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中“学”的意涵及现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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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遵循《孟子》原典本意基础上,破除顾名思义式解读所铸就的——《孟子》言“人性本善”不重视“学”或无需“学”的——思维定势,悉心探寻其中“学”的意涵不仅急迫而且必要。“求其放心”是“人性本善”的逻辑使然,是《孟子》中“学”之论说语境,《孟子》中“学”唯有在此语境中才能被准确地理解。《孟子》中“学”以“深造自得”为其本意,包括先立其大、反诸求己、博而约之、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反思质疑等内容。它给予我们两方面启示:一方面,学当致用,亦即学习应该为改善社会总体状况,为公义服务,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我私利;另一方面,学应该讲求方法。
  关键词:孟子;学;性善;求其放心;深造自得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1-0093-05
  收稿日期:2014-11-12
  基金项目:广西科技大学博士基金项目“道德承续研究”(14Z14);湖南省高校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理念的现代转化研究”(13K010)。
  作者简介:冯丕红(1987-),男,云南大理人,哲学博士,广西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转化、教育哲学研究。
  在“性善论”和“仁义说”的喧嚣中,学界很少有人专门论及《孟子》中“学”的意涵,即使偶有关注,也多从“教育”或“教化”视角概而述之,而不愿正面论之,这似乎成了一种不言自明的规常。何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孟子》言“人性本善”,在顾名思义的解读中人们通常认为,人性既已善矣,故无需学以善之,因此,“学”自然显得不重要;另一方面,《孟子》言“学”,凡32见,占全书之0.09%[1],其所论之“学”远不如《论语》、《荀子》浓墨重彩,其意涵未被深入发掘,自然不足为奇。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学”并非《孟子》之重要范畴,而不屑或不愿进行研释,纵有涉及亦统归于修养教化之列。事实真的如此?实践证明:顾名思义式解读不仅流于草率,堕为肤浅,且常是错误与悖谬之滥觞;《孟子》中“学”论述虽少,着墨亦轻,但并不能从逻辑上推断它没有特色优长,更不可断然否定其研究价值与意义。因此,在遵循《孟子》原典本意基础上,破除顾名思义式解读所铸就的——《孟子》言“人性本善”不重视“学”或无需“学”的——思维定势,于“无墨”或“少墨”处悉心探寻其中“学”的意涵不仅急迫而且必要。我们于此立意,拟对其论说语境、基本内涵做梳理澄明,以提供学习之参考借鉴。
  一、“求其放心”:《孟子》中“学”的
  论说语境
  “求其放心”是“人性本善”的逻辑使然,是《孟子》中“学”的论说语境。孟子从“人性本善”出发,指出“四端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是与生俱来“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者(《孟子·尽心上》)。四端乃人的基本规定,一开始就以萌芽形式存在于每个个体中,并构成了个体自我实现的内在根据和出发点,理想人格的养成,无非是其具体展开。那么,现实生活中人之恶从何而来?孟子以“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牛山之木”等做了回答,指出“人之所以会有不善,并不是天生的资质如此,而是受到了外界的污染、为环境所迫,即由于环境影响了他们的心——‘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其所放其良心者’——才会变成这样”[2](P25)。具言之,孟子认为人性先天本善,之所以变得不善,并非本性使然,而是由于“外力影响、自暴自弃、‘以小害大,以贱害贵’等原因‘不能尽其才’”[3],因耳目之欲与不良环境的侵袭致使(善)良(之)心失掉了自身作用[4]。虽然,孟子未能像荀子一样深究“人之恶”的本原,但这并不妨碍其指出复归“本善之性”的方法。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人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可见,《孟子》中“学”之鹄的在于把“我固有的”后因诸原因而“放失”、“陷溺”的“善心(端)”找回来,从而回归“先天本善之性”。换言之,《孟子》之“学”是在“从先天善端出发而又返归本善之性”[5](P131)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因此,如果说“人性本善”是《孟子》一以贯之的主旨,其“七篇之中,无非此理”[6](P235),那么,“求其放心”就是《孟子》中“学”难以逃脱的论说语境。
