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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称，当下社会普通人家子弟，因为父母无金钱和权力，即便拥有高学历有时也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却可轻松获得体面工作及更广阔发展空间。
农家子弟还能“鲤鱼跃龙门”吗
——大学收费高、毕业工作难找，农村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
在北京做家政的肖梅近来格外烦恼。远在四川广汉老家的儿子初中毕业，考上了县城里的重点高中。是让儿子继续读高中、考大学？还是干脆去念个技校、过两年出来打工？
肖梅服务的家庭是两位退休老教师，他们力劝肖梅一定要让儿子读书，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这两位老教师也是四川人，其女儿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之后进入国家机关工作，如今有房有车有官职，父母家人都跟着享福。
肖梅当然希望儿子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但是，她有自己的难处。儿子学习成绩不错，可未必能考上北京大学这类顶尖名校。如果最终只考上四川省内的普通高校，父母辛苦在外打工供其读7年书，将来可能还是找不到好工作。
进入9月，儿子还是按时上学了。同时，肖梅也在北京以及四川物色合适的技工学校。“学个理发、厨师什么的，有一技之长，将来找得着活儿，能养活自己。”在肖梅看来，这些是城里孩子不屑学、将来也不屑干的，可能是儿子这个农家子弟最好的选择。
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不同层面流动的关键渠道。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从那时起，一大批贫寒家庭的年轻人通过高考，真正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时改变了整个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运。在许多农村家庭，再穷也要供有望考上大学的孩子读书。但这种状况在近几年出现了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初，该校学生中约有一半家在乡镇农村，现在这个比例明显下降。这种比例的下降可以从“成本—收益”两方面衡量。1999年后，高校普遍扩招，上大学、上名校的机会从数量上看是增加了。但与此同时，高校收费水平大幅提高。“1992年，本科生一年的学费是400元左右，其他费用很少。现在，光学费就涨了10倍不止。学生宿舍条件好了很多，有的还带卫生间，可住宿费也高出不少。”高昂的学费，让一些收入偏低的家庭望而生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扩招的机会较少流向农村。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毕业即失业”，因为高等教育支付的成本高了，收益却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还是降低了。这使得“知识改变命运”逐渐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就业，拼能力还是拼“背景”
——就业过程中“背景”的排他性作用成为最大的就业歧视，高校毕业生中的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明显处于弱势
就业，是实现不同群体间流动的重要环节。当农民还是当律师、走街串巷卖保险还是在银行敞亮的空调屋里工作，在京沪广这样的大城市拥有稳定的工作还是做“北漂”，差别显而易见。
吴乐霞大学毕业后在某部委下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了6年，一直是“编制外员工”。“这6年，单位几乎每年都会空出一两个编制，但都是有关系、有背景的人顶上来，我干得再好也没希望‘转正’，工资差出一大截，而且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有一年新进来一名家在山东农村的正式员工，吴乐霞起初还觉得，看来转正还是有机会，后来才听说，这名员工虽然家境一般，却是单位领导的亲戚。
唐先生在一家军工央企做人力资源工作。“企业招人，首先还是看能力、看素质。但是，每到招聘时，打招呼、递条子的太多了，都是方方面面的领导以及合作伙伴，不可能不考虑。最后，如果几个应聘者条件差不多，肯定会招那个打过招呼的。”这家企业近几年每年要招用近千名大学生，如果只是看数量，其中70%以上的新招人员没有什么关系背景，但仔细分析，没背景的主要集中在企业位于内蒙古、贵州等地的分公司，而能留在北京等地的总部以及一些条件较好的科研机构或收入较高的二级公司的，多多少少都托过人。
正因如此，近两年已有多位专家指出，当前最主要的就业歧视，不是性别歧视、乙肝歧视、年龄歧视等，而是在就业过程中“背景”、“关系”、“人脉”的决定性、排他性作用。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专家认为，当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为其父母没有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而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则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就业公平，更加剧了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
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以及一些人口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就业歧视。最近，北京市面向全市招考740个公务员职位，明确规定，参加考试人员范围是“北京市常住户口且人事行政关系在京的人员”，并特别注明“不包括2010年非北京生源应届毕业生及户口档案保留在学校的非北京生源往届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指出，这其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户籍歧视”和“身份歧视 ”。
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
