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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奉天同善堂，近代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至东北沦陷前，已然成为近代东北地区善堂之首。综观其各项慈善事业，奉天同善堂的慈善救助事业广泛，主要由“恤贫济困、妇孺养济、施医给药以及工艺教养”四个方面构成，同时，在善堂执行其救助职能的过程中，救济体制、善源筹集以及救济模式等方面均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和时代属性。
[关键词]近代，东北，奉天，同善堂，救济院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2—0036—06
奉天同善堂，近代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以“善”为中心，以“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为理念，历经数百年沧桑的历史变迁，逐步成为集“恤贫济弱”与“教养兼施”于一体的综合性善堂。本文拟就奉天同善堂的演变、救助事业以及特征属性作一初步考察，借以探究近代东北地区的慈善事业。
一、清末民初的奉天同善堂
奉天同善堂创设于清光绪七年(1881)五月，知府徐本衡与总兵左宝贵在奉天筹设牛痘局，每年春秋两季免费为儿童施种牛痘，“普疗民病”，是为奉天同善堂的起源。光绪八年(1882)太子河、浑河泛滥成灾，无数贫民流离失所，左宝贵汇集奉天社会志同道合之士，相继设立惜字局、义学馆、栖流所、施粥厂以及育婴堂等五个部门，救济广大灾黎和贫苦百姓。各部创建伊始，“各自为计，不相统辖”，它既是未经变革的“奉天同善堂之雏型”，同时也是近代东北救济设施的起源。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即左宝贵在甲午战争中阵亡后的第二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将左宝贵生前创建的各种慈善机构“酌量变通，统归一处”，“咨部立案”，取“万善同归”之意，定名为“奉天同善堂”，堂址设于奉天怀远关外高台庙胡同(今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是为省城最大的慈善机构，下设施粥厂、栖流所、牛痘局、育婴堂、惜字局、义学馆等六部门，首任堂长桂云舫。
奉天同善堂定名后，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奉天同善堂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相继添设了施医院、贫民施疗所、男女小学校、济良所、贫民习艺所等机构。随着同善堂各项救助事业的发展，该堂逐步陷入善款支绌、经费不足的境地，幸好民国五年(1916)王永江就任警务处长，到差伊始，便着手积极筹措善款、谋划复兴同善堂。因此，王永江任职期间，同善堂财力充裕、转危为安，并得以兼筹并顾、快速发展。至民国十二年(1923)，同善堂共设立十八个部门，其中省会范围内者共计7部、全省范围内者共计9部。民国十四年(1925)以后，由于奉天同善堂体系庞大、机构繁多，同善堂不得不“化散为整，分别改组”。
根据内政部颁布的《各地方救济院规则》，奉天同善堂奉令改组为辽宁省救济院，下设养老所、残废所、孤儿所、育婴所、济良所、盲童学校、珠林寺、施医所、医科专门学校、达生女医学校、救产所、贫民工厂等十二个部门。此次改组，极大地提高了同善堂的行政效率和救助成效，其内部组织日趋完善，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救济机构。
二、奉天同善堂的社会救济事业
奉天同善堂的慈善救助事业广泛，内容繁多，综观其各项救助事业，主要由恤贫济困、妇孺养济、施医给药以及工艺教养4个方面构成，从而构筑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救助体系。
(一)贫民养济事业
奉天同善堂自创办之初，即奉行体恤贫弱理念，不断致力于救济贫病之民，通过“贫民组合”各项救济事业的开展，实现“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的理想境界。
