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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式的社会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产生了明显的转型，其中以血缘关系维系社会的传统和权威让位于以业缘关系为主导的现代式社会关系。其中，无不印证着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变迁的先见性预言。在此，将以社会学的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变迁稍做阐述。
[关键词]业缘 生产力 生产关系 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7-0039-02
所谓业缘，即以人们的广泛分工为基础而形成的建立在血缘与地缘的基础上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业缘并非人类社会直接伴随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历史关系的衍生物。
业缘产生的基础之一是社会分工。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重要的有全球性影响的历史分工，每一次分工都曾或多或少地引起了人类生产关系和生存形态的转变。人类最早产生社会分工是伴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综合发展，一定程度上讲是水利技术的发展和作物种植空间范围内的拓展，这使人类的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农业技术的发展最大意义上体现于作物种植从雨水农业到灌溉农业的变迁，即生产条件的宏观改善。
人类生存第二次大分工是农业与工业的人为分离，以工业革命为重要标准性事件。工业革命的前奏是英国新贵族发起的“圈地运动”，人为地使生产力和生产工具分离，通过掠夺农民土地的方式使农业人口失去土地进而批量投入工业生产，而另一方面土地的高度聚集使生产原料——羊毛，有了大幅度的产量提升，这一切的综合作用促进了英国尼纺织业的雏形产生，进而推动工业革命的开展与席卷全球。
第三次大分工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电气化大规模拓展了人类发展的空间，给予人改变世界的更大便利。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传统纺织工业大幅让位于钢铁工业，随着钢铁工业的飞跃性发展便产生了交通事业的飞跃性发展。钢铁工业的发展依托交通而减少了地域性束缚，进而再次扩展了人类互动的范围，增加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强度和能力。
第四次大分工便是现今仍在进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新科技革命。新科技革命开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其最大的影响并不是促成战争的胜利，而某种程度上讲是促进了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有形界限的模糊化。
产业分工固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可每一次变迁又同时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无疑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再调整与业缘关系的变化。从最初的世界以欧洲为中心，到美洲大陆的开辟，再到美利坚合众国诞生进而通过二战和新技术革命的前缘性发展而成为当今世界当之无愧的经济霸主，以及当今世界人口的宏观迁移和世界人口稠密圈的最后形成，无不体现着产业革命和分工对业缘关系的客观影响乃至决定作用。
中国的业缘关系发展始终处在一种人为独立的与血缘关系极难分化的混沌中，这与中国社会的宗族亲缘结构是分不开的。中国自古以来便有“任人唯亲”的落后习惯力量，又有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中所慧眼提炼出的“差序格局”有着不可替代与动摇的关系，这一切相互作用，使得中国的业缘关系在漫长的历史关系中始终处于一种朦胧的边缘化位置。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展开与发展，中国的业缘关系发生了超过历史千年的飞速变迁。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吸引外资和开发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城市、沿海开发区等方式进行的，经由改革开放而发展起来的重要城市如广州、深圳、珠海等不胜枚举。而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同时促进了其衍生现象——人口大规模迁移的历史性变迁。与世界产业分化的原因相类似，大规模打破中国血缘社会发展陈旧网络的最终动因依然是经济。人是历史性社会性的存在，人的举动间都体现着历史必然的召唤，人口的迁移对经济的影响便是这样综合循环影响作用的重要体现。在中国的迁移人口中，青壮年劳动力和学历水平较高者占有重要比例。青壮年劳动力的迁移必将促进经济中心的形成与变迁，但人口迁移方向的不同又促进了经济中心的分化与对峙，而这种分化与对峙又会促进力量对比的凸显与产业关系格局的再调整，如此循环往复，最终便促进了经济中心个数的削减与产业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而不同年龄层次的高学历人才的迁入不仅促进经济的宏观发展，更加促进文化的累积和地域亚文化的群体性形成，并结合历史现实积淀以促进文化中心的形成与分化。
我国现阶段人口迁移的方向除国家政治政策性调整的指定方向外，主要是京津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些地区发展模式依托原有的基础而形成当今迥异的发展格局。京津地区在几个世纪中始终占有着我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位置，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更有着不可替代的政治文化地位，而政治经济龙盘虎踞的天津更是我国百年发展荣辱的重要见证人。京津地区依托京津唐工业基地的能源矿产及便利的交通条件，并且具有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的不可替代性而成为吸引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目的地。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杭州、南京、宁波、无锡等地自古以来，尤其在安史之乱后直至南宋的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全国经济的中流砥柱。长江三角洲依托沪宁杭工业基地，具有上海港的重要交通运输优势，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更加势不可挡地发展地区经济，进而促进全国经济的宏观发展。而具有综上优势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自然是人口迁移的绝佳方向。大量劳动力涌入长三角地区，打破其原有的人脉格局，能力本位思想的延伸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不断提高了长三角地区因业缘而整合社会的程度，并成为最快促进长三角成为我国因业缘关系而整合社会的最佳典范。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主要依托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扶植，天然近港澳东南亚的便利的交通区位。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方向主要为轻工业，而轻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人口。这一发展的需要和就业机会的增多客观上促进了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随着珠三角发展水平的不断调高，近年来出现“泛珠三角”的概念，这一非地理性概念的提出更加印证了珠江三角洲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谈完地区性生产关系的调整，再来看产业结构的转变。
