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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一份精神信仰往往是需要心灵智慧的，那么如何得知你是正走在一条光明之路上，还是徘徊于沙漠之中呢？如果你走进了误区，Martha Beck有办法帮你找回那些积极的信念。
在身陷某种困境时，西方人习惯“做”，而东方人则更倾向于先“想”，在我看来，在这动态与静态间找到平衡才应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
这种正经的态度看上去似乎有点骄情，因为我一直相信雷茵霍尔德·尼布尔(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神学家）的说法：大笑就是祈祷的开始。但当谈到信仰时，我的确会像面对某种疾病般变得严肃起来。我相信马克思关于此的格言（至少部分相信）——宗教是人类的鸦片。马克思并没有错，但他不知道鸦片并不总是那么糟，它可以迷惑我们，也以毒害我们，但也可以支撑我们。事实上为了使自己感到快乐，我们体内也会自然地制造出一种叫内腓呔的内生性“鸦片”。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你是否要做一个死忠的信徒，或是冷酷的无神论者，而是学会区分哪种鸦片是有益的，并且在将每一种新思想纳入你的认知系统前将它们都测试一遍。
与信仰一起高飞
对于精神或灵性方面的事情，我的朋友Drew向来不会想太多，直到一个大学同学带他去见了一个极富魅力的牧师，随即Drew便被钩起了兴致，听那个X牧师讲话，他感觉自己“像风筝一样飞了起来”。他说：“我甚至可以在火焰上行走或玩弄响尾蛇，我可以做任何他说到的事。”Drew一度被引上了路，但现在回想这事儿却让他脸红。“我过去总会置疑权威，但当遇到X牧师时，我感觉所有的局限都被打破了，这让人就像上瘾了一样——在团体中我觉得自己如同被麻醉了一般，并且相信我们掌握着真理，没有怀疑，没有不确定。”
后来Drew退学并成为了X牧师的追随者之一，“在超过一年的时间里，我都觉得无比快乐”，他说，“但问题随后便开始冒了出来，有些来自我的内心，有的来自外界”，Drew发现他开始置疑X牧师说的“只有他才知道上帝的想法”。不久后，一个17岁的朋友告诉Drew她和X牧师上了床，这个消息令他深受打击并最终让他落荒而逃。
Drew常为这段无意义的经历感到后悔，但其实他只不过是跟随了一种人类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罢了。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假设：当一个魅力型领导聚集了一批跟随者后，一场民间运动可能就开始了。人们跟随这些“魅力型领袖”，因为他们声称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人们相信那些强势的真理论调能让自己得到指引、保护和团结。
这种心理模式正是人们依恋各类有着自身价值观的团体的原因，从十几岁孩子的团伙到各种政党。这也是为什么那些看似很理智的人也可能变得愚忠的原因——当我们隶属于一个拥护着共同价值观的群体时，我们会因其带来的愉悦感而感到兴奋，那种愉悦感往往令我们陶醉不已。
相比于宗教带来的其他影响，像Drew那样因参与其中而感到很舒服甚至上瘾的事，其实无伤大雅。很多主流宗教可能会存在的危险通常都是能被呈现出来的，它们众所周知的历史、已具有的规模，以及他们的组织架构，都让它们的成员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而当另一个宗教喊着另一个版本的真理走出来时，所有的矛盾便会一触即发。“我们一定要抵制他们”的想法可以从最开始的妒嫉发展成各种暴力，行凶者们如此坚信自己的绝对正确，以至于他们注意不到他们正以爱之名去憎恨，以杀戮去维护“勿杀人”的法令，甚至扛着和平的旗帜发动战争。因此而造成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就是，旁观者们往往以此得下结论：宗教总是以圣战的名义发动暴力事件。很多原本出于善意的无神论者相信抛弃宗教信仰将减少歧视和犯罪，但有的人却会因为这个信念过于强烈而变得愤怒甚至同样暴力。
简而言之，绝对论才是将普通民众变成狂热分子的鸦片，这与是不是宗教无关，而无神论和宗教信仰都有着对方所没有的东西。
制造自己的“安全鸦片”
记得那些由健康的身体分泌的内腓呔吗，在还只有十几岁时，我一度对它上瘾。那时我疯狂地锻炼，并沉溺于由此产生的“快乐”，直到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我开始出现了一种慢性疼痛，这让我无法正常行走，以至于最后我除了撒谎和呼吸外无法再做更多的事，于是我开始了思考。
这是另一件让自己快乐的事，十年后，我开始意识到原来这件事也让我的身体产生了相同的内啡肽，一如我曾经从锻炼中得到的东西。但与体育锻炼的冲击性不同，沉思是以一种缓慢温和的方式让我感受到了能浸润一生的快乐，形象地说就是，我制造出了自己所需要的“鸦片”，但它没有伤害。
以下是我给也想自制“安全鸦片”的人的建议：
1、拥抱事物的不确定性
在自我探索的途中必然存在一些危险，保护自己免受伤害最好的方法就是接纳人类认知不可能完美的事实。