贫民栖流所，亦称冬生所，是专门在严冬酷寒时节收养“无依流民及街衙病人”的慈善机构，1906年并入奉天同善堂，1919年改建楼房，添设沐浴、养病等室，常年经费“奉币十四万六千二百元”。栖流所在其救助活动中体现出临时陛的特点，救济时间仅从每年11月1日开始，至次年4月底结止收容，而且完全按照定额来控制收容人数，每年春冬两季日以500人为限，夏秋两季以100人为限，因此救济人数十分有限，救济成效相对弱化。此外，栖流所的收养制度还具有浓厚的强制性和惩戒性，对收容对象的人身自由有着严格限制，因此多数收容对象在期满后，均会选择自谋生活，尽管如此，栖流所施粥以食、施营以宿，极大地救助了更多衣食无着的贫民。
然而，栖流所在机构设置上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每年严冬酷寒时期，正是饥寒交迫、滋生病患的最佳时节，若将各地送来的身染疥癣、花柳等传染病的贫民送入栖流所，则极易造成传染，例如鼠疫、霍乱等，缘于此，1921年4月，同善堂在玉皇阁特别创建病丐疗养所，专门收容奉天城内“身患疾病而无所依靠的贫民”，其经费来源除“奉天同善堂每年三千三百余元的拨款”外，还依赖于“玉皇阁的房屋租赁”，每年9月1日为正式开所。病丐疗养所的救济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对于病患的善养与优待，例如病情轻者每天自己到诊疗室一次，对于病重患者则改予小米粥饭、优加调养的优待。该所成立2年来，多数病丐得到治愈，出所后即可自谋生路，然而，由于该所采取定额的方式收容病丐，暂定春秋夏3季40名，冬季70名，导致更多的病丐无法得到医治。此外，由于医疗设备的落后、医疗经费的缺乏以及管理制度的紊乱等因素，病丐疗养所始终都无法克服高死亡率、低治愈率的困境。
贫民收容所是同善堂贫民救济事业的另外一个设施，该所原系警察厅设立的临时性收容机构，至1916年同善堂奉令监管贫民收容所，专门收容“机构函送”以及“自投”的强壮贫民，以400人为限，常年经费全部由同善堂支付，即每年以“九门外的建筑及钻井得到的收入，扣除小洋四千多元”来充当其经费。为确保收容所内部管理规范，该所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所内每10人编成一个班，每班有班长1人负责监管，所内禁止各班贫民超出自由活动的范围，若有不遵守所内规定者，马上将其送往省立教养工厂进行教养。对于天性懒惰者，虽受惩戒仍不知悔改，则强留所内使其劳役，足见其强制性的管理特点。尽管如此，收容所自创建以来，依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每年平均收容贫民近千人。
至此，上述3个机构完全归入同善堂后，即完全演变为官办性质的组织，济贫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及至1930年，根据《各地方救济院改组》，奉天同善堂奉令改组为辽宁省救济院，“贫民组合”改组为养老院以及残废院，分别收养生活无着的残、老贫民，恤贫事业依然不断向前发展，成为政府赈灾济贫、稳定社会的有利补充。
(二)妇孺养济事业
奉天同善堂非常重视妇孺养济事业的发展，专门设立“孤苦组合”来开展救济妇孺工作，不仅对慈幼事业极为重视，亦使众多不幸妇女得到救助，以致众多妇孺均能“分业操作，各得其所”㈣㈣。
孤儿院原系民国元年(1912)绅士赵荣纶创办的民办慈善机构，专门收容“贫苦及遗弃之男女婴 艺、增强谋生技能，而且对当时东北社会的实业振兴、扩大就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三、奉天同善堂救济事业的属性特征
奉天同善堂在执行其救济职能的过程中，随着各项救济事业的广泛开展，不断变革其自身的行政体制和运营制度，在西方先进慈善思想的影响下，救济体制、善源筹集以及救济模式等方面均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和时代属性。
(一)救济体制的制度化
救济体制是奉天同善堂各项救济事业的制度保障，善堂在不断的扩充与整合的过程中，运营体制也在不断完善，在组织结构、行政制度等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规范的体系，有效制约并积极引导同善堂健康发展。
