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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有言：“有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的人。”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的戴爱莲，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后，尽管也曾结过两次婚，但她的心里，始终思念着一个人，谁也无法替代，“我一直在努力忘记，却总也忘不了。”
他叫威利·苏考普，是她的初恋，短短两周的相处，却刻上了一生的烙印。
那时，出身于南美的戴爱莲只身在英国学习舞蹈，父亲破产后，她靠半工半读维持学业。1939年夏天，23岁的她考入位于达亭顿庄园的尤斯—雷德学校舞蹈系，假期里，她靠给学校的服装设计师哈科洛斯当模特勉强保证一日三餐。可是有一天，在餐桌上，哈科洛斯对她说：“我随时都有可能离开英国，我不能帮助你了，你另找活干吧。”
戴爱莲一听，顿时难过起来，神情沮丧食不知味。“我想请你做模特，但我没有钱。”这时，坐在哈科洛斯身边的那个英俊青年小心翼翼地说话了。他是哈科洛斯的朋友，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穷艺术家，受邀到达亭顿访问三个月，从事雕塑创作。身材婀娜、有着一头乌黑直发和一双细长眼睛的戴爱莲让他动心了，他想为她雕塑。
“我不是为了赚钱做事情的，只要有地方住、能自己做饭，就满足了！”戴爱莲立刻振作起来，就这样，她做了威利的模特。餐厅的饭太贵，威利支付不起两个人的饭钱，戴爱莲就每天做饭给他吃，简陋的工作室里打个地铺，就是她的床，共同的生活开始了。
通过交流，戴爱莲渐渐发现，她和威利有着相同的经历，都是很早脱离了家庭自食其力，都对艺术非常执着。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威利工作起来非常投入，戴爱莲经常充满惊奇地望着他的手，看着一团团泥巴在他的灵感注入下，变成一件件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由欣赏到敬佩，再加上威利外形俊朗、态度温和，有着浓郁的艺术家气质，这些都触动了她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不知不觉中，青春的第一朵花悄悄地开了。
她开始更多地关心他，他起床时，早饭已经摆好；他的衣服破了，学过绣花的她不仅把破洞补好，还在上面绣上一朵好看的小黄花，一针一线里，都包含着恋爱的羞涩与甜蜜。
戴爱莲这个娇小的东方姑娘也让威利刮目相看，她心灵手巧，舞蹈跳得好，不怕吃苦，又真诚率真，和她在一起，愉快又轻松。好感是掩藏不住的，他喜欢和她说话，哪怕是一点极无聊的小事都会兴致盎然；散步时，遇到水坑，他会细心地停下来，轻轻地把她抱过去；她在草地上为他翩翩起舞时，他双眼放光，由衷地称赞她是个天生的舞者。
彼此欣赏的两个人，相处是舒畅和愉悦的，然而，威利是一个传统而又善良的人，他不忍心伤害任何人，一次在森林散步时，他坦城地对戴爱莲说：“我们相识太晚了。”
威利订婚了，巧的是，那个叫西蒙的未婚妻与戴爱莲的生日一样，都是5月10日。“爱莲，我要遵守承诺，我要和西蒙结婚了。”像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雨，心虽然痛，但是“使君有妇”，自尊心非常强的戴爱莲默默地把失落隐藏起来，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
两周时间过得很快，一尊颇具东方少女神韵的石质头像成为他们相爱的见证。
不久，西蒙来了。远远地望着威利和西蒙有说有笑散步的身影，站在树下的戴爱莲悲伤难抑，“我从来没有这么难过过，我已经爱上这个人了！”爱他，就要祝福他，她在心里，不断地告诉自己，“我要忘掉他！我会忘掉他的！我一定要忘了他！”
