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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局之年。百年这一沉甸甸的概念，催人思考。
最近看金冲及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对这段从屈辱到抗争、独立、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我并不陌生，但读到有些细节，还是感慨万千。
1900年，20世纪的开卷之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列强凌辱，清朝却不得不悔祸自责，恨自己无知，感谢其见谅，以举国之力令其欢心。
120年过去了，中国已然觉醒，崛起。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傲然屹立。今年是建党百年，我几次到深圳这座中国经济的窗口城市采访，在和“50后”的TCL董事长李东生、“60后”的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70后”的荣耀终端CEO赵明等企业家交流时，每每聊到百年中国史，每个人都为自己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和创业者感到欣慰，感到振奋。
后来，我又在《人民日报》读到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的署名文章《风华正茂奋进新征程》。回首平安创立33年，他写道，平安有幸创立于深圳蛇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中国平安的每一步跨越，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创新发展的伟大实践，离不开社会进步、国家繁荣和客户信赖的深层涵养”。
我长期研究中外商业文明史，我看到的图景是，中国故事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宏阔和壮丽的经济诗篇。
宏阔代表体量，无论从需求侧还是从供给侧，这个故事已经成立。壮丽代表高度，代表对人类的贡献，特别是创新方面的贡献，这个故事已经开启，将是未来的主旋律。在这一征程中，一批优秀的中国企业正在发挥引领作用。
1984年的一天，38岁的曹德旺和朋友在武夷山旅行，途中下车买了一根拐杖，拿着拐杖准备上车时，司机说：“别碰坏了挡风玻璃，一块要几千块钱！日本进口的，国内没有。”这句话刺伤了他的自尊心。
曹德旺是福州福清市的高山镇异形玻璃厂厂长，做水表玻璃。当时从日本进口汽车玻璃一片卖8000元，而成本是200元左右。外企认为中国没有人能做出这样的玻璃。
曹德旺不服气：“我一定要做，不会让汽车玻璃的成本超过200元！”他从上海耀华玻璃厂买了一套设备图纸，从国外弄来机器，请来福建工程院的一批专才，1987年，福耀车用玻璃制造公司（福耀集团前身）创立。
1987年，44岁的任正非与几个伙伴募集了2.1万元资金，在深圳南油新村的一幢居民楼里创立了华为。在纪录片《华为的真实故事》中，任正非说，创办华为时任何经验都没有，“我们那时代理销售中国香港的交换机，卖得很好以后，他们也不供货了，就把我们逼到必须自己做产品”。
研发人员没日没夜，困了就睡，洗个澡继续工作，几乎一个月不出公司。任正非则经常拿着一个大茶缸在实验室外边给大家打气：将来世界通信业，我们要三分天下取其一。
1986年，招商局举行“仁济和保险公司”成立100周年座谈会，31岁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园区社保公司副经理马明哲发言：“我们能不能像100年前招商局办保险公司一样，让工业区重操旧业呢？”
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还没有自己的保险公司，只有外商保险公司，对中国货船要么拒保，要么收取高额保费，费率按保险金额的10%计算。为扭转“寄人篱下，权自彼操”的局面，1875年，轮船招商局设立了保险招商局。1876年，保险招商局创办了仁和水险公司，1878年创办了济和水火险公司，1886年仁和、济和合并，即“仁济和保险公司”。
1988年5月27日，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地方性的保险企业—平安保险正式营业。办公室在蛇口招商路，是租来的，扣除洗手间和通道，使用面积为200平方米左右。
马明哲说：“白天一起骑自行车跑业务，走街串巷，晚上用最原始的铅字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印保单，为节省成本，就在办公室席地而眠。”
这三家刚好都在1987、1988年创立的企业，刻画的是整个中国优秀企业群体的风骨。
今天的福耀，是世界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商，中国每3辆汽车有2辆使用福耀玻璃，全世界每4辆汽车有1辆使用福耀玻璃。
今天的华为，是高科技和全球化的标杆，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中，华为已经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今天的中国平安，是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第21位，单以金融收入计，平安已是世界规模最大的金融企业。中国每1000个人有1个是平安的员工，每7个人中有1个是平安的客户，平安平均每天缴税2.8亿元。