一是组织结构的规范化。奉天同善堂救济事业广泛、组织机构繁多，为实现社会救助的最大收益，善堂在其行政体系上进行了系统改组。根据民国十二年(1925)修正的《奉天同善堂本部组建章程》，同善堂分设内部三科以及外部四部，内部与外部分工明确、统筹协调。其中，内部各科分别下设三股，第一科下设庶务股、工程股、租赋股三股，第二科下设文牍股、卷档股、收发股三股，第三科下设收支股、簿记股、统计股，具体负责善堂的行政性工作；外部四部分别下设贫民组合、孤苦组合、医务组合以及工艺组合4个组合部门，具体负责善堂的各项事务性工作。系统化的组织机构，将各个分散的部门有机协调起来，提高整个机构的效率，促使同善堂有效配合与沟通，保证善堂各项具体事务的顺利开展，为同善堂慈善活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组织保障。
二是行政职能的具体化。同善堂构架有序、职责明确，为确保整个善堂的行政效率以及救济成效，同善堂至上而下设立起科学有序的层级构架，以实现“部分虽多而各有统系，事务虽繁而则有专归”的理想境界。根据《章程》，奉天同善堂实行堂长责任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同善堂承省长任命设堂长1名，督理全堂一切事务，内部各科设科长1名，秘书1员，科员2员，分别处理各科事宜，外部各部设主任1名，各小部设管理或学监1员至2员，分司各部事务。科层化的管理模式将同善堂整合协调起来，自上而下从堂长到办事员，从决策的制定到各项具体救济工作的实施，均有层层的隶属关系以及管理对象，以致决策能够上行下达、节约资源，部门能够高效运转、协调沟通，救助活动能够分工协作、广泛开展。当然，这种科层化的管理体制也有其相应的弊端，例如堂长责任制必然会导致权利集中、腐败滋生，因此堂长侵吞善堂资产、克扣职员工薪、虐待贫民的情况层出不穷。然而在当时东北社会，奉天同善堂规范化的管理体制以及运营机制还是较为先进的，为善堂实施各项救助提供了有利的制度保障。
(二)筹资渠道的多样化
慈善经费的充足、稳定是社会和谐、民生安定、善堂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奉天同善堂的经费多采取政府拨款、社会捐款以及本堂自有资产的营业收入等3种方式进行筹集，以实现其救济效能的最大化。
一是政府拨款。奉天同善堂作为近代东北地区最大的官办救济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是单纯的慈善机构，已然承担起政府民政部门的职能，因此，为东北当局定期拨款资助同善堂，以确保善堂善源的充足、稳定。以1912年至1928年的16年间为例，奉天政府平均每年拨绐奉天省所属济良所、栖流所、贫民习艺所、贫民教养厂等单位经费大洋9.8万余元、银1.48万两(大洋1元折银7.2钱)。张学良主政后，非常重视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先将同善堂改组为辽宁省救济院，1930年以后，奉天省政府都会定期拨款经费资助辽宁救济院，然而，政府的财政拨款金额甚少、比重甚小，杯水车薪，根本不能满足当时社会广大弱势群体的需要，要维持同善堂的正常运转、实现救济成效的最大化，单靠政府的财政拨款是远远不够的。
二是社会募捐。除军政资助外，奉天同善堂的经费还依赖社会各界的募捐，包括商会、农会、青年会及其他社会团体的募集基金和土地、房产等，以及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和普通民众的捐献等。据《东北年鉴》关于奉天同善堂的统计，该堂多数部门的筹办经费，除政府补贴即由四厘船捐项的支付外，约有70％来源于募集的捐款。此外，为了促进社会各界积极捐款，省政府专门颁布《捐资兴办救济事业褒奖条例》，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捐款资助各项救济事业，在政府和舆论的号召下，社会各界纷纷慷慨解囊，捐资捐物。如奉天华俄道胜银行1901—1907年的6年间，捐助兴办慈善事业和抚恤银共107万两、小洋325.4万元(小洋1元折银6钱)。当然，随着募捐活动的积极开展，出现假借捐助而从事不法活动的个体，为有效提高捐赠积极性、减少捐助纠纷，1925年7月奉天省长公署特别制定《报捐产业章程》，责令同善堂遵照该令规范和接收捐赠。以上规章和制度的完善，不但保证同善堂接收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还极大地扩充了慈善基金，促进其快捷、顺利地接收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捐资。