战争改变了一切，英国向德国宣战后，学校被迫停课，学生们只能各奔前程。此时，威利已经远赴加拿大，孤单地徘徊在和威利一起走过的林间小路上，戴爱莲的心空荡荡的，她想离开这个伤心地，寻根的梦再一次唤醒了她，“我打算去中国，那是我的祖先生活过的地方，现在，她也正陷入战争的苦难中，我想回去，为同胞们做一些事情。”
虽然从小生长在海外，一句汉语都不会说，但戴爱莲知道自己的根在中国，她时时关注着祖国，在她的脑海里，“中国”两个字，像彩虹一样飘渺而神奇。把威利留在梦里，她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和中国有关的书籍，努力寻找回国的路。
二战打得激烈时，戴爱莲从报纸上知道中国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她加入了援华运动委员会，积极参加义演，即兴创作了很多抗敌的舞蹈，“那个跳舞的中国女孩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其死在国外，不如把血洒在祖国的土地上。”在“援华会”的帮助下，戴爱莲终于得到一张回国的船票，于1940年踏上了香港的土地。
“中国舞蹈家从英国学习归来，到了香港”，报纸上的消息得到宋庆龄的关注，戴爱莲受邀加入“保卫中国同盟”，参加募捐演出时，结识了著名画家叶浅予。一个不会汉语，一个只有中学程度的英语，靠打手势、画画来交流，居然相谈甚欢。艺术是相通的，折服于彼此才华的两个人，半个月之后便由“社会人”升华为“生物人”，开始谈情说爱。
“天上掉下个戴爱莲”，叶浅予喜出望外，兴奋不已。一心想要救国的戴爱莲也天真地以为，“他是进步人士，还是《今日中国》杂志的负责人，这个人有这么多的优点，我一定会爱上他！若能真正爱上他，我就能忘记以前的一切了！”
然而，越想忘记就越是逃不出回忆。结婚后，戴爱莲和叶浅予相互扶持，叶浅予创作了很多舞蹈题材的画作，他组织节目，设计海报，她跳舞，他打锣，“边疆舞蹈大会”后，她被称为“中国邓肯”，轰动一时。尽管这样，戴爱莲还是感到叶浅予不能完全理解她，为了他的创作，他让生病的她在战乱中独自回到香港；只要她讲起过去，讲起威利，他的态度总是很冷淡。十年过去，她并没有像最初想象的那样深爱他，“我们的心不能贴得很紧，我耐心等了10年，最终还是失望。”
因为相爱在一起，却因为了解而分开，对于戴爱莲突然提出的离婚，叶浅予一生都无法释怀。仅仅十年，这个令人羡慕的艺术家庭就在他的眼泪中画上了句号。
戴爱莲很快再婚，然而，“第二次婚姻就是个错误”。初恋是唯一的恋爱，经过离婚、结婚、再离婚，戴爱莲意识到，威利是她心上的刺青，早已刻骨铭心。她期待一次久别重逢，在“文革”中两度想到自杀时，都是靠与威利相见的信念支撑着才渡过难关，她曾试着写信到英国和自己的出身地特立尼达岛，但是经过战乱，联系早已中断，信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
岁月没有辜负有情人，1978年，一位苏格兰朋友在威利的工作室看到了戴爱莲雕像的照片，那时，威利已经是英国著名的雕塑家了。
第二年，“舞蹈大使”戴爱莲去英国参加活动，威利等在会场。分别40年，恍若昨日。在她眼里，身穿白色西装的他还是那样潇洒，那样帅气，坐在花园里，她深情地对他说：“多少年了，我一直都无法忘记你！”从青春到白头，爱的火焰从未熄灭。
与威利一家相处，戴爱莲感到非常愉快，她与西蒙成了好朋友，只要到英国就会去拜访他们，威利的儿子也成了她最亲的干儿子，看到他幸福，她就是满足的。
1987年，叶浅予的第三任妻子王人美去世，一直無法忘记戴爱莲的他希望重结连理，然而戴爱莲说：“我的心里全都是威利，不能再接受任何感情了。”
几年后，西蒙去世，独居的威利轻度中风，家人尝试为他找保姆、管家，却都被他拒绝了，正在伦敦的戴爱莲去看望他时，他眼神里流露出渴望，握着她的手问：“你能留下来陪伴我吗？”