同为总部在深圳的企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华为实现销售收入8914亿元（净利润646亿元），平安实现营收1218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31亿元）。以销售收入计，华为在所有中国制造企业中排名第二，仅次于鸿海精密，在中国大陆制造企業中排名第一，平安则在所有中国服务企业中排名第一。
这样的企业，无论如何都担得起“中国核心企业”的称号。
上述这三位企业家，我都采访和交流过。他们不止一次地说是时代造就了他们。
改革开放的时代，也是体制机制不断突破的时代。
曹德旺1976年到福清市高山镇异形玻璃厂当采购员，因有经营头脑，厂子后来就交给他来承包。后来因为和他一起承包的几个人退出，镇里希望他继续承包时，曹德旺提出“合资制”，以房子为抵押，镇政府担保，从银行借了8万元，市政府为感谢他承包时的贡献，又借了他3万元，这样他就以11万元的出资额成为玻璃厂的最大股东。
任正非多次说，1987年深圳出台的18号文件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没有18号文件，我不会想要创建华为”。文件全称是《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明确了“民间科技企业”的地位，也明确指出：“除了资金，商标、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同样可以入股办企业，而且不受雇工人数的限制。”
这一文件后来被誉为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准生证”，也是深圳成为“创新之城”最初的制度基础。基于此，深府办（1987）608号文件批复同意成立“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到1988年5月，深圳市政府发文批准的民间科技企业达到77家。
平安的创立，在某种意义上更难，因为要打破当时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保险公司的局面。但改革开放的春风给了平安破土的可能。1985年3月，国务院发布《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了设立保险公司的条件，虽然对新生主体还有不少限制，但预留了接生的空间。
1986年7月，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把广东列为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省，强调试点省要在保险改革方面迈出较大步伐。在此背景下，袁庚提出办一家新型的“社会主义股份制保险公司”，顺理成章。1986年12月6日，蛇口工业区向中国人民银行递交了《关于合资成立“平安保险公司”的请示报告》，经过努力获得批准。
“感谢时代，感谢改革开放”，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是心口合一，发自内心的。他们身处大时代、大市场，有着前人没有的机会、机制，所以倍加珍惜，并自觉地把企业命运和国家命运关联在一起。
1999年，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中还是个位数，但在深圳这个建立特区刚刚10余年的地方，华为和平安就提出要成为世界级的中国企业的愿景。
这一年，任正非和华为新员工座谈时说：“今年年底，我们将提出一个口号，就是在窄带通信领域要做到世界领先。怎么做到？要虚心、认真学习国外主要竞争对手的优点，并时时看到和改正自己的缺点。我们唯一努力的就是使中国尽快强大起来，能和他们抗衡，这才是为中华民族做了我们应做的贡献。”
这一年，马明哲带领团队制定平安的企业文化，他在《平安新价值管理文化》中写道，“民族的强大是每一个人的心愿，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国家富强，人民才能扬眉吐气”“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崛起的背后，一定是以几家全世界最杰出、最优秀的企业作为支撑，平安必定是其中的核心企业之一”，平安要成为一家“强大的民族企业”，为国家创造财富，为人民生活提供保障。
当年的愿景，今天都已成真。回望历史可以看到，中国核心企业的成长不是偶然的，而是时代机遇和企业的家国情怀、实实在在的拼搏奋斗的结合。两者之间循环加强。
而从经营管理的角度来看，危机感驱动的创新是中國核心企业成长的不二法门。
平安把“来自于市场瞬息万变、优胜劣汰带来的深刻危机感”作为平安文化的基因，不断自我超越，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从1988年创立后第一个10年探索现代保险，到第二个10年探索综合金融，到第三个10年探索“金融+科技”，到第四个10年开启“金融+生态”，变革从未停止。
顺带说一下，平安在科技投入和创新方面也不遗余力。截至今年一季度，其科技专利申请数已超过3.2万件，其中金融科技、数字医疗科技专利申请数位居全球第一，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位居全球第三。