三是善堂的自营收入。奉天同善堂自有资产的经营性收入也是该堂善款的来源之一，主要包括土地、房产的租赁以及发商生息等投资方式，随着同善堂救济事业的扩大，其经营收入亦不断增加，财政越来越充裕，自有资产呈现出大幅增加的趋势。据相关资料统计，至1929年，同善堂对外租赁宅地总面积达到216.296亩，房屋总数为21030.5间，各类宅地主要包括瓦房、地皮、平瓦房、楼房、平房、瓦楼房等。同时，同善堂还拥有大量的土地对外租赁，耕地面积达17117.387亩，均收其租金作为该堂经费，其中，奉天地区有耕地467.787亩，占所有耕地面积的2.7％。此外，其他经营性收入例如发商生息，作为奉天同善堂善源的有力补充，随着救济事业的开展，亦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据奉天财政厅统计，同善堂自1923年始购工商储备会股500股，至1925年止，共入股三期计小洋六千一百五十元零四角六分，人股后便自动生息，获取余利。综上所述，奉天同善堂依据其自有资产的经营性收入，极大地补充了善堂的经费开支，支撑了善堂各项救济事业的发展与壮大。
(三)救济模式的近代化
奉天同善堂创设之初，救济活动一直采取以“养”为主的消极救济模式，在近代慈善思想的影响下，同善堂开始重视“教养兼施”先进理念，积极变革传统救济措施，实现从传统的“施善救济”逐步向“教育救济”、“工艺教养”的转变，进而推动其社会救助近代化进程的历史演变。
一是从“施善救济”到“教育救济”的转变。“施善救济”历来是传统慈善机构的主要救济方式，奉天同善堂在执行其救助职能的过程中，不断致力于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收养工作，施粥以食、施营以宿，以致实现“养”的最大成效。然而随着西方先进慈善理念的传播，愈来愈多的慈善人士普遍认为，“属于积极之充实者，最要为教育；属于消极之救济者，最要为慈善。”奉天同善堂 在近代慈善思潮的影响下，善堂开始重视“慈善教育”理念，积极传授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开始由传统的“施善救济”模式逐步向“教育救济”模式转变。与善堂传统教学方法不同，同善堂采取“中西兼备”的课程设置方式，在原有修身、经学、国文、道德、家政等传统科目的基础上，增加算术、理科、手工、图画、体操、唱歌、游戏、作文等近代意义的课程，将自然科学知识注入同善堂的教育体系中，充分体现出慈善救助活动的教育化趋势。当然，传统与先进教学内容的并存，充分体现了“中学”与“西学”的对立与融合，极大地影响了同善堂教育救济功能的发挥。
二是从“劳动教养”到“32艺教养”的转变。“劳动教养”是奉天同善堂慈善救助的另外一种方式，根据不同的收养对象，善堂提供不同的劳动方式加以供养，收容人员通过劳动来获得工资和赏钱，作为将来谋生的资本，或者归乡旅费。例如强壮、有自制能力的贫民，善堂将其送至收容所收养，并为其提供体力劳动的机会，如清洁、除雪，或者为各机关和商民服务等。“劳动教养”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施善救济”以“养”为主收养救济方式的不足，贫民通过简单或者体力劳动，获得出所自谋生路的资本，因此该举措不但圆满地完成了善堂的救助职能，还为善堂的其他救助活动节约了大量的救济经费。然而，“劳动教养”只是单纯为贫民提供简单或体力劳动，并无技能或实业培训，贫民出所后仍然贫困潦倒、无法生存。随着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善堂逐步意识到单纯“劳动教养”的局限性，开始向“工艺教养”救济模式的转变，极大地弥补传统消极的救济模式，为更多的弱势群体提供了接受培训、扩大就业的机会，不仅提高了同善堂的社会救济功能，同时为当时东北社会实业振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民国九年至民国十年，“工艺组合”各科营业总额累计达18261733.32元，利润总额累计达10946328.48元。至此奉天同善堂实现了慈善救助近代化进程质的飞跃，救济事业朝着更为先进、更为高效的领域发展。
奉天同善堂作为近代东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善堂，在其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突破传统以“养”为主的消极救济模式，采取“养”与“教”相结合的积极救济方式，对赈灾恤贫、普济民生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的一些经验对于今天的慈善事业，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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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李婷轩]
