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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他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按照十九大报告中所讲，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篇文章，笔者以黄子久与《富春山居图》卷为例，谈谈黄子久画中的“淡”哲学，算是对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的一个尝试吧。
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与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明代仇英的《汉宫春晓图》等画作一起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元代以来，历代书画家、收藏家、鉴赏家，乃至封建帝皇权贵都对一代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推崇备至，并以能亲眼目睹这件真迹为荣幸。明末清初的收藏家吴洪裕在收藏了《富春山居图》之后，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终日不思茶饭，观赏临摹，以致在临死前，这位疯狂藏家焚此画殉葬，幸被其侄子及时从火中救出，这传世名画才得以“穿越”古今，有幸被我们看到。
黄公望（1269年—1354年），名公望，字子久，号大痴。晚年以诗酒为伴，长期云游于江南和浙西富春江一带，著有《写山水诀》，是一部关于山水画的语录体专著。他用了整整7年的时间，到85岁时，才完成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后人评价他作画：“得于心，形于笔，故所作千丘万壑，重峦叠嶂，笔势雄伟，愈出愈奇，不愧为元四家之领袖”。
山水画以黑、灰为主，偶尔掺杂些较浅的颜色，但却能展现惊人的中国文化特有的层次感和表现力。对“元四家”之首的黄子久来说，他独擅画山水，他的山水画体格扩展了文人画的抒情语言，他以笔拖擦而出撩人的青山和空茫的江水。
元代另一个画家倪瓒，曾居于太湖湖畔，太湖也因此成了他最钟情的主题：画面的中间多是空空茫茫的一片湖水。与倪瓒的静谧、简逸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代另一位画家王蒙的画则显繁密，多层层皴染，浓墨重彩。而黄子久的画风，既有别于王蒙的繁密，又不同于倪瓒的简逸，把单一的水墨之色变幻成一个“景随人迁，人随景移”的多彩世界。他的《富春山居图》卷，画中山水尤胜实景。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一般又被人们称为“无用师卷”或“无用师本”。这幅作品是凝聚了黄子久毕生绘画心得体会的集大成之作。正是由于这件作品的精美和重要，使得它很快便成为文人竞相收藏和临仿的对象。明代沈周、董其昌、张宏、清代王翚、高树程等巨匠，均耗心费神临摹过《富春山居图》。
黄子久《富春山居图》在形式上重于笔墨、讲求风格，在艺术功能上标榜“士气”，虽具备一定的写实性，却不同于北宋画家郭熙所说的那种“可游可居”的山水，从而显示了山水画“畅神”的最高境界。正如晚明的王世贞在其《艺苑卮言》中所说：山水发展到“大痴、黄鹤又一变也”。
那么，黄子久究竟是个啥样的人呢？他又是怎么画出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的？
1. 他用了整整7年的时间，到85岁时，才完成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
黄子久，元代与吴镇、倪瓒、王蒙齐名的四大画家之一。曾拜青浦管道昇丈夫赵孟頫为师，自称是“松雪斋中小学生”。
黄子久曾经在富春江畔隐居了近20年。他为什么选择富春江而不是别的地方？黄子久在《题方方壶画》诗中透露了心迹：“一江春水浮官绿，千里归舟载客星。”“客星”是什么呢？是严子陵的别称。严子陵是谁？他是东汉皇帝刘秀的同学，一位令人崇敬的东汉高士。严子陵曾经帮助刘秀，使刘秀成为汉光武皇帝，也就是说帮他打下了江山。公元1世纪初东汉建立，从此，严子陵“功成身退”，放弃高官厚禄，云游四方。刘秀派人四处寻找，无果。最后终于找到了，原来严子陵一直隐居在富春江边，钓鱼，与山水为伴。这个时候，严子陵已经是一白胡子老人了。宋朝范仲淹曾经写诗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说的“先生”，正是东汉高士严子陵。
黄子久向往的“客星”，正是严子陵。这也说明，黄公望欲远离城市喧嚣，一心向往那种隐秘幽居的遁世生活。
黄子久50岁才开始画山水，到了60岁，逐渐形成自己平淡天真、萧散简远的风格。他用了整整7年的时间，到85岁时，才完成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后人评价他作画“得于心，形于笔，故所作千丘万壑，重峦叠嶂，笔势雄伟，愈出愈奇，不愧为元四家之领袖”。
黄子久如此传奇，那么，他究竟是啥样的人呢？他，本是平江常熟（今江苏）陆姓后裔（因其《富春山居图》自题落款为“大痴道人平阳黄公望”，故一说为浙江平阳人），本名陆坚，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生于常熟言子巷；祖父陆龙霆，是南宋咸淳年间的华亭府进士；父亲陆统，先居华亭，后迁居常熟言子巷。陆统生养三子，长子德初，次子坚，三子德承。
南宋末年，蒙古鐵骑南侵。大动荡中，年幼、家贫的陆坚，无奈被过继给黄乐（原名黄惠卿）老人。
也有另一个说法，是这样的：黄子久约10岁（也有说8岁时）那年，父母双亡，于是过继给永嘉（今浙江）黄乐为养子。黄乐于南宋末从浙江永嘉（今温州）迁居常熟小山。黄乐时年九十，膝下无子，见陆坚仍喜曰：“黄公望子，久矣”。因此，陆坚改姓换名，姓黄，名公望，字子久。这个说法来自《重修常昭合志》，其中这样记载：“陆坚少年时即丧父母，但资质聪颖过人，活泼可爱，遂被居于常熟小山的黄氏看中，立为嗣子，九岁时随黄氏移居到城外大义小山村，并改姓黄，名公望，字子久，成为小山人。”
黄子久《富春山居图》卷末跋文题曰：“十年，青龙在庚寅，歜节前一日，大痴学人书于云间夏氏止知堂。”云间是哪里呢？正是松江。松江古称华亭，别称云间。
黄子久后来在华亭的松江、青浦一带隐居10年之久，足见对他这一带的感情之深。元代时的青浦人王逢曾在《梧溪集》中记载：“十年松上筑仙关”“十年不见黄大痴”。
黄子久为什么喜欢松江呢？为什么在这里寓居10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现实的安全考量，松江这一带比较偏僻，兵火少战乱少。二是风景的考量，这里环境优美，有山有水，松江水平静，静能生慧嘛。三是寻根的欲望。据《松江府志》记载，自东都以来，陆氏居之，陆康、陆绩以行谊闻，陆逊、陆抗以功名显，陆机、陆云以词学著。唐建华亭县前夕，为纪念陆机胞弟陆云，九峰之横山改称横云山。黄子久原本姓陆，故在寓居松江期间，择横云山筑室，名“黄公庐”。正是在“黄公庐”，他完成了画作《九峰雪霁图》主体部分。还有一个原因，让他选择寓居松江。恩师元朝第一代大画家赵孟頫的族兄赵孟僴，就在松江本一禅院出家。因此，赵孟頫常来松江小住。住在这里，更可以得恩师之“士”气。
大家知道，黄子久后来的身份是个道士。这是为什么呢？年轻时博学多能，曾寄志于仕途，当过小吏，后被诬入狱。就是说，他在“吏”途碰壁之后，又因贪污，遭受了牢狱之灾，出狱后迫不得已才当了道士。痛定思痛，他改号“一峰”，“易姓名为苦行，号净墅，又号大痴”。
4年后，近50岁的黄子久出狱。之后，四海为家，云游四方。官府的俸禄自然没有了，那么，他靠什么生活呢？靠卖卜，就是当算命先生。
痴并快乐着。一个“痴”字和一个“乐”字，足以想象黄子久的隐居生活。白天，他饮酒作画，一手拿画笔，一手握酒坛，乐在其中。
熟悉咱们中国文化的朋友们都知道，儒家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乐”文化。《论语·先进》中，孔子就有“沂水春风吾与点”的感叹。孔子让几个弟子谈志向。一个说想当官，一个说想做祭祀的主持人。只有曾点，弹琴不说话，问到志向，他的理想是“乐”：暮春三月，穿上春天的衣服，约上五六同伴，六七少年，到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沐浴着春风咏而归。
孔子说，我和曾点的想法一样。清平之世，人们就该有这种怡然自得的状态。
从现实的不顺心中走出来，在沂河里洗洗澡，唱着歌回家，自得其乐，这也是人生的大追求。它与修齐治平并列，是人生的另一个维度。到了东晋，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感慨：“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这和曾点“咏而归”的闲乐是一致的。到了元朝，黄子久隐居山水间，把酒看山，如痴如醉，同样是一种怡然之“乐”。醉了，就卧身山间。酒尽画成，黄子久就把空酒坛随手一扔，丢到桥下的溪水中，任其飘向东西。久而久之，桥下的空酒坛越积越多。钱达道在《虞山图记》中写道：“黄子久把酒看山，罂罄即投桥下，水为不流。”就是说，“发罂盈舟”，空酒坛能装一船。明代张应遴在《虞山记》中写道：“元高士黄子久豪饮桥上，投罂水中，至碍舟行。”看来，黄子久不仅是个画“痴”，更是酒“痴”。
明代画家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黄大痴九十而貌如童颜，米友仁八十余神明不衰，无疾而逝，盖画中烟云供养也。”
黄大痴即黄子久，米友仁是宋代书画家米芾之子。这二人皆举止癫狂，不随世俯仰，目空古今，呵祖骂佛。董其昌说他们长寿的原因“盖画中烟云供养也”。也就是说，以作画为乐，自己玩自己的。自得其乐也。当然，你说他是“自得其苦”，也没有关系的。
董其昌说：“诗至少陵（杜甫），书至鲁公（颜真卿），画至二米，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二米说的就是“大米”（宋代书画家米芾）和“小米”（米芾之子米友仁，字元晖）
米友仁作山水画，“点滴草草而成，不失天真”，无牵无挂、自由自在，自称作画为“墨戏”，也就是随兴成画，“寄心游兴”。难怪，米友仁生于1086年，卒于1165年，年至80，無疾而终。请注意，古人羡慕的长寿翁，决非插着管子和呼吸机的老人，而是“无疾而终”——这才是真正的长寿翁。
别看赵孟頫是黄子久的老师，别看黄子久自称“松雪斋中小学生”，可在董其昌看来，黄子久的艺术境界比赵孟頫高多了。董其昌是这样评价黄子久等人的：“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至如刻画细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黄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短命，赵吴兴止六十余。仇与赵，品格虽不同，皆习者之流，非以画为寄以画为乐者也。寄乐于画，自黄公望始开此门庭耳。”赵吴兴就是赵孟頫。董其昌认为赵吴兴和仇英一样，都属于“习者之流”，在那里精心描绘，特别耗精神，所以损寿。“天地间之生气，凡物无气不生”，老在那里细谨描绘，就得不到生气之滋养，达不到“气韵生动”的境界，也得不到“烟云供养”。
2. 黄子久画中的淡水境界：“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此乃谦下之德也”。
黄子久所谓的“退隐”“隐居”，其实是将自己隐藏于天地、山水之间。富春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用吴均的话来说：“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在这里，黄子久可以随着水流飘荡，随便到哪，是东还是西，都无所谓。 黄子久一个人来到富春江畔，持杖徜徉，望着富春江两岸那峰峦叠翠、烟云秀媚、浩渺连绵、松石挺秀、云山烟树、沙汀村舍的景色，不觉欣欣然像要羽化一般。
黄子久带着崇拜之心，融入自己的水哲学，把富春江的“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清水一条琴”的禅意，以长卷的形式，来泼写抒发。
一个老人，独自在江边画画。这一画就是整整7年。画的是什么呢？就是《富春山居图》。这幅画于简练中透出深远的意境，被誉为“理”“趣”“神”三者兼备，“峰峦浑厚，草木华滋”。终于画好了一幅国画《富春山居图》。画好了之后干什么呢？免费送给他的好朋友、一位叫无用禅师的人。这本身，正是水的“谦下之德”。用老子的话来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入于无之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
现在，《富春山居图》成了国宝，价值连城，你就是花100亿元也买不到。
众所周知，西方叙事强调一以贯之的整体性，如亚里士多德强调叙事的“头、身、尾” 相统一，体现出结构的时间线性。但中国叙事传统和西方叙事传统不同，中国的叙事自先秦的史传文学始，比方说《史记》，就把重心放在人物上，以人物为中心搭建空间结构。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高明之处在于，他把人物放在水的故事中，或者说，水就是他的重心、他的“人物”。正如古典小说《儒林外史》的写法一样，没有布局。没有布局其实才是大布局。鲁迅先生这样评价《儒林外史》：“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胡适先生这样说：“《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
黄子久之所以能够画出《富春山居图》，主要得益于他的水哲学。大家知道，黄子久后来加入了全真教，这在当时是个道家非常有影响的派别。黄子久的水哲学，自然也受到道家哲学的影响。
那么，什么是水哲学呢？究竟怎么理解这个水哲学呢？这个要从咱们中国文化的源头说起。
如果说，西方哲学的隐喻是火的话，那么，中国哲学的隐喻就是水。
我们知道奥林匹克火炬所体现的是“更快、更高、更强”，其中包含了人类的一种无止境的不懈追求。我们中国文化的《易经》虽然也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同时也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914年，著名学者梁启超应邀到清华大学作主題为“君子”的演讲，他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勉励学生，现在，大家都知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了清华大学的校训。
《周易·说卦》曰“水火不相射”，孔颖达的注解是：“不相射”的意思是“不相入而相资”。就是说水与火虽然性质不同，但是相互资助。
