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抗战给中国妇女带来实际性的解放，但妇女解放在解放区却呈现出不均衡性，这一时期关注女性的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对女性翻身解放的描述，一种是对受苦受难的女性的关注。
　　[关键词] 女性地位 翻身解放 婚姻观 贞洁观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5.054
　　
　　狂飙突进的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妇女思想解放的先河，但由于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和封建势力强大，五四运动并没有给妇女带来更多实质性的解放，然而，却为后来解放区的妇女解放树立了榜样。抗战爆发后，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大批的妇女从家庭中走上政治舞台；许多城市女工和职业妇女流入农村，帮助了广大农村妇女的觉悟与动员组织……妇女本身已经开始走上全国性的团体和组织；妇女参政开始部分的获得（全国参政会百分之五，陕甘宁边区百分之二十）等等，都足以说明我中华妇女在这一时期中的重要成绩之获得。①当时延安还成立了专门的女子大学，“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是不久以前才成立的，它的简章中明白规定，以‘培养抗战建国的妇女干部人材为目的’”②，显示了边区对改变女性地位的探索和尝试。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直到今天为止，在我们的抗战工作中，妇女工作——抗战的妇女运动的工作，仍是整个抗战中比较薄弱的一环节。③而在根据地,由于解放区政府领导力量强弱不同、地区便利条件不同,妇女解放在解放区也呈现出不均衡性，这一时期关注女性的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对女性翻身解放的描述，一种是对受苦受难的女性的关注。
　　一、翻身解放的解放区女性形象
　　国难当头，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不同阶级的各种社会矛盾退居其次，抗战的需要使中国妇女更多地参与到社会中，她们与男性一道,肩负起反侵略反压迫的重任,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运动中。解放区的民主运动，让女性终于翻身解放了，不仅走出了父权的家庭,还能和男子一样地生产、参政、受教育,法律上还规定了婚姻自主等各项权利。
　　解放区女性的“翻身解放”主要表现在包办婚姻和家庭专制下的苦难女性，摆脱了原有的束缚，过上了全新的生活。解放区文学中，涌现了大批歌颂这种变化的文学作品，在梁彦的小说《磨麦女》中，初见主人公桂英“透过薄薄一层麦粉，不难看到那是多么惨白的一张受尽苦头的面颜，没有一点血色，嘴唇像两片枯叶。毛巾下微露一点鬓角里，隐约看得见一条淡储色的伤痕，衫裤已补缀得看不见原来的样子”，她受过封建代表戴家的所谓“那炭烧的王法”，住着“不比这个草棚高，像个佝偻的乞丐似地葡甸在这蒸熏着人和畜生粪味的后院里”的小房，在受到从隔壁偷听来的民主思想的启发后，对于现状，主人公开始无法安静地接受，于是选择了反抗，这从她对丈夫“到他家四五年了，到我屋来就没几回。还瞒着我呢，他外面有野的”，对戴家“这一家子呀，看不出一个好种——连那老头子也算上。”的话语中可见一斑。这是解放区文学中，一个典型的寻求当家作主的妇女形象，对解放区的妇女运动如饥似渴的汲取着其中的养分，“女人也是人哪，应该跟男人一样！”“白天学的字，隔墙听的‘婚姻法令’尽在脑里折腾着”。最后，桂英在木箱上写下几个粉笔字：“二嫂，我不恨你了，希望你加紧学习，我走了”，便离家出走了，这也宣告了桂英的彻底觉悟。得知桂英和她的母亲都在县政府，“戴老头子冒了火，要和‘他们’拼一下”。在这场桂英与旧社会势力的对立中，戴老头子 “想发现以往享受惯了的那些听见他的语声咳嗽声便肃然起敬的脸面，想遇到驯服的眼光的接待——但没有”，到最后只能“第一次低着头离开了县政府”。④而桂英得到的判决是，以离婚的方式结束与戴家大宅的瓜葛，彻彻底底地得到了解放。文章的最后还安排桂英当上了“妇女主任”，这是对当时处于革命中心的妇女运动的高度肯定和褒扬。
　　“破鞋”的解放也是解放区文学表现女性“翻身解放”的另一个的主题。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人们崇尚贞洁，把贞洁视为女性的一种美德进行褒扬，当然，不排除这是男权社会中人们反复制造的一种氛围，但贞洁观念在传统思想的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却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是女性自身，也往往以贞洁为自身道德品质的自觉要求。“破鞋”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伤风败俗的代名词，遭人鄙视、唾弃。但在战争的大背景下，由于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及阶级斗争的需要，解放区被迫沦为“破鞋”陷入风尘的不幸妇女也得到了翻身的机会。马烽的《金宝娘》中，金宝娘一出场便让人感受到风尘的气息 “这时我才看清她并不是个年青媳妇，看样子有三十大几快四十了。惨白的脸上有很多皱纹，眼圈发黑。剪发头，宽裤腿，还穿着一对破旧了的红鞋。她这一身和年龄十分不相称的打扮，引起我一种厌恶的感觉，一看就知道是个不正派女人。”，而当“我”得知翠翠是由于地主迫害才被迫沦落的不幸遭遇后，“感到极大惭愧：一个革命工作干部，单从片面的印象出发，骂了一个被旧社会逼害的女人”。⑤作者以男性的角度来塑造金宝娘这个人物，男权意识对作者的影响决定了贞操观对女性的戕害被轻描淡写地化为阶级压迫，与身为女性所承受的性别负荷被革命的洪流冲洗殆尽，这使得解放区的“破鞋”们得以翻身，重新做人，回到生产运动中。