[关键词]近代，东北，奉天，同善堂，救济院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2—0036—06
奉天同善堂，近代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以“善”为中心，以“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为理念，历经数百年沧桑的历史变迁，逐步成为集“恤贫济弱”与“教养兼施”于一体的综合性善堂。本文拟就奉天同善堂的演变、救助事业以及特征属性作一初步考察，借以探究近代东北地区的慈善事业。
一、清末民初的奉天同善堂
奉天同善堂创设于清光绪七年(1881)五月，知府徐本衡与总兵左宝贵在奉天筹设牛痘局，每年春秋两季免费为儿童施种牛痘，“普疗民病”，是为奉天同善堂的起源。光绪八年(1882)太子河、浑河泛滥成灾，无数贫民流离失所，左宝贵汇集奉天社会志同道合之士，相继设立惜字局、义学馆、栖流所、施粥厂以及育婴堂等五个部门，救济广大灾黎和贫苦百姓。各部创建伊始，“各自为计，不相统辖”，它既是未经变革的“奉天同善堂之雏型”，同时也是近代东北救济设施的起源。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即左宝贵在甲午战争中阵亡后的第二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将左宝贵生前创建的各种慈善机构“酌量变通，统归一处”，“咨部立案”，取“万善同归”之意，定名为“奉天同善堂”，堂址设于奉天怀远关外高台庙胡同(今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是为省城最大的慈善机构，下设施粥厂、栖流所、牛痘局、育婴堂、惜字局、义学馆等六部门，首任堂长桂云舫。
奉天同善堂定名后，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奉天同善堂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相继添设了施医院、贫民施疗所、男女小学校、济良所、贫民习艺所等机构。随着同善堂各项救助事业的发展，该堂逐步陷入善款支绌、经费不足的境地，幸好民国五年(1916)王永江就任警务处长，到差伊始，便着手积极筹措善款、谋划复兴同善堂。因此，王永江任职期间，同善堂财力充裕、转危为安，并得以兼筹并顾、快速发展。至民国十二年(1923)，同善堂共设立十八个部门，其中省会范围内者共计7部、全省范围内者共计9部。民国十四年(1925)以后，由于奉天同善堂体系庞大、机构繁多，同善堂不得不“化散为整，分别改组”。
根据内政部颁布的《各地方救济院规则》，奉天同善堂奉令改组为辽宁省救济院，下设养老所、残废所、孤儿所、育婴所、济良所、盲童学校、珠林寺、施医所、医科专门学校、达生女医学校、救产所、贫民工厂等十二个部门。此次改组，极大地提高了同善堂的行政效率和救助成效，其内部组织日趋完善，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救济机构。
二、奉天同善堂的社会救济事业
奉天同善堂的慈善救助事业广泛，内容繁多，综观其各项救助事业，主要由恤贫济困、妇孺养济、施医给药以及工艺教养4个方面构成，从而构筑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救助体系。
(一)贫民养济事业
奉天同善堂自创办之初，即奉行体恤贫弱理念，不断致力于救济贫病之民，通过“贫民组合”各项救济事业的开展，实现“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的理想境界。
贫民栖流所，亦称冬生所，是专门在严冬酷寒时节收养“无依流民及街衙病人”的慈善机构，1906年并入奉天同善堂，1919年改建楼房，添设沐浴、养病等室，常年经费“奉币十四万六千二百元”。栖流所在其救助活动中体现出临时陛的特点，救济时间仅从每年11月1日开始，至次年4月底结止收容，而且完全按照定额来控制收容人数，每年春冬两季日以500人为限，夏秋两季以100人为限，因此救济人数十分有限，救济成效相对弱化。此外，栖流所的收养制度还具有浓厚的强制性和惩戒性，对收容对象的人身自由有着严格限制，因此多数收容对象在期满后，均会选择自谋生活，尽管如此，栖流所施粥以食、施营以宿，极大地救助了更多衣食无着的贫民。