所谓产业结构，即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及其宏观综合作用。我国千百年来都维持着以传统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结构。随着产业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摸索性开展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性调整，我国已经处在向工业国迈进的过程中。
现阶段在我国占重要比重的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大约三分之二。但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农业人口，已经进行着自我转型。城市劳动力，尤其是亟待发展的大城市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都来自于这部分自我转型的脱离土地的农民。长期以来，农村地区都是我国最依赖血缘关系而结成的亲族社会，而当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原有的旧的人际关系被打破时，中国阻碍业缘关系成为经济社会最终影响力的最大阻力根基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消解。进城务工的农业人员被城市不断渗透和同化，接受现代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剧烈地促进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世界历史演进的潮流，就是不断由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缘社会（以封建统治为代表），到以地缘关系为主导的前工业社会（传统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再到现今也以业缘关系为主导的完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发展过程，正是这一过程的完整演绎。现阶段我国最重要的任务便是统筹社会生产力，进行劳动力的不断整合，使生产力真正成为社会发展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真正发挥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人类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那么整合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便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的人的目的的整合，解脱血缘关系的有形束缚，逐步步入到对地缘和业缘的影响领域内，促进社会公平合理化发展。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5.
[2]田纪云.改革开放[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3]吴晓波.激荡三十年[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4]郑杭生.社会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张丽
[关键词]业缘 生产力 生产关系 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7-0039-02
所谓业缘，即以人们的广泛分工为基础而形成的建立在血缘与地缘的基础上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业缘并非人类社会直接伴随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历史关系的衍生物。
业缘产生的基础之一是社会分工。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重要的有全球性影响的历史分工，每一次分工都曾或多或少地引起了人类生产关系和生存形态的转变。人类最早产生社会分工是伴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综合发展，一定程度上讲是水利技术的发展和作物种植空间范围内的拓展，这使人类的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农业技术的发展最大意义上体现于作物种植从雨水农业到灌溉农业的变迁，即生产条件的宏观改善。
人类生存第二次大分工是农业与工业的人为分离，以工业革命为重要标准性事件。工业革命的前奏是英国新贵族发起的“圈地运动”，人为地使生产力和生产工具分离，通过掠夺农民土地的方式使农业人口失去土地进而批量投入工业生产，而另一方面土地的高度聚集使生产原料——羊毛，有了大幅度的产量提升，这一切的综合作用促进了英国尼纺织业的雏形产生，进而推动工业革命的开展与席卷全球。
第三次大分工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电气化大规模拓展了人类发展的空间，给予人改变世界的更大便利。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传统纺织工业大幅让位于钢铁工业，随着钢铁工业的飞跃性发展便产生了交通事业的飞跃性发展。钢铁工业的发展依托交通而减少了地域性束缚，进而再次扩展了人类互动的范围，增加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强度和能力。
第四次大分工便是现今仍在进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新科技革命。新科技革命开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其最大的影响并不是促成战争的胜利，而某种程度上讲是促进了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有形界限的模糊化。
产业分工固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可每一次变迁又同时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无疑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再调整与业缘关系的变化。从最初的世界以欧洲为中心，到美洲大陆的开辟，再到美利坚合众国诞生进而通过二战和新技术革命的前缘性发展而成为当今世界当之无愧的经济霸主，以及当今世界人口的宏观迁移和世界人口稠密圈的最后形成，无不体现着产业革命和分工对业缘关系的客观影响乃至决定作用。
