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曾请苏联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中3种面额最大的纸币。当时我国政府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的事情请苏联去做?一批向公众开放的外交档案，揭开了半个世纪前的这些绝密内幕。
　　
　　周总理亲自指挥
　　
　　我国第一套人民币流通了3年零4个月。到1952年4月初，发行新人民币的准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亲赴莫斯科，于4月6日与苏联方面谈妥了代印人民币的意向。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贺晓初副局长和陈邦达等人留在莫斯科，与苏方接洽具体技术问题。到1953年2月初，中苏双方就印样、数量、交货时间等事项签订合同。
　　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了中苏双方的商谈和有关事项的签约全过程。档案记载：“张大使(向苏财政部长兹维列夫)申明：系受总理委托而来。”
　　
　　为什么要印制新人民币
　　
　　第一套人民币面额较大，最大为5万元，单位价值较低，纸张质量较差，券别种类繁多，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文字说明单一，票面破损较严重。为了健全货币制度，我国政府作出了改革币制的决定，但受当时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只好请“老大哥”帮忙。
　　张闻天曾对兹维列夫强调：“由于我东南边疆，台湾的蒋匪及美帝常以伪钞输入捣乱，因而防假要求更为重要。我们要求将使用于卢布上的技术用于我国新币上……要像卢布5元10元上的花纹那样好。”
　　
　　印钞总额从40亿变为45亿
　　
　　最初，我国政府向苏方提出的印制票面额为100元、50元、10元、5元4种，总金额40亿元。7个月后，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电报，通知苏方改变印制方案，提出“采用不超过3元和5元的票面”。兹维列夫表示，票面额改小，总金额反而加大到45亿，印钞工作相当于原计划的3倍。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解释说：“政府曾再三考虑过……现在改变的计划势在必行，仍望苏方多多帮忙。”
　　国内为印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档案详细记载了国内送去的物品清单，包括国徽、行长图章和深线花纹钢版，套花画样，各民族大团结、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装饰及文字铅版、票样本、规格尺寸等等。
　　
　　印制方案再次变动
　　
　　一年半后，1954年4月12日，张大使向苏方提出了“新印10元券20亿元，计2亿张”的口头请求，并初步商定于1956年内全部交齐。
　　1954年10月，张闻天大使正式照会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除与苏方再次确认新印10元券外，还解释：“设计稿样须重新设计，延至今年12月间始可转交苏方，交货期限是否因此亦须相应顺延，亦请考虑。”照会还增加了5元券的印数为“20亿元，计4亿张”。
　　对于印制计划的再次改动，苏联财政部副部长兹洛比曾回答：“困难当然有，你们有，我们也有，不过是可以克服的，算不得什么。”
　　
　　分9批次交接新币
　　
　　苏方代印的人民币全部如期完成，其中有1．6亿张3元券还应中方要求提前了4个月。自1953年9月底起，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一次次从莫斯科开出，前往满洲里。货物品名被写成“技术装备”，发货者是苏联木材公司，收货方为满洲里入口公司。交接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进行。
　　为慎重起见，交货俱在白天进行。苏方特别提醒“在中国境内运送时，切勿泄露苏联财政部或国家银行字样。”
　　交接中出现一个小插曲。1954年7月5日，苏联木材公司经理在5元券即将启运时，向我使馆诚实告白：“承印3元券时已完成所规定之任务，但因有一工厂超额印就95万张，因此数巨大，故建议仍运交你方。”对于这批擅自印制的3元券，南汉宸行长很快答复同意“运交我方”。
　　双方共在满洲里交接人民币9批次。
　　
　　新币顺利发行流通
　　
　　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新中国有了第一套采用胶凹套印，版纹深、墨层厚、有较好的反假防伪功能的精致货币。1955年3月1日，苏联印制的人民币3元、5元券和国内印制的2元、1元及角、分币共10种开始发行流通；1957年12月1日又发行了10元券。后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开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3元、5元和10元纸币，1个月后停止收兑和流通使用。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