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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是作秀。”
《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统计显示，去年高华证券一共推出了25份卖出评级报告，占国内全部卖出报告的1/3。听到这样的统计数据，北京一位大型券商分析师宋华（化名）的第一反应是：“肯定是作秀。”
“同行，包括我，因为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很少会给上市公司卖出评级的。”宋华认为，高华证券出具那么多份卖出报告，不是因为真的能超脱出利益之外，而是他们肯定没有多少基金分仓收入，只能先给自己打上“客观独立”的标签。
“如果分仓收入多起来，你看看还会不会有那么多的卖出评级？”他反问说，毕竟敢说真话的分析师在国内还是稀缺资源。
宋华称：“券商没有多少卖出评级，这已经是行业生存的潜规则了，没什么可奇怪的，反倒是作卖出评级才奇怪。”
藏起来的“卖出”
今年5月上旬，《华尔街日报》举办了第二届亚洲最佳分析师评选，敢于说“卖出”的分析师获得了更多嘉奖。
去年，A股大跌，多数股票的股价遭到腰斩。而应该令内地分析师汗颜的是，在他们的成绩单里，去年24154份报告里仅有76份给出了“卖出”一类的建议，占比仅0.31%。
给“卖出”评级的主要来自渤海证券和高华证券，这两家券商的评级次数占到了卖出报告总数的一半。
其中，渤海证券署名任宪功的分析师(实际作者为杜朴，详见前文)在去年6月份发布的一份机械领域的行业报告内一次对20余家公司共作出了27次“回避”评级。高华证券则一共有15位分析师对上市公司股票出具了共25次卖出评级。
其余给出过“卖出”一类评级的券商作出这类评价的次数最多为5次，多数仅有1次。
面对宋华的“作秀”质疑，高华证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高华证券不管是本地还是香港研究团队，都独立于公司的其他部门，不会受分仓等因素影响，严格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大胆出具了“卖出”报告的券商们，也没有在报告中明确亮出自己的观点，而是纷纷将“卖出”一类的刺激字眼隐藏在各种季报点评和行业研究报告里。
《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统计显示，去年76份“卖出”的评级报告中，针对个股的“卖出”报告仅有5份，另有7份季报、年报点评，其余全部为行业研究报告。即使号称客观公正的渤海证券和高华证券，也没有一份报告是给个股评级为“卖出”的。
宋华表示，对券商来说，针对个股做出评价，算是非常深度的研究报告，分量足，影响比较大，因此券商一般不轻易在此类报告上给出激进的评级，而是通常将其隐藏在行业报告或者季报点评中。
四大利益死穴
“卖出评级为何那么少？归根到底，是利益在作祟。”宋华说。
而细究起来，大概可以总结出与“利益”有关的四大死穴。
一是怕得罪上市公司。如果分析师真喊了“卖出”，那么被喊的上市公司往往不愿意接待调研，一旦董秘拒绝接见，董事长等公司高层不和分析师沟通公司的最新情况，那么分析师就如同被排挤出局，难以知道公司的真实发展情况，以后研究工作也很难开展。
不过，正面渠道走不通，为什么不能走侧面渠道去调查呢？“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像记者那样调查。放着直接有效的渠道不走，为什么要走弯路。”宋华问。
二是从投资者的立场看，他们更关注什么时候买进，买什么，对卖出并不太在意。尤其对最重要的“买方”基金经理而言，券商给出什么股票有价值就行了，至于什么时候卖，基金经理自有一套标准。
三是受困于基金分仓。很多券商研究所都是靠基金分仓生存的，如果恰好发现了某只基金重仓股有问题，分析师一般没法给其降级或干脆说“卖出”。
“如果基金还没有抛掉股票，你就调低评级，基金公司下次还能把交易放在你这里吗，这不纯属自砸饭碗吗？”宋华一语中的。
在他看来，只有股票涨基金才能赚钱，鼓吹“增持”、“买入”才是基金经理们最喜欢的。
另外，券商也有自己的自营和资管业务，他们的重仓股票，研究所也要回避，不能作评价。