华为一直怀着冬天将至的危机感，一直强调以客户为本，以奋斗者为本，坚定不移投入研发，近10年的研发费用超过7200亿元。华为已经迈进了“基于愿景假设和世界级难题驱动的理论突破和基础技术发明的创新2.0时代”。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使命，中国核心企业必须担当，也正在担当。
在初步勾勒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核心企业和企业家精神的大致轮廓后，我想探讨的命题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家精神是会一成不变，还是会有所变化？
从学术研究看，的确，能永葆企业家精神活力的国度确实不多。
以英国为例，18世纪下半叶，英国以棉纺织业技术革新为起点，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最早发生工业革命是一种成就，不是偶发事件，是艰苦努力、敢于创新、发挥想象力和企业家精神的结果。19世纪中期，英国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成为“世界工厂”。
但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逐渐丧失工业霸主地位。1870～1913年，英国工业产值增长1倍多，而美国增长8倍多，德国增长4倍多。以电力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德国。
英国为何落伍？美国学者马丁·威纳在《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中指出，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反工业文化”，致使企业家的进取精神弱化。除了工业化对社会有负面影响、遭遇批评外，也是因为英国的贵族制度和贵族精神影响巨大，实业家们在积累财富后追求贵族的“典雅”生活，“向上流社会看齐”，开始“绅士化”过程。他们羡慕贵族绅士不事生产、流连社交的田园生活，不惜重金到乡间购买乡村地产，或热衷从政为官。
英国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指出，当时英国企业家还有广阔的帝国市场，仍能从旧的投资中获得充足利润，逐渐成为“一个寄生型而不是竞争型的经济体，纯粹依靠国际垄断盈余，依靠欠发达世界，依靠过去的财富积累而过日子”，安享其成，竞争精神衰退。
在英国的企业家精神渐渐弱化时，在北美新大陆，企业家精神却蓬勃发展。美国的企业家精神更加持久，并因一轮又一轮的移民潮得到持续补充，也更具“冲破旧规则的束缚、创立新规则”的创新性。 理查德· S.泰德罗在《创新者：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中说，“近250年以来，我们可以很公平地宣称：美国在创办和培育新企业方面是最出色的”，美国的企业家们不是向贵族绅士看齐，而是“对未来下注”，他们的心理取向是“追求未来的财富和繁荣”。
“他们或者创造了新技术，或者拥抱了新技术。与利用其他竞争优势取胜相比，他们都更巧妙地利用了新技术取胜。”理查德· S.泰德罗写道。
而德国工业之所以超过英国，也与一大批热衷发明创造的企业家高度相关，奔驰、博世、西门子都是他们的名字。最早提出了发电机工作原理的维尔纳·冯· 西门子说：“请首先一直盯住较远的未来，这是最主要的。”
西门子公司造出了人类第一台自励式直流发电机和直流电动机。电力机车（1879）、电梯（1880）、有轨电车（1881）、无轨电车（1882）等也都是西门子利用创始人的发明最先投入市场的。
从历史来看，哪个国家的企业家群体能心向未来，永不自满，哪个国家就能永葆创新活力。
中国的企业与企业家目前处在何种阶段？仍在黄金时代。
虽然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增大，但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正在展开。通过“放管服”改革，中国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人民群众敢于创业奋斗，让市场主体敢于创新发展”。这一趋势的确定，对冲了外部变化的不确定。
回眸改革开放，每个时代的发展，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创新密不可分。
20世纪80年代的创业大潮，动力来自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城市允许“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以及建立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试验田。
田纪云曾说：“乡镇企业的发展，不用国家投资，只是在税收政策上给一些优惠，农民用自己的钱搞工业化建设，在10余年时间里吸收的劳动力相当于城市大工业30余年里吸收的劳动力的总和。”
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台《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1993年又出台《公司法》，一大批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创立的企业雨后春笋般涌现。