  《孟子》中“学”要在“求其放心”的语境中才能被准确理解。“求其放心”是把握《孟子》之“学”的关键,若抛开该语境,则难免会陷入两重困境中:其一,《孟子》中“学”失去存在意义——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人性本善”故无需言“学”,《孟子》中诸多论“学”文本终因缺少提挈之纲领而变得支离难解,以致被当成“篡文”;其二,《孟子》中“学”将丧失本色。正如《荀子》之“学”以“化性起伪而从善”为存在语境[7],从而显现出独有特色一样,《孟子》中“学”也唯有在“求其放心以复归善性”的语境中才能确证自己的特色。那么,何为“求其放心”?结合《孟子》全书,我们认为将其释为“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就是把那丧失的善良之心找回来”[8](P206)是较妥当的,个中缘由,船山先生做了精细公允的论述:
  “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义而已矣。受之于性,而含之于心,其存其去而善恶分焉。其失之也,则有放之事,而所放者皆吾之此心,非其难存者也;其求之也,则有学之功,而所学者皆以尽吾之此心,非有外袭者也……人皆有心,心皆有路,存之则不放,放之固可求,是以君子知其可求,而求之事起焉。古人之嘉言懿行,皆示我以此心之轨则;天下之庶物人伦,皆显我以此心之条理;于是而有学问之道。乃不知者谓增加于见闻之后,求备于古今之远,而非也。君子之所以终身学问而不倦,其道岂有他乎?心不自信,以学验之;心不自坚,以学辅之”[9](P727-728)。
  《孟子》在“存心复性”的前提下谈“学”。“在强调先验的‘善’的同时,又强调经验的‘学’,认为如果不加以后天的培育,先验的‘善’仍然会掩埋失去……孟子的‘学’是为了扩展人性(善)。对于孟子来说,一切后天的经验和学习,都是为了去发现和发扬亦即自觉意识和保持、扩充自己内在的先验的善性,也就是所谓的‘存善’”[10]。因此,当毛奇龄看到朱熹将“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阐释为“学问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则在于求其放心而已。盖能如是则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而可以上达;不然则昏昧放逸,虽曰从事于学,而终不能有所发明矣”时[6](P312),对其提出严厉斥责,“据此,则求放心但为学问而设,其曰‘义理昭著’,谓必存心则学问义理始昭著也。曰‘有所发明’,必存心始学问可发明也。是孟子一生只在求放,而注者抄变其词,谓必著义理;孟子一生只存心养性,而注者抄变其词,谓必发明学问,是背驰也”(《四书改错》)。也正是出于《孟子》学之“存心复性”的语境,我们不赞成将“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释为“读书学习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追求心灵的旷达、高远、超越与自由境界”[11]。此外,“学问之道”值得关注。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指向是人文而非科学,学习内容主要是伦理道德而非客观知识,《孟子·滕文公上》“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即为确证。因此,“学问之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绝非“读书学习”四字所能概括。   概言之,在《孟子》的思想世界中,我们决不能离开“求其放心”语境,抛弃“存心复性”意境而空谈“学”。
  二、“深造自得”:《孟子》中“学”的基本意涵
  在“求其放心”的语境下,《孟子》中“学”的目的在于“存心复性”。《孟子》言“学”进路虽与《荀子》“长迁而不反其初”(《荀子·不苟》)相异,但同样认为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持或恢复人之善良本性,这可说是儒家的大传统。与《荀子》在“恶”之前提下主张“化性起伪”并一以贯之的做法不同,《孟子》言“学”为善展现出了两个貌似矛盾的面向:其一,顺先天本善之性而为之,即对先天善端“扩而充之”;其二,面对后天或现实之恶,主张“反诸求己”。前者是在理想境况中说的,可称为“顺推”,后者则是在与实际生活交会遭遇阻力与逆境后提出的,可称为“逆求”。因此,有学者认为“孟子的实践工夫,有顺推与反逆两端”[12]。顺、逆似乎矛盾,实则均以“人性本善”为起点和归宿,呈现出内在一致性。不管“顺推”或“逆求”,《孟子》中“学”都以“深造自得”为本意。
  “深造自得”出自《孟子·离娄下》“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原意“君子依循正确的方法来得到高深的造诣,就要求他自觉地有所得”[8](P145)。泛指“学习者在学习中对学习内容在内心不断进行深入的、多层次的加工,以达到精深的境地的学习策略”[13]。若要准确把握《孟子》中“深造自得”的内涵,需对“深造之以道”和“自得”进行深究。“‘深造之’者,进而不已之‘意’;‘道’则其进为之方也”[6](P273)。此处“道”除具指学习方法,亦可释为为学之总依据,在《孟子》中特指“人性本善”的大前提和“存心复性”的要求,亦即逃脱不了的“求其放心”语境;“自得”除指“自己去做、去看、去想、去经历而有独特的心得体会”[2](P59)外,亦指在“求其放心”语境中,顺性而为,循“顺推”路径扩大本有善端,或努力克服外在环境及自身不足的影响,依“逆求”路径“反诸求己”,最终殊途同归,均有斩获——在《孟子》中集中体现为努力趋近或最终成就内圣外王之理想人格。
  那么,《孟子》中“深造自得”有何可行之方?主要包括先立其大、反诸求己、博而约之、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反思质疑等六方面内容。