然而，栖流所在机构设置上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每年严冬酷寒时期，正是饥寒交迫、滋生病患的最佳时节，若将各地送来的身染疥癣、花柳等传染病的贫民送入栖流所，则极易造成传染，例如鼠疫、霍乱等，缘于此，1921年4月，同善堂在玉皇阁特别创建病丐疗养所，专门收容奉天城内“身患疾病而无所依靠的贫民”，其经费来源除“奉天同善堂每年三千三百余元的拨款”外，还依赖于“玉皇阁的房屋租赁”，每年9月1日为正式开所。病丐疗养所的救济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对于病患的善养与优待，例如病情轻者每天自己到诊疗室一次，对于病重患者则改予小米粥饭、优加调养的优待。该所成立2年来，多数病丐得到治愈，出所后即可自谋生路，然而，由于该所采取定额的方式收容病丐，暂定春秋夏3季40名，冬季70名，导致更多的病丐无法得到医治。此外，由于医疗设备的落后、医疗经费的缺乏以及管理制度的紊乱等因素，病丐疗养所始终都无法克服高死亡率、低治愈率的困境。
贫民收容所是同善堂贫民救济事业的另外一个设施，该所原系警察厅设立的临时性收容机构，至1916年同善堂奉令监管贫民收容所，专门收容“机构函送”以及“自投”的强壮贫民，以400人为限，常年经费全部由同善堂支付，即每年以“九门外的建筑及钻井得到的收入，扣除小洋四千多元”来充当其经费。为确保收容所内部管理规范，该所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所内每10人编成一个班，每班有班长1人负责监管，所内禁止各班贫民超出自由活动的范围，若有不遵守所内规定者，马上将其送往省立教养工厂进行教养。对于天性懒惰者，虽受惩戒仍不知悔改，则强留所内使其劳役，足见其强制性的管理特点。尽管如此，收容所自创建以来，依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每年平均收容贫民近千人。
至此，上述3个机构完全归入同善堂后，即完全演变为官办性质的组织，济贫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及至1930年，根据《各地方救济院改组》，奉天同善堂奉令改组为辽宁省救济院，“贫民组合”改组为养老院以及残废院，分别收养生活无着的残、老贫民，恤贫事业依然不断向前发展，成为政府赈灾济贫、稳定社会的有利补充。
(二)妇孺养济事业
奉天同善堂非常重视妇孺养济事业的发展，专门设立“孤苦组合”来开展救济妇孺工作，不仅对慈幼事业极为重视，亦使众多不幸妇女得到救助，以致众多妇孺均能“分业操作，各得其所”㈣㈣。
孤儿院原系民国元年(1912)绅士赵荣纶创办的民办慈善机构，专门收容“贫苦及遗弃之男女婴 艺、增强谋生技能，而且对当时东北社会的实业振兴、扩大就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三、奉天同善堂救济事业的属性特征
奉天同善堂在执行其救济职能的过程中，随着各项救济事业的广泛开展，不断变革其自身的行政体制和运营制度，在西方先进慈善思想的影响下，救济体制、善源筹集以及救济模式等方面均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和时代属性。
(一)救济体制的制度化
救济体制是奉天同善堂各项救济事业的制度保障，善堂在不断的扩充与整合的过程中，运营体制也在不断完善，在组织结构、行政制度等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规范的体系，有效制约并积极引导同善堂健康发展。
一是组织结构的规范化。奉天同善堂救济事业广泛、组织机构繁多，为实现社会救助的最大收益，善堂在其行政体系上进行了系统改组。根据民国十二年(1925)修正的《奉天同善堂本部组建章程》，同善堂分设内部三科以及外部四部，内部与外部分工明确、统筹协调。其中，内部各科分别下设三股，第一科下设庶务股、工程股、租赋股三股，第二科下设文牍股、卷档股、收发股三股，第三科下设收支股、簿记股、统计股，具体负责善堂的行政性工作；外部四部分别下设贫民组合、孤苦组合、医务组合以及工艺组合4个组合部门，具体负责善堂的各项事务性工作。系统化的组织机构，将各个分散的部门有机协调起来，提高整个机构的效率，促使同善堂有效配合与沟通，保证善堂各项具体事务的顺利开展，为同善堂慈善活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组织保障。
