖畔、北到科布多、南到塔里木河流域，以旧土尔扈特南路渥巴锡汗驻地裕勒图斯草原为中心，东西相距2000里，南北长达4000里，并沿袭至今。
遗憾的是，就在东归大业完成，部族们都得到妥善安置之时，年仅33岁的渥巴锡汗却在1775年1月9日走完了他短暂而沉重的一生。按宿命论的说法，是他命该如此，但是，透过他的经历及作为，也许可以找到些许答案。
他继承汗位之际，正是俄国加紧实施对土尔扈特人的奴役与统治时期，别无选择的他，只能承担起部族危亡的重任，在通过艰难的周旋与斗争，小心的准备与决策，终于完成东归大业后，迎接他的并不是鲜花、掌声和赞扬，而是部族的抱怨、贵族的分裂、亲人的逝去和朝廷对他权力、人口的削弱。
为了给部族一个光明的未来，付出了10万人的鲜血和生命，这样惨重的代价，世人惊骇，族人更是不能理解。特别是归来后，仅剩的6万余人还要被朝廷分而治之，划成6块。几位与他同患难的战友兄弟，此时却不愿同甘甜，极力赞同清政府的意图，各享封地，各自为王。
不同意分散游牧，部族的未来将不敢想象；同意，就意味着共同经历过生死磨难的部族将四下散去，不再完整。为了部族的前途，只能放弃个人的利益。然而，族人们并不买他的账，当没有得到想象中宽阔的草原，肥壮的牛羊，且又遇到巨大的瘟疫时，所有的怨恨都撒向这位命运多舛的汗王。
然而，谁又想过，作为一代汗王，当看到自己的属民大批牺牲时，内心的疼痛有多深?当大家庆幸劫后余生，亲人团聚时，他的母亲、妻子、幼儿却因天花相继离去，谁能理解他内心的孤独有多深?当汗权被肢解，部族被分散，谁又能明白他内心的失望有多大?即使这样，他忍下了，坚持了，直到最后，他依然嘱咐部众：“安分度日，勤奋耕田，繁衍牲畜，勿生事端，致盼致，祷。”这就是一个能够担当道义与大任的明君，一个视本民族生存、发展为第一的首领，一个值得后人铭记的历史伟人。
历史的烟尘早已远去，因为东归的惨重代价，归来的人们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孩子很小时父母就会告诉他们，不要将污水倒进泉水、小溪、河流中，不能在泉水边撒尿，否则小家伙上要长豆豆；不要践踏绿草，踩了会不长个儿；不要去打怀孕的猎物，那样会遭天谴。他们爱护环境，保护水源，珍惜生命，崇尚和平宁静的生活。他们最不期望动乱，是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进步的最忠实执行者。
很多史料表明，回归240年来，这支蒙古部族从未做出过于国于民有害的事件，反而在平定叛乱、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中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近代新疆发生的数次和卓动乱，或是外敌入侵，土尔扈特及和硕特民众首当其冲被征调。英勇的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人与新疆各族人民一道横戈跃马、冲锋陷阵，镇压叛乱者，驱逐侵略者，一次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分子和叛乱分子。如19世纪20年代平定张格尔及其兄玉素甫的叛乱、19世纪40年代平定七和卓及倭里罕之乱、19世纪60年代反对阿古柏匪帮的斗争、杨增新为阻挡“黑喇嘛”入侵新疆的斗争、解放初期巴音布鲁克草原蒙古骑兵的剿匪战斗等等，每一次战乱时，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兵都是临危受命，自备马匹、武器，组成精锐队伍，奔赴前线，勇剿匪徒，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爱家情怀，为祖国的统一和边疆各族人民的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