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放迈上新台阶，外资大量拥入，极大提升了中国加工制造的供应链能力，这些能力在若干年后成为本土创业者依托的资源。
在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从高速公路网到高铁网、物流快递网，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到智能互联网，从“三减两免”型的税收优惠到一网通办的制度创新，企业家生态不断优化，他们也可以把主要精力用于提升核心能力，为社会创造价值。
迄今为止，人类的四次工业革命，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智能化，再加上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浓缩在这几十年的中国，为创业者和企业家创造出了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廣阔的发展空间。他们把国际先进管理经验、中国的文化价值，以及日新月异的技术创新，融汇在一起，正在开辟新的可能。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史。当代中国核心企业发展的每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化创业，到20世纪90年代对标国际水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21世纪拥抱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创新科技，再到最近10年致力于高质量发展，都与这个国家的进步一脉相承。
今年五四青年节，曹德旺创立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宣布，出资100亿元，建立福耀科技大学。
今年5月27日，马明哲在平安创立33周年之时与100多万平安人共勉：平安要“赶考”新时代，坚守回馈社会之初心，让发展有温度，与国家繁荣、人民幸福同频共振。随后，他在平安寿险第25届高峰会上宣布，平安第三次寿险改革将依靠国际标准、中国优势、科技赋能，创造“中国化”的全新寿险模式，以顺应新时代发展需求。
6月2日晚，华为发布手机版鸿蒙系统，覆盖众多IoT智能终端，迈出万物互联的关键一步。
在新的起点上，中国核心企业再次出发。
当然必须看到，中国核心企业与世界最高水平仍有差距。例如，2020年苹果的销售收入约为三星的1.35倍，约为华为的2倍，而利润约为三星的2.3倍，约为华为的5.7倍。
但是，历史告诉未来，只要心系家国，心系创新，心系未来，中国企业的故事仍将澎湃不息，下半场将更加精彩。
最近看金冲及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对这段从屈辱到抗争、独立、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我并不陌生，但读到有些细节，还是感慨万千。
1900年，20世纪的开卷之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列强凌辱，清朝却不得不悔祸自责，恨自己无知，感谢其见谅，以举国之力令其欢心。
120年过去了，中国已然觉醒，崛起。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傲然屹立。今年是建党百年，我几次到深圳这座中国经济的窗口城市采访，在和“50后”的TCL董事长李东生、“60后”的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70后”的荣耀终端CEO赵明等企业家交流时，每每聊到百年中国史，每个人都为自己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和创业者感到欣慰，感到振奋。
后来，我又在《人民日报》读到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的署名文章《风华正茂奋进新征程》。回首平安创立33年，他写道，平安有幸创立于深圳蛇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中国平安的每一步跨越，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创新发展的伟大实践，离不开社会进步、国家繁荣和客户信赖的深层涵养”。
我长期研究中外商业文明史，我看到的图景是，中国故事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宏阔和壮丽的经济诗篇。
宏阔代表体量，无论从需求侧还是从供给侧，这个故事已经成立。壮丽代表高度，代表对人类的贡献，特别是创新方面的贡献，这个故事已经开启，将是未来的主旋律。在这一征程中，一批优秀的中国企业正在发挥引领作用。
从创业，到成就核心企业
1984年的一天，38岁的曹德旺和朋友在武夷山旅行，途中下车买了一根拐杖，拿着拐杖准备上车时，司机说：“别碰坏了挡风玻璃，一块要几千块钱！日本进口的，国内没有。”这句话刺伤了他的自尊心。
曹德旺是福州福清市的高山镇异形玻璃厂厂长，做水表玻璃。当时从日本进口汽车玻璃一片卖8000元，而成本是200元左右。外企认为中国没有人能做出这样的玻璃。
曹德旺不服气：“我一定要做，不会让汽车玻璃的成本超过200元！”他从上海耀华玻璃厂买了一套设备图纸，从国外弄来机器，请来福建工程院的一批专才，1987年，福耀车用玻璃制造公司（福耀集团前身）创立。
