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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中国目前有多少个县?县及县以下基层官员共有多少?
张希贤(以下简称张):在中国,县域基层官员主要指县(包括县级市)、乡镇(有的改为街道)两级领导干部。目前,我国有1635个县,368个县级市,另有297个县已改为城市的行政区。全国县域内共有处、科级基层官员(任实职官员)205万左右。
不能用一个“坏”字概括基层官员
《同舟共进》:在您与基层官员的接触和了解中,感觉他们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张:迄今为止,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基本上是30年一个发展阶段,每“30年”都需要一个新的发展方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30年,农村的发展方式是土地制度改革加互助合作;计划经济时期的30年,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生产;1979年至今的改革开放的30年,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城镇就业;2009~2039年将是又一个新的30年,要思考怎样创新农村发展方式。
实际上,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是多数地方官员面对的最大困难。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是农村(4761元)的3倍多。另外,县域之间差异亦很大,少数在过去30年发展起来的县已进入良性循环的新阶段,而大多欠发达的县年收入仅为1亿~2亿元。在大多数农村,资源贫乏,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工业化水平低,难以建立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农村的青壮年大都进城打工去了(近年农村外出务工者达到2.3亿),农村的发展缺少了生力军,剩下老弱妇孺,形单影只;家庭联产承包冷冷清清。全球金融危机使不少农民工失业,出现农民工返乡潮,也出现新一轮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还有,农村教育落后,农民群众科技素质不高,人才缺乏……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困扰着基层官员。此外,基层官员还得完成“招商引资”的任务——引项目,引资金,天南地北,到处寻觅,其中的困难和苦楚非局外人所能理解。
为改变现状和保一方平安,绝大多数基层官员都是“五加二” ——五天工作日和两天休息日,全部投入工作;“白加黑”——工作白天黑夜“连轴转”。发展要搞,稳定要保,群体事件、突发事件、越级信访不断,白天黑夜“穷于应对”。如此超负荷的工作,工资报酬却很低,在大多数非富裕县,基层官员月工资一般在1500元左右,在较贫穷的县还经常不能按时发放和足额领取。一些基层干部耐不住贫穷,就在执政活动中“吃、拿、卡、要”。基层社会越是落后,矛盾就越尖锐,问题经常激化,事故频发。城里不知细情,外界舆论又普遍说中国基层官员“坏”。平心而论,这205万基层官员,是有一些“坏”干部,每年都有一些干部走进腐败的深渊,官场也有不正的官风,但主体是好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还是多数基层官员最起码的认知。如果没有这205万基层官员含辛茹苦的工作,绝没有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平安,也绝没有改革开放30年的整体进步。
官员不“充电”,思想就会“生锈”
《同舟共进》:培养好的地方官员,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张: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我们的205万地方官,有些终日“俗务缠身”,久而久之,造成思想“生锈”,感觉“麻木”,反应“迟钝”,行动“迟缓”,却又“死要面子活受罪”。近年,中央和地方空前注重对地方官员的培训,从思想上为他们“充电”。中央通过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对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等基层官员进行分期、分批、分类轮训、调训。与此同时,不少国内名牌大学也纷纷通过培训机构,对基层县域官员、乡镇官员、县内各局委室主官进行培训。也有的县组织基层官员走出国门,到国外接受培训并考察。基层官员在新的30年到来之际的“充电”与知识更新,增强了推动中国基层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对中国新30年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淘汰一些“不合格”的和蜕化变质的官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重要的一点是要改变“酒风”。我国基层社会有一个突出特点:越是欠发达的县,酒风越盛,喝酒越凶。