二是行政职能的具体化。同善堂构架有序、职责明确，为确保整个善堂的行政效率以及救济成效，同善堂至上而下设立起科学有序的层级构架，以实现“部分虽多而各有统系，事务虽繁而则有专归”的理想境界。根据《章程》，奉天同善堂实行堂长责任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同善堂承省长任命设堂长1名，督理全堂一切事务，内部各科设科长1名，秘书1员，科员2员，分别处理各科事宜，外部各部设主任1名，各小部设管理或学监1员至2员，分司各部事务。科层化的管理模式将同善堂整合协调起来，自上而下从堂长到办事员，从决策的制定到各项具体救济工作的实施，均有层层的隶属关系以及管理对象，以致决策能够上行下达、节约资源，部门能够高效运转、协调沟通，救助活动能够分工协作、广泛开展。当然，这种科层化的管理体制也有其相应的弊端，例如堂长责任制必然会导致权利集中、腐败滋生，因此堂长侵吞善堂资产、克扣职员工薪、虐待贫民的情况层出不穷。然而在当时东北社会，奉天同善堂规范化的管理体制以及运营机制还是较为先进的，为善堂实施各项救助提供了有利的制度保障。
(二)筹资渠道的多样化
慈善经费的充足、稳定是社会和谐、民生安定、善堂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奉天同善堂的经费多采取政府拨款、社会捐款以及本堂自有资产的营业收入等3种方式进行筹集，以实现其救济效能的最大化。
一是政府拨款。奉天同善堂作为近代东北地区最大的官办救济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是单纯的慈善机构，已然承担起政府民政部门的职能，因此，为东北当局定期拨款资助同善堂，以确保善堂善源的充足、稳定。以1912年至1928年的16年间为例，奉天政府平均每年拨绐奉天省所属济良所、栖流所、贫民习艺所、贫民教养厂等单位经费大洋9.8万余元、银1.48万两(大洋1元折银7.2钱)。张学良主政后，非常重视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先将同善堂改组为辽宁省救济院，1930年以后，奉天省政府都会定期拨款经费资助辽宁救济院，然而，政府的财政拨款金额甚少、比重甚小，杯水车薪，根本不能满足当时社会广大弱势群体的需要，要维持同善堂的正常运转、实现救济成效的最大化，单靠政府的财政拨款是远远不够的。
二是社会募捐。除军政资助外，奉天同善堂的经费还依赖社会各界的募捐，包括商会、农会、青年会及其他社会团体的募集基金和土地、房产等，以及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和普通民众的捐献等。据《东北年鉴》关于奉天同善堂的统计，该堂多数部门的筹办经费，除政府补贴即由四厘船捐项的支付外，约有70％来源于募集的捐款。此外，为了促进社会各界积极捐款，省政府专门颁布《捐资兴办救济事业褒奖条例》，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捐款资助各项救济事业，在政府和舆论的号召下，社会各界纷纷慷慨解囊，捐资捐物。如奉天华俄道胜银行1901—1907年的6年间，捐助兴办慈善事业和抚恤银共107万两、小洋325.4万元(小洋1元折银6钱)。当然，随着募捐活动的积极开展，出现假借捐助而从事不法活动的个体，为有效提高捐赠积极性、减少捐助纠纷，1925年7月奉天省长公署特别制定《报捐产业章程》，责令同善堂遵照该令规范和接收捐赠。以上规章和制度的完善，不但保证同善堂接收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还极大地扩充了慈善基金，促进其快捷、顺利地接收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捐资。
三是善堂的自营收入。奉天同善堂自有资产的经营性收入也是该堂善款的来源之一，主要包括土地、房产的租赁以及发商生息等投资方式，随着同善堂救济事业的扩大，其经营收入亦不断增加，财政越来越充裕，自有资产呈现出大幅增加的趋势。据相关资料统计，至1929年，同善堂对外租赁宅地总面积达到216.296亩，房屋总数为21030.5间，各类宅地主要包括瓦房、地皮、平瓦房、楼房、平房、瓦楼房等。同时，同善堂还拥有大量的土地对外租赁，耕地面积达17117.387亩，均收其租金作为该堂经费，其中，奉天地区有耕地467.787亩，占所有耕地面积的2.7％。此外，其他经营性收入例如发商生息，作为奉天同善堂善源的有力补充，随着救济事业的开展，亦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据奉天财政厅统计，同善堂自1923年始购工商储备会股500股，至1925年止，共入股三期计小洋六千一百五十元零四角六分，人股后便自动生息，获取余利。综上所述，奉天同善堂依据其自有资产的经营性收入，极大地补充了善堂的经费开支，支撑了善堂各项救济事业的发展与壮大。