法国哲学家勒奈·笛卡尔曾经就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不已，最后他终于懂得自己所能确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无法确定任何事。大多数人都知道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想，但事实上他说的是“我思，我惑，故我在”。虽然我们总喜欢忽略不确定感，但科学存在的基础正是那些无法确定的事物。
“没有人能确定所有事，但这没关系。”当你能重复这句话时，在那些“有害的”思想面前你将不会显得脆弱，因为这让你在面对那些关于真理的论调时，心中能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关于对错的主观判断。
2、用直觉测试每一个念头
可以自问一个即简单又具开放性的问题：既然任何对真理的论调都不可能完全正确，那么纠结于这个问题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询问有着多重含义，它让我们懂得将某条宣言放置到集体感受以及个人感受中去验证。现代科学将它的成就归功于人类自身的天赋，但其他的一些成就，如个体平等性这样“不言而喻的真理”，则源自于人们对一些内在的、微妙的认知的共鸣。Drew曾经之所以那么狂热，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必竟我们不只观察显而易见的事情，直觉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
当讨论形而上的东西时，我们便会调动起身体的五官感受去体验那些无法看见的东西，比如人们会说“我能看见，它是如此真实”，或者“这听上去很对”，再或者“这些事真是古怪，我就像闻到一股耗子味，这让我似乎尝到一种糟糕的味道。”有时一些观念会偶然性地激起我们的某种感官感受，并以此教我们决定是否要将这种观念接纳入我们的信念系统。这便是我为什么将“这闻上去怪怪的，我就不吃它了”作为自己心中圣词的原因。如果某种观念让你任何一个感官感到不舒服，远离它，别把它吞下去。
3、分辨它是信仰还是毒药，这很重要
当你走在自我探索的路上时，一定要观察所遇到的每一个学说所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然后以你自己的方式去践行它，如果有一天它被打破了，那说明它并不是真正的信仰，而是又一个绝对论，也是又一个可能会伤害到你的“毒药”。真正的信仰，至少从定义上来看，是有疗愈功效的，是能将破碎的事物恢复完整的。
当Drew谈论到他那稚嫩的信仰体验时说道：“我的问题并不是在信仰中变得兴奋了，而是这种兴奋是被伪造出来的。我真正想要的并不是什么团体思考，而是爱，真正的爱！”
所以看上去我和Drew喜欢着同一种“天然鸦片”，于是我们都走在同一条信仰道路上。我们有时一同散步并享受彼此的陪伴，但我们不必步调一致。我们的灵魂拥抱着世间的各种无常，并相信我们的直觉。
我们不完美，也容易犯错，但每一个人都注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信仰。
在身陷某种困境时，西方人习惯“做”，而东方人则更倾向于先“想”，在我看来，在这动态与静态间找到平衡才应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
这种正经的态度看上去似乎有点骄情，因为我一直相信雷茵霍尔德·尼布尔(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神学家）的说法：大笑就是祈祷的开始。但当谈到信仰时，我的确会像面对某种疾病般变得严肃起来。我相信马克思关于此的格言（至少部分相信）——宗教是人类的鸦片。马克思并没有错，但他不知道鸦片并不总是那么糟，它可以迷惑我们，也以毒害我们，但也可以支撑我们。事实上为了使自己感到快乐，我们体内也会自然地制造出一种叫内腓呔的内生性“鸦片”。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你是否要做一个死忠的信徒，或是冷酷的无神论者，而是学会区分哪种鸦片是有益的，并且在将每一种新思想纳入你的认知系统前将它们都测试一遍。
与信仰一起高飞
对于精神或灵性方面的事情，我的朋友Drew向来不会想太多，直到一个大学同学带他去见了一个极富魅力的牧师，随即Drew便被钩起了兴致，听那个X牧师讲话，他感觉自己“像风筝一样飞了起来”。他说：“我甚至可以在火焰上行走或玩弄响尾蛇，我可以做任何他说到的事。”Drew一度被引上了路，但现在回想这事儿却让他脸红。“我过去总会置疑权威，但当遇到X牧师时，我感觉所有的局限都被打破了，这让人就像上瘾了一样——在团体中我觉得自己如同被麻醉了一般，并且相信我们掌握着真理，没有怀疑，没有不确定。”
后来Drew退学并成为了X牧师的追随者之一，“在超过一年的时间里，我都觉得无比快乐”，他说，“但问题随后便开始冒了出来，有些来自我的内心，有的来自外界”，Drew发现他开始置疑X牧师说的“只有他才知道上帝的想法”。不久后，一个17岁的朋友告诉Drew她和X牧师上了床，这个消息令他深受打击并最终让他落荒而逃。
Drew常为这段无意义的经历感到后悔，但其实他只不过是跟随了一种人类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罢了。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假设：当一个魅力型领导聚集了一批跟随者后，一场民间运动可能就开始了。人们跟随这些“魅力型领袖”，因为他们声称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人们相信那些强势的真理论调能让自己得到指引、保护和团结。