有的地方,几乎天天、顿顿都有酒。上边来人迎来送往要喝(你不给酒喝,上边来的某些人还很不高兴);兄弟单位、相关单位来人也得喝;没有外边来人,本县兄弟官员也得喝。有的时候官员还要“赶场子”,午饭或晚饭要同时应酬几个“饭局”……一些官员身体越喝越差。中国各级官场的“酒风”,实质是社会腐败文化的一种表现,最令人担忧的是大家都已习以为常。大量的问题开始在酒桌上发生——人情关系喝出来了,为某些人行贿受贿打开了门路;有些突发事件和群体事件发生了,一些干部喝酒、醉酒误事,致使矛盾激化、问题升级,酿成了不好的后果,引发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因此,不管是基层还是上层,“酒风”都应当坚决刹住。我建议各级官员在工作日内至少禁酒3天,清清爽爽地工作,这样,工作效率会大大提高,勤政廉政建设也会迈出更大的步伐。另外,上层、中层和基层都有官员经不起权力和金钱的侵蚀,正在蜕化、变质,这些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必须清除。
第三,要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从中国现代农村社会发展趋势分析,“市镇区体制”将逐步取代“县乡村体制”。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县域内84.5万个行政村减少到65万个,7万个乡镇减少到3.75万个,县由2300多个减少到1635个,而小城镇由改革开放初的5400个发展到2万多个,大中城市由193个发展到700个,按规划,未来的30年大中城市要超过1000个。新的30年,或许将迎来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变革的方向是大中城市内的“城中村”及城郊村将逐步消失;县城将普遍吸纳周边的行政村发展为拥有5万~20万人口的小城市;乡镇将普遍吸纳周边的行政村发展为拥有3万～6万人口的新型现代化小城镇;行政村继续减少至20多万个,并普遍向“社区化”方向发展,农村人口很可能仅剩下6亿左右。创新农村发展方式,必须顺应传统的“县乡村体制”将逐步走向“市镇区体制”的发展潮流,走好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
“充电”效果:跳出狭隘的、局部的思维
《同舟共进》:中央十分重视县治问题,去年以来组织了对全国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纪委书记的多批轮训。您曾参与中央党校对地方官员的培训,您觉得这种培训达到了什么效果,产生了什么作用?
张:第一,政治纪律意识加强了。基层官员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第二,宗旨意识强化了。在培训时,通过大量正反两方面的案例教学,重申了中共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按照中央的要求,要“问政于民、问纪于民、问需于民”,善于解决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而解决的前提条件是心里装着老百姓。第三,培训课有两个重点,即习近平校长讲的两个问题,一是提高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二是提高应对媒体的能力。有些干部平常的工作能力还不错,但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就手忙脚乱,茫然无措,吓傻了甚至吓得躲起来,还有些干部一面对媒体就不会说话或说得不着边际,显得很没修养、很失态。所以在中央党校的课堂上对这两个问题加强了指导。受培训的干部对此体会很深,他们以前对这些问题思路不清晰,处理问题不懂什么方法技巧,经过培训学到系统的处理方法,可以直接运用到以后的工作中。
对县委书记,培训主要解决了发展问题。党在2004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很多县委书记对此很模糊,不知道新农村建设是什么样,怎么个建设法。因此,我们在培训时选取了全国不同类型的新农村建设的经典案例进行剖析,提供借鉴模式。另一方面,通过小组讨论,基层干部们可以互相交流,了解其他地方的情况;西部的干部就经常感慨,“东西部差距太大了”。对公安局长,主要解决了“保平安”的问题。中国处于转型期,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政法委的压力特别大。我们的社会建设有三保——“保发展、保民生、保平安”,保平安涉及千家万户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疏忽不得。但一个县的公安局长哪里有条件把握全国整体治安格局?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培训来解决。县公安局长知道了中央要怎么做,才能结合实际,把地方工作搞好。对纪委书记,主要解决廉政建设的问题。中央近年加大了农村资金的投入,如何管好这笔钱?农村土地征用和拆迁过程中也有猫腻,这个问题怎么办?这些问题都在小组讨论中提出来,大家商量对策。另外,国家信访局也专门给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和纪委书记讲课,谈新时期农村信访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对信访问题进行指导。