《易经》的中心思想就是和谐与平衡，主要讲一个“和”字。八卦的推演就是从阴阳开始的，阴阳不是具体的物质，而是事情的状态。在《易经》中，阴阳由两种最基本的符号单位“—”和“- -”构成。其中的“—”，被称为阳爻；“- -”被称为阴爻。阴阳相通才有生命力，阴阳平衡才能和谐，如男女、天地、得失、取舍、进退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体现的正是“水”与“火”的和谐、合一与交融。
为什么老子说水是“上善”？为什么“上善”不是火或其他东西？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为“天人合一”的“和”的话，那么，水是天人合一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五行以“水”为首：“天一生水”。《尚书·洪范》中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管子》有云：“水者，万物之本原也。”
“上善若水”“川流不息”“滴水穿石”“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静水照大千”，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处处充满水的哲学隐喻。即使劝人谨慎说话，也用水作比喻，因为“覆水难收”。
佛家则说“善心如水”，儒家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道家则说“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这四个字，语出老子的《道德经》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上善若水”，这在《道德经》中是个总结论，接下来，老子总结，说水有7种善的品性：“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水性的自然平和。水“损而不竭，施不求报，善为仁也”；水“空处湛静，深不可测，善为渊也”；水“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物也”；“圜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守信也”；水“以载则浮，以鉴则清，以攻则坚强莫能敌，善用能也”；水“不舍昼夜，盈科后进，善待时也”。
水有“谦下之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入于无之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水“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处地也”、“夫唯不争，故无尤”。
水是一种柔弱之物，它既不坚也不强，但能够滴水穿石。“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由此得出结论：柔弱胜刚强。牙齿硬吧，但逞强的结果是人老先掉牙。舌头软吧，却比牙齿的寿命长多了。因此，“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贵柔守弱，最好的处世方法是像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争”，因为不争，故而没有失败之忧。像《红楼梦》中的薛宝钗那样，处事平和、内敛、宽厚，“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她“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周易》中凡大吉大利卦，几乎都有个“贞”字。“贞”字，是中正之意。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谦卑谦忍让，追求下位，安于卑贱，不与物争，柔弱才是谋取生存的有效处世方式，“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 老子总结说：“吾有三宝，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你看《红楼梦》里面除了贾政，再也见不到一个儒家的笃行者。但是《红楼梦》的作者却通过秦可卿之口，临死之前托梦给女强人王熙凤。告诫她什么道理呢？就是说，盛极必衰，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登高必跌重。“否极泰来，乐极生悲”。《易经》六十三卦“既济”卦，“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水往下，火往上，上下相通，通則顺是吉卦，但卦词中又特别提醒，要居安思危。到了六十四卦“未济”卦，“火在水上”，上下不通，就不利了。
秦可卿说的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宿命感。万事万物都是有宿命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水呢，也是这样。《荀子·王制》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水，本性是求平，求平是天道。老子说，天道就像拉弓一样，“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损有余而补不足”，而人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
在《富春山居图》里，黄子久把人画得非常渺小，沧海一粟的感觉。水光呢，他用非常淡的墨扫过，这个“淡”正是道家“无”的感觉。在黄子久心里，有一条富春江，水是淡的，意境是淡的。这个“淡”你可以是味道的“淡”，也可以说是一种散淡状态。在这种“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中陶醉，可以想见，黄子久就是一个痴迷不悟的山水主义者。毕竟在尘世中，自然也有讨厌之人，但黄子久的态度就是一个“痴”字：真的对不起，我确实没有时间讨厌你。没那功夫，所以，你不必多想。最近没有联系你，那是因为我没有心情，或者没有时间。感谢你没有打扰我，没有影响我看山看水看云。让我安静地呆着，就是对我最大的爱了。黄子久的水哲学，本质上也是一种淡哲学。现在我们说黄子久是大画家、元代最有名的画家，可是，在当时，至少在他70岁之前，他也就是一个普通人，喜欢画画，就像喜欢喝酒而已。纵然说他是个画家，那也是个“不入流”的画家。似乎，他也没有要“入流”的打算。
艺术史也和文学史差不多，从不入流到“被发现”的画家艺术家多了。先不说画家，就说作家吧，过去，按照文学史的写法，汪曾祺也是个“不入流”的作家。这个体系的纵坐标是形成于鲁迅时代的革命文学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风向标，“山药蛋派”的赵树理等作家开始向民间学习。到改革开放以后，又跟着政治流行起“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思潮。总之是“遵命文学”，遵先驱的命，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与政治运动相配合， 语言被消毒、被驯化、阉割，“农民起义”一定是“可歌可泣”，“地主”一定是“剥削”，过于套路，没有创新，语言越发干瘪、粗陋、饥荒。另一条横坐标是外来文学的标准，1978年前侧重前苏联文学的传统，之后偏重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体系。汪曾祺没有入这条道，不追不闹。汪曾祺回忆自己被打成“右派”的那段经历时，笑言自己很幸运，不然人生就更平淡了。汪曾祺从50年代至80年代初，近30年不写小说，他的理由是：“我写不了‘那样的小说’，于是就不写”。
有一篇文章批评网络流行语是“语言的病症”，大意是说，网络词语的流行是因为人们语言的匮乏，比方说，古人形容人美可以用“貌比潘安”，网络上只会说“高富帅”或者“帅得跟梁朝伟似的”；古人形容人丑可以说“东施效颦”，网络上只会说“矮矬丑”。
汪曾祺曾经提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认为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他的语言“满是人间烟火味，而无半点逐利心”。而没有艺术性的“遵命”的语言，他不愿写，也不愿一味地追风。莫言的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他写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农，闲时爱拾个空酒瓶，用空瓶子在家门前砌了一堵短墙。几万只空瓶在风中发出的声响如同音乐。后来墙倒了，雨打风吹一地碎片，如同另一种音乐。有庄子万籁笙竽气象。这个语言就不粗糙。
现在，你静下来，想一个简单的问题，当你在排队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另一排总是动得比较快；当你换到另一排，你会发现，你原来站的那一排就开始动得比较快了；你等得越久，越感觉自己可能是站错了排——这就是神奇的墨菲定理！所以，不让自己后悔的最好办法，就是坚持！前不久，有一篇文章戳到了很多人的痛点，文章说的是“新文艺三大俗”——海子、顾城、哥哥（张国荣）。这三个人，人们只会欣赏、神往甚至迷醉，但绝不想尝试。问题在于，大多数人都受流行文化的影响，跟风，明知道“俗”，但终究不免俗。汪曾祺没有跟风、追俗，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坚持下来了，所以他还是那个作家汪曾祺。
黄子久也没有跟当时社会的流行风，他坚持下来了，所以，他是黄子久。
这就是黄子久的“淡”境。现代人缺乏的正是“淡”境。诸葛亮在《戒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智，非宁静无以致远。”淡泊才能明智。云南人赵藩给成都武侯祠写了一副对联。联中写道：“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说的正是诸葛亮的“淡”境。
过去，没有手机，没有光污染，相对比较安静，就连改卷的老师也相当安静，走心。曾国藩曾当考官，改一考生的试卷，见上面有一句诗“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喜欢得不得了。马上汇报给咸丰皇帝，说他发现了一个天才。现在的考官怎么样呢？
唐代山水田园派诗人孟浩然，一生布衣，屡试不第。写过“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宰相张九龄帮忙说好话，孟浩然还是没有能够当官。可在考场之外，孟浩然却能写出“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让王维都叹服。这同样是孟浩然的“淡”境。
这个“淡”字，左边是水，右边是两个火。意思是火在水中潜藏，水火交融。《易经》中叫“潜龙勿用”，叫“坎中满”，意思是水中有真阳之火。
黄子久年过七旬，在富春山闲居，作了一卷画叫《富春山居图》，从构思到完成，用7年时间。这幅画卷，他不是用来换钱的，也就是说，完全是无用的“淡”境，画好后，便送给了一个叫无用禅师的僧人朋友。想不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完全无用的黄子久《无用师卷》成就了独存于世间的“大用”，而那些为名利、为有用的事而忙碌着的人们早已烟消云散。黄子久这个“淡”境，正是水的哲学。 一位在70岁前并未想当传世画家的人，80岁时才动笔画《富春山居图》，这就是“淡”境。我的一位诗人朋友李林青在忙生计之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感而发，随手而记。前些日子，他忽然进入“淡”境，顿悟一般，回归了，用古体诗表情达意。随手写下，多有妙句。在《可可西里》一诗中，他在“举目四望，白云梦乡”之后，突然生出这样一个意象：“平沙逐日暮，翠雀入秋黄”。这一句和在他《值金沙江》中最后一句“人生轩轾寻常事，回望天南岁月秋”，遥相呼应。再读他的《游弘法寺》一诗：“山遥路远向东求，满月葱茏天地载。阶下尚遗千岁荔，春回花气动莲台。”我看了甚是惊奇，“山遥路远”“满月葱茏”之后呢，他写“春回花气”，这也是应了“淡”境。
“淡”境就是道。在《老子》著作中，“道”共出现70多次。老子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道，是“淡乎其无味”的，就是“无”。
为什么说这个“淡”正是道家“无”？为什么说“淡”是大境界？怎么理解道家的“无”与“有”？这要从宇宙的生成开始说起。
《管子》一书认为宇宙生成于“精气”。是不是这样呢？
为了解河流和海洋的形成，我特意翻阅了一些地球物理学的书，也看了《地球很美》之类的影碟。我了解到，生命奇迹在40亿年前出现，人类的历史不过20万年。
起初，地球只是隨太阳形成的混乱火焰，像一颗巨大的尘粒，跟大多数的宇宙星团差不多。然而，生命的奇迹在这里发育。
今天，生命——人类的生命，只是无数生命的一个环节，并且在地球上传承了40亿年。那时地球上充满大气和二氧化碳。但水，让地球有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地球离太阳的距离，不远也不近，这样的距离，能让水保持液态。
水蒸气凝聚后下降到地球上，有了水。于是，河川出现。河川塑造了地球表面，凿出河道、河谷。水往地球最低处流，形成海洋。水冲刷掉岩石的矿物质，海洋的淡水渐渐充满盐分。水是重要的液体，它灌溉了这些贫瘠的地方。水流经过的路线，就像人体的血管。
生命在哪里诞生？这是时间的奇迹。原始的生命形式在温泉里存在着，温泉依赖地球的热气，但绿藻是个例外。只有绿藻能捕捉太阳的能量，是古今植物重要的始祖。这些微小细菌及其后代，改变了地球的命运。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水是惊人的物质，同时也最不稳定。它以液态的流水出现，或以气态的蒸气出现，或以固态的冰出现。
连接，是生命的动力。为了地球的生命，水和空气不分离。因此，云在海洋上方形成，并将雨水带到陆地上，灌溉了庄稼，也充盈了河流。河流夹带水，回到海洋。一切都是分享，一切都是连接。
地球依赖平衡。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本分，通过其他生物才能生存。这是一种自然的和谐。
有了海藻、树、氧气和水，对生命不可或缺的土壤渐渐形成。因为有土，才制造了生物的多样性。
老子从“汽”与“水”的变化中，思考“无”与“有”的宇宙形成的哲学。