四是交易习惯的限制。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上述三个原因外，交易习惯也导致市场偏爱做多的声音。因为大部分交易只有做多才能获得收益，做空的数量空间很少，说“卖出”没有市场。
“但是我也要承认，卖出评级的报告，非常可贵，值得市场尊敬。”李大霄说。
“曲线救国”之道
不过，熟谙利害关系和业界生态的券商分析师们也并非总是一股脑儿唱多，毕竟市场总难免遇到某股票基本面负向发展，或面临某种突发风险而下跌的可能性，此时他们早已发展出一套应对之法。
“一般是对这个股票不关注，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再写推荐它们的报告。可以在基金路演和交流的时候，私下告诉基金经理。这是一石二鸟的方法。”
宋华告诉记者，在CFA（注册金融分析师）的章程里，就有规定说，分析师可以采取回避的方式来对待有利害关系的股票。因此从规章制度上讲，分析师不给“卖出”类评级也是有理有据的。
此外一种解决方式就是像上文提及的，对不看好的公司，分析师就在季报、年报，或者在行业报告里进行点评，给出调低或卖出的建议。“这一点，已经成为我们折中的一种方式。”宋华说。
没有说真话的机制
“肯定会有很多人抨击我们分析师，但事实上，在国外卖出评级也是很少见的。”宋华称：在利益面前，天下乌鸦一般黑。
《华尔街日报》的第二届亚洲最佳分析师评选也提到，“鲜有股票分析师建议客户卖出持有的某家公司的股票，因为这需要勇气。”
据悉该评选是《华尔街日报》在对亚洲140多家金融机构的3000多位分析师挑选的股票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其依据的标准就是选股能力。
“只要有利益在，卖出评级就很难作出。”李大霄说。
在宋华看来，除非有政府或者公立机构出资设立研究机构，不管买入和卖出都不会涉及利益，这样才能保证真正的客观。
李大霄也建议，如果想让研究市场更加公正，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奖励说真话的机制。
“你看看现在获得最佳分析师的，有几个是在当年准确预测了市场的？譬如2008年看空的分析师，在《新财富》上有他们的名字吗？”李大霄告诉记者，只要树立了讲真话的机制，客观的分析师自然会多起来。
《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统计显示，去年高华证券一共推出了25份卖出评级报告，占国内全部卖出报告的1/3。听到这样的统计数据，北京一位大型券商分析师宋华（化名）的第一反应是：“肯定是作秀。”
“同行，包括我，因为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很少会给上市公司卖出评级的。”宋华认为，高华证券出具那么多份卖出报告，不是因为真的能超脱出利益之外，而是他们肯定没有多少基金分仓收入，只能先给自己打上“客观独立”的标签。
“如果分仓收入多起来，你看看还会不会有那么多的卖出评级？”他反问说，毕竟敢说真话的分析师在国内还是稀缺资源。
宋华称：“券商没有多少卖出评级，这已经是行业生存的潜规则了，没什么可奇怪的，反倒是作卖出评级才奇怪。”
藏起来的“卖出”
今年5月上旬，《华尔街日报》举办了第二届亚洲最佳分析师评选，敢于说“卖出”的分析师获得了更多嘉奖。
去年，A股大跌，多数股票的股价遭到腰斩。而应该令内地分析师汗颜的是，在他们的成绩单里，去年24154份报告里仅有76份给出了“卖出”一类的建议，占比仅0.31%。
给“卖出”评级的主要来自渤海证券和高华证券，这两家券商的评级次数占到了卖出报告总数的一半。
其中，渤海证券署名任宪功的分析师(实际作者为杜朴，详见前文)在去年6月份发布的一份机械领域的行业报告内一次对20余家公司共作出了27次“回避”评级。高华证券则一共有15位分析师对上市公司股票出具了共25次卖出评级。
其余给出过“卖出”一类评级的券商作出这类评价的次数最多为5次，多数仅有1次。
面对宋华的“作秀”质疑，高华证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高华证券不管是本地还是香港研究团队，都独立于公司的其他部门，不会受分仓等因素影响，严格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大胆出具了“卖出”报告的券商们，也没有在报告中明确亮出自己的观点，而是纷纷将“卖出”一类的刺激字眼隐藏在各种季报点评和行业研究报告里。