——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就业壁垒，营造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当今社会还是有许多机会，让有才能、有智慧、有勇气的人大展身手、改变命运的。但是，目前出身和背景对人们后天发展的影响确实越来越大。我们要高度重视其中不平等的环节，破除更多的障碍。”苏海南这样认为。
不过，对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不会这么理性地分析。“穷二代”、“富二代”、“垄二代”、“官二代”……这些说法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也是不少人身边的现实。
——据调查，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只有极个别曾是乡镇干部或乡村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目前，农民工是城镇收入偏低的一个群体。
——20岁的投资公司董事长、22岁的房地产企业老板……“富二代”不断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其父辈不仅可以让其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甚至有地方政府拿钱出来培训“富二代”。
——三代人都在民航、一家人全干电力——有人戏称“垄二代”把好工作先分了。在一些地方性的垄断企业，有岗位空缺通常不会向社会公开招聘，往往都是在内部推荐的人选中选择。
——公务员的招考相对透明，但事业单位还未做到全部公开招聘，“内部招聘”、“人情招聘”的现象仍很突出。江西武宁就曾有过一些事业单位提供的岗位仅允许本县科级干部子女或家属报考。
专家指出，“二代”现象折射出当前阶层固化的倾向。阶层固化不仅影响社会活力，也影响稳定。只有实现社会的良性流动，社会才能在飞速前进中保持稳定与平衡。
如何让向上流动的通道更加畅通？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首要的一点就是打破城乡分割的壁垒，改变存在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改革户籍制度。第二是全面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服务的均等化。第三是在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方面，破除种种不合理的障碍以及歧视性的政策措施，尤其要打破那些垄断行业、权力部门的就业壁垒。第四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让财富更多地向劳动者，同时打击权力寻租和灰色收入。此外，干部任用制度也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
苏海南表示，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一个社会变迁比较剧烈的时代，阶层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关键是朝什么方向发展。“一定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能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只有这样，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摘自《人民日报》文 白天亮)
农家子弟还能“鲤鱼跃龙门”吗
——大学收费高、毕业工作难找，农村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
在北京做家政的肖梅近来格外烦恼。远在四川广汉老家的儿子初中毕业，考上了县城里的重点高中。是让儿子继续读高中、考大学？还是干脆去念个技校、过两年出来打工？
肖梅服务的家庭是两位退休老教师，他们力劝肖梅一定要让儿子读书，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这两位老教师也是四川人，其女儿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之后进入国家机关工作，如今有房有车有官职，父母家人都跟着享福。
肖梅当然希望儿子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但是，她有自己的难处。儿子学习成绩不错，可未必能考上北京大学这类顶尖名校。如果最终只考上四川省内的普通高校，父母辛苦在外打工供其读7年书，将来可能还是找不到好工作。
进入9月，儿子还是按时上学了。同时，肖梅也在北京以及四川物色合适的技工学校。“学个理发、厨师什么的，有一技之长，将来找得着活儿，能养活自己。”在肖梅看来，这些是城里孩子不屑学、将来也不屑干的，可能是儿子这个农家子弟最好的选择。
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不同层面流动的关键渠道。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从那时起，一大批贫寒家庭的年轻人通过高考，真正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时改变了整个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运。在许多农村家庭，再穷也要供有望考上大学的孩子读书。但这种状况在近几年出现了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初，该校学生中约有一半家在乡镇农村，现在这个比例明显下降。这种比例的下降可以从“成本—收益”两方面衡量。1999年后，高校普遍扩招，上大学、上名校的机会从数量上看是增加了。但与此同时，高校收费水平大幅提高。“1992年，本科生一年的学费是400元左右，其他费用很少。现在，光学费就涨了10倍不止。学生宿舍条件好了很多，有的还带卫生间，可住宿费也高出不少。”高昂的学费，让一些收入偏低的家庭望而生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扩招的机会较少流向农村。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毕业即失业”，因为高等教育支付的成本高了，收益却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还是降低了。这使得“知识改变命运”逐渐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就业，拼能力还是拼“背景”
——就业过程中“背景”的排他性作用成为最大的就业歧视，高校毕业生中的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明显处于弱势