老子认为，有与无：“同出而异名”。同时，还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为什么母亲给女儿熬的药，就比女儿给母亲熬的药口感要好？这是为什么呢？用心不用心、精气神注入的够不够，注入的心力专不专，这才是真正的原因。这种东西其实是一种气，就像香味，似无而有、似有而无，属于“无”这个层面的，你用肉眼看不到，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你看《论语·乡党》里面，孔子谈到他的饮食观，说自己有“十不食”： 第一，是：“食饐而餲，鱼馁肉败，不食”。就是说这个食物腐败了不吃。其他几条我记不住了，但有一条，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沽酒市脯，不食”。就是说，你到那个市场上买来的酒，我不喝，你到超市里或者熟食店买来的肉脯，我不吃。为什么呢？因为大规模产生出来的酒啊、肉脯啊，产量上来以后，下的功夫不一样了，做工时候注入的心力也不一样了。
“注入的心力”是什么呢？就是那种专注感，那种用心用情的喜悦。这些东西呀，是一种没有形状、没有物象的恍惚之物，属于“无”这个层面。
“无”才是宇宙生成时的原初、混沌状态。老子说，这个原初之物勉强可以称之为“道”。
“无”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视之不见，名曰夷（无色）；听之不闻，名曰希（无声）；搏之不得，名曰微（无形）”。
现在说回黄子久的淡水哲学。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黄子久仕途不成，遭受了牢狱之灾，迫不得已才当了道士，在富春江边隐居、垂钓近20年。那么他的妻子和儿子怎么办呢？他是如何处理“有”与“无”的关系的呢？2013年09月23日《常熟日报》11版刊登浦仲诚撰写的《黄公望家世考证》一文，其中谈到其妻子和儿子，我引用其中的一段：
黄公望妻叶氏，生二子，长子名德远，次子名德宏。
公望长子德远，以农耕为生，其后代世居常熟小山黄氏义庄。在德远后代中，亦有为画士、秀才、贡生、知县等业者。原小山村响板桥边黄氏义庄及黄家宅基黄姓族人，均是其后裔子孙，至今约传至二十七世，数百余人，这莫须置疑。
那么，公望妻叶氏和次子德宏及其后代又如何到了湖北武汉等地的呢？
据考，公望次子名德宏（妻，毛氏），青年之际原亦居于常熟小山。我分析，由于黄公望晚年时期，长期隐于杭州和富阳山区，痴心作画而不归家，才让家中妻儿十分担心挂念，故有次子德宏及妻携眷随其母叶氏，追寻至杭州和富春山区，并陪伴公望生活于富春江畔。
《楚黄黄氏宗谱》神主公原传中，载有这样一段文字：
公勅名宸举，字公望，自称大痴道人，隐居不仕。性豪迈旷达不覊。长于诗律，工书法间以其绪。余溢为丹青，落笔迥出人意表。好游名山大川，遇佳境胜概，无不玩赏留题。太守王公赏宴宾客于雪堂，公居上坐，酒酣，公兴会淋漓随意挥洒，因题一绝于其上，众皆赞赏太守方之郑虔三绝焉。尤喜读书，善发启教。其弟溍为元内阁大学士，诏令皆出其手著。有日，损齐集义乌志笔记数十卷，子桂卿为元左丞，公赠通议大夫，江夏郡伯。 关于公望次子德宏，《楚黄黄氏宗谱》神主公原传中，也载有这样一段文字：
公字桂卿，名普祥，号东堂神主公子也。初授浙江总管，兴利除害民多德之。至元二年，与沙的计收朱光卿有功，左丞同平章事，公献可退否，救弊扶哀思，大有为于天下。后因首相哈麻弄权，进西僧行房中运气之术，急谏不听，所如不合，遂挂冠归饶。知天下将乱，遂命四子弃文就武，为明哲保身之计。迄今荣、华、贵、茂四祖功列旂常，名垂青史，非公之贻谷不至，此事迹详元纪。
这段文字中所提及的桂卿（普祥），即为公望次子德宏。德宏当年竟在浙江府做过总管。
根据《楚黄黄氏宗谱》记载，黄公望次子德宏为公望生有：荣华富贵祖进茂7个孙子。荣是德宏长子，在浙江曾任绍兴卫指挥使。谱上还说，其后裔世袭了绍兴卫指挥使。从上述情况可以分析推测，是不是当年黄公望妻叶氏，在到杭州富阳后，又曾随次子德宏或长孙黄荣，留居在浙江府或及绍兴府，尔后又辗转于江西、湖北武汉等地区的呢？
由此可推断，公望的次子德宏及孙黄荣等，的确从绍兴携妻带子辗转于江西饶州、湖北武汉地区的。
顺便说一下，目前公认的黄子久墓位于江苏常熟虞山西麓小石洞左侧，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些专家认为，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黄子久在杭州逝世，遗体归葬故乡常熟。其墓1983年进行了整修，坐北朝南，占地800多平方米，封土直径4米，高1.5米，冢后竖清嘉庆间其裔孙黄泰所立“元高士黄公一峰之墓”碑一通，外设罗城、拜台。
但有专家认为，常熟的黄子久墓系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五月黄子久的十六世孙黄泰修建的，且是从黄子久养父处常熟小山迁来。1817年，距黄子久逝世已是400多年，其间并没有黄子久墓葬常熟的史料记载。因此，有专家推断，常熟的“黄公望墓”应该是他的衣冠冢。
3.《富春山居图》其实是一个失意者晚年对生命最为宁静的沉淀。
南宋亡，文人的地位一落千丈。
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取士制度，到了元朝，取消了。这一取消，就容易导致阶层固化，读书人失去了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跻身到官场的机会。那么，读书人飞黄腾达的上升渠道被彻底堵死了吗？那也不是。只不过，用引荐取代了考试。引荐，成了元代官吏的主要选拔和任用方式。
元朝政府对书吏的来源和录用程序有明确的规定，一是路总管府的司吏，一是地方（路总管府）推荐的儒士。
黄子久少年聪慧，12岁就参加常熟县神童考试，成为平江府常熟县推荐的儒士。成了儒士，也就具备了成为书吏的资格。在元朝，由儒士招为书吏的，被称为岁贡儒人。成为岁贡儒人，需要什么条件呢？元朝政府规定：成为岁贡儒人的必须具备至少两个条件：第一，“洞达经史，通晓吏事”。第二，“四十五岁以下，廉慎行止为众推服者”。这两条，主观因素都比较强。很多程度上，你得看制定规则者和解释规则者的脸色行事。比方说，“廉慎行止”，很难量化，不像考试，就用分数说话，反而还简单。
既然不好量化，人脉就格外重要。人脉就是圈子，你都没有进入那个圈子，别人连你是谁都不知道，怎么推荐呢？“知人善用”，都不“知人”，“善用”从何谈起？黄子久很幸运，拜了赵松雪（赵孟頫）为师，进入了一个文化名流云集的圈子。據元代杨禹（1285年—1361年）《山居新语》记载：“黄子久……博学多能之士，阎子静（阎复）、徐子方（徐琰）、赵松雪（赵孟頫）诸名公莫不友爱之”。由此可见，黄子久也得到了阎复的赏识。阎复是谁呢？他是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浙西廉政司设在吴门（苏州）的首任廉访使。
阎复和徐琰同为“东平四杰”，两人相交甚好。徐琰当时还在陕西做官。到了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徐琰工作调动，接任阎复的浙西廉访使职位。权力更大了，分管的资源也更多了，“自吴门移置于杭，以总各路分司之政”。廉访使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行使监察之职。徐琰管辖的行政区域有多大呢？七路一府一州。所谓七路即：杭州路、湖州路、嘉兴路、平江路、常州路、镇江路、建德路。共二十七个县，十个路辖州。一府：即松江府（辖华亭、上海二县）。一州：即江阴州。管辖的区域这么大，监察的任务自然繁重。这个时候，不招人真的忙不过来了。所以，徐琰负责人浙西廉访司招聘了16名书吏。书吏就是承办文书的吏员，其实就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秘书”。这16名书吏中，其中就有黄子久。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黄子久正式进入徐琰幕府任书吏，那一年他26岁。起初工作地点在平江（苏州），后来，工作地点搬到了杭州。在苏州、杭州当领导秘书，这对黄子久开阔视野大有好处，从此进入了另一个朋友圈。更何况，自己的领导徐琰（？—公元1301）是文学家元好问的学生，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与阎复、李谦、孟祺并称为“东平四杰”。
书吏承担的是秘书的职责，但不属于官府任命序列，所以只能是职位卑微的吏，不是官。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书吏属于临时工或者合同工，不是政府在编人员。当然，长期在长官身边，好处还是有的。最起码，能交往一些上流阶层的人士。
后来，黄子久任大都御史台书吏。再后来，大约40岁左右，任浙江行省平章张闾手下一名经理钱粮的小吏。张闾是个贪官，大肆搜刮民间田粮，结果逼死九命。头犯了事，作为下属，黄子久也受到此案牵累。延祐二年（1315年），黄子久被捕入狱。有史料说，黄子久坐了10年牢（也有说坐了6年牢）。罪名是贪腐。
出狱之后，黄子久看清了很多事，也看淡了很多事。他明白，中国文人自古的清高必须巧妙地隐藏起来。纵然内心渴望与世无争，渴望隐居，也不能显露出来。你超过别人一点点，别人会嫉妒你；当你超过别人一大截，别人就会羡慕你！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背地里都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不申辩、不计较、一笑了之，其实就是最好的蔑视。善良是珍贵的，但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软弱就软弱吧，老子的哲学告诉他，强者死，弱者生，他学会了“守柔处弱”。后来，他在《富春山居图》长卷里，用隐笔画了渔翁垂钓的一部分，画的正是富春江边的严子陵钓台。东汉初年隐士严子陵，在刘秀登基为汉光武帝后，激流勇退，避官归隐。多次拒绝光武帝的美意，更名换姓，隐居于“风烟俱净、天山共色”的富春山，与世无争，独享山高水长和垂钓之乐。这种超脱的境界，正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最高的理想境界。 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苏轼的诗句，后来被最有影响力的“70后”作家之一、长篇小说《耶路撒冷》的作者徐则臣拿来做了书名《王城如海》。
儒家的孔子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意思是，一旦发现现实走不通了，啥也干不成了，那就避世远走，四海为家，隐居。孔子还说“无道则隐”，为什么呢？他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你看陶渊明放弃官职回家隐居，他说自己喜欢无拘无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也不喜欢着正装，无拘无束才舒服。这是自己的本性，也就是《归去来兮辞》小序之所谓“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是一篇绝妙好辞，其前一小半写道：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
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
僮仆欢迎，稚子候门。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
“知来者之可追”，是一种向前看的态度。陶渊明早年接受的是儒家思想，“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写诗能够巧妙地化用《论语》。“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就是《论语·微子》里楚狂接舆的两句话。
陶渊明中年以后身体不大好，他吃药，把菊花当补品吃。“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服用菊花是为了长寿，但是能不能长寿呢？陶渊明也不大当真，所以“悠然望南山”。说明他的心态好。
老派隐士之所以要遁入山林，一個重要原因是嫌麻烦，干脆远离人世的浑浊和喧嚣。陶渊明反这个虚伪潮流，所以在故乡就地隐居，“结庐在人境”。他说，这才是“真”。
庄子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在道家看来，隐于野，几于天；隐于市，几于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苏轼显然倾向于道家，他在【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之一）中说，“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在茫茫人海的城市里，你如果想藏起来不被人注意，那是非常容易的。藏身人海，苦中作乐，或者苦中偷着乐，一个人独品生活的趣味，也可以很惬意。就像《庄子·秋水》里说的那个典故，既然做了井底之蛙，就不理会井外的世界啦。独占一坑水，独据一口井，自得其乐。钱钟书先生的号是“槐聚”，出自元好问的两句诗：“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自成一片天地，谁说没有快乐呢？
但这还不是大隐，大隐隐于朝。
隐居于朝廷，为什么称之为“隐”之“大”者？这大约是官场中人认同的隐居哲学，讲的还是心机。隐逸于朝廷属于深藏不露，所谓大隐无形，大有一番心机在里面。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杜甫的隐居境界：“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杜甫自号少陵野老，这两句诗出自他的《遣意二首》：
啭枝黄鸟近，泛渚白鸥轻。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
衰年催酿黍，细雨更移橙。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
檐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细火，宿雁聚圆沙。
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
和在故乡就地隐居不同，黄子久喜欢的还是老派隐士，尤其是东汉初年隐士严子陵。他在失意时选择山居。
成就与荣誉的背后，往往是各种不堪。《富春山居图》其实是一个失意者晚年对生命最为宁静的沉淀。这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淡境。正如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所写的那样：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砺，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富春山居图》问世后，为什么那么多大画家和文人如此痴迷这幅画？也许他们痴迷的不是《富春山居图》本身，而是《富春山居图》中所表达的水哲学，以及其中隐藏的悠然垂钓的老派隐士境界。
4.《富春山居图》为何被称神品？稀世国宝《富春山居图》是如何一分为二的？
46岁（一说50岁）那年，从监狱出来，黄子久彻底告别了官场。好处是自由了，有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了，比如画画，比如隐居修道，思考人生哲学等等。不好的地方，就是自己从此没有了俸禄。没有稳定的收入了，每个月不再有工资领了，时间自由的同时，也拥有了饿肚子的自由。他得考虑生计，得考虑如何填饱肚子，这些，都是与绘事无关的事。