(三)救济模式的近代化
奉天同善堂创设之初，救济活动一直采取以“养”为主的消极救济模式，在近代慈善思想的影响下，同善堂开始重视“教养兼施”先进理念，积极变革传统救济措施，实现从传统的“施善救济”逐步向“教育救济”、“工艺教养”的转变，进而推动其社会救助近代化进程的历史演变。
一是从“施善救济”到“教育救济”的转变。“施善救济”历来是传统慈善机构的主要救济方式，奉天同善堂在执行其救助职能的过程中，不断致力于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收养工作，施粥以食、施营以宿，以致实现“养”的最大成效。然而随着西方先进慈善理念的传播，愈来愈多的慈善人士普遍认为，“属于积极之充实者，最要为教育；属于消极之救济者，最要为慈善。”奉天同善堂 在近代慈善思潮的影响下，善堂开始重视“慈善教育”理念，积极传授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开始由传统的“施善救济”模式逐步向“教育救济”模式转变。与善堂传统教学方法不同，同善堂采取“中西兼备”的课程设置方式，在原有修身、经学、国文、道德、家政等传统科目的基础上，增加算术、理科、手工、图画、体操、唱歌、游戏、作文等近代意义的课程，将自然科学知识注入同善堂的教育体系中，充分体现出慈善救助活动的教育化趋势。当然，传统与先进教学内容的并存，充分体现了“中学”与“西学”的对立与融合，极大地影响了同善堂教育救济功能的发挥。
二是从“劳动教养”到“32艺教养”的转变。“劳动教养”是奉天同善堂慈善救助的另外一种方式，根据不同的收养对象，善堂提供不同的劳动方式加以供养，收容人员通过劳动来获得工资和赏钱，作为将来谋生的资本，或者归乡旅费。例如强壮、有自制能力的贫民，善堂将其送至收容所收养，并为其提供体力劳动的机会，如清洁、除雪，或者为各机关和商民服务等。“劳动教养”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施善救济”以“养”为主收养救济方式的不足，贫民通过简单或者体力劳动，获得出所自谋生路的资本，因此该举措不但圆满地完成了善堂的救助职能，还为善堂的其他救助活动节约了大量的救济经费。然而，“劳动教养”只是单纯为贫民提供简单或体力劳动，并无技能或实业培训，贫民出所后仍然贫困潦倒、无法生存。随着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善堂逐步意识到单纯“劳动教养”的局限性，开始向“工艺教养”救济模式的转变，极大地弥补传统消极的救济模式，为更多的弱势群体提供了接受培训、扩大就业的机会，不仅提高了同善堂的社会救济功能，同时为当时东北社会实业振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民国九年至民国十年，“工艺组合”各科营业总额累计达18261733.32元，利润总额累计达10946328.48元。至此奉天同善堂实现了慈善救助近代化进程质的飞跃，救济事业朝着更为先进、更为高效的领域发展。
奉天同善堂作为近代东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善堂，在其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突破传统以“养”为主的消极救济模式，采取“养”与“教”相结合的积极救济方式，对赈灾恤贫、普济民生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的一些经验对于今天的慈善事业，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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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李婷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