培训比不培训好多了。特别是偏远地方,通过培训,基层官员才能跳出狭隘的、局部的思维,加强统筹全局的视野和能力。
张希贤(以下简称张):在中国,县域基层官员主要指县(包括县级市)、乡镇(有的改为街道)两级领导干部。目前,我国有1635个县,368个县级市,另有297个县已改为城市的行政区。全国县域内共有处、科级基层官员(任实职官员)205万左右。
不能用一个“坏”字概括基层官员
《同舟共进》:在您与基层官员的接触和了解中,感觉他们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张:迄今为止,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基本上是30年一个发展阶段,每“30年”都需要一个新的发展方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30年,农村的发展方式是土地制度改革加互助合作;计划经济时期的30年,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生产;1979年至今的改革开放的30年,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城镇就业;2009~2039年将是又一个新的30年,要思考怎样创新农村发展方式。
实际上,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是多数地方官员面对的最大困难。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是农村(4761元)的3倍多。另外,县域之间差异亦很大,少数在过去30年发展起来的县已进入良性循环的新阶段,而大多欠发达的县年收入仅为1亿~2亿元。在大多数农村,资源贫乏,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工业化水平低,难以建立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农村的青壮年大都进城打工去了(近年农村外出务工者达到2.3亿),农村的发展缺少了生力军,剩下老弱妇孺,形单影只;家庭联产承包冷冷清清。全球金融危机使不少农民工失业,出现农民工返乡潮,也出现新一轮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还有,农村教育落后,农民群众科技素质不高,人才缺乏……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困扰着基层官员。此外,基层官员还得完成“招商引资”的任务——引项目,引资金,天南地北,到处寻觅,其中的困难和苦楚非局外人所能理解。
为改变现状和保一方平安,绝大多数基层官员都是“五加二” ——五天工作日和两天休息日,全部投入工作;“白加黑”——工作白天黑夜“连轴转”。发展要搞,稳定要保,群体事件、突发事件、越级信访不断,白天黑夜“穷于应对”。如此超负荷的工作,工资报酬却很低,在大多数非富裕县,基层官员月工资一般在1500元左右,在较贫穷的县还经常不能按时发放和足额领取。一些基层干部耐不住贫穷,就在执政活动中“吃、拿、卡、要”。基层社会越是落后,矛盾就越尖锐,问题经常激化,事故频发。城里不知细情,外界舆论又普遍说中国基层官员“坏”。平心而论,这205万基层官员,是有一些“坏”干部,每年都有一些干部走进腐败的深渊,官场也有不正的官风,但主体是好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还是多数基层官员最起码的认知。如果没有这205万基层官员含辛茹苦的工作,绝没有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平安,也绝没有改革开放30年的整体进步。
官员不“充电”,思想就会“生锈”
《同舟共进》:培养好的地方官员,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张: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我们的205万地方官,有些终日“俗务缠身”,久而久之,造成思想“生锈”,感觉“麻木”,反应“迟钝”,行动“迟缓”,却又“死要面子活受罪”。近年,中央和地方空前注重对地方官员的培训,从思想上为他们“充电”。中央通过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对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等基层官员进行分期、分批、分类轮训、调训。与此同时,不少国内名牌大学也纷纷通过培训机构,对基层县域官员、乡镇官员、县内各局委室主官进行培训。也有的县组织基层官员走出国门,到国外接受培训并考察。基层官员在新的30年到来之际的“充电”与知识更新,增强了推动中国基层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对中国新30年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淘汰一些“不合格”的和蜕化变质的官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重要的一点是要改变“酒风”。我国基层社会有一个突出特点:越是欠发达的县,酒风越盛,喝酒越凶。有的地方,几乎天天、顿顿都有酒。上边来人迎来送往要喝(你不给酒喝,上边来的某些人还很不高兴);兄弟单位、相关单位来人也得喝;没有外边来人,本县兄弟官员也得喝。