黄子久无法像《老残游记》的作者老残那样，靠为人治病谋生。没有资料表明黄子久通医道。卖画？这个时候他才刚刚起步，没人买，也不会有人买。日日摆摊，卖卜为生，才能勉强填饱肚子。
画画只是黄子久游山玩水、居无定所时自娱自乐的消遣而已。巨作《富春山居图》，从构思到完成，花了7年时间，他当初画这幅画的初衷，也不是用来参加展览的，更不是画来卖钱的，而是馈赠师弟郑樗的。郑樗是谁？就是那位因《富春山居图》而大名鼎鼎的无用师。
一些学者认为黄公望大器晚成，50岁时拜赵孟頫为师，“入赵孟頫室为弟子”，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说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这时的黄公望，当见到恩师赵孟頫时，定是羞愧难当”，然后重拾画笔。10多年的官场经历，黄子久积累了一定的人脉，从官员、富商到书画家，相识的朋友不少。比如倪昭奎，对他的影响就非常大。在杭州当书吏时，曾与倪昭奎共事。两个人很聊得来。倪昭奎经常和他谈，道家以“尊道贵德、天人合一”为最高信仰，给他讲：道家思想源远流长，起源于盘古开天，创始于黄帝崆峒问道、铸鼎炼丹，之后，才有了老子柱下传经、西出函谷关。1219年冬，元太祖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派遣使臣前去昭请当时的全真教领袖丘处机。使臣历经差不多一年，也就是于1220年秋，才来到丘处机处。使臣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总算说服了丘处机。1221年春，丘处机答应出山。这个时候，丘处机已经74岁了。 丘处机率弟子走了一年的路，终于，于1222年四月到达大雪山（阿富汗兴都库什山），晋见了成吉思汗。丘处机是真人，在道家的文化里，真、至、圣、贤，是四个境界。我们知道，颜回、子贡这些人很厉害，但也只是贤人。孔子，才是圣人。比圣人更高的是至人，比至人更高的是真人。像“药王”孙思邈，那是孙真人，活了141岁。丘处机，那是真人。真人，就是可以在时空中穿梭的人。道家的观点是，生命是最宝贵的，不可替代的。所以，丘处机出山就是拯救终生来了，他以“黄老为归”劝成吉思汗不要嗜杀，“敬天爱民为本”“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清心寡欲为要”，成吉思汗一一采纳，并拜他为国师，掌管天下道教。元朝统一全国后，朝廷追奉道教，对全真教特别优遇，遍建道观、特赐真人，因而当时学道高人的社会地位相当高。
这对黄子久的影响很大。
来到吴兴赵孟頫家，黄子久认识了许多社会名流和青年才俊。加上恩师赵孟頫的点拨，比如书法用笔、作画“贵有古意”等，这一切，都对他后来的山水画有相当大的影响。
大德十一年（1307年），倪昭奎加入全真教，并拜道教名人金月岩为师。延祐元年（1314年）接旨任万寿宫主持，并提点杭州开元宫，被朝廷“特赐真人号”，逐渐成为道教上层的著名人物，有了一定的特权。
元泰定五年（1328年），倪昭奎仙逝。倪昭奎的弟弟倪瓒顿时失去了兄长倪昭奎的特权庇护，生活捉襟见肘。而比倪瓒大32岁的黄子久呢，此刻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61岁的老人啦，按照今天的标准，都到了退休的年龄，可他还是连饭都吃不饱。为了摆脱现实窘境，也为了进入一个更有影响的朋友圈，扩大自己山水画的影响力，他和倪瓒商量，借助于倪昭奎在全真教中的威望，决定同时加入拥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全真教，同拜金月岩（金蓬头）为师。黄子久正式成为道士，故号“大痴道人”，又号“一峰道人”。
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明智的。入教一年后（1330年），黄子久的画名日盛，并成功地进入了书画名家的朋友圈。有了声名，谋生不再困难。他开始利用名气办学赚钱吃饭。授徒也就成为他的生计之一。元统二年（1334年），黄子久在苏州天德桥畔开设三教堂，即道、佛、儒三教合一的寺院，开始授徒布道。
元至正七年（1347年），79岁高龄的黄子久，应无用禅师之邀，作《富春山居图》，纵33厘米，横636.9厘米。至正十年（1350年），82岁高龄的黄子久来松江时，这幅随身携带的《富春山居图》已快要完成。
无用师得《富春山居图》后，生怕日后有巧取者。
另外，大家别忘了，黄子久可不是靠画画吃饭的，他靠什么吃饭呢？靠摆地摊卖卜为生。《富春山居图》完成一刻，黄子久卜了一卦，他预言此画的命运将遭遇“巧取豪夺”。于是，7百年里，这幅画牵动了太多人的悲欢离合。1350年，黄子久于画末这样落款题跋：“暇日于南楼援笔……兴之所至，無用过虑，有巧取豪夺者。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
黄子久所言，不幸一语成谶。但黄子久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到结尾，他也没猜到：《富春山居图》被一分为二啊。
6百多年来，子久的《富春山居图》饱经沧桑、屡遭劫难。
《富春山居图》流传的过程中，有两个藏家特别重要，一是明代成化年间吴门画派领袖沈周。沈周得之，爱不释手，反复欣赏、临摹，他发现画上没有名人题跋，为了添彩，沈周便请朋友题跋。那朋友的孩子见画，生了贪念，便谎称画被盗，其实是他偷偷卖掉了。沈周失画，寝食难安，脑海里总想着画面，于是，凭借着记忆，于61岁时凭记忆背摹了《富春山居图》，以慰情思。目前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另外一个藏家，便是明代后期著名画家董其昌。董其昌一生推崇黄子久，42岁时收藏到了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因故把它典当给老板吴达可，但终生再也赎不回。30年后，又得到了沈周背临的那卷仿图，第二年，73岁的董其昌创作了《仿黄公望富春大岭图》（董其昌一直把《富春山居图》称作《富春大岭图》），被誉为明代“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之所以被一分为二，就是因为明末清初，老板吴达可将典当行传给第三代吴洪裕，《富春山居图》也就辗转传到吴洪裕手中。吴洪裕不是一般的收藏家，他的外号叫痴画疯子，爱之如命，到死也不肯松开手。清顺治七年（1650年），吴氏病危。眼看生命走到了尽头，吴洪裕留着最后一口气，弥留之际，气如游丝的他要求家人把宝匣中的《富春山居图》火焚殉葬，他要带到阴间去。家人犹豫片刻，还是点燃了……“先一日焚《千字文真迹》，自己亲视其焚尽。翌日即焚《富春山居图》，当祭酒以付火，到得火盛，洪裕便还卧内。”
眼看火烧《富春山居图》，他的侄儿吴静庵 （字子文）实在不忍心，“疾趋焚所”，及时出手，“起红炉而出之”，从火中将《富春山居图》抢救出来。为了掩人耳目，他又往火中投入了另外一幅画，也就是说，他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愣是把画抢了出来。此时长卷《富春山居图》中间被烧出几个洞，断为一大一小两段，起首五尺被焚毁，余下部分被烧成了一大一小两段。家人将烬余残本细心地剪裁下来，精心装裱。
《富春山居图》前段长51.4厘米，图首启承之挺拔大山，从此成了孤独的剩山，于是，被命名为《剩山图》；后段约八分之七的画面是蜿蜒山陵的江水、松林、趣乐、樵夫、垂钓者……长636.9厘米，经过精心修复装裱，将董其昌的题跋从画尾移至画首，跋中写明“此画系黄公望为好友无用禅师所作”，因此后段被称作《无用师卷》。
5. 从《富春山居图》看中国画的哲学“天机”
中国传世名画，能与《清明上河图》齐名的，当属《富春山居图》了。
说起《富春山居图》，得先说一个人物：吴湖帆。
民国时期，书画收藏鉴赏界没有人不知道吴湖帆。鉴别书画之真伪，他一只眼就够了。他“操千曲而知音，观千剑而识器”，业内称之为“一只眼”。大画家张大千对吴湖帆评价甚高：“真正称得上传统文人画家的只有两个半，一是吴湖帆，另一位是溥心畲，而名满天下的谢稚柳只能屈尊算半个”。 为什么要说吴湖帆呢？因为他于1938年，曾经收藏了《富春山居图》残卷《剩山图》。《剩山图》是怎么到他手上的呢？吴湖帆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载：“曹友卿携来黄大痴（黄公望号大痴道人）《富春山居图》卷首节残本，真迹，约长二尺，高一尺半寸，一节中有经火烧痕迹三处，后半上角有吴之矩白文印半方，与故宫所藏卷影本校之，吴之矩印无丝毫差失，后半火烧痕迹亦连接，且故宫藏本前半每距六七寸亦有火烧痕与此同，逐步痕迹缩小，约有二三尺光景，可知此卷前之半经火无疑。”
吴湖帆在日记中提到的曹友卿是谁呢？是上海古玩店汲古斋老板。吴湖帆是曹友卿店中聘请的“掌眼人”（顾问）。
《剩山图》长期散落在民间。大家知道，山水画家大都工诗文，精书法，但不少画家和收藏家，更愿意邀请自己仰慕的詩人或书法家给自己收藏的画再题字或者写诗美化。《富春山居图》曾经的一位藏主，就是因为要题字才丢了画，好在，几年后找到了。
散落在民间的《剩山图》，终于让吴湖帆得到了。但到手之后发现，他得到的残卷《剩山图》太“残”了，甚至没有题跋。曹友卿只得返回原卖主处，在原卖主家的废纸篓中找到了题跋。吴湖帆重新装裱修补，将《剩山图》原迹与《无用师卷》影印本合裱为一卷，这是《富春山居图》被焚为两段后，首次合二为一。
前面我们说了，《富春山居图》于清初落入吴洪裕之手。再往前倒，《富春山居图》曾经落入明代著名画家沈周、董其昌之手。现存最早的临摹作品，首推“吴门四家”之首的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然后，几经周转，真品残卷《剩山图》到了吴湖帆之手。
那么，《无用师卷》去哪儿了呢？原来，被清朝的乾隆帝收藏了。乾隆帝爱不释手，在画卷上盖印题跋，在画上加盖玉玺，多达50余处，还不时赋诗题词。乾隆帝到手的《富春山居图》，实为明末文人临摹的《无用师卷》，后世称《子明卷》。然而，很多人都以为，乾隆帝看走了眼，《无用师卷》不过是一幅赝品。过了一年，即乾隆十一年（1746年），又一幅《富春山居图》进入清宫，称“无用师卷”，这才是黄子久真迹。但是乾隆认定“子明卷”为真迹。真正的《无用师卷》躲过一劫。
还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乾隆皇帝先得到《子明卷》，但这是一个临本，可是水平很高，乾隆皇帝视为珍宝，不断在上面题诗。之后，有一天大学士、清宗室傅恒告诉乾隆说，有一个大收藏家安歧死了，他手里有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子女卖出。乾隆问：怎么可能还有一幅？命人赶紧拿来。乾隆皇帝后来说，安歧这一幅也很好，于是花“两千金”买下。
乾隆真的看走眼了？这也太小瞧乾隆的水平了。如果他真的看走眼了，为何还肯花费重金购买？并编入自己的著录文献？ 皇帝嘛，总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哪能轻易改口，是不是？既然已经在《子明卷》上题跋了，那就干脆将错就错，但是，哪幅是真迹，哪幅是赝品，乾隆心里明白着呢。他将“赝品”《无用师卷》收录到他的藏品目录“石渠宝笈”中，就已经暗示了。何必明说呢。这就是乾隆的智慧。
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与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明代仇英的《汉宫春晓图》等画作一起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富春山居图》为什么价值连城呢？这幅画到底好在哪里呢？慢慢看，你会发现《富春山居图》隐藏着中国画的哲学“天机”。
600多年前，元至正七年（1347年），两个道人持杖徜徉富春江畔，结伴来到“小洞天”草庐。
这两个人影响了中国艺术史。其中一人为黄子久，是师兄；另一人为郑樗，字无用，被黄子久称为无用师。
黄子久应邀给他的好朋友无用师画一幅画。这就是旷世名作《富春山居图》。
黄子久于元至正七年（1347年）开始画《富春山居图》。一年又一年，黄子久饮酒，画画，垂钓，天当被，地为床。他身上既有竹林七贤的酗酒放狂、扪虱闲扯，孔子的沂水春风“吾与点”，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有苏东坡“不合时宜”的天真与放达，独不见卢藏用的“终南捷径”。
时光荏苒，不觉已是三四载春秋。元至正十年，终于画成。那时他已经82岁。黄子久给它取名叫《富春山居图》。后来，这幅画残缺成两半。
我对黄子久的好朋友“无用师”这个名字，很感兴趣。当年黄公望送画给“无用师”，不是拿来赚钱的，否则，也不会一画就是七年。两个人整的都是些“没用”事，想不到后人却当成了大宝贝，成了东方艺术典型的代表。大巧若拙，聪明不用学，但拙却是天赋。“平生常做少年游，羁客天涯草木秋”，这恰恰是一种“无用之用”。
《富春山居图》是黄子久为无用师所绘，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画成的。这幅画秀润淡雅，气度不凡。
黄子久对于山水之形查勘之后又进行了理想化的展现，他的道士身份使得他的画看上去仿佛在气未尽处又见重山峻岭，其作品中的山水形象合乎风水理论，合乎天人合一的思想。这就使山水画与风水术的关系通过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明确地联系起来。古代，风水思想很受中国山水画家的重视。我以为，中国画的灵魂在于人心如何安放。中国文人画关注的是对山水的理解，用四个字来表达的话，那就是：山水有情。山的周围是祥云环绕，一朵朵白云绕山间，感觉是留恋的，不忍离去，这就是聚气。水呢，水的流向是曲缓的，山和水相互环抱、依偎。画面上这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爱说的风水宝地。
读古书，看古画，特别羡慕古人生活的那个比较亲近自然的环境。中国智慧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纯自然、无所用心的，它从不替天设想一个目的。
一个画家的作品，要看他是不是清的。齐白石，内心清、没有世俗的东西，所以他的笔是清的、雅的。吴昌硕呢，笔是浊的，线条虽然有力，但是画面混浊，这恐怕与他混迹于洋场、有点江湖气有关。还有的画家，他的画风有雄强的一面，也有崎岖的一面。画之理法着眼于黑白之间的阴阳关系，其表现在多少、疏密、苍润、浓淡、薄厚、远近等方面，同时要解决这些关系的破立问题。心手合一近乎道，也就是天人合一了。
在藤崎龙的漫画《封神演义》里，老子睡觉时嫌呼吸麻烦，干脆关闭了呼吸，靠混沌力量活着。这让我想起某个登山运动员在接受采访时，被问：您为什么要登山？答：因为山就在那儿。
书画一体。苏轼有句话：“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成为书也”。怎么理解这句话？就是说，想画好画，先做好人。线条是人，书法是人，画面是人，字迹也是人。有学养，也要有人品。仅有文品没人品不会长久。曾经看到过一段话：“大道唯德也。无大功德怎可以妄言天机，救人也可能损人，消业又会造因，此念一开无穷尽也，并又以此敛财，不可取也。故自古算命看相之士多是不全之人，非瞎即孤，是有道理的。”