1987年，44岁的任正非与几个伙伴募集了2.1万元资金，在深圳南油新村的一幢居民楼里创立了华为。在纪录片《华为的真实故事》中，任正非说，创办华为时任何经验都没有，“我们那时代理销售中国香港的交换机，卖得很好以后，他们也不供货了，就把我们逼到必须自己做产品”。
研发人员没日没夜，困了就睡，洗个澡继续工作，几乎一个月不出公司。任正非则经常拿着一个大茶缸在实验室外边给大家打气：将来世界通信业，我们要三分天下取其一。
1986年，招商局举行“仁济和保险公司”成立100周年座谈会，31岁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园区社保公司副经理马明哲发言：“我们能不能像100年前招商局办保险公司一样，让工业区重操旧业呢？”
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还没有自己的保险公司，只有外商保险公司，对中国货船要么拒保，要么收取高额保费，费率按保险金额的10%计算。为扭转“寄人篱下，权自彼操”的局面，1875年，轮船招商局设立了保险招商局。1876年，保险招商局创办了仁和水险公司，1878年创办了济和水火险公司，1886年仁和、济和合并，即“仁济和保险公司”。
1988年5月27日，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地方性的保险企业—平安保险正式营业。办公室在蛇口招商路，是租来的，扣除洗手间和通道，使用面积为200平方米左右。
马明哲说：“白天一起骑自行车跑业务，走街串巷，晚上用最原始的铅字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印保单，为节省成本，就在办公室席地而眠。”
这三家刚好都在1987、1988年创立的企业，刻画的是整个中国优秀企业群体的风骨。
今天的福耀，是世界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商，中国每3辆汽车有2辆使用福耀玻璃，全世界每4辆汽车有1辆使用福耀玻璃。
今天的华为，是高科技和全球化的标杆，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中，华为已经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今天的中国平安，是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第21位，单以金融收入计，平安已是世界规模最大的金融企业。中国每1000个人有1个是平安的员工，每7个人中有1个是平安的客户，平安平均每天缴税2.8亿元。
同为总部在深圳的企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华为实现销售收入8914亿元（净利润646亿元），平安实现营收1218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31亿元）。以销售收入计，华为在所有中国制造企业中排名第二，仅次于鸿海精密，在中国大陆制造企業中排名第一，平安则在所有中国服务企业中排名第一。
这样的企业，无论如何都担得起“中国核心企业”的称号。
心系家国，创新求进
上述这三位企业家，我都采访和交流过。他们不止一次地说是时代造就了他们。
改革开放的时代，也是体制机制不断突破的时代。
曹德旺1976年到福清市高山镇异形玻璃厂当采购员，因有经营头脑，厂子后来就交给他来承包。后来因为和他一起承包的几个人退出，镇里希望他继续承包时，曹德旺提出“合资制”，以房子为抵押，镇政府担保，从银行借了8万元，市政府为感谢他承包时的贡献，又借了他3万元，这样他就以11万元的出资额成为玻璃厂的最大股东。
任正非多次说，1987年深圳出台的18号文件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没有18号文件，我不会想要创建华为”。文件全称是《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明确了“民间科技企业”的地位，也明确指出：“除了资金，商标、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同样可以入股办企业，而且不受雇工人数的限制。”
这一文件后来被誉为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准生证”，也是深圳成为“创新之城”最初的制度基础。基于此，深府办（1987）608号文件批复同意成立“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到1988年5月，深圳市政府发文批准的民间科技企业达到77家。
平安的创立，在某种意义上更难，因为要打破当时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保险公司的局面。但改革开放的春风给了平安破土的可能。1985年3月，国务院发布《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了设立保险公司的条件，虽然对新生主体还有不少限制，但预留了接生的空间。
1986年7月，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把广东列为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省，强调试点省要在保险改革方面迈出较大步伐。在此背景下，袁庚提出办一家新型的“社会主义股份制保险公司”，顺理成章。1986年12月6日，蛇口工业区向中国人民银行递交了《关于合资成立“平安保险公司”的请示报告》，经过努力获得批准。