中国的业缘关系发展始终处在一种人为独立的与血缘关系极难分化的混沌中，这与中国社会的宗族亲缘结构是分不开的。中国自古以来便有“任人唯亲”的落后习惯力量，又有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中所慧眼提炼出的“差序格局”有着不可替代与动摇的关系，这一切相互作用，使得中国的业缘关系在漫长的历史关系中始终处于一种朦胧的边缘化位置。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展开与发展，中国的业缘关系发生了超过历史千年的飞速变迁。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吸引外资和开发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城市、沿海开发区等方式进行的，经由改革开放而发展起来的重要城市如广州、深圳、珠海等不胜枚举。而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同时促进了其衍生现象——人口大规模迁移的历史性变迁。与世界产业分化的原因相类似，大规模打破中国血缘社会发展陈旧网络的最终动因依然是经济。人是历史性社会性的存在，人的举动间都体现着历史必然的召唤，人口的迁移对经济的影响便是这样综合循环影响作用的重要体现。在中国的迁移人口中，青壮年劳动力和学历水平较高者占有重要比例。青壮年劳动力的迁移必将促进经济中心的形成与变迁，但人口迁移方向的不同又促进了经济中心的分化与对峙，而这种分化与对峙又会促进力量对比的凸显与产业关系格局的再调整，如此循环往复，最终便促进了经济中心个数的削减与产业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而不同年龄层次的高学历人才的迁入不仅促进经济的宏观发展，更加促进文化的累积和地域亚文化的群体性形成，并结合历史现实积淀以促进文化中心的形成与分化。
我国现阶段人口迁移的方向除国家政治政策性调整的指定方向外，主要是京津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些地区发展模式依托原有的基础而形成当今迥异的发展格局。京津地区在几个世纪中始终占有着我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位置，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更有着不可替代的政治文化地位，而政治经济龙盘虎踞的天津更是我国百年发展荣辱的重要见证人。京津地区依托京津唐工业基地的能源矿产及便利的交通条件，并且具有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的不可替代性而成为吸引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目的地。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杭州、南京、宁波、无锡等地自古以来，尤其在安史之乱后直至南宋的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全国经济的中流砥柱。长江三角洲依托沪宁杭工业基地，具有上海港的重要交通运输优势，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更加势不可挡地发展地区经济，进而促进全国经济的宏观发展。而具有综上优势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自然是人口迁移的绝佳方向。大量劳动力涌入长三角地区，打破其原有的人脉格局，能力本位思想的延伸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不断提高了长三角地区因业缘而整合社会的程度，并成为最快促进长三角成为我国因业缘关系而整合社会的最佳典范。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主要依托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扶植，天然近港澳东南亚的便利的交通区位。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方向主要为轻工业，而轻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人口。这一发展的需要和就业机会的增多客观上促进了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随着珠三角发展水平的不断调高，近年来出现“泛珠三角”的概念，这一非地理性概念的提出更加印证了珠江三角洲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谈完地区性生产关系的调整，再来看产业结构的转变。
所谓产业结构，即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及其宏观综合作用。我国千百年来都维持着以传统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结构。随着产业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摸索性开展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性调整，我国已经处在向工业国迈进的过程中。
现阶段在我国占重要比重的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大约三分之二。但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农业人口，已经进行着自我转型。城市劳动力，尤其是亟待发展的大城市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都来自于这部分自我转型的脱离土地的农民。长期以来，农村地区都是我国最依赖血缘关系而结成的亲族社会，而当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原有的旧的人际关系被打破时，中国阻碍业缘关系成为经济社会最终影响力的最大阻力根基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消解。进城务工的农业人员被城市不断渗透和同化，接受现代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剧烈地促进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世界历史演进的潮流，就是不断由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缘社会（以封建统治为代表），到以地缘关系为主导的前工业社会（传统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再到现今也以业缘关系为主导的完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发展过程，正是这一过程的完整演绎。现阶段我国最重要的任务便是统筹社会生产力，进行劳动力的不断整合，使生产力真正成为社会发展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真正发挥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人类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那么整合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便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的人的目的的整合，解脱血缘关系的有形束缚，逐步步入到对地缘和业缘的影响领域内，促进社会公平合理化发展。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5.
[2]田纪云.改革开放[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3]吴晓波.激荡三十年[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4]郑杭生.社会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