他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按照十九大报告中所讲，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篇文章，笔者以黄子久与《富春山居图》卷为例，谈谈黄子久画中的“淡”哲学，算是对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的一个尝试吧。
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与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明代仇英的《汉宫春晓图》等画作一起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元代以来，历代书画家、收藏家、鉴赏家，乃至封建帝皇权贵都对一代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推崇备至，并以能亲眼目睹这件真迹为荣幸。明末清初的收藏家吴洪裕在收藏了《富春山居图》之后，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终日不思茶饭，观赏临摹，以致在临死前，这位疯狂藏家焚此画殉葬，幸被其侄子及时从火中救出，这传世名画才得以“穿越”古今，有幸被我们看到。
黄公望（1269年—1354年），名公望，字子久，号大痴。晚年以诗酒为伴，长期云游于江南和浙西富春江一带，著有《写山水诀》，是一部关于山水画的语录体专著。他用了整整7年的时间，到85岁时，才完成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后人评价他作画：“得于心，形于笔，故所作千丘万壑，重峦叠嶂，笔势雄伟，愈出愈奇，不愧为元四家之领袖”。
山水画以黑、灰为主，偶尔掺杂些较浅的颜色，但却能展现惊人的中国文化特有的层次感和表现力。对“元四家”之首的黄子久来说，他独擅画山水，他的山水画体格扩展了文人画的抒情语言，他以笔拖擦而出撩人的青山和空茫的江水。
元代另一个画家倪瓒，曾居于太湖湖畔，太湖也因此成了他最钟情的主题：画面的中间多是空空茫茫的一片湖水。与倪瓒的静谧、简逸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代另一位画家王蒙的画则显繁密，多层层皴染，浓墨重彩。而黄子久的画风，既有别于王蒙的繁密，又不同于倪瓒的简逸，把单一的水墨之色变幻成一个“景随人迁，人随景移”的多彩世界。他的《富春山居图》卷，画中山水尤胜实景。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一般又被人们称为“无用师卷”或“无用师本”。这幅作品是凝聚了黄子久毕生绘画心得体会的集大成之作。正是由于这件作品的精美和重要，使得它很快便成为文人竞相收藏和临仿的对象。明代沈周、董其昌、张宏、清代王翚、高树程等巨匠，均耗心费神临摹过《富春山居图》。
黄子久《富春山居图》在形式上重于笔墨、讲求风格，在艺术功能上标榜“士气”，虽具备一定的写实性，却不同于北宋画家郭熙所说的那种“可游可居”的山水，从而显示了山水画“畅神”的最高境界。正如晚明的王世贞在其《艺苑卮言》中所说：山水发展到“大痴、黄鹤又一变也”。
那么，黄子久究竟是个啥样的人呢？他又是怎么画出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的？
1. 他用了整整7年的时间，到85岁时，才完成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
黄子久，元代与吴镇、倪瓒、王蒙齐名的四大画家之一。曾拜青浦管道昇丈夫赵孟頫为师，自称是“松雪斋中小学生”。
黄子久曾经在富春江畔隐居了近20年。他为什么选择富春江而不是别的地方？黄子久在《题方方壶画》诗中透露了心迹：“一江春水浮官绿，千里归舟载客星。”“客星”是什么呢？是严子陵的别称。严子陵是谁？他是东汉皇帝刘秀的同学，一位令人崇敬的东汉高士。严子陵曾经帮助刘秀，使刘秀成为汉光武皇帝，也就是说帮他打下了江山。公元1世纪初东汉建立，从此，严子陵“功成身退”，放弃高官厚禄，云游四方。刘秀派人四处寻找，无果。最后终于找到了，原来严子陵一直隐居在富春江边，钓鱼，与山水为伴。这个时候，严子陵已经是一白胡子老人了。宋朝范仲淹曾经写诗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说的“先生”，正是东汉高士严子陵。
黄子久向往的“客星”，正是严子陵。这也说明，黄公望欲远离城市喧嚣，一心向往那种隐秘幽居的遁世生活。
黄子久50岁才开始画山水，到了60岁，逐渐形成自己平淡天真、萧散简远的风格。他用了整整7年的时间，到85岁时，才完成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后人评价他作画“得于心，形于笔，故所作千丘万壑，重峦叠嶂，笔势雄伟，愈出愈奇，不愧为元四家之领袖”。
黄子久如此传奇，那么，他究竟是啥样的人呢？他，本是平江常熟（今江苏）陆姓后裔（因其《富春山居图》自题落款为“大痴道人平阳黄公望”，故一说为浙江平阳人），本名陆坚，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生于常熟言子巷；祖父陆龙霆，是南宋咸淳年间的华亭府进士；父亲陆统，先居华亭，后迁居常熟言子巷。陆统生养三子，长子德初，次子坚，三子德承。
南宋末年，蒙古鐵骑南侵。大动荡中，年幼、家贫的陆坚，无奈被过继给黄乐（原名黄惠卿）老人。
也有另一个说法，是这样的：黄子久约10岁（也有说8岁时）那年，父母双亡，于是过继给永嘉（今浙江）黄乐为养子。黄乐于南宋末从浙江永嘉（今温州）迁居常熟小山。黄乐时年九十，膝下无子，见陆坚仍喜曰：“黄公望子，久矣”。因此，陆坚改姓换名，姓黄，名公望，字子久。这个说法来自《重修常昭合志》，其中这样记载：“陆坚少年时即丧父母，但资质聪颖过人，活泼可爱，遂被居于常熟小山的黄氏看中，立为嗣子，九岁时随黄氏移居到城外大义小山村，并改姓黄，名公望，字子久，成为小山人。”
黄子久《富春山居图》卷末跋文题曰：“十年，青龙在庚寅，歜节前一日，大痴学人书于云间夏氏止知堂。”云间是哪里呢？正是松江。松江古称华亭，别称云间。
黄子久后来在华亭的松江、青浦一带隐居10年之久，足见对他这一带的感情之深。元代时的青浦人王逢曾在《梧溪集》中记载：“十年松上筑仙关”“十年不见黄大痴”。
黄子久为什么喜欢松江呢？为什么在这里寓居10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现实的安全考量，松江这一带比较偏僻，兵火少战乱少。二是风景的考量，这里环境优美，有山有水，松江水平静，静能生慧嘛。三是寻根的欲望。据《松江府志》记载，自东都以来，陆氏居之，陆康、陆绩以行谊闻，陆逊、陆抗以功名显，陆机、陆云以词学著。唐建华亭县前夕，为纪念陆机胞弟陆云，九峰之横山改称横云山。黄子久原本姓陆，故在寓居松江期间，择横云山筑室，名“黄公庐”。正是在“黄公庐”，他完成了画作《九峰雪霁图》主体部分。还有一个原因，让他选择寓居松江。恩师元朝第一代大画家赵孟頫的族兄赵孟僴，就在松江本一禅院出家。因此，赵孟頫常来松江小住。住在这里，更可以得恩师之“士”气。
大家知道，黄子久后来的身份是个道士。这是为什么呢？年轻时博学多能，曾寄志于仕途，当过小吏，后被诬入狱。就是说，他在“吏”途碰壁之后，又因贪污，遭受了牢狱之灾，出狱后迫不得已才当了道士。痛定思痛，他改号“一峰”，“易姓名为苦行，号净墅，又号大痴”。
4年后，近50岁的黄子久出狱。之后，四海为家，云游四方。官府的俸禄自然没有了，那么，他靠什么生活呢？靠卖卜，就是当算命先生。
痴并快乐着。一个“痴”字和一个“乐”字，足以想象黄子久的隐居生活。白天，他饮酒作画，一手拿画笔，一手握酒坛，乐在其中。
熟悉咱们中国文化的朋友们都知道，儒家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乐”文化。《论语·先进》中，孔子就有“沂水春风吾与点”的感叹。孔子让几个弟子谈志向。一个说想当官，一个说想做祭祀的主持人。只有曾点，弹琴不说话，问到志向，他的理想是“乐”：暮春三月，穿上春天的衣服，约上五六同伴，六七少年，到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沐浴着春风咏而归。
孔子说，我和曾点的想法一样。清平之世，人们就该有这种怡然自得的状态。
从现实的不顺心中走出来，在沂河里洗洗澡，唱着歌回家，自得其乐，这也是人生的大追求。它与修齐治平并列，是人生的另一个维度。到了东晋，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感慨：“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这和曾点“咏而归”的闲乐是一致的。到了元朝，黄子久隐居山水间，把酒看山，如痴如醉，同样是一种怡然之“乐”。醉了，就卧身山间。酒尽画成，黄子久就把空酒坛随手一扔，丢到桥下的溪水中，任其飘向东西。久而久之，桥下的空酒坛越积越多。钱达道在《虞山图记》中写道：“黄子久把酒看山，罂罄即投桥下，水为不流。”就是说，“发罂盈舟”，空酒坛能装一船。明代张应遴在《虞山记》中写道：“元高士黄子久豪饮桥上，投罂水中，至碍舟行。”看来，黄子久不仅是个画“痴”，更是酒“痴”。
明代画家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黄大痴九十而貌如童颜，米友仁八十余神明不衰，无疾而逝，盖画中烟云供养也。”
黄大痴即黄子久，米友仁是宋代书画家米芾之子。这二人皆举止癫狂，不随世俯仰，目空古今，呵祖骂佛。董其昌说他们长寿的原因“盖画中烟云供养也”。也就是说，以作画为乐，自己玩自己的。自得其乐也。当然，你说他是“自得其苦”，也没有关系的。
董其昌说：“诗至少陵（杜甫），书至鲁公（颜真卿），画至二米，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二米说的就是“大米”（宋代书画家米芾）和“小米”（米芾之子米友仁，字元晖）
米友仁作山水画，“点滴草草而成，不失天真”，无牵无挂、自由自在，自称作画为“墨戏”，也就是随兴成画，“寄心游兴”。难怪，米友仁生于1086年，卒于1165年，年至80，無疾而终。请注意，古人羡慕的长寿翁，决非插着管子和呼吸机的老人，而是“无疾而终”——这才是真正的长寿翁。
别看赵孟頫是黄子久的老师，别看黄子久自称“松雪斋中小学生”，可在董其昌看来，黄子久的艺术境界比赵孟頫高多了。董其昌是这样评价黄子久等人的：“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至如刻画细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黄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短命，赵吴兴止六十余。仇与赵，品格虽不同，皆习者之流，非以画为寄以画为乐者也。寄乐于画，自黄公望始开此门庭耳。”赵吴兴就是赵孟頫。董其昌认为赵吴兴和仇英一样，都属于“习者之流”，在那里精心描绘，特别耗精神，所以损寿。“天地间之生气，凡物无气不生”，老在那里细谨描绘，就得不到生气之滋养，达不到“气韵生动”的境界，也得不到“烟云供养”。
2. 黄子久画中的淡水境界：“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此乃谦下之德也”。
黄子久所谓的“退隐”“隐居”，其实是将自己隐藏于天地、山水之间。富春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用吴均的话来说：“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在这里，黄子久可以随着水流飘荡，随便到哪，是东还是西，都无所谓。 黄子久一个人来到富春江畔，持杖徜徉，望着富春江两岸那峰峦叠翠、烟云秀媚、浩渺连绵、松石挺秀、云山烟树、沙汀村舍的景色，不觉欣欣然像要羽化一般。
黄子久带着崇拜之心，融入自己的水哲学，把富春江的“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清水一条琴”的禅意，以长卷的形式，来泼写抒发。
一个老人，独自在江边画画。这一画就是整整7年。画的是什么呢？就是《富春山居图》。这幅画于简练中透出深远的意境，被誉为“理”“趣”“神”三者兼备，“峰峦浑厚，草木华滋”。终于画好了一幅国画《富春山居图》。画好了之后干什么呢？免费送给他的好朋友、一位叫无用禅师的人。这本身，正是水的“谦下之德”。用老子的话来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入于无之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
现在，《富春山居图》成了国宝，价值连城，你就是花100亿元也买不到。
众所周知，西方叙事强调一以贯之的整体性，如亚里士多德强调叙事的“头、身、尾” 相统一，体现出结构的时间线性。但中国叙事传统和西方叙事传统不同，中国的叙事自先秦的史传文学始，比方说《史记》，就把重心放在人物上，以人物为中心搭建空间结构。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高明之处在于，他把人物放在水的故事中，或者说，水就是他的重心、他的“人物”。正如古典小说《儒林外史》的写法一样，没有布局。没有布局其实才是大布局。鲁迅先生这样评价《儒林外史》：“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胡适先生这样说：“《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
黄子久之所以能够画出《富春山居图》，主要得益于他的水哲学。大家知道，黄子久后来加入了全真教，这在当时是个道家非常有影响的派别。黄子久的水哲学，自然也受到道家哲学的影响。
那么，什么是水哲学呢？究竟怎么理解这个水哲学呢？这个要从咱们中国文化的源头说起。
如果说，西方哲学的隐喻是火的话，那么，中国哲学的隐喻就是水。
我们知道奥林匹克火炬所体现的是“更快、更高、更强”，其中包含了人类的一种无止境的不懈追求。我们中国文化的《易经》虽然也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同时也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914年，著名学者梁启超应邀到清华大学作主題为“君子”的演讲，他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勉励学生，现在，大家都知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了清华大学的校训。
《周易·说卦》曰“水火不相射”，孔颖达的注解是：“不相射”的意思是“不相入而相资”。就是说水与火虽然性质不同，但是相互资助。
《易经》的中心思想就是和谐与平衡，主要讲一个“和”字。八卦的推演就是从阴阳开始的，阴阳不是具体的物质，而是事情的状态。在《易经》中，阴阳由两种最基本的符号单位“—”和“- -”构成。其中的“—”，被称为阳爻；“- -”被称为阴爻。阴阳相通才有生命力，阴阳平衡才能和谐，如男女、天地、得失、取舍、进退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体现的正是“水”与“火”的和谐、合一与交融。
