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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真简介：刘家真教授，女，湖北武汉人。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现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曾任“全国信息文献标准化委员会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档案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电子政务理事会”理事、“中国档案学会”理事，现任“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分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电子文件研究所”研究员、“湖北省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委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湖北省软科学项目”等重要课题多项，出版著作（含教材）16部，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40多篇，其中，SCI源刊论文2篇，CSSCI收录近70篇，30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刘家真教授在文献保护、电子文件管理、数字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领域拥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其主讲的《电子文件管理》被评为“2006年度国家精品课程”。
访谈主持人：谭必勇
刘家真老师是我上大学时的本科导师。自从大三开始上刘老师的《文献保护学》，我逐步从学术上接触、了解刘老师。生活中她保持年轻的心态，科研方面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敏感，从文献保护到电子文件管理再到电子政务，她坚持用档案学家的独特视角来阐述信息管理、公共管理中的各种技术、资源和管理问题，形成了独特的研究特色。
让我们一起走近刘老师。
谭必勇：欢迎刘老师做客《档案界》论坛！您大学的专业是化学，是什么机缘让您走进了档案学专业呢？
刘家真：谈机缘是没有的，有的是无奈。我学习有机化学，而且，很有兴趣。在全校学术竞赛中，我获得“专业化学竞赛”第二名（第一名缺位），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还在“全球有机化学年会”上展出。但那个年代与现在不同，很多事情都不是自己有权选择的。武汉大学有机化学专业没有留人的编制，整个化学系超编。但我还是希望留在武汉大学，哪个系都可以，为的是还我丈夫4年对我学习支持的情。4年的学习生活，爱人承担了家庭一切，孩子没有母爱，因为妈妈需要学习与做实验，我感到愧对家庭。我只是希望能够在校内工作，以便把我欠家庭的债做牛做马还掉，以对得起我的丈夫为我的付出。于是，阴差阳错来到了图书馆学系，就是今天的信息管理学院。
说热爱我还谈不上，但觉得，文献保护可能会与我的专业有关联。也许，与今天的年轻人不同，那时的我认为，感情是培养出来的，学术情怀也一样。
谭必勇：看来您跟档案学专业结缘，最大的机缘还是您对武汉大学和家人的感情。另外，从中可以看出您当时非常刻苦的学习劲头。1977级的大学生学习都是非常刻苦吗？
刘家真：我觉得，最大的机缘是我与家人的感情，那时，有部电影，是印度的，我忘记了名字。讲的是两个有情人相爱，女孩地位低微，男方家庭不同意。但他们毅然结婚。女方用自己的全部精力支持男方完成学业，最后，得了不治之症后，依然隐瞒对方。男方知道女方病情后，害怕女方知道也一直隐瞒。最后，两人拥抱着进入天堂。我看后，哭了很多次，这种爱情太真挚了。我觉得，我爱人、我孩子为我付出太多了，我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回报他们。
1977级的学生，都是一个样——玩命地学习！不止我一个，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学风啊。只有失去的东西才觉得是最可贵的，我们失去过读书的机遇，得到时就极为珍惜。
谭必勇：看得出，刘老师是个非常浪漫、感性的人。理科背景对您从事档案学研究是不是产生了很大影响？
刘家真：学科交叉很重要，特别是文理交叉！我本科是学习化学，一切都是要动手，通过实验来证实。理科背景注重实验，注重拿事实说话，这可能与我的研究很爱从实践出发有关吧。特别是数学，是我的挚爱，也获得过“武汉大学数学学习竞赛奖”。数学对我研究的最大功效是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从复杂中找出简单，而不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这些对于管理学科的研究都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今天的研究，很多成果的取得都与此相关。特别要声明的是，这里，两次谈到本科期间学习获奖，绝对不是想吹嘘自己，进入知命之年的我，早把这些都看成了浮云。