  (1)先立其大。《孟子·告子上》说“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贵害贱……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也”。“在孟子看来,所谓的知识,不外是认识并保持仁义的规范”[5](P55),与此相关,孟子将感性(食色利欲)与理性(善良本心)分别同小体和大体对应起来,认为“大体”——“心之官”,代表理性,“小体”——“耳目之官”,代表感性。顺从“大体”就是“大人”,从其“小体”即为“小人”。“孟子看来,理性与感性既有大小之分,又有贵贱之别,感性永远处于从属地位,不能以感性的欲望,去抑制理性的要求”[5](P83)。因此,主张“先立乎其大”、“无以小害大”,将理性(善良本心)奉为圭臬并将其做为认识的起点与终点,指出要善于理性之“思”,而不能蔽于“耳目之欲”。《孟子》论及“大”、“小”之处虽未直接言“学”,但却胜似言“学”。因为,“学”作为一种具体实践无疑需以“认识论”或“知识论”为基础,《孟子》中多处论“学”,并展现出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如反思质疑等),与其“先立其大”的理性认知不无关系。
  (2)反诸求己。出自《孟子·公孙丑上》“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以及《孟子·离娄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是对孔子《论语》中“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的语义延续。意谓:当学习实践遭遇困境时,首当从自身查找原因,审视、检讨自己哪些方面存在不足,然后加以改正。《孟子》“反诸求己”是在“人性本善”、“求其放心”的语境下提出来的,它要求人们反观自身,且要心“诚”。“诚”即真诚地内省人之先天固有善性。当然,反诸求己并非主观臆断、为所欲为而是有前提和原则的:其前提是“万物皆备于我”以及“人皆有之”的善端;其基本原则就是“诚”。
  如把先立其大、反诸求己分别看成是《孟子》之“学”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是从宏观处着眼的,那么,博而约之、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反思质疑作为为学的具体方法,则是从微观处着手的。
  (3)博而约之。“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约之”(《孟子·离娄下》),意谓学习理当注意“博”与“约”的关系。做到广博地学习,详尽地论说阐述,对各种知识有较为充分、全面的认知了解,在此基础上融会贯通,进而“约取”之。博学详述旨在增广见闻知识,夯实基础。但唯有把“博观”之见闻知识进一步提炼升华、融会贯通,之后方能进入执简驭繁的更高境界。这与苏轼所云“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稼说送张琥》)无疑有相通之处。学习过程中,博而约之,“博”是“约”的基础,“约”乃“博”之提炼、深化与目的。无“博”而欲“约”之,古人称其为“躐等”;无“约”而徒“博”之,古人诟病为“支离”。不管是“躐等”抑或“支离”,都是学而无方、不得要领的表现,如此谈“深造自得”犹痴人说梦。与之相比,《孟子》已然洞见“博”、“约”之内在关系,为横渡“学海”,攀爬“书山”的人们指明了方向。
  (4)专心致志。倘若反诸求己道出了学贵自得的真意,那么,专心致志则说明了学而贵专的道理。学而贵专指学习用心专一,无丝毫马虎。孟子举“弈秋诲二人弈”(《孟子·告子上》)的故事说明学而贵专的重要性。在个体智力与教育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学习能否专心致志直接决定了学习的最终效果。倘能专心致志地学,人们完全可在后天环境中弥补先天智力等不足。那么,同时学弈,何以一人专心致志,另一人驰心神游?其实“有心不专,非天啬之于心;有志不致,非天夺其志”[9](P718),而是因为为学过程中未能“先立其大”,结果被外在的、感性的欲望——大雁的诱惑——所牵引遮蔽,这也进一步确证了“先立其大”之于学习的前件性作用。   (5)持之以恒。《孟子》中多处论及学习持之以恒的重要性,如:“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刃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孟子·尽心上》)、“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孟子·尽心上》)……为学犹掘井,唯有坚持到底,方能泉源洞开;为学亦如走山路,不坚持终将茅塞。学贵以恒,恰如泉水般“泉源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孟子·离娄下》),如此,离所期盼的理想境地——不管是内圣外王抑或复归本善之心——亦不远矣。
  (6)反思质疑。“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尚书》乃儒家经典,孟子怀疑其中《武成》篇所载“武王伐纣”事件的真实性。孟子怀疑的具体内容姑且不论,其学习的严谨态度及善于反思质疑的治学精神无疑值得我们效法和借鉴,纵是世所公认的经典,作为学人亦不能盲目崇信,而须实事求是,在反思质疑基础上保持自己的审慎思考与独立判断。正因反思质疑之为学精神的宝贵与难得,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成为了一句千古治学良言,素为世人津津乐道。