为什么老子说水是“上善”？为什么“上善”不是火或其他东西？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为“天人合一”的“和”的话，那么，水是天人合一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五行以“水”为首：“天一生水”。《尚书·洪范》中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管子》有云：“水者，万物之本原也。”
“上善若水”“川流不息”“滴水穿石”“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静水照大千”，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处处充满水的哲学隐喻。即使劝人谨慎说话，也用水作比喻，因为“覆水难收”。
佛家则说“善心如水”，儒家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道家则说“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这四个字，语出老子的《道德经》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上善若水”，这在《道德经》中是个总结论，接下来，老子总结，说水有7种善的品性：“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水性的自然平和。水“损而不竭，施不求报，善为仁也”；水“空处湛静，深不可测，善为渊也”；水“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物也”；“圜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守信也”；水“以载则浮，以鉴则清，以攻则坚强莫能敌，善用能也”；水“不舍昼夜，盈科后进，善待时也”。
水有“谦下之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入于无之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水“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处地也”、“夫唯不争，故无尤”。
水是一种柔弱之物，它既不坚也不强，但能够滴水穿石。“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由此得出结论：柔弱胜刚强。牙齿硬吧，但逞强的结果是人老先掉牙。舌头软吧，却比牙齿的寿命长多了。因此，“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贵柔守弱，最好的处世方法是像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争”，因为不争，故而没有失败之忧。像《红楼梦》中的薛宝钗那样，处事平和、内敛、宽厚，“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她“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周易》中凡大吉大利卦，几乎都有个“贞”字。“贞”字，是中正之意。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谦卑谦忍让，追求下位，安于卑贱，不与物争，柔弱才是谋取生存的有效处世方式，“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 老子总结说：“吾有三宝，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你看《红楼梦》里面除了贾政，再也见不到一个儒家的笃行者。但是《红楼梦》的作者却通过秦可卿之口，临死之前托梦给女强人王熙凤。告诫她什么道理呢？就是说，盛极必衰，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登高必跌重。“否极泰来，乐极生悲”。《易经》六十三卦“既济”卦，“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水往下，火往上，上下相通，通則顺是吉卦，但卦词中又特别提醒，要居安思危。到了六十四卦“未济”卦，“火在水上”，上下不通，就不利了。
秦可卿说的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宿命感。万事万物都是有宿命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水呢，也是这样。《荀子·王制》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水，本性是求平，求平是天道。老子说，天道就像拉弓一样，“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损有余而补不足”，而人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
在《富春山居图》里，黄子久把人画得非常渺小，沧海一粟的感觉。水光呢，他用非常淡的墨扫过，这个“淡”正是道家“无”的感觉。在黄子久心里，有一条富春江，水是淡的，意境是淡的。这个“淡”你可以是味道的“淡”，也可以说是一种散淡状态。在这种“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中陶醉，可以想见，黄子久就是一个痴迷不悟的山水主义者。毕竟在尘世中，自然也有讨厌之人，但黄子久的态度就是一个“痴”字：真的对不起，我确实没有时间讨厌你。没那功夫，所以，你不必多想。最近没有联系你，那是因为我没有心情，或者没有时间。感谢你没有打扰我，没有影响我看山看水看云。让我安静地呆着，就是对我最大的爱了。黄子久的水哲学，本质上也是一种淡哲学。现在我们说黄子久是大画家、元代最有名的画家，可是，在当时，至少在他70岁之前，他也就是一个普通人，喜欢画画，就像喜欢喝酒而已。纵然说他是个画家，那也是个“不入流”的画家。似乎，他也没有要“入流”的打算。
艺术史也和文学史差不多，从不入流到“被发现”的画家艺术家多了。先不说画家，就说作家吧，过去，按照文学史的写法，汪曾祺也是个“不入流”的作家。这个体系的纵坐标是形成于鲁迅时代的革命文学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风向标，“山药蛋派”的赵树理等作家开始向民间学习。到改革开放以后，又跟着政治流行起“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思潮。总之是“遵命文学”，遵先驱的命，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与政治运动相配合， 语言被消毒、被驯化、阉割，“农民起义”一定是“可歌可泣”，“地主”一定是“剥削”，过于套路，没有创新，语言越发干瘪、粗陋、饥荒。另一条横坐标是外来文学的标准，1978年前侧重前苏联文学的传统，之后偏重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体系。汪曾祺没有入这条道，不追不闹。汪曾祺回忆自己被打成“右派”的那段经历时，笑言自己很幸运，不然人生就更平淡了。汪曾祺从50年代至80年代初，近30年不写小说，他的理由是：“我写不了‘那样的小说’，于是就不写”。
有一篇文章批评网络流行语是“语言的病症”，大意是说，网络词语的流行是因为人们语言的匮乏，比方说，古人形容人美可以用“貌比潘安”，网络上只会说“高富帅”或者“帅得跟梁朝伟似的”；古人形容人丑可以说“东施效颦”，网络上只会说“矮矬丑”。
汪曾祺曾经提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认为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他的语言“满是人间烟火味，而无半点逐利心”。而没有艺术性的“遵命”的语言，他不愿写，也不愿一味地追风。莫言的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他写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农，闲时爱拾个空酒瓶，用空瓶子在家门前砌了一堵短墙。几万只空瓶在风中发出的声响如同音乐。后来墙倒了，雨打风吹一地碎片，如同另一种音乐。有庄子万籁笙竽气象。这个语言就不粗糙。
现在，你静下来，想一个简单的问题，当你在排队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另一排总是动得比较快；当你换到另一排，你会发现，你原来站的那一排就开始动得比较快了；你等得越久，越感觉自己可能是站错了排——这就是神奇的墨菲定理！所以，不让自己后悔的最好办法，就是坚持！前不久，有一篇文章戳到了很多人的痛点，文章说的是“新文艺三大俗”——海子、顾城、哥哥（张国荣）。这三个人，人们只会欣赏、神往甚至迷醉，但绝不想尝试。问题在于，大多数人都受流行文化的影响，跟风，明知道“俗”，但终究不免俗。汪曾祺没有跟风、追俗，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坚持下来了，所以他还是那个作家汪曾祺。
黄子久也没有跟当时社会的流行风，他坚持下来了，所以，他是黄子久。
这就是黄子久的“淡”境。现代人缺乏的正是“淡”境。诸葛亮在《戒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智，非宁静无以致远。”淡泊才能明智。云南人赵藩给成都武侯祠写了一副对联。联中写道：“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说的正是诸葛亮的“淡”境。
过去，没有手机，没有光污染，相对比较安静，就连改卷的老师也相当安静，走心。曾国藩曾当考官，改一考生的试卷，见上面有一句诗“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喜欢得不得了。马上汇报给咸丰皇帝，说他发现了一个天才。现在的考官怎么样呢？
唐代山水田园派诗人孟浩然，一生布衣，屡试不第。写过“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宰相张九龄帮忙说好话，孟浩然还是没有能够当官。可在考场之外，孟浩然却能写出“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让王维都叹服。这同样是孟浩然的“淡”境。
这个“淡”字，左边是水，右边是两个火。意思是火在水中潜藏，水火交融。《易经》中叫“潜龙勿用”，叫“坎中满”，意思是水中有真阳之火。
黄子久年过七旬，在富春山闲居，作了一卷画叫《富春山居图》，从构思到完成，用7年时间。这幅画卷，他不是用来换钱的，也就是说，完全是无用的“淡”境，画好后，便送给了一个叫无用禅师的僧人朋友。想不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完全无用的黄子久《无用师卷》成就了独存于世间的“大用”，而那些为名利、为有用的事而忙碌着的人们早已烟消云散。黄子久这个“淡”境，正是水的哲学。 一位在70岁前并未想当传世画家的人，80岁时才动笔画《富春山居图》，这就是“淡”境。我的一位诗人朋友李林青在忙生计之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感而发，随手而记。前些日子，他忽然进入“淡”境，顿悟一般，回归了，用古体诗表情达意。随手写下，多有妙句。在《可可西里》一诗中，他在“举目四望，白云梦乡”之后，突然生出这样一个意象：“平沙逐日暮，翠雀入秋黄”。这一句和在他《值金沙江》中最后一句“人生轩轾寻常事，回望天南岁月秋”，遥相呼应。再读他的《游弘法寺》一诗：“山遥路远向东求，满月葱茏天地载。阶下尚遗千岁荔，春回花气动莲台。”我看了甚是惊奇，“山遥路远”“满月葱茏”之后呢，他写“春回花气”，这也是应了“淡”境。
“淡”境就是道。在《老子》著作中，“道”共出现70多次。老子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道，是“淡乎其无味”的，就是“无”。
为什么说这个“淡”正是道家“无”？为什么说“淡”是大境界？怎么理解道家的“无”与“有”？这要从宇宙的生成开始说起。
《管子》一书认为宇宙生成于“精气”。是不是这样呢？
为了解河流和海洋的形成，我特意翻阅了一些地球物理学的书，也看了《地球很美》之类的影碟。我了解到，生命奇迹在40亿年前出现，人类的历史不过20万年。
起初，地球只是隨太阳形成的混乱火焰，像一颗巨大的尘粒，跟大多数的宇宙星团差不多。然而，生命的奇迹在这里发育。
今天，生命——人类的生命，只是无数生命的一个环节，并且在地球上传承了40亿年。那时地球上充满大气和二氧化碳。但水，让地球有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地球离太阳的距离，不远也不近，这样的距离，能让水保持液态。
水蒸气凝聚后下降到地球上，有了水。于是，河川出现。河川塑造了地球表面，凿出河道、河谷。水往地球最低处流，形成海洋。水冲刷掉岩石的矿物质，海洋的淡水渐渐充满盐分。水是重要的液体，它灌溉了这些贫瘠的地方。水流经过的路线，就像人体的血管。
生命在哪里诞生？这是时间的奇迹。原始的生命形式在温泉里存在着，温泉依赖地球的热气，但绿藻是个例外。只有绿藻能捕捉太阳的能量，是古今植物重要的始祖。这些微小细菌及其后代，改变了地球的命运。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水是惊人的物质，同时也最不稳定。它以液态的流水出现，或以气态的蒸气出现，或以固态的冰出现。
连接，是生命的动力。为了地球的生命，水和空气不分离。因此，云在海洋上方形成，并将雨水带到陆地上，灌溉了庄稼，也充盈了河流。河流夹带水，回到海洋。一切都是分享，一切都是连接。
地球依赖平衡。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本分，通过其他生物才能生存。这是一种自然的和谐。
有了海藻、树、氧气和水，对生命不可或缺的土壤渐渐形成。因为有土，才制造了生物的多样性。
老子从“汽”与“水”的变化中，思考“无”与“有”的宇宙形成的哲学。
老子认为，有与无：“同出而异名”。同时，还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为什么母亲给女儿熬的药，就比女儿给母亲熬的药口感要好？这是为什么呢？用心不用心、精气神注入的够不够，注入的心力专不专，这才是真正的原因。这种东西其实是一种气，就像香味，似无而有、似有而无，属于“无”这个层面的，你用肉眼看不到，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你看《论语·乡党》里面，孔子谈到他的饮食观，说自己有“十不食”： 第一，是：“食饐而餲，鱼馁肉败，不食”。就是说这个食物腐败了不吃。其他几条我记不住了，但有一条，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沽酒市脯，不食”。就是说，你到那个市场上买来的酒，我不喝，你到超市里或者熟食店买来的肉脯，我不吃。为什么呢？因为大规模产生出来的酒啊、肉脯啊，产量上来以后，下的功夫不一样了，做工时候注入的心力也不一样了。
