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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发生在国家机构改革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领导下岗,由于心理“不平衡”而走出另类“谋生”渠道,最终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公正审判。
1998年,国家国内贸易部被撤销,改组为国家国内贸易局,由原来的部级单位变为局级单位。机构的精简带来的后果就是人员的大量削减,原单位里的许多人面临被淘汰的困境。时任原国内贸易部某司副司长的邢皓鹭,与在该司工作的另外四位工作人员,会计卫廷、出纳秦秀昭、外联秦武以及技术指导金其旺,均被指派分流学习,其实就是变相的“下岗”了。这个结果对邢皓鹭等人的打击可想而知。在“老司长”的带领下,开始寻求其他的“谋生”手段。经过多次商议,大家决定充分利用一下原司里的一笔资金成立公司,承接项目,以解决出路问题。这笔剩余的公款总金额为55万元,是原来内贸部拨给该司的外事活动经费以及该司之前外事活动产生的部分利润。计划初定后,就付诸实践了。由邢皓鹭跟上级领导打招呼,由会计卫廷、出纳秦秀昭具体操作,将钱以所谓的“出国费”的名义从单位帐户里提出,存入华夏银行某支行的帐户内,后分多次提取现金存入邢皓鹭等五人的个人存折内。在此过程中,邢皓鹭通过其弟的帮助,由其弟提供一张假发票在内贸部该司帐户上平帐。
两个月后,以邢皓鹭出资14万元,卫廷、秦秀昭、秦武、金其旺各出资9万元,共计出资50万元注册的北京某科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了,该5人均为股东,法定代表人为邢皓鹭。
就在五个人准备开宴庆祝公司成立之即,问题出现了。国家审计署于1999年初,对国内贸易局98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时,发现了有55万元公款以“出国费用”发票核销并转出的情况,并就此事展开了调查。听到风声的邢皓鹭等人马上聚齐,商讨如何对付审计署。五个聪明脑袋急速运转,解决方案出来了:拜托原司里的好友、时任该司美国贸易中心代表的陶盟帮忙,请求其出具假材料,证明该笔公款给了驻美办事处使用。很快邢皓鹭就联系上了陶盟,其提出的请求也得到了陶盟的认可。之后,审计署找了邢皓鹭等五人了解情况,最后审计署作出了审计决定:尽快把资金从美国转回。此事就此蒙混过关。
审计结束后,邢皓鹭等五人决定注销公司,并决定将公司里剩余的约40万元伙分,邢皓鹭、卫廷、秦秀昭、秦武各分得公款7万元,金其旺分得5万元,由于在审计事件中帮忙的缘故,陶盟亦分得5万元。真是皆大欢喜啊!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三年后,一封举报信最终让这几位堂堂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浮出水面,他们成为了法庭被告席的主角,贪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在审讯过程中,几位犯罪嫌疑人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不平衡”。从稳定的工作岗位上掉下来,人一下子失去了支撑点。有的人留下来了,有的人却被迫分流,当时那种环境下心理的不平衡是很明显的;没有年龄优势,没有学历优势,甚至没有人际优势,再找工作是难上加难,更何况还要考虑待遇问题了。卫廷、秦秀昭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产生了一些极端不合法的想法,不计后果,甚至有种报复社会的心态于其中,其实社会并不欠他们什么,只是当时他们的心理已经有某种程度的扭曲了。
机构改革中这样的问题并不会只有这么一例,况且还有很多人的做法可能并没有达到需要由刑法来调整的地步。社会的变化不可能满足所有阶层、各个群体的要求,为了实现更大的利益,必要的牺牲是很难避免的。人们所要关注的是,当这样的现象产生时,该如何面对它,该如何冷静的处理它,从而从根本上如何正确地调整自己的心态。
(注:本文中案例所涉及人物的姓名均为化名)
1998年,国家国内贸易部被撤销,改组为国家国内贸易局,由原来的部级单位变为局级单位。机构的精简带来的后果就是人员的大量削减,原单位里的许多人面临被淘汰的困境。时任原国内贸易部某司副司长的邢皓鹭,与在该司工作的另外四位工作人员,会计卫廷、出纳秦秀昭、外联秦武以及技术指导金其旺,均被指派分流学习,其实就是变相的“下岗”了。这个结果对邢皓鹭等人的打击可想而知。在“老司长”的带领下,开始寻求其他的“谋生”手段。经过多次商议,大家决定充分利用一下原司里的一笔资金成立公司,承接项目,以解决出路问题。这笔剩余的公款总金额为55万元,是原来内贸部拨给该司的外事活动经费以及该司之前外事活动产生的部分利润。计划初定后,就付诸实践了。由邢皓鹭跟上级领导打招呼,由会计卫廷、出纳秦秀昭具体操作,将钱以所谓的“出国费”的名义从单位帐户里提出,存入华夏银行某支行的帐户内,后分多次提取现金存入邢皓鹭等五人的个人存折内。在此过程中,邢皓鹭通过其弟的帮助,由其弟提供一张假发票在内贸部该司帐户上平帐。
两个月后,以邢皓鹭出资14万元,卫廷、秦秀昭、秦武、金其旺各出资9万元,共计出资50万元注册的北京某科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了,该5人均为股东,法定代表人为邢皓鹭。
就在五个人准备开宴庆祝公司成立之即,问题出现了。国家审计署于1999年初,对国内贸易局98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时,发现了有55万元公款以“出国费用”发票核销并转出的情况,并就此事展开了调查。听到风声的邢皓鹭等人马上聚齐,商讨如何对付审计署。五个聪明脑袋急速运转,解决方案出来了:拜托原司里的好友、时任该司美国贸易中心代表的陶盟帮忙,请求其出具假材料,证明该笔公款给了驻美办事处使用。很快邢皓鹭就联系上了陶盟,其提出的请求也得到了陶盟的认可。之后,审计署找了邢皓鹭等五人了解情况,最后审计署作出了审计决定:尽快把资金从美国转回。此事就此蒙混过关。
审计结束后,邢皓鹭等五人决定注销公司,并决定将公司里剩余的约40万元伙分,邢皓鹭、卫廷、秦秀昭、秦武各分得公款7万元,金其旺分得5万元,由于在审计事件中帮忙的缘故,陶盟亦分得5万元。真是皆大欢喜啊!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三年后,一封举报信最终让这几位堂堂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浮出水面,他们成为了法庭被告席的主角,贪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在审讯过程中,几位犯罪嫌疑人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不平衡”。从稳定的工作岗位上掉下来,人一下子失去了支撑点。有的人留下来了,有的人却被迫分流,当时那种环境下心理的不平衡是很明显的;没有年龄优势,没有学历优势,甚至没有人际优势,再找工作是难上加难,更何况还要考虑待遇问题了。卫廷、秦秀昭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产生了一些极端不合法的想法,不计后果,甚至有种报复社会的心态于其中,其实社会并不欠他们什么,只是当时他们的心理已经有某种程度的扭曲了。
机构改革中这样的问题并不会只有这么一例,况且还有很多人的做法可能并没有达到需要由刑法来调整的地步。社会的变化不可能满足所有阶层、各个群体的要求,为了实现更大的利益,必要的牺牲是很难避免的。人们所要关注的是,当这样的现象产生时,该如何面对它,该如何冷静的处理它,从而从根本上如何正确地调整自己的心态。
(注:本文中案例所涉及人物的姓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