有的时候官员还要“赶场子”,午饭或晚饭要同时应酬几个“饭局”……一些官员身体越喝越差。中国各级官场的“酒风”,实质是社会腐败文化的一种表现,最令人担忧的是大家都已习以为常。大量的问题开始在酒桌上发生——人情关系喝出来了,为某些人行贿受贿打开了门路;有些突发事件和群体事件发生了,一些干部喝酒、醉酒误事,致使矛盾激化、问题升级,酿成了不好的后果,引发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因此,不管是基层还是上层,“酒风”都应当坚决刹住。我建议各级官员在工作日内至少禁酒3天,清清爽爽地工作,这样,工作效率会大大提高,勤政廉政建设也会迈出更大的步伐。另外,上层、中层和基层都有官员经不起权力和金钱的侵蚀,正在蜕化、变质,这些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必须清除。
第三,要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从中国现代农村社会发展趋势分析,“市镇区体制”将逐步取代“县乡村体制”。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县域内84.5万个行政村减少到65万个,7万个乡镇减少到3.75万个,县由2300多个减少到1635个,而小城镇由改革开放初的5400个发展到2万多个,大中城市由193个发展到700个,按规划,未来的30年大中城市要超过1000个。新的30年,或许将迎来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变革的方向是大中城市内的“城中村”及城郊村将逐步消失;县城将普遍吸纳周边的行政村发展为拥有5万~20万人口的小城市;乡镇将普遍吸纳周边的行政村发展为拥有3万～6万人口的新型现代化小城镇;行政村继续减少至20多万个,并普遍向“社区化”方向发展,农村人口很可能仅剩下6亿左右。创新农村发展方式,必须顺应传统的“县乡村体制”将逐步走向“市镇区体制”的发展潮流,走好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
“充电”效果:跳出狭隘的、局部的思维
《同舟共进》:中央十分重视县治问题,去年以来组织了对全国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纪委书记的多批轮训。您曾参与中央党校对地方官员的培训,您觉得这种培训达到了什么效果,产生了什么作用?
张:第一,政治纪律意识加强了。基层官员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第二,宗旨意识强化了。在培训时,通过大量正反两方面的案例教学,重申了中共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按照中央的要求,要“问政于民、问纪于民、问需于民”,善于解决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而解决的前提条件是心里装着老百姓。第三,培训课有两个重点,即习近平校长讲的两个问题,一是提高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二是提高应对媒体的能力。有些干部平常的工作能力还不错,但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就手忙脚乱,茫然无措,吓傻了甚至吓得躲起来,还有些干部一面对媒体就不会说话或说得不着边际,显得很没修养、很失态。所以在中央党校的课堂上对这两个问题加强了指导。受培训的干部对此体会很深,他们以前对这些问题思路不清晰,处理问题不懂什么方法技巧,经过培训学到系统的处理方法,可以直接运用到以后的工作中。
对县委书记,培训主要解决了发展问题。党在2004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很多县委书记对此很模糊,不知道新农村建设是什么样,怎么个建设法。因此,我们在培训时选取了全国不同类型的新农村建设的经典案例进行剖析,提供借鉴模式。另一方面,通过小组讨论,基层干部们可以互相交流,了解其他地方的情况;西部的干部就经常感慨,“东西部差距太大了”。对公安局长,主要解决了“保平安”的问题。中国处于转型期,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政法委的压力特别大。我们的社会建设有三保——“保发展、保民生、保平安”,保平安涉及千家万户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疏忽不得。但一个县的公安局长哪里有条件把握全国整体治安格局?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培训来解决。县公安局长知道了中央要怎么做,才能结合实际,把地方工作搞好。对纪委书记,主要解决廉政建设的问题。中央近年加大了农村资金的投入,如何管好这笔钱?农村土地征用和拆迁过程中也有猫腻,这个问题怎么办?这些问题都在小组讨论中提出来,大家商量对策。另外,国家信访局也专门给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和纪委书记讲课,谈新时期农村信访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对信访问题进行指导。
培训比不培训好多了。特别是偏远地方,通过培训,基层官员才能跳出狭隘的、局部的思维,加强统筹全局的视野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