“注入的心力”是什么呢？就是那种专注感，那种用心用情的喜悦。这些东西呀，是一种没有形状、没有物象的恍惚之物，属于“无”这个层面。
“无”才是宇宙生成时的原初、混沌状态。老子说，这个原初之物勉强可以称之为“道”。
“无”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视之不见，名曰夷（无色）；听之不闻，名曰希（无声）；搏之不得，名曰微（无形）”。
现在说回黄子久的淡水哲学。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黄子久仕途不成，遭受了牢狱之灾，迫不得已才当了道士，在富春江边隐居、垂钓近20年。那么他的妻子和儿子怎么办呢？他是如何处理“有”与“无”的关系的呢？2013年09月23日《常熟日报》11版刊登浦仲诚撰写的《黄公望家世考证》一文，其中谈到其妻子和儿子，我引用其中的一段：
黄公望妻叶氏，生二子，长子名德远，次子名德宏。
公望长子德远，以农耕为生，其后代世居常熟小山黄氏义庄。在德远后代中，亦有为画士、秀才、贡生、知县等业者。原小山村响板桥边黄氏义庄及黄家宅基黄姓族人，均是其后裔子孙，至今约传至二十七世，数百余人，这莫须置疑。
那么，公望妻叶氏和次子德宏及其后代又如何到了湖北武汉等地的呢？
据考，公望次子名德宏（妻，毛氏），青年之际原亦居于常熟小山。我分析，由于黄公望晚年时期，长期隐于杭州和富阳山区，痴心作画而不归家，才让家中妻儿十分担心挂念，故有次子德宏及妻携眷随其母叶氏，追寻至杭州和富春山区，并陪伴公望生活于富春江畔。
《楚黄黄氏宗谱》神主公原传中，载有这样一段文字：
公勅名宸举，字公望，自称大痴道人，隐居不仕。性豪迈旷达不覊。长于诗律，工书法间以其绪。余溢为丹青，落笔迥出人意表。好游名山大川，遇佳境胜概，无不玩赏留题。太守王公赏宴宾客于雪堂，公居上坐，酒酣，公兴会淋漓随意挥洒，因题一绝于其上，众皆赞赏太守方之郑虔三绝焉。尤喜读书，善发启教。其弟溍为元内阁大学士，诏令皆出其手著。有日，损齐集义乌志笔记数十卷，子桂卿为元左丞，公赠通议大夫，江夏郡伯。 关于公望次子德宏，《楚黄黄氏宗谱》神主公原传中，也载有这样一段文字：
公字桂卿，名普祥，号东堂神主公子也。初授浙江总管，兴利除害民多德之。至元二年，与沙的计收朱光卿有功，左丞同平章事，公献可退否，救弊扶哀思，大有为于天下。后因首相哈麻弄权，进西僧行房中运气之术，急谏不听，所如不合，遂挂冠归饶。知天下将乱，遂命四子弃文就武，为明哲保身之计。迄今荣、华、贵、茂四祖功列旂常，名垂青史，非公之贻谷不至，此事迹详元纪。
这段文字中所提及的桂卿（普祥），即为公望次子德宏。德宏当年竟在浙江府做过总管。
根据《楚黄黄氏宗谱》记载，黄公望次子德宏为公望生有：荣华富贵祖进茂7个孙子。荣是德宏长子，在浙江曾任绍兴卫指挥使。谱上还说，其后裔世袭了绍兴卫指挥使。从上述情况可以分析推测，是不是当年黄公望妻叶氏，在到杭州富阳后，又曾随次子德宏或长孙黄荣，留居在浙江府或及绍兴府，尔后又辗转于江西、湖北武汉等地区的呢？
由此可推断，公望的次子德宏及孙黄荣等，的确从绍兴携妻带子辗转于江西饶州、湖北武汉地区的。
顺便说一下，目前公认的黄子久墓位于江苏常熟虞山西麓小石洞左侧，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些专家认为，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黄子久在杭州逝世，遗体归葬故乡常熟。其墓1983年进行了整修，坐北朝南，占地800多平方米，封土直径4米，高1.5米，冢后竖清嘉庆间其裔孙黄泰所立“元高士黄公一峰之墓”碑一通，外设罗城、拜台。
但有专家认为，常熟的黄子久墓系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五月黄子久的十六世孙黄泰修建的，且是从黄子久养父处常熟小山迁来。1817年，距黄子久逝世已是400多年，其间并没有黄子久墓葬常熟的史料记载。因此，有专家推断，常熟的“黄公望墓”应该是他的衣冠冢。
3.《富春山居图》其实是一个失意者晚年对生命最为宁静的沉淀。
南宋亡，文人的地位一落千丈。
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取士制度，到了元朝，取消了。这一取消，就容易导致阶层固化，读书人失去了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跻身到官场的机会。那么，读书人飞黄腾达的上升渠道被彻底堵死了吗？那也不是。只不过，用引荐取代了考试。引荐，成了元代官吏的主要选拔和任用方式。
元朝政府对书吏的来源和录用程序有明确的规定，一是路总管府的司吏，一是地方（路总管府）推荐的儒士。
黄子久少年聪慧，12岁就参加常熟县神童考试，成为平江府常熟县推荐的儒士。成了儒士，也就具备了成为书吏的资格。在元朝，由儒士招为书吏的，被称为岁贡儒人。成为岁贡儒人，需要什么条件呢？元朝政府规定：成为岁贡儒人的必须具备至少两个条件：第一，“洞达经史，通晓吏事”。第二，“四十五岁以下，廉慎行止为众推服者”。这两条，主观因素都比较强。很多程度上，你得看制定规则者和解释规则者的脸色行事。比方说，“廉慎行止”，很难量化，不像考试，就用分数说话，反而还简单。
既然不好量化，人脉就格外重要。人脉就是圈子，你都没有进入那个圈子，别人连你是谁都不知道，怎么推荐呢？“知人善用”，都不“知人”，“善用”从何谈起？黄子久很幸运，拜了赵松雪（赵孟頫）为师，进入了一个文化名流云集的圈子。據元代杨禹（1285年—1361年）《山居新语》记载：“黄子久……博学多能之士，阎子静（阎复）、徐子方（徐琰）、赵松雪（赵孟頫）诸名公莫不友爱之”。由此可见，黄子久也得到了阎复的赏识。阎复是谁呢？他是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浙西廉政司设在吴门（苏州）的首任廉访使。
阎复和徐琰同为“东平四杰”，两人相交甚好。徐琰当时还在陕西做官。到了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徐琰工作调动，接任阎复的浙西廉访使职位。权力更大了，分管的资源也更多了，“自吴门移置于杭，以总各路分司之政”。廉访使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行使监察之职。徐琰管辖的行政区域有多大呢？七路一府一州。所谓七路即：杭州路、湖州路、嘉兴路、平江路、常州路、镇江路、建德路。共二十七个县，十个路辖州。一府：即松江府（辖华亭、上海二县）。一州：即江阴州。管辖的区域这么大，监察的任务自然繁重。这个时候，不招人真的忙不过来了。所以，徐琰负责人浙西廉访司招聘了16名书吏。书吏就是承办文书的吏员，其实就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秘书”。这16名书吏中，其中就有黄子久。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黄子久正式进入徐琰幕府任书吏，那一年他26岁。起初工作地点在平江（苏州），后来，工作地点搬到了杭州。在苏州、杭州当领导秘书，这对黄子久开阔视野大有好处，从此进入了另一个朋友圈。更何况，自己的领导徐琰（？—公元1301）是文学家元好问的学生，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与阎复、李谦、孟祺并称为“东平四杰”。
书吏承担的是秘书的职责，但不属于官府任命序列，所以只能是职位卑微的吏，不是官。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书吏属于临时工或者合同工，不是政府在编人员。当然，长期在长官身边，好处还是有的。最起码，能交往一些上流阶层的人士。
后来，黄子久任大都御史台书吏。再后来，大约40岁左右，任浙江行省平章张闾手下一名经理钱粮的小吏。张闾是个贪官，大肆搜刮民间田粮，结果逼死九命。头犯了事，作为下属，黄子久也受到此案牵累。延祐二年（1315年），黄子久被捕入狱。有史料说，黄子久坐了10年牢（也有说坐了6年牢）。罪名是贪腐。
出狱之后，黄子久看清了很多事，也看淡了很多事。他明白，中国文人自古的清高必须巧妙地隐藏起来。纵然内心渴望与世无争，渴望隐居，也不能显露出来。你超过别人一点点，别人会嫉妒你；当你超过别人一大截，别人就会羡慕你！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背地里都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不申辩、不计较、一笑了之，其实就是最好的蔑视。善良是珍贵的，但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软弱就软弱吧，老子的哲学告诉他，强者死，弱者生，他学会了“守柔处弱”。后来，他在《富春山居图》长卷里，用隐笔画了渔翁垂钓的一部分，画的正是富春江边的严子陵钓台。东汉初年隐士严子陵，在刘秀登基为汉光武帝后，激流勇退，避官归隐。多次拒绝光武帝的美意，更名换姓，隐居于“风烟俱净、天山共色”的富春山，与世无争，独享山高水长和垂钓之乐。这种超脱的境界，正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最高的理想境界。 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苏轼的诗句，后来被最有影响力的“70后”作家之一、长篇小说《耶路撒冷》的作者徐则臣拿来做了书名《王城如海》。
儒家的孔子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意思是，一旦发现现实走不通了，啥也干不成了，那就避世远走，四海为家，隐居。孔子还说“无道则隐”，为什么呢？他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你看陶渊明放弃官职回家隐居，他说自己喜欢无拘无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也不喜欢着正装，无拘无束才舒服。这是自己的本性，也就是《归去来兮辞》小序之所谓“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是一篇绝妙好辞，其前一小半写道：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
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
僮仆欢迎，稚子候门。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
“知来者之可追”，是一种向前看的态度。陶渊明早年接受的是儒家思想，“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写诗能够巧妙地化用《论语》。“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就是《论语·微子》里楚狂接舆的两句话。
陶渊明中年以后身体不大好，他吃药，把菊花当补品吃。“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服用菊花是为了长寿，但是能不能长寿呢？陶渊明也不大当真，所以“悠然望南山”。说明他的心态好。
老派隐士之所以要遁入山林，一個重要原因是嫌麻烦，干脆远离人世的浑浊和喧嚣。陶渊明反这个虚伪潮流，所以在故乡就地隐居，“结庐在人境”。他说，这才是“真”。
庄子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在道家看来，隐于野，几于天；隐于市，几于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苏轼显然倾向于道家，他在【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之一）中说，“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在茫茫人海的城市里，你如果想藏起来不被人注意，那是非常容易的。藏身人海，苦中作乐，或者苦中偷着乐，一个人独品生活的趣味，也可以很惬意。就像《庄子·秋水》里说的那个典故，既然做了井底之蛙，就不理会井外的世界啦。独占一坑水，独据一口井，自得其乐。钱钟书先生的号是“槐聚”，出自元好问的两句诗：“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自成一片天地，谁说没有快乐呢？
但这还不是大隐，大隐隐于朝。
隐居于朝廷，为什么称之为“隐”之“大”者？这大约是官场中人认同的隐居哲学，讲的还是心机。隐逸于朝廷属于深藏不露，所谓大隐无形，大有一番心机在里面。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杜甫的隐居境界：“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杜甫自号少陵野老，这两句诗出自他的《遣意二首》：
啭枝黄鸟近，泛渚白鸥轻。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
衰年催酿黍，细雨更移橙。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
檐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细火，宿雁聚圆沙。
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
和在故乡就地隐居不同，黄子久喜欢的还是老派隐士，尤其是东汉初年隐士严子陵。他在失意时选择山居。
成就与荣誉的背后，往往是各种不堪。《富春山居图》其实是一个失意者晚年对生命最为宁静的沉淀。这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淡境。正如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所写的那样：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砺，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富春山居图》问世后，为什么那么多大画家和文人如此痴迷这幅画？也许他们痴迷的不是《富春山居图》本身，而是《富春山居图》中所表达的水哲学，以及其中隐藏的悠然垂钓的老派隐士境界。
4.《富春山居图》为何被称神品？稀世国宝《富春山居图》是如何一分为二的？
46岁（一说50岁）那年，从监狱出来，黄子久彻底告别了官场。好处是自由了，有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了，比如画画，比如隐居修道，思考人生哲学等等。不好的地方，就是自己从此没有了俸禄。没有稳定的收入了，每个月不再有工资领了，时间自由的同时，也拥有了饿肚子的自由。他得考虑生计，得考虑如何填饱肚子，这些，都是与绘事无关的事。