“感谢时代，感谢改革开放”，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是心口合一，发自内心的。他们身处大时代、大市场，有着前人没有的机会、机制，所以倍加珍惜，并自觉地把企业命运和国家命运关联在一起。
1999年，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中还是个位数，但在深圳这个建立特区刚刚10余年的地方，华为和平安就提出要成为世界级的中国企业的愿景。
这一年，任正非和华为新员工座谈时说：“今年年底，我们将提出一个口号，就是在窄带通信领域要做到世界领先。怎么做到？要虚心、认真学习国外主要竞争对手的优点，并时时看到和改正自己的缺点。我们唯一努力的就是使中国尽快强大起来，能和他们抗衡，这才是为中华民族做了我们应做的贡献。”
这一年，马明哲带领团队制定平安的企业文化，他在《平安新价值管理文化》中写道，“民族的强大是每一个人的心愿，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国家富强，人民才能扬眉吐气”“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崛起的背后，一定是以几家全世界最杰出、最优秀的企业作为支撑，平安必定是其中的核心企业之一”，平安要成为一家“强大的民族企业”，为国家创造财富，为人民生活提供保障。
当年的愿景，今天都已成真。回望历史可以看到，中国核心企业的成长不是偶然的，而是时代机遇和企业的家国情怀、实实在在的拼搏奋斗的结合。两者之间循环加强。
而从经营管理的角度来看，危机感驱动的创新是中國核心企业成长的不二法门。
平安把“来自于市场瞬息万变、优胜劣汰带来的深刻危机感”作为平安文化的基因，不断自我超越，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从1988年创立后第一个10年探索现代保险，到第二个10年探索综合金融，到第三个10年探索“金融+科技”，到第四个10年开启“金融+生态”，变革从未停止。
顺带说一下，平安在科技投入和创新方面也不遗余力。截至今年一季度，其科技专利申请数已超过3.2万件，其中金融科技、数字医疗科技专利申请数位居全球第一，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位居全球第三。
华为一直怀着冬天将至的危机感，一直强调以客户为本，以奋斗者为本，坚定不移投入研发，近10年的研发费用超过7200亿元。华为已经迈进了“基于愿景假设和世界级难题驱动的理论突破和基础技术发明的创新2.0时代”。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使命，中国核心企业必须担当，也正在担当。
企业家精神因何变化？
在初步勾勒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核心企业和企业家精神的大致轮廓后，我想探讨的命题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家精神是会一成不变，还是会有所变化？
从学术研究看，的确，能永葆企业家精神活力的国度确实不多。
以英国为例，18世纪下半叶，英国以棉纺织业技术革新为起点，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最早发生工业革命是一种成就，不是偶发事件，是艰苦努力、敢于创新、发挥想象力和企业家精神的结果。19世纪中期，英国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成为“世界工厂”。
但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逐渐丧失工业霸主地位。1870～1913年，英国工业产值增长1倍多，而美国增长8倍多，德国增长4倍多。以电力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德国。
英国为何落伍？美国学者马丁·威纳在《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中指出，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反工业文化”，致使企业家的进取精神弱化。除了工业化对社会有负面影响、遭遇批评外，也是因为英国的贵族制度和贵族精神影响巨大，实业家们在积累财富后追求贵族的“典雅”生活，“向上流社会看齐”，开始“绅士化”过程。他们羡慕贵族绅士不事生产、流连社交的田园生活，不惜重金到乡间购买乡村地产，或热衷从政为官。
英国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指出，当时英国企业家还有广阔的帝国市场，仍能从旧的投资中获得充足利润，逐渐成为“一个寄生型而不是竞争型的经济体，纯粹依靠国际垄断盈余，依靠欠发达世界，依靠过去的财富积累而过日子”，安享其成，竞争精神衰退。
在英国的企业家精神渐渐弱化时，在北美新大陆，企业家精神却蓬勃发展。美国的企业家精神更加持久，并因一轮又一轮的移民潮得到持续补充，也更具“冲破旧规则的束缚、创立新规则”的创新性。 理查德· S.泰德罗在《创新者：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中说，“近250年以来，我们可以很公平地宣称：美国在创办和培育新企业方面是最出色的”，美国的企业家们不是向贵族绅士看齐，而是“对未来下注”，他们的心理取向是“追求未来的财富和繁荣”。