谭必勇：实际上，我们档案学专业的学科属性也发生过变化。1998年，档案学从历史学大类划分到管理学大类，形成“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您认为，这对档案学的发展形成了哪些影响？
刘家真：我认为，档案学还在变化与发展中。记得最早人们对于档案学脱离历史系，形成“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感到失望，认为失去了档案学的地位，现在，大家都没有这个看法了。后来，有的档案学专业并入了公共管理学院，也有的并入了管理学院。开始，大家也是感到失去了学术地位，今天看来都是正确的。我觉得，“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是从信息与资讯管理角度进行归并的，强化了档案学在信息管理方面的教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但我更支持以资讯管理作为一级学科更加科学，因为，我们的学生毕业后都是为资讯管理服务的，我们的一级学科若以行业去命名就太局限了。而且，图书馆、档案馆有的更欢迎其他专业人员，例如，计算机专业、历史专业或其他专业的，以更加有利于图书馆、档案馆的资讯服务。
此外，我觉得，目前的“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放到管理学院更好，研究图书馆管理、档案馆管理或是其他资讯管理都与其他管理学科关联很多，在一个学院更加便于学科交流与学术团队的组织。我深有感受，深切体会。当然，究竟如何设置还要因学校而异。
谭必勇：您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做的是传统文献保护，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转向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为什么会有这种研究方向的转型呢？转型的主要契机是什么？
刘家真：其实，我并没有转型，只是研究拓展了研究领域，拓展到更广泛的领域。拓展到电子文件研究，是基于我1997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收获。那时，我与我的美国导师的研究立项是研究脱酸，因为那个年头美国专家来中国，讲到最多的就是用脱酸拯救纸质文献，中国不少人也在摸索。而且，那时，我也在国家档案局做了照片修复项目，觉得这些都与化学相关，可以发挥我的特长。美国导师没有推翻我的研究计划，只是布置我看了一些关于脱酸的不同讨论，同时，要求我到电子暗室学习用软件修复照片。这些一下子扩展了我的视野，觉得电子化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在与导师讨论时，导师又指导我看关于电子文件的风险与管理问题，我进一步明确了电子文件的重要性与广泛用途。于是，我将研究选题改为了电子文献研究，主要研究计算机这个工具在资讯管理方面的作用，以及它自身的问题。
在美国访学期间，我每天夜里都做日记与笔记，写下我的学习心得。我把每天阅读的文献都做了笔记，回国后整理出来，得到《档案管理》杂志社蔡千树总编的支持。于是，我走上了电子文件管理的研究，也将文献保护推向了新的研究范围。我感谢我在拓展研究时的“伯乐”或“贵人”——选送我出国深造的领导、美国导师以及《档案管理》杂志社蔡总编。
谭必勇：传统文献保护主要针对模拟信息，而电子文件管理则面向的是更为复杂的数字信息。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刘家真：电子文件管理涉及面很宽，凡是以电子方式形成的文档若需要以文件方式管理的，所有的管理方法都会涉及。而电子文件也需要保护，传统文献保护的很多手段对电子文件存储介质也是有用的，例如，保存环境与环境控制等。传统文献保护也需要电子手段，例如，数字化与数字修复等。
谭必勇：是不是可以这么说，针对不同的文献载体，就会形成不同的文献保护方法与原则。从根本上说，传统文献保护与电子文件管理都属于文献保护学的研究范畴？
刘家真：传统文献保护与电子文件管理的研究范畴是不同的，文献保护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电子的，都是研究保护问题，不涉及更多其他问题，当然，会与利用等相关，但还是以研究保护为主。至于不同文献的保护方法与原则是否相同，应当说原则是一致的，仍然是以防为主，防治结合；方法就不一样了，因文献介质特点而异。传统文献的保护与电子文件保护在方法上是有差异的，因为，电子文件可以在不同介质上流动，电子文件还有硬件与软件技术问题。
电子文件管理的范围可就宽泛啦，特别是国家推行信息化，电子文件管理一直延伸到文件生成之前的电子文档的管理，也就是所谓的“文档一体化”问题；还不止于此，还涉及电子文件的全方位利用问题，等等。用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说，涉及电子文件的“前身”、“今生”与“来世”的管理问题。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现在“中办”分管全国电子文件管理，就显得更加给力与可行。
