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两宋的离婚与再嫁、续娶，大多与唐代相仿，多以保护男子为主，但对女子规定的比较宽松，在法律上不仅允许男子续娶，也准许妇女再嫁。
宋代离婚，大致分法定弃妻、官府断离、协议离婚等多种形式。
法定弃妻有“七出”。唐代户婚律中规定：弃妻须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泆，三不事舅姑（公婆），四口舌（多言），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难治之病：如癞、癫等），皆夫手书弃之。
如有以上七条理由中一条，丈夫写休书，男女双亲及邻舍签名，即可休妻。这就是法定弃妻的最简单的手续。但也有“三不出者”（三种情况不能离婚）：一经持舅姑之丧（曾给公婆守过三年丧），二娶时贱后贵（夫家娶妇时穷后变富），三有所取无所归（妇女遗弃无所投靠）。如果遇到“三不出者”，男家弃妻者要受到法律惩治，《宋刑统·户婚律》规定：“杖一百，并追还合。”不仅杖击一百，还要重新“还合”。还规定：“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
宋代爱国诗人陆游与唐琬的婚事就是因舅姑不悦而离弃：“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故陆游写《钗头凤》以表达心情。
义绝离婚。《唐律·户婚律》说：“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宋刑统·户婚律》基本抄袭了唐律的规定。所谓“义绝”，就是夫妻之间因某种事情的发生，已到了“情断义绝”之地步，法律上强迫解除他们的婚姻。《宋刑统·户婚律》中解释说：“夫妻义合，义绝则离，违而不离，合得一年徒罪。”
所谓“义绝”，大致有四方面情况：
一是殴妻之祖父母、父母，杀妻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
二是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
三是妻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伤夫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
四是妻与夫之缌麻以上亲奸，夫与妻母奸，及欲害夫者。
如是以上四方面原因，“虽会赦，皆为义绝”。
从这些法律条文看，责男轻，责女重，反映男尊女卑的婚姻观。
有丈夫失踪而离婚改嫁。丈夫失踪，是女子提出离婚的理由之一，古代法律也有规定。宋代也是如此，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大中祥符七年（1014）春正月壬辰诏，“不逞之民娶妻绐取其财而亡（逃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改嫁）。时京城民既娶，浃旬，持其赀产亡去。而律有夫亡六年改嫁之制，其妻迫于饥寒，诣登闻上诉，乃特降是诏。”
从上述记载看，唐宋之际，丈夫失踪六年，法律规定可以改嫁。而《清明集·户婚》中也有说：“在法……夫外出三年不归亦听改嫁。”如遇丈夫骗取妻财逃亡的，可提前宣告婚姻关系消灭。
宋代还存在协议离婚的事例。宋人称为两愿离婚。即男子欲弃妻，而又具备“七出”之由;男方提出离婚，女方同意，唐宋的法律都是允许两愿离婚的。《唐律·户婚律》：“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宋刑统·户婚律》也一字不漏地抄袭此条，并解释说：“若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
唐宋法律都允许妇女再嫁，但宋代允许妇女再嫁是有一定限制的，主要是禁止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等。
如《宋刑统·户婚律》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若居期丧而嫁娶者，杖一百。”然后解释说：“若居父母及夫之丧，谓在二十七月内（哲宗时，将难以维持生活的寡妇不得更嫁期缩短100天），若男子娶妻，而妻女出嫁者，各徒三年。”
宋代对宗室妇女再嫁的规定要严格得多，初是禁止的。嘉祐四年十一月庚子条：“故事，宗妇少丧夫，虽无子，不许更嫁。”到仁宗时，有大臣提出异议，请求废止。英宗时下令允许“宗室女再嫁”，此后到南宋都允许宗室女再嫁。
宋时再嫁之女，不受社会歧视，宋代许多大臣之母再嫁的也屡见不鲜。北宋著名大臣范仲淹，2岁时丧父，其母谢氏改嫁淄州长史朱文翰，他本人改名朱说。27岁时，范仲淹初为官后，即任广德军（安徽广德）司理参军主管狱讼事。迎母归养奏请朝廷恢复本姓。范仲淹之子范纯佑早死，由范仲淹作主，将其媳妇嫁给门生王陶。
王安石之子王舅，因精神有毛病，常与妻子庞氏斗哄，王安石感到庞氏无罪，深表同情，想替她离异，又怕她“误被恶声”，故决定择婿而嫁之。
南宋时，妇女改嫁之事也不少。如抗金民族英雄岳飞前妻刘氏，在与岳飞失去联系之后改嫁他人。官至司农少卿的朱寿昌是扬州天长人，当他“方在襁褓”之时，母亲刘氏被出改嫁。长大后他一直打听此事，后听说其母嫁于关中民为妻，寿昌便“弃官入关中”，终于在陕州找到了他生母。此时生母已70多岁，嫁于党氏有数子。朱寿昌“悉迎以归”。诏还就官，由是以孝闻天下。“自王安石、苏颂、苏轼以下，士大夫争为诗美之。”
据《宋史》卷二四八《公主传》，公主再嫁也有一例，为宋太祖同母妹，初嫁米福德，福德卒后嫁忠武军节度使高怀德。