这是她梦寐以求的，这个迟来的缘分，她等了半个多世纪，能够陪伴他、照顾他，是她人生最大的幸福。1995年，带着安宁与满足，88岁的威利离开了，对戴爱莲来说，此生再无憾事，正如威利的儿子所说：“你们有个开始，也有个结束。”
晚年的戴爱莲是孤独的，她很少出门，常常注视着威利为她雕塑的头像出神。窗外，一缕斜阳穿过高大的法国梧桐照在她瘦削的脸上，逆光望去，宛如一尊雕像。
摘自《莫愁·智慧女性》
他叫威利·苏考普，是她的初恋，短短两周的相处，却刻上了一生的烙印。
那时，出身于南美的戴爱莲只身在英国学习舞蹈，父亲破产后，她靠半工半读维持学业。1939年夏天，23岁的她考入位于达亭顿庄园的尤斯—雷德学校舞蹈系，假期里，她靠给学校的服装设计师哈科洛斯当模特勉强保证一日三餐。可是有一天，在餐桌上，哈科洛斯对她说：“我随时都有可能离开英国，我不能帮助你了，你另找活干吧。”
戴爱莲一听，顿时难过起来，神情沮丧食不知味。“我想请你做模特，但我没有钱。”这时，坐在哈科洛斯身边的那个英俊青年小心翼翼地说话了。他是哈科洛斯的朋友，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穷艺术家，受邀到达亭顿访问三个月，从事雕塑创作。身材婀娜、有着一头乌黑直发和一双细长眼睛的戴爱莲让他动心了，他想为她雕塑。
“我不是为了赚钱做事情的，只要有地方住、能自己做饭，就满足了！”戴爱莲立刻振作起来，就这样，她做了威利的模特。餐厅的饭太贵，威利支付不起两个人的饭钱，戴爱莲就每天做饭给他吃，简陋的工作室里打个地铺，就是她的床，共同的生活开始了。
通过交流，戴爱莲渐渐发现，她和威利有着相同的经历，都是很早脱离了家庭自食其力，都对艺术非常执着。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威利工作起来非常投入，戴爱莲经常充满惊奇地望着他的手，看着一团团泥巴在他的灵感注入下，变成一件件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由欣赏到敬佩，再加上威利外形俊朗、态度温和，有着浓郁的艺术家气质，这些都触动了她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不知不觉中，青春的第一朵花悄悄地开了。
她开始更多地关心他，他起床时，早饭已经摆好；他的衣服破了，学过绣花的她不仅把破洞补好，还在上面绣上一朵好看的小黄花，一针一线里，都包含着恋爱的羞涩与甜蜜。
戴爱莲这个娇小的东方姑娘也让威利刮目相看，她心灵手巧，舞蹈跳得好，不怕吃苦，又真诚率真，和她在一起，愉快又轻松。好感是掩藏不住的，他喜欢和她说话，哪怕是一点极无聊的小事都会兴致盎然；散步时，遇到水坑，他会细心地停下来，轻轻地把她抱过去；她在草地上为他翩翩起舞时，他双眼放光，由衷地称赞她是个天生的舞者。
彼此欣赏的两个人，相处是舒畅和愉悦的，然而，威利是一个传统而又善良的人，他不忍心伤害任何人，一次在森林散步时，他坦城地对戴爱莲说：“我们相识太晚了。”
威利订婚了，巧的是，那个叫西蒙的未婚妻与戴爱莲的生日一样，都是5月10日。“爱莲，我要遵守承诺，我要和西蒙结婚了。”像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雨，心虽然痛，但是“使君有妇”，自尊心非常强的戴爱莲默默地把失落隐藏起来，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
两周时间过得很快，一尊颇具东方少女神韵的石质头像成为他们相爱的见证。
不久，西蒙来了。远远地望着威利和西蒙有说有笑散步的身影，站在树下的戴爱莲悲伤难抑，“我从来没有这么难过过，我已经爱上这个人了！”爱他，就要祝福他，她在心里，不断地告诉自己，“我要忘掉他！我会忘掉他的！我一定要忘了他！”
战争改变了一切，英国向德国宣战后，学校被迫停课，学生们只能各奔前程。此时，威利已经远赴加拿大，孤单地徘徊在和威利一起走过的林间小路上，戴爱莲的心空荡荡的，她想离开这个伤心地，寻根的梦再一次唤醒了她，“我打算去中国，那是我的祖先生活过的地方，现在，她也正陷入战争的苦难中，我想回去，为同胞们做一些事情。”