　　二、解放区女性的苦难
　　在解放区欢天喜地的翻身欢歌中,打土豪分田地、破除迷信、扫除乡村封建势力,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终于扬眉吐气了。大批边区妇女离开了锅台,参加生产劳动,各级妇女工作协会和妇女工作机构纷纷成立,成为走出家门的妇女的主心骨和娘家人。男女生产平等、同工同酬已不再是梦想,是解放区实实在在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⑥然而，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的积淀，难道可以为这一阵风轻易吹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时文艺界存在的关于歌颂和暴露的争论，说明了解放区的新民主运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给旧思想以沉重的打击，可是对于新兴的美好的歌颂，并不能掩盖解放区始终存在的阴暗面。封建这两个字实在太过厚重，文学作品在描写、颂扬解放区妇女为解放英勇奋战的战斗无畏精神的同时，也借助文学的手法的写出了没有能够在精神上翻身，延续着旧社会苦难的妇女的无奈和艰难。
　　首先，不平等的婚姻关系依然普遍存在。桂英当上了妇女主任，而那“炭烧的王法”则更衬出了她的成就，不幸的是妇女主任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担当，而家庭专制，“炭烧的王法”却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事实。让我们通过文学作品来窥视，解放区婚姻关系中存在的女性的不平等地位。庄启东的短篇小说《夫妇》描写了一段不把自己的妻子当人看的夫妇关系，主人公是一个中级军官，“山西人，农民出身，打仗很勇敢”，可是“他对待老婆真是像对待奴隶一样。”“除了命令或谩骂以外，是很少说话的。”而已经麻木“她”，好心人看在眼里劝她跟丈夫讲理时，她却“愤愤不平地把这些话全都告诉她的丈夫去了”。被丈夫训斥后，她找到她的同学，怨恨地指责着：“你——你为什么要这样捉弄我呢！”从小说的这些章节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男权主义依然没有从解放区消失，虽然文章最后，写到夫妇两个人都发生了改变，并有了浪漫的结局,但是这样的小说发表在1941年延安的党报上，只能说明在当时这种男权主义稀疏平常。⑦孔厥的《苦人儿》中，主家虽然被打倒了，可他当时立下的“以老换小”的婚约文书依然有效，贵女儿对这种“旧社会卖女子的，童养媳的，小婆姨的，还有人在肚子就被‘问下’”的现象深表不满。尽管她已经翻了身，却也只能和比她大十四岁的残疾的丑相儿成亲。对于同志，贵女儿也是充满了无奈，只求“同志，给你拉拉话我倒心宽了”⑧，而这份无奈只是因为，丑人儿是受压迫的阶级，是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份子。
　　其次，贞洁观对妇女的迫害仍在持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在解放区依然普遍存在。柳青的《被侮辱了的女人》中的女主人公赵宽嫂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与丈夫结婚四年没有生孩子，在一次逃难中被日军强奸而怀了孕，尽管周围的人都好心安慰她，然而她却“陷进了一个不能自拔的矛盾的深渊里去了”。封建贞节观念造成了她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她跳井自杀不成终于把孩子生了下来。对孩子，她一会儿亲爱，一会儿又想用剪刀杀死他。后来，她又一次与同村妇女一起被迫去“慰劳”皇军，回来之后她疯了，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⑨
　　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贞贞本是一个活泼开朗、勇敢善良农家女性，她与同村的夏大宝相恋，16岁的时候，父亲却把她许配了米铺的小老板。贞贞失望，可是她并没有放弃，她逃离到天主教堂准备当修女，命运却将她推进了深渊，让她当了一年多的慰安妇。而经受身心双重苦难的她，接受组织的安排，为抗战传递了许多的重要的情报。可回到霞村后的贞贞感受到的却是“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忙忙碌碌，比活在家里，活在有亲人的地方好些”，在霞村人看来，贞贞失节未自尽，已为他们所不耻，居然还敢回去。一个为革命做出贡献的人，却成了一位“缺德的婆娘”，“这种破铜烂铁”“比破鞋都不如”。丁玲最后让贞贞到延安学习，走向远方，更加衬托了贞贞背影的悲凉。⑩
　　三、意识形态话语因素
　　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地理呈现“三分天下”的格局，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分别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各区域的执政者均不遗余力地推行各自的政治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