黄子久无法像《老残游记》的作者老残那样，靠为人治病谋生。没有资料表明黄子久通医道。卖画？这个时候他才刚刚起步，没人买，也不会有人买。日日摆摊，卖卜为生，才能勉强填饱肚子。
画画只是黄子久游山玩水、居无定所时自娱自乐的消遣而已。巨作《富春山居图》，从构思到完成，花了7年时间，他当初画这幅画的初衷，也不是用来参加展览的，更不是画来卖钱的，而是馈赠师弟郑樗的。郑樗是谁？就是那位因《富春山居图》而大名鼎鼎的无用师。
一些学者认为黄公望大器晚成，50岁时拜赵孟頫为师，“入赵孟頫室为弟子”，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说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这时的黄公望，当见到恩师赵孟頫时，定是羞愧难当”，然后重拾画笔。10多年的官场经历，黄子久积累了一定的人脉，从官员、富商到书画家，相识的朋友不少。比如倪昭奎，对他的影响就非常大。在杭州当书吏时，曾与倪昭奎共事。两个人很聊得来。倪昭奎经常和他谈，道家以“尊道贵德、天人合一”为最高信仰，给他讲：道家思想源远流长，起源于盘古开天，创始于黄帝崆峒问道、铸鼎炼丹，之后，才有了老子柱下传经、西出函谷关。1219年冬，元太祖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派遣使臣前去昭请当时的全真教领袖丘处机。使臣历经差不多一年，也就是于1220年秋，才来到丘处机处。使臣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总算说服了丘处机。1221年春，丘处机答应出山。这个时候，丘处机已经74岁了。 丘处机率弟子走了一年的路，终于，于1222年四月到达大雪山（阿富汗兴都库什山），晋见了成吉思汗。丘处机是真人，在道家的文化里，真、至、圣、贤，是四个境界。我们知道，颜回、子贡这些人很厉害，但也只是贤人。孔子，才是圣人。比圣人更高的是至人，比至人更高的是真人。像“药王”孙思邈，那是孙真人，活了141岁。丘处机，那是真人。真人，就是可以在时空中穿梭的人。道家的观点是，生命是最宝贵的，不可替代的。所以，丘处机出山就是拯救终生来了，他以“黄老为归”劝成吉思汗不要嗜杀，“敬天爱民为本”“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清心寡欲为要”，成吉思汗一一采纳，并拜他为国师，掌管天下道教。元朝统一全国后，朝廷追奉道教，对全真教特别优遇，遍建道观、特赐真人，因而当时学道高人的社会地位相当高。
这对黄子久的影响很大。
来到吴兴赵孟頫家，黄子久认识了许多社会名流和青年才俊。加上恩师赵孟頫的点拨，比如书法用笔、作画“贵有古意”等，这一切，都对他后来的山水画有相当大的影响。
大德十一年（1307年），倪昭奎加入全真教，并拜道教名人金月岩为师。延祐元年（1314年）接旨任万寿宫主持，并提点杭州开元宫，被朝廷“特赐真人号”，逐渐成为道教上层的著名人物，有了一定的特权。
元泰定五年（1328年），倪昭奎仙逝。倪昭奎的弟弟倪瓒顿时失去了兄长倪昭奎的特权庇护，生活捉襟见肘。而比倪瓒大32岁的黄子久呢，此刻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61岁的老人啦，按照今天的标准，都到了退休的年龄，可他还是连饭都吃不饱。为了摆脱现实窘境，也为了进入一个更有影响的朋友圈，扩大自己山水画的影响力，他和倪瓒商量，借助于倪昭奎在全真教中的威望，决定同时加入拥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全真教，同拜金月岩（金蓬头）为师。黄子久正式成为道士，故号“大痴道人”，又号“一峰道人”。
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明智的。入教一年后（1330年），黄子久的画名日盛，并成功地进入了书画名家的朋友圈。有了声名，谋生不再困难。他开始利用名气办学赚钱吃饭。授徒也就成为他的生计之一。元统二年（1334年），黄子久在苏州天德桥畔开设三教堂，即道、佛、儒三教合一的寺院，开始授徒布道。
元至正七年（1347年），79岁高龄的黄子久，应无用禅师之邀，作《富春山居图》，纵33厘米，横636.9厘米。至正十年（1350年），82岁高龄的黄子久来松江时，这幅随身携带的《富春山居图》已快要完成。
无用师得《富春山居图》后，生怕日后有巧取者。
另外，大家别忘了，黄子久可不是靠画画吃饭的，他靠什么吃饭呢？靠摆地摊卖卜为生。《富春山居图》完成一刻，黄子久卜了一卦，他预言此画的命运将遭遇“巧取豪夺”。于是，7百年里，这幅画牵动了太多人的悲欢离合。1350年，黄子久于画末这样落款题跋：“暇日于南楼援笔……兴之所至，無用过虑，有巧取豪夺者。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
黄子久所言，不幸一语成谶。但黄子久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到结尾，他也没猜到：《富春山居图》被一分为二啊。
6百多年来，子久的《富春山居图》饱经沧桑、屡遭劫难。
《富春山居图》流传的过程中，有两个藏家特别重要，一是明代成化年间吴门画派领袖沈周。沈周得之，爱不释手，反复欣赏、临摹，他发现画上没有名人题跋，为了添彩，沈周便请朋友题跋。那朋友的孩子见画，生了贪念，便谎称画被盗，其实是他偷偷卖掉了。沈周失画，寝食难安，脑海里总想着画面，于是，凭借着记忆，于61岁时凭记忆背摹了《富春山居图》，以慰情思。目前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另外一个藏家，便是明代后期著名画家董其昌。董其昌一生推崇黄子久，42岁时收藏到了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因故把它典当给老板吴达可，但终生再也赎不回。30年后，又得到了沈周背临的那卷仿图，第二年，73岁的董其昌创作了《仿黄公望富春大岭图》（董其昌一直把《富春山居图》称作《富春大岭图》），被誉为明代“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之所以被一分为二，就是因为明末清初，老板吴达可将典当行传给第三代吴洪裕，《富春山居图》也就辗转传到吴洪裕手中。吴洪裕不是一般的收藏家，他的外号叫痴画疯子，爱之如命，到死也不肯松开手。清顺治七年（1650年），吴氏病危。眼看生命走到了尽头，吴洪裕留着最后一口气，弥留之际，气如游丝的他要求家人把宝匣中的《富春山居图》火焚殉葬，他要带到阴间去。家人犹豫片刻，还是点燃了……“先一日焚《千字文真迹》，自己亲视其焚尽。翌日即焚《富春山居图》，当祭酒以付火，到得火盛，洪裕便还卧内。”
眼看火烧《富春山居图》，他的侄儿吴静庵 （字子文）实在不忍心，“疾趋焚所”，及时出手，“起红炉而出之”，从火中将《富春山居图》抢救出来。为了掩人耳目，他又往火中投入了另外一幅画，也就是说，他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愣是把画抢了出来。此时长卷《富春山居图》中间被烧出几个洞，断为一大一小两段，起首五尺被焚毁，余下部分被烧成了一大一小两段。家人将烬余残本细心地剪裁下来，精心装裱。
《富春山居图》前段长51.4厘米，图首启承之挺拔大山，从此成了孤独的剩山，于是，被命名为《剩山图》；后段约八分之七的画面是蜿蜒山陵的江水、松林、趣乐、樵夫、垂钓者……长636.9厘米，经过精心修复装裱，将董其昌的题跋从画尾移至画首，跋中写明“此画系黄公望为好友无用禅师所作”，因此后段被称作《无用师卷》。
5. 从《富春山居图》看中国画的哲学“天机”
中国传世名画，能与《清明上河图》齐名的，当属《富春山居图》了。
说起《富春山居图》，得先说一个人物：吴湖帆。
民国时期，书画收藏鉴赏界没有人不知道吴湖帆。鉴别书画之真伪，他一只眼就够了。他“操千曲而知音，观千剑而识器”，业内称之为“一只眼”。大画家张大千对吴湖帆评价甚高：“真正称得上传统文人画家的只有两个半，一是吴湖帆，另一位是溥心畲，而名满天下的谢稚柳只能屈尊算半个”。 为什么要说吴湖帆呢？因为他于1938年，曾经收藏了《富春山居图》残卷《剩山图》。《剩山图》是怎么到他手上的呢？吴湖帆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载：“曹友卿携来黄大痴（黄公望号大痴道人）《富春山居图》卷首节残本，真迹，约长二尺，高一尺半寸，一节中有经火烧痕迹三处，后半上角有吴之矩白文印半方，与故宫所藏卷影本校之，吴之矩印无丝毫差失，后半火烧痕迹亦连接，且故宫藏本前半每距六七寸亦有火烧痕与此同，逐步痕迹缩小，约有二三尺光景，可知此卷前之半经火无疑。”
吴湖帆在日记中提到的曹友卿是谁呢？是上海古玩店汲古斋老板。吴湖帆是曹友卿店中聘请的“掌眼人”（顾问）。
《剩山图》长期散落在民间。大家知道，山水画家大都工诗文，精书法，但不少画家和收藏家，更愿意邀请自己仰慕的詩人或书法家给自己收藏的画再题字或者写诗美化。《富春山居图》曾经的一位藏主，就是因为要题字才丢了画，好在，几年后找到了。
散落在民间的《剩山图》，终于让吴湖帆得到了。但到手之后发现，他得到的残卷《剩山图》太“残”了，甚至没有题跋。曹友卿只得返回原卖主处，在原卖主家的废纸篓中找到了题跋。吴湖帆重新装裱修补，将《剩山图》原迹与《无用师卷》影印本合裱为一卷，这是《富春山居图》被焚为两段后，首次合二为一。
前面我们说了，《富春山居图》于清初落入吴洪裕之手。再往前倒，《富春山居图》曾经落入明代著名画家沈周、董其昌之手。现存最早的临摹作品，首推“吴门四家”之首的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然后，几经周转，真品残卷《剩山图》到了吴湖帆之手。
那么，《无用师卷》去哪儿了呢？原来，被清朝的乾隆帝收藏了。乾隆帝爱不释手，在画卷上盖印题跋，在画上加盖玉玺，多达50余处，还不时赋诗题词。乾隆帝到手的《富春山居图》，实为明末文人临摹的《无用师卷》，后世称《子明卷》。然而，很多人都以为，乾隆帝看走了眼，《无用师卷》不过是一幅赝品。过了一年，即乾隆十一年（1746年），又一幅《富春山居图》进入清宫，称“无用师卷”，这才是黄子久真迹。但是乾隆认定“子明卷”为真迹。真正的《无用师卷》躲过一劫。
还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乾隆皇帝先得到《子明卷》，但这是一个临本，可是水平很高，乾隆皇帝视为珍宝，不断在上面题诗。之后，有一天大学士、清宗室傅恒告诉乾隆说，有一个大收藏家安歧死了，他手里有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子女卖出。乾隆问：怎么可能还有一幅？命人赶紧拿来。乾隆皇帝后来说，安歧这一幅也很好，于是花“两千金”买下。
乾隆真的看走眼了？这也太小瞧乾隆的水平了。如果他真的看走眼了，为何还肯花费重金购买？并编入自己的著录文献？ 皇帝嘛，总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哪能轻易改口，是不是？既然已经在《子明卷》上题跋了，那就干脆将错就错，但是，哪幅是真迹，哪幅是赝品，乾隆心里明白着呢。他将“赝品”《无用师卷》收录到他的藏品目录“石渠宝笈”中，就已经暗示了。何必明说呢。这就是乾隆的智慧。
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与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明代仇英的《汉宫春晓图》等画作一起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富春山居图》为什么价值连城呢？这幅画到底好在哪里呢？慢慢看，你会发现《富春山居图》隐藏着中国画的哲学“天机”。
600多年前，元至正七年（1347年），两个道人持杖徜徉富春江畔，结伴来到“小洞天”草庐。
这两个人影响了中国艺术史。其中一人为黄子久，是师兄；另一人为郑樗，字无用，被黄子久称为无用师。
黄子久应邀给他的好朋友无用师画一幅画。这就是旷世名作《富春山居图》。
黄子久于元至正七年（1347年）开始画《富春山居图》。一年又一年，黄子久饮酒，画画，垂钓，天当被，地为床。他身上既有竹林七贤的酗酒放狂、扪虱闲扯，孔子的沂水春风“吾与点”，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有苏东坡“不合时宜”的天真与放达，独不见卢藏用的“终南捷径”。
时光荏苒，不觉已是三四载春秋。元至正十年，终于画成。那时他已经82岁。黄子久给它取名叫《富春山居图》。后来，这幅画残缺成两半。
我对黄子久的好朋友“无用师”这个名字，很感兴趣。当年黄公望送画给“无用师”，不是拿来赚钱的，否则，也不会一画就是七年。两个人整的都是些“没用”事，想不到后人却当成了大宝贝，成了东方艺术典型的代表。大巧若拙，聪明不用学，但拙却是天赋。“平生常做少年游，羁客天涯草木秋”，这恰恰是一种“无用之用”。
《富春山居图》是黄子久为无用师所绘，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画成的。这幅画秀润淡雅，气度不凡。
黄子久对于山水之形查勘之后又进行了理想化的展现，他的道士身份使得他的画看上去仿佛在气未尽处又见重山峻岭，其作品中的山水形象合乎风水理论，合乎天人合一的思想。这就使山水画与风水术的关系通过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明确地联系起来。古代，风水思想很受中国山水画家的重视。我以为，中国画的灵魂在于人心如何安放。中国文人画关注的是对山水的理解，用四个字来表达的话，那就是：山水有情。山的周围是祥云环绕，一朵朵白云绕山间，感觉是留恋的，不忍离去，这就是聚气。水呢，水的流向是曲缓的，山和水相互环抱、依偎。画面上这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爱说的风水宝地。
读古书，看古画，特别羡慕古人生活的那个比较亲近自然的环境。中国智慧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纯自然、无所用心的，它从不替天设想一个目的。
一个画家的作品，要看他是不是清的。齐白石，内心清、没有世俗的东西，所以他的笔是清的、雅的。吴昌硕呢，笔是浊的，线条虽然有力，但是画面混浊，这恐怕与他混迹于洋场、有点江湖气有关。还有的画家，他的画风有雄强的一面，也有崎岖的一面。画之理法着眼于黑白之间的阴阳关系，其表现在多少、疏密、苍润、浓淡、薄厚、远近等方面，同时要解决这些关系的破立问题。心手合一近乎道，也就是天人合一了。
在藤崎龙的漫画《封神演义》里，老子睡觉时嫌呼吸麻烦，干脆关闭了呼吸，靠混沌力量活着。这让我想起某个登山运动员在接受采访时，被问：您为什么要登山？答：因为山就在那儿。
书画一体。苏轼有句话：“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成为书也”。怎么理解这句话？就是说，想画好画，先做好人。线条是人，书法是人，画面是人，字迹也是人。有学养，也要有人品。仅有文品没人品不会长久。曾经看到过一段话：“大道唯德也。无大功德怎可以妄言天机，救人也可能损人，消业又会造因，此念一开无穷尽也，并又以此敛财，不可取也。故自古算命看相之士多是不全之人，非瞎即孤，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