（摘自《联谊报》）
宋代离婚，大致分法定弃妻、官府断离、协议离婚等多种形式。
法定弃妻有“七出”。唐代户婚律中规定：弃妻须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泆，三不事舅姑（公婆），四口舌（多言），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难治之病：如癞、癫等），皆夫手书弃之。
如有以上七条理由中一条，丈夫写休书，男女双亲及邻舍签名，即可休妻。这就是法定弃妻的最简单的手续。但也有“三不出者”（三种情况不能离婚）：一经持舅姑之丧（曾给公婆守过三年丧），二娶时贱后贵（夫家娶妇时穷后变富），三有所取无所归（妇女遗弃无所投靠）。如果遇到“三不出者”，男家弃妻者要受到法律惩治，《宋刑统·户婚律》规定：“杖一百，并追还合。”不仅杖击一百，还要重新“还合”。还规定：“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
宋代爱国诗人陆游与唐琬的婚事就是因舅姑不悦而离弃：“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故陆游写《钗头凤》以表达心情。
义绝离婚。《唐律·户婚律》说：“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宋刑统·户婚律》基本抄袭了唐律的规定。所谓“义绝”，就是夫妻之间因某种事情的发生，已到了“情断义绝”之地步，法律上强迫解除他们的婚姻。《宋刑统·户婚律》中解释说：“夫妻义合，义绝则离，违而不离，合得一年徒罪。”
所谓“义绝”，大致有四方面情况：
一是殴妻之祖父母、父母，杀妻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
二是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
三是妻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伤夫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
四是妻与夫之缌麻以上亲奸，夫与妻母奸，及欲害夫者。
如是以上四方面原因，“虽会赦，皆为义绝”。
从这些法律条文看，责男轻，责女重，反映男尊女卑的婚姻观。
有丈夫失踪而离婚改嫁。丈夫失踪，是女子提出离婚的理由之一，古代法律也有规定。宋代也是如此，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大中祥符七年（1014）春正月壬辰诏，“不逞之民娶妻绐取其财而亡（逃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改嫁）。时京城民既娶，浃旬，持其赀产亡去。而律有夫亡六年改嫁之制，其妻迫于饥寒，诣登闻上诉，乃特降是诏。”
从上述记载看，唐宋之际，丈夫失踪六年，法律规定可以改嫁。而《清明集·户婚》中也有说：“在法……夫外出三年不归亦听改嫁。”如遇丈夫骗取妻财逃亡的，可提前宣告婚姻关系消灭。
宋代还存在协议离婚的事例。宋人称为两愿离婚。即男子欲弃妻，而又具备“七出”之由;男方提出离婚，女方同意，唐宋的法律都是允许两愿离婚的。《唐律·户婚律》：“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宋刑统·户婚律》也一字不漏地抄袭此条，并解释说：“若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
唐宋法律都允许妇女再嫁，但宋代允许妇女再嫁是有一定限制的，主要是禁止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等。
如《宋刑统·户婚律》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若居期丧而嫁娶者，杖一百。”然后解释说：“若居父母及夫之丧，谓在二十七月内（哲宗时，将难以维持生活的寡妇不得更嫁期缩短100天），若男子娶妻，而妻女出嫁者，各徒三年。”
宋代对宗室妇女再嫁的规定要严格得多，初是禁止的。嘉祐四年十一月庚子条：“故事，宗妇少丧夫，虽无子，不许更嫁。”到仁宗时，有大臣提出异议，请求废止。英宗时下令允许“宗室女再嫁”，此后到南宋都允许宗室女再嫁。
宋时再嫁之女，不受社会歧视，宋代许多大臣之母再嫁的也屡见不鲜。北宋著名大臣范仲淹，2岁时丧父，其母谢氏改嫁淄州长史朱文翰，他本人改名朱说。27岁时，范仲淹初为官后，即任广德军（安徽广德）司理参军主管狱讼事。迎母归养奏请朝廷恢复本姓。范仲淹之子范纯佑早死，由范仲淹作主，将其媳妇嫁给门生王陶。
王安石之子王舅，因精神有毛病，常与妻子庞氏斗哄，王安石感到庞氏无罪，深表同情，想替她离异，又怕她“误被恶声”，故决定择婿而嫁之。
南宋时，妇女改嫁之事也不少。如抗金民族英雄岳飞前妻刘氏，在与岳飞失去联系之后改嫁他人。官至司农少卿的朱寿昌是扬州天长人，当他“方在襁褓”之时，母亲刘氏被出改嫁。长大后他一直打听此事，后听说其母嫁于关中民为妻，寿昌便“弃官入关中”，终于在陕州找到了他生母。此时生母已70多岁，嫁于党氏有数子。朱寿昌“悉迎以归”。诏还就官，由是以孝闻天下。“自王安石、苏颂、苏轼以下，士大夫争为诗美之。”
据《宋史》卷二四八《公主传》，公主再嫁也有一例，为宋太祖同母妹，初嫁米福德，福德卒后嫁忠武军节度使高怀德。
（摘自《联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