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后，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速度开始超越了中国境内的形势，世界各地的人们逐渐意识到“局势变得很严重”。世界大势流年不利，是因为我们从单极秩序向多极秩序转变，其间必然经历一个失序阶段，甚或称之为一盘乱局。人人穷于应付不可预料的人祸和天灾，其间还掺杂着虚假新闻，也难怪没人敢轻易奢谈“信任”二字了。
　　民族国家之肇建，始于人类团结起来、相互扶持，以共同应对不可预测的威胁。每个人都将信任寄托在其他人身上，认为总会有人站出来处理那些他们已知或未知的风险。这种信任的形式便是私人间或社会的契约。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使用自己的资金来处理好公司客户和股东将面临的风险，则他会成为赢家。而当国家辜负公众的信任，最终将会面临社会抗议、内战或牵扯其他国家的更大范围的冲突，今天的叙利亚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在其他地方，只要社会资本受损，信任就会削减至要么不信任何人，要么仅信任以家庭、种族或宗教纽带联系起来的群体。有些人会抗议，有些则以手中的选票促成变化，而另一些则用脚投票，要么移民要么逃离。
　　《2020年爱德曼信任调查报告》基于对28个国家或地区34000人，在近20年来所进行的在线调查，做出结论认为目前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过去，经济增长会促生信任，不平等加剧则损害对机构的信任。这种信任已遭侵蚀，83%的被调查者忧心于失业，76%的人害怕看到的是虚假消息，56%的人认为目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弊大于利。
　　最近的三个例子表明，对政府和政治人物能否在解决问题时发挥正面作用，世界各地人们莫衷一是。
　　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如今只有17%的美国人愿意信任华盛顿的政府机构，其中3%声称一直都是信任政府的，而另外14%则只是在“大部分时间”里信任。约翰逊总统任职时，民众对华盛顿的信任率尚为77%。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会给出定论，美国选民是更信任总统领导下的政府，还是坚信更多依据宪法受到约束和制衡的政府。
　　中国政府采取了空前的行动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其中包括让一半以上的人口居家隔离。这样的举措没有带来恐慌与抗议，加之中国人居家之际，电力、食物、水供应，甚至电信服务也都毫无短缺之虞，这充分说明中国人对社会秩序的信任。根据《2020年爱德曼信任调查报告》，中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度指数最高，达到82，而美国为47，俄罗斯仅为30。香港的这一指数为50，较2019年下降5个点。
　　马来西亚一周来政局跌宕起伏，最终马哈蒂尔辞职，并被任命为临时总理。马来西亚的爱德曼信任指数已从2017年的47上升至2020年的58。2017年的数值采样时间在2018年5月大选之前，马哈蒂尔就是借由该次大选重新掌权。
　　近期马来西亚政坛的争论焦点是权力交接进程，以及国家是否应转向基于种族和宗教的政治结构，放弃曾经多种族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由于各个政党在这些问题上分歧巨大，看来对马来西亚领导层的信任问题只能通过下届大选才能解决。
　　正如爱德曼信任调查报告正确指出的那样：“今天只有两件事能换来信任：能力（兑现承诺）和高尚的行为（做正确的事并努力改善社会）。人们不仅关心你做什么，还要看你是怎么做的。”
　　民主选举中，空口许诺所见多是，但兑现承诺却非常困难，因为世界本身已经变得更为复杂。
　　“美国优先”政策改变了游戏规则。旧的单极秩序，其支柱在于一系列维护全球公共利益的多边国际机构，例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粮农组织，它们有助于维护健康、粮食和全球安全。但随着富裕国家重创于全球金融危机，从而债务激增，其为全球公益作贡献的慷慨捐助变得越来越少。
　　因此，随着全球过度消费带来更多的碳排放量，并进而导致全球变暖，世界正苦于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损失加重，而腐败和无能等人为因素更是雪上加霜。
　　企业过去一直都是以经营目标来进行管理。当今的全球治理似乎是“事故管理”，处理每次事件都力不从心，因为它们超出了官僚基层的想象力。例如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很大一部分人口岌岌可危地生存在陷入贫困的边缘，其中一些問题原本可以而且应该在富足的时候就加以预防。
　　有一件事很清楚。“依循旧例”将不再奏效。在反常时期进行管理或治理，需要更好的聆听方式，例如从社会层面的反馈来了解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实际情况。没有什么既有经验能够帮助任何国家应对如此全球规模的病毒传播。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在这场动荡中都将涌现出输家或赢家。尘埃落定时，那些能够赢取信任的个人、企业或国家，将成为最大的获益者。世界上有太多的领导人，缺乏的是政治家。在这个混沌的时代，那些能够超越个人或派系利益的人将是笑到最后的人。
　　（翻译：臧博;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