  如上所论,先立其大、反诸求己、博而约之、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反思质疑构成了《孟子》为学之“深造自得”的基本内涵,也正是基于上述内涵,孟子才说“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孟子·尽心上》)。
  三、“学应有方”:《孟子》中“学”的现代启示
  《孟子》中“学”除了包括以上意涵,还纳含知人论世、磨练意志等内容,但不可否认以上方面是最主要的。尽管其内容侧重于伦理道德方面,与当下知识之学有所不同,但“学”之方法与精神无疑是相通的,即便今天我们一一审其学的意涵,依然能得到诸多启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学当致用。孟子言“性善”,论“为学”,终未将其束之高阁,而是为实现“王道仁政”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服务。结合孟轲人生轨迹,《孟子》中学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学当致用。具言之,学习应为改善社会总体状况,为公义服务,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我私利。所以,当孟子发现乐正子学习是为了吃饭、饮食时,对其投去了鄙弃的目光,感慨道“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餔啜也”(《孟子·离娄上》)。放眼当下,为短期功利目的而学甚至学而无用、学无目的的观念与乱象在社会乃至大学中依然存在,其深层原因在于“为己之学”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相分离,“学”没有了支点、目标与方向,自然难以产生孜孜不倦的热情与兴趣。孟子学以致用,点醒我们:个人之学与我们所栖身的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在努力实现“中国梦”的今天,我们切不可忘记中国学以致用的优良传统。“自古以来,中国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就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为自己的崇高使命,形成了知识报国的深厚传统”[14]。张载、顾炎武、周恩来等无不例外。因此,“当代学者生逢大时代,任务艰巨、使命光荣,确实需要超越左右、超越虚无、超越极端,真正将国家前途、民族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强盛和民生福祉不遗余力地贡献才智”[14],为国家繁荣发展、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
  另一方面,学当有方。从《孟子》的学习意涵中我们体悟到,学习也要讲规矩、方法。倘若学而无方,那么只能徒费心力而不得门径。学习有何方可循?(1)学习要始终秉持理性精神。学习是个过程,其中充斥着各种诱惑,在此过程中作为学人固要兼顾感性之知,但绝不可被感性见闻所遮蔽,被无穷欲望所牵引,而需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与清醒的理智,如此方能洞明世事,学有所成;(2)学习要注意自觉自省。现代人通常寄“己之学”于“他人之教”,当学无所获时,便哀怨“在外者”(客观环境),而不反省“在我者”(主体自身),不愿查找自身原因,徒然不知学习是个“出于己又归于己”的过程。《孟子》反诸求己可谓根治上述病灶之良方。学习是自己的事,理应自觉自进。若学有依傍,将其寄托于“他者”,则难免徒学无功。因此,孟子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尽心上》),用之于学,无非此理;(3)学习要讲究博观约取。“博”与“约”的内在联系如加以引申,既可用到今日大学生“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的学习中,亦可用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相互关系中。现代社会要求大学生在夯实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学精或精学专业知识,教育界亦提出“厚基础、宽口径、精技能、重个性”主张,这无疑是学习需博观约取的自然深化与逻辑演绎。就此而论,《孟子》“博而约之”的学习理念并未过时;(4)学习应该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学习既是过程,那么,只有专心致志才能深入精髓,只有持之以恒才能源远流长。现代人读书学习往往难以静心,纵能静心亦不能持久,仅此现象已足以反映目前“学”之社会心态。《孟子》“弈秋诲二人弈”所内涵的“学当专心致志”的精神可提供有益启示;作为学人除了专心致志,尚需持之以恒,不可一曝十寒,更不能像“陈相见许行”一样,见异思迁,“尽弃其学而学焉”(《孟子·滕文公上》);(5)学习要有反思批判精神。反思与批判不仅是行之有效的读书、学习方法,而且是涵养学者气质和学术精神的重要途径。就读书而言,学者“保持自己独立思考与独立判断,千万不要以为印成铅字、装订成册了,其中的内容就一定是对的”[2](P59);就治学而论,学者不能唯权威与专家是从,而应在实事求是基础上保持批判性与独立性,不可人云亦云。
  总而言之,《孟子》中“学”给予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上述所云仅是个挂一漏万的概括,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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