谭必勇：看来，电子文件保护不等于电子文件管理。从模拟信息到数字信息，对于档案保护实践来说，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您如何看待这种变革对当时及现在档案学研究的影响？
刘家真：有了数字技术，无疑扩大了模拟信息的保护方法；有了数字信息，也扩大了信息内容保护的领域。但对于档案学来说，无非是保护的研究领域与方法扩大了，对于档案学科的影响并不大。但电子文件的出现，却使档案学的本质特征凸显，使得档案学的存证理论与方法可以向其他学科扩展。一句话，档案学研究领域扩展，只有向其他学科具有渗透力的学科才具有生命力呀。
谭必勇：电子文件管理研究对档案学来说是个很大的机遇。元数据是电子文件管理领域的重要概念，但至于它如何在电子文件管理实践中发挥作用则是许多人不甚了解的，您能否简单描述一下这种作用机制？
刘家真：谈一下我个人的实践感受吧。讲一个例子，我在设计一个办公自动化系统时，就得考虑让这个系统的那些说明文档的数据保留下来，例如，作者、撰写时间、文件的属性等。这些就要我在系统设计时列出一张表，将这些与说明文件有关的项目一一列举出来，并根据可能与需要，标上哪些由计算机自己捕获，哪些由人工填写到表单上。这张表到了设计人员手上，他就会设计到计算机系统中。凡是标上由机器捕获的，例如，文件软件版本等，计算机系统就会自动识别并将它抓住，与它说明的文档关联起来；那些标有人工捕获的，就由系统在文档形成时立即出现一个窗口，上面有个表单，要人去填写，如，主题、关键词、是否归档等，你不填写，系统就不能往下运行；一旦填写并提交后，这个表单就会与文档紧密关联形成不能分割的一体，去说明这个文件。
这里说的是最简单的，大家对元数据感到难以理解，是由于没有实践经历也没有机会去到实际部门看系统运作。所以，就成了空对空的凭空思考。我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光盘（电子文件管理最佳实例），若你有兴趣看它，就可以看到电子文件从前身、归档到利用的整个带数据带系统的实际运作，对元数据的作用机制就会一目了然了。
谭必勇：您的研究不仅涉及信息管理，还包括不少公共管理方面的研究文章。公共管理主要是电子政务方面的，而从您发表的相关论著来看，您主要是从数字信息安全和电子公文文档一体化协同管理的角度来入手研究电子政务的，为什么会选择这些视角？
刘家真：其实，我研究电子政务还从政府信息资源整合以及公共服务两个角度研究，不仅是从信息安全与电子公文文档一体化协同管理角度。这两个领域写的文章较多，可能与我的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有关。此外，也与我的前期积累有很大关系，例如，电子文件管理、文献保护等。
谭必勇：您主持完成的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都是与数字信息资源管理相关的，是否说明这个问题是国家非常关心的重大问题？
刘家真：应当说，这些都是国家关心的重要问题。特别是中美联合资助的项目，它首先由我国的申请者经国内评审通过，然后，这些申请者才可以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已有的项目中进行选择合作伙伴。美方专家看了你的申报书，并与他的研究领域相近且对你已有的研究感兴趣，他才会同意。于是配对完成，你才有可能获得这类基金。若仅有中方评审通过，美方没有专家愿意用他的项目与你配对，你也是白搭。可见项目是否受到国际专注了。
谭必勇：您是我国档案学界中为数不多的在国外SCI（SSCI）源刊上发表英文学术论文的学者，您认为，撰写并发表高质量英文学术论文的要领在哪里？
刘家真：我认为，关键在于两点：原创与英文水平，特别是原创。这些都是我的切身体会。
谭必勇：我国档案学界在国际档案界的学术话语权不够，从而导致当前我国档案学界原创理论思想未能有效输出到国外，您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应当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刘家真：我一点也不认为我国档案学界在国际档案界的学术话语权不够，而是我国档案学研究在国际上名声太小，发表的外文文献很少。原因很简单，都是一些文字研究，从理论到理论或是插入翻译的东西，关键在于理论与实践的挂接太少，不能将实践中的问题提升到一定高度去分析，去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去形成新的理论。即使是带有数据的分析论文，我看不少都是做的知网上的文章数量分析、问卷的简单平面的分析。这些都不是国际学术界学术研究论文的主流。要改变的根本是，要深入接触实践，分析实践中的问题，再提升到理论或形成新的理论。
谭必勇：您觉得，当前国内外档案学研究生教育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刘家真：我认为，最大的差异在于：学习内容，师资。
现在，档案学还容纳一些信息管理的内容，但档案学的课程过多，说实在话，有些课程有无必要开，谁心里都明白。教师很多都是没有档案工作经历的，或没有这类实践经历的，实践经验与学生一样。这些弊端导致的后果大家不言而喻了。但要改革，难呀！
其实，档案学是一个应用学科，不能跟风。今天，电子政务、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重要就立