这种心理模式正是人们依恋各类有着自身价值观的团体的原因，从十几岁孩子的团伙到各种政党。这也是为什么那些看似很理智的人也可能变得愚忠的原因——当我们隶属于一个拥护着共同价值观的群体时，我们会因其带来的愉悦感而感到兴奋，那种愉悦感往往令我们陶醉不已。
相比于宗教带来的其他影响，像Drew那样因参与其中而感到很舒服甚至上瘾的事，其实无伤大雅。很多主流宗教可能会存在的危险通常都是能被呈现出来的，它们众所周知的历史、已具有的规模，以及他们的组织架构，都让它们的成员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而当另一个宗教喊着另一个版本的真理走出来时，所有的矛盾便会一触即发。“我们一定要抵制他们”的想法可以从最开始的妒嫉发展成各种暴力，行凶者们如此坚信自己的绝对正确，以至于他们注意不到他们正以爱之名去憎恨，以杀戮去维护“勿杀人”的法令，甚至扛着和平的旗帜发动战争。因此而造成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就是，旁观者们往往以此得下结论：宗教总是以圣战的名义发动暴力事件。很多原本出于善意的无神论者相信抛弃宗教信仰将减少歧视和犯罪，但有的人却会因为这个信念过于强烈而变得愤怒甚至同样暴力。
简而言之，绝对论才是将普通民众变成狂热分子的鸦片，这与是不是宗教无关，而无神论和宗教信仰都有着对方所没有的东西。
制造自己的“安全鸦片”
记得那些由健康的身体分泌的内腓呔吗，在还只有十几岁时，我一度对它上瘾。那时我疯狂地锻炼，并沉溺于由此产生的“快乐”，直到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我开始出现了一种慢性疼痛，这让我无法正常行走，以至于最后我除了撒谎和呼吸外无法再做更多的事，于是我开始了思考。
这是另一件让自己快乐的事，十年后，我开始意识到原来这件事也让我的身体产生了相同的内啡肽，一如我曾经从锻炼中得到的东西。但与体育锻炼的冲击性不同，沉思是以一种缓慢温和的方式让我感受到了能浸润一生的快乐，形象地说就是，我制造出了自己所需要的“鸦片”，但它没有伤害。
以下是我给也想自制“安全鸦片”的人的建议：
1、拥抱事物的不确定性
在自我探索的途中必然存在一些危险，保护自己免受伤害最好的方法就是接纳人类认知不可能完美的事实。
法国哲学家勒奈·笛卡尔曾经就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不已，最后他终于懂得自己所能确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无法确定任何事。大多数人都知道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想，但事实上他说的是“我思，我惑，故我在”。虽然我们总喜欢忽略不确定感，但科学存在的基础正是那些无法确定的事物。
“没有人能确定所有事，但这没关系。”当你能重复这句话时，在那些“有害的”思想面前你将不会显得脆弱，因为这让你在面对那些关于真理的论调时，心中能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关于对错的主观判断。
2、用直觉测试每一个念头
可以自问一个即简单又具开放性的问题：既然任何对真理的论调都不可能完全正确，那么纠结于这个问题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询问有着多重含义，它让我们懂得将某条宣言放置到集体感受以及个人感受中去验证。现代科学将它的成就归功于人类自身的天赋，但其他的一些成就，如个体平等性这样“不言而喻的真理”，则源自于人们对一些内在的、微妙的认知的共鸣。Drew曾经之所以那么狂热，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必竟我们不只观察显而易见的事情，直觉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
当讨论形而上的东西时，我们便会调动起身体的五官感受去体验那些无法看见的东西，比如人们会说“我能看见，它是如此真实”，或者“这听上去很对”，再或者“这些事真是古怪，我就像闻到一股耗子味，这让我似乎尝到一种糟糕的味道。”有时一些观念会偶然性地激起我们的某种感官感受，并以此教我们决定是否要将这种观念接纳入我们的信念系统。这便是我为什么将“这闻上去怪怪的，我就不吃它了”作为自己心中圣词的原因。如果某种观念让你任何一个感官感到不舒服，远离它，别把它吞下去。
3、分辨它是信仰还是毒药，这很重要
当你走在自我探索的路上时，一定要观察所遇到的每一个学说所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然后以你自己的方式去践行它，如果有一天它被打破了，那说明它并不是真正的信仰，而是又一个绝对论，也是又一个可能会伤害到你的“毒药”。真正的信仰，至少从定义上来看，是有疗愈功效的，是能将破碎的事物恢复完整的。
当Drew谈论到他那稚嫩的信仰体验时说道：“我的问题并不是在信仰中变得兴奋了，而是这种兴奋是被伪造出来的。我真正想要的并不是什么团体思考，而是爱，真正的爱！”
所以看上去我和Drew喜欢着同一种“天然鸦片”，于是我们都走在同一条信仰道路上。我们有时一同散步并享受彼此的陪伴，但我们不必步调一致。我们的灵魂拥抱着世间的各种无常，并相信我们的直觉。
我们不完美，也容易犯错，但每一个人都注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