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爾提到所谓“诗意的栖居”，但诗意，其实是需要警惕的。诗歌一直自认为是对世界进行判断，自我陶醉和自行公义的领地，所以雪莱才会说，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
　　在米兰·昆德拉看来，诗人的思维与极权同构，二者都蔑视凡庸的生活，追求崇高的人生意义，这些意义对他们来说是确凿无疑的。昆德拉亲眼目睹了“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时代，也就是说，极权主义只有在刽子手的谋杀本能可以被诗人转化为神话和神秘主义的地方才能生存。
　　从批判极权的角度出发，昆德拉解构崇高，在作品中常常运用反讽来消解政治、爱情等价值。他的矛头犀利地指向人们习惯于极度肯定的社会和给出答案的世界的那种愚蠢。他的小说《生活在别处》，是对诗歌的某种最苛刻的否定。他说，当诗人们无力发起突破现实的行动时，所采取的对付方法，便是抒情态度。诗由此成为现实行为失败的补偿证明。
　　可是，如果怀疑过了头，便会走向绝望。昆德拉并非不知道其中的危险：“假如你意识到周围的世界不值得认真对待，疯狂的后果便会出现。”捍卫诗歌的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正是在此处看到了反讽的局限。他知道反讽可以成为反对消费主义、宗教、政治或任何需要被削弱的敌人的有力武器。但他也提醒人们注意反讽的危险性，因为反讽往往“掩盖了知识的贫困”，并且无法带来救赎。
　　反讽的对立面是激情。扎加耶夫斯基写了一篇雄文《为激情辩护》，提到一个可以用来定义“存在”的“在中间”的概念：人永远处于现实和超验之间的行走状态。我们要登上高山，但也要回到厨房——所以，志在高山的人要从厨房做起，而身处厨房的人不要失却望山之志。扎加耶夫斯基更进一步指出：“向高处的征程应当在一种个人诚实的状态下进行。”
　　在这里，扎加耶夫斯基冒险抛开怀疑，同时保持无决断;他的诗在自信和不确定性之间巧妙地移动。通过抒情，他把眼前世界的碎片变成对日常的和神圣的一种负责任的理解。扎加耶夫斯基同时降低和提高他的视线，在盯着地板的时候也看见天堂。在他的标志性诗歌 《转变》中写道：
　　几个月来，他没能写出“一首诗”，他“谦卑地”注视着这个世界的平凡事物——报纸、鸟、日落和窗台，但只发现它们的“谜语”和“沉默”，而没有任何超越的杠杆。但十分突出的，诗人并没有从一个坚固的世界退缩，而是坚定不移地追求诗歌的古老圣杯——一缕可以瞥见的理解之光，如天上的火花，超越这个世界：“我走了很久/只渴望一件事：闪电、/转变、/你”。
　　“在中间”，让我们想起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极高明而道中庸”。扎加耶夫斯基说：“没有人会永远定居在阿尔卑斯山顶，我们将每天回到山下。经历了对事物真谛的顿悟，写下了一首诗歌之后，我们会去厨房，决定晚饭吃什么;然后我们会拆开附有电话账单的信封。我们将不断从灵感的柏拉图转到明智的亚里士多德，否则等在上面的会是疯狂，等在下面的会是厌倦。”
　　生活，就是不断从灵感的柏拉图转到敏感的亚里士多德，避免疯狂与厌倦。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平凡的”，但“平凡的生活欲求着”（扎加耶夫斯基《平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