“他们或者创造了新技术，或者拥抱了新技术。与利用其他竞争优势取胜相比，他们都更巧妙地利用了新技术取胜。”理查德· S.泰德罗写道。
而德国工业之所以超过英国，也与一大批热衷发明创造的企业家高度相关，奔驰、博世、西门子都是他们的名字。最早提出了发电机工作原理的维尔纳·冯· 西门子说：“请首先一直盯住较远的未来，这是最主要的。”
西门子公司造出了人类第一台自励式直流发电机和直流电动机。电力机车（1879）、电梯（1880）、有轨电车（1881）、无轨电车（1882）等也都是西门子利用创始人的发明最先投入市场的。
从历史来看，哪个国家的企业家群体能心向未来，永不自满，哪个国家就能永葆创新活力。
黄金时代，憧憬未来
中国的企业与企业家目前处在何种阶段？仍在黄金时代。
虽然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增大，但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正在展开。通过“放管服”改革，中国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人民群众敢于创业奋斗，让市场主体敢于创新发展”。这一趋势的确定，对冲了外部变化的不确定。
回眸改革开放，每个时代的发展，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创新密不可分。
20世纪80年代的创业大潮，动力来自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城市允许“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以及建立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试验田。
田纪云曾说：“乡镇企业的发展，不用国家投资，只是在税收政策上给一些优惠，农民用自己的钱搞工业化建设，在10余年时间里吸收的劳动力相当于城市大工业30余年里吸收的劳动力的总和。”
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台《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1993年又出台《公司法》，一大批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创立的企业雨后春笋般涌现。
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放迈上新台阶，外资大量拥入，极大提升了中国加工制造的供应链能力，这些能力在若干年后成为本土创业者依托的资源。
在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从高速公路网到高铁网、物流快递网，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到智能互联网，从“三减两免”型的税收优惠到一网通办的制度创新，企业家生态不断优化，他们也可以把主要精力用于提升核心能力，为社会创造价值。
迄今为止，人类的四次工业革命，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智能化，再加上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浓缩在这几十年的中国，为创业者和企业家创造出了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廣阔的发展空间。他们把国际先进管理经验、中国的文化价值，以及日新月异的技术创新，融汇在一起，正在开辟新的可能。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史。当代中国核心企业发展的每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化创业，到20世纪90年代对标国际水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21世纪拥抱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创新科技，再到最近10年致力于高质量发展，都与这个国家的进步一脉相承。
今年五四青年节，曹德旺创立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宣布，出资100亿元，建立福耀科技大学。
今年5月27日，马明哲在平安创立33周年之时与100多万平安人共勉：平安要“赶考”新时代，坚守回馈社会之初心，让发展有温度，与国家繁荣、人民幸福同频共振。随后，他在平安寿险第25届高峰会上宣布，平安第三次寿险改革将依靠国际标准、中国优势、科技赋能，创造“中国化”的全新寿险模式，以顺应新时代发展需求。
6月2日晚，华为发布手机版鸿蒙系统，覆盖众多IoT智能终端，迈出万物互联的关键一步。
在新的起点上，中国核心企业再次出发。
当然必须看到，中国核心企业与世界最高水平仍有差距。例如，2020年苹果的销售收入约为三星的1.35倍，约为华为的2倍，而利润约为三星的2.3倍，约为华为的5.7倍。
但是，历史告诉未来，只要心系家国，心系创新，心系未来，中国企业的故事仍将澎湃不息，下半场将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