就业，是实现不同群体间流动的重要环节。当农民还是当律师、走街串巷卖保险还是在银行敞亮的空调屋里工作，在京沪广这样的大城市拥有稳定的工作还是做“北漂”，差别显而易见。
吴乐霞大学毕业后在某部委下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了6年，一直是“编制外员工”。“这6年，单位几乎每年都会空出一两个编制，但都是有关系、有背景的人顶上来，我干得再好也没希望‘转正’，工资差出一大截，而且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有一年新进来一名家在山东农村的正式员工，吴乐霞起初还觉得，看来转正还是有机会，后来才听说，这名员工虽然家境一般，却是单位领导的亲戚。
唐先生在一家军工央企做人力资源工作。“企业招人，首先还是看能力、看素质。但是，每到招聘时，打招呼、递条子的太多了，都是方方面面的领导以及合作伙伴，不可能不考虑。最后，如果几个应聘者条件差不多，肯定会招那个打过招呼的。”这家企业近几年每年要招用近千名大学生，如果只是看数量，其中70%以上的新招人员没有什么关系背景，但仔细分析，没背景的主要集中在企业位于内蒙古、贵州等地的分公司，而能留在北京等地的总部以及一些条件较好的科研机构或收入较高的二级公司的，多多少少都托过人。
正因如此，近两年已有多位专家指出，当前最主要的就业歧视，不是性别歧视、乙肝歧视、年龄歧视等，而是在就业过程中“背景”、“关系”、“人脉”的决定性、排他性作用。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专家认为，当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为其父母没有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而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则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就业公平，更加剧了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
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以及一些人口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就业歧视。最近，北京市面向全市招考740个公务员职位，明确规定，参加考试人员范围是“北京市常住户口且人事行政关系在京的人员”，并特别注明“不包括2010年非北京生源应届毕业生及户口档案保留在学校的非北京生源往届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指出，这其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户籍歧视”和“身份歧视 ”。
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
——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就业壁垒，营造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当今社会还是有许多机会，让有才能、有智慧、有勇气的人大展身手、改变命运的。但是，目前出身和背景对人们后天发展的影响确实越来越大。我们要高度重视其中不平等的环节，破除更多的障碍。”苏海南这样认为。
不过，对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不会这么理性地分析。“穷二代”、“富二代”、“垄二代”、“官二代”……这些说法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也是不少人身边的现实。
——据调查，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只有极个别曾是乡镇干部或乡村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目前，农民工是城镇收入偏低的一个群体。
——20岁的投资公司董事长、22岁的房地产企业老板……“富二代”不断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其父辈不仅可以让其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甚至有地方政府拿钱出来培训“富二代”。
——三代人都在民航、一家人全干电力——有人戏称“垄二代”把好工作先分了。在一些地方性的垄断企业，有岗位空缺通常不会向社会公开招聘，往往都是在内部推荐的人选中选择。
——公务员的招考相对透明，但事业单位还未做到全部公开招聘，“内部招聘”、“人情招聘”的现象仍很突出。江西武宁就曾有过一些事业单位提供的岗位仅允许本县科级干部子女或家属报考。
专家指出，“二代”现象折射出当前阶层固化的倾向。阶层固化不仅影响社会活力，也影响稳定。只有实现社会的良性流动，社会才能在飞速前进中保持稳定与平衡。
如何让向上流动的通道更加畅通？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首要的一点就是打破城乡分割的壁垒，改变存在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改革户籍制度。第二是全面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服务的均等化。第三是在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方面，破除种种不合理的障碍以及歧视性的政策措施，尤其要打破那些垄断行业、权力部门的就业壁垒。第四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让财富更多地向劳动者，同时打击权力寻租和灰色收入。此外，干部任用制度也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
苏海南表示，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一个社会变迁比较剧烈的时代，阶层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关键是朝什么方向发展。“一定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能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只有这样，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摘自《人民日报》文 白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