《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统计显示，去年76份“卖出”的评级报告中，针对个股的“卖出”报告仅有5份，另有7份季报、年报点评，其余全部为行业研究报告。即使号称客观公正的渤海证券和高华证券，也没有一份报告是给个股评级为“卖出”的。
宋华表示，对券商来说，针对个股做出评价，算是非常深度的研究报告，分量足，影响比较大，因此券商一般不轻易在此类报告上给出激进的评级，而是通常将其隐藏在行业报告或者季报点评中。
四大利益死穴
“卖出评级为何那么少？归根到底，是利益在作祟。”宋华说。
而细究起来，大概可以总结出与“利益”有关的四大死穴。
一是怕得罪上市公司。如果分析师真喊了“卖出”，那么被喊的上市公司往往不愿意接待调研，一旦董秘拒绝接见，董事长等公司高层不和分析师沟通公司的最新情况，那么分析师就如同被排挤出局，难以知道公司的真实发展情况，以后研究工作也很难开展。
不过，正面渠道走不通，为什么不能走侧面渠道去调查呢？“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像记者那样调查。放着直接有效的渠道不走，为什么要走弯路。”宋华问。
二是从投资者的立场看，他们更关注什么时候买进，买什么，对卖出并不太在意。尤其对最重要的“买方”基金经理而言，券商给出什么股票有价值就行了，至于什么时候卖，基金经理自有一套标准。
三是受困于基金分仓。很多券商研究所都是靠基金分仓生存的，如果恰好发现了某只基金重仓股有问题，分析师一般没法给其降级或干脆说“卖出”。
“如果基金还没有抛掉股票，你就调低评级，基金公司下次还能把交易放在你这里吗，这不纯属自砸饭碗吗？”宋华一语中的。
在他看来，只有股票涨基金才能赚钱，鼓吹“增持”、“买入”才是基金经理们最喜欢的。
另外，券商也有自己的自营和资管业务，他们的重仓股票，研究所也要回避，不能作评价。
四是交易习惯的限制。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上述三个原因外，交易习惯也导致市场偏爱做多的声音。因为大部分交易只有做多才能获得收益，做空的数量空间很少，说“卖出”没有市场。
“但是我也要承认，卖出评级的报告，非常可贵，值得市场尊敬。”李大霄说。
“曲线救国”之道
不过，熟谙利害关系和业界生态的券商分析师们也并非总是一股脑儿唱多，毕竟市场总难免遇到某股票基本面负向发展，或面临某种突发风险而下跌的可能性，此时他们早已发展出一套应对之法。
“一般是对这个股票不关注，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再写推荐它们的报告。可以在基金路演和交流的时候，私下告诉基金经理。这是一石二鸟的方法。”
宋华告诉记者，在CFA（注册金融分析师）的章程里，就有规定说，分析师可以采取回避的方式来对待有利害关系的股票。因此从规章制度上讲，分析师不给“卖出”类评级也是有理有据的。
此外一种解决方式就是像上文提及的，对不看好的公司，分析师就在季报、年报，或者在行业报告里进行点评，给出调低或卖出的建议。“这一点，已经成为我们折中的一种方式。”宋华说。
没有说真话的机制
“肯定会有很多人抨击我们分析师，但事实上，在国外卖出评级也是很少见的。”宋华称：在利益面前，天下乌鸦一般黑。
《华尔街日报》的第二届亚洲最佳分析师评选也提到，“鲜有股票分析师建议客户卖出持有的某家公司的股票，因为这需要勇气。”
据悉该评选是《华尔街日报》在对亚洲140多家金融机构的3000多位分析师挑选的股票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其依据的标准就是选股能力。
“只要有利益在，卖出评级就很难作出。”李大霄说。
在宋华看来，除非有政府或者公立机构出资设立研究机构，不管买入和卖出都不会涉及利益，这样才能保证真正的客观。
李大霄也建议，如果想让研究市场更加公正，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奖励说真话的机制。
“你看看现在获得最佳分析师的，有几个是在当年准确预测了市场的？譬如2008年看空的分析师，在《新财富》上有他们的名字吗？”李大霄告诉记者，只要树立了讲真话的机制，客观的分析师自然会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