虽然从小生长在海外，一句汉语都不会说，但戴爱莲知道自己的根在中国，她时时关注着祖国，在她的脑海里，“中国”两个字，像彩虹一样飘渺而神奇。把威利留在梦里，她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和中国有关的书籍，努力寻找回国的路。
二战打得激烈时，戴爱莲从报纸上知道中国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她加入了援华运动委员会，积极参加义演，即兴创作了很多抗敌的舞蹈，“那个跳舞的中国女孩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其死在国外，不如把血洒在祖国的土地上。”在“援华会”的帮助下，戴爱莲终于得到一张回国的船票，于1940年踏上了香港的土地。
“中国舞蹈家从英国学习归来，到了香港”，报纸上的消息得到宋庆龄的关注，戴爱莲受邀加入“保卫中国同盟”，参加募捐演出时，结识了著名画家叶浅予。一个不会汉语，一个只有中学程度的英语，靠打手势、画画来交流，居然相谈甚欢。艺术是相通的，折服于彼此才华的两个人，半个月之后便由“社会人”升华为“生物人”，开始谈情说爱。
“天上掉下个戴爱莲”，叶浅予喜出望外，兴奋不已。一心想要救国的戴爱莲也天真地以为，“他是进步人士，还是《今日中国》杂志的负责人，这个人有这么多的优点，我一定会爱上他！若能真正爱上他，我就能忘记以前的一切了！”
然而，越想忘记就越是逃不出回忆。结婚后，戴爱莲和叶浅予相互扶持，叶浅予创作了很多舞蹈题材的画作，他组织节目，设计海报，她跳舞，他打锣，“边疆舞蹈大会”后，她被称为“中国邓肯”，轰动一时。尽管这样，戴爱莲还是感到叶浅予不能完全理解她，为了他的创作，他让生病的她在战乱中独自回到香港；只要她讲起过去，讲起威利，他的态度总是很冷淡。十年过去，她并没有像最初想象的那样深爱他，“我们的心不能贴得很紧，我耐心等了10年，最终还是失望。”
因为相爱在一起，却因为了解而分开，对于戴爱莲突然提出的离婚，叶浅予一生都无法释怀。仅仅十年，这个令人羡慕的艺术家庭就在他的眼泪中画上了句号。
戴爱莲很快再婚，然而，“第二次婚姻就是个错误”。初恋是唯一的恋爱，经过离婚、结婚、再离婚，戴爱莲意识到，威利是她心上的刺青，早已刻骨铭心。她期待一次久别重逢，在“文革”中两度想到自杀时，都是靠与威利相见的信念支撑着才渡过难关，她曾试着写信到英国和自己的出身地特立尼达岛，但是经过战乱，联系早已中断，信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
岁月没有辜负有情人，1978年，一位苏格兰朋友在威利的工作室看到了戴爱莲雕像的照片，那时，威利已经是英国著名的雕塑家了。
第二年，“舞蹈大使”戴爱莲去英国参加活动，威利等在会场。分别40年，恍若昨日。在她眼里，身穿白色西装的他还是那样潇洒，那样帅气，坐在花园里，她深情地对他说：“多少年了，我一直都无法忘记你！”从青春到白头，爱的火焰从未熄灭。
与威利一家相处，戴爱莲感到非常愉快，她与西蒙成了好朋友，只要到英国就会去拜访他们，威利的儿子也成了她最亲的干儿子，看到他幸福，她就是满足的。
1987年，叶浅予的第三任妻子王人美去世，一直無法忘记戴爱莲的他希望重结连理，然而戴爱莲说：“我的心里全都是威利，不能再接受任何感情了。”
几年后，西蒙去世，独居的威利轻度中风，家人尝试为他找保姆、管家，却都被他拒绝了，正在伦敦的戴爱莲去看望他时，他眼神里流露出渴望，握着她的手问：“你能留下来陪伴我吗？”
这是她梦寐以求的，这个迟来的缘分，她等了半个多世纪，能够陪伴他、照顾他，是她人生最大的幸福。1995年，带着安宁与满足，88岁的威利离开了，对戴爱莲来说，此生再无憾事，正如威利的儿子所说：“你们有个开始，也有个结束。”
晚年的戴爱莲是孤独的，她很少出门，常常注视着威利为她雕塑的头像出神。窗外，一缕斜阳穿过高大的法国梧桐照在她瘦削的脸上，逆光望去，宛如一尊雕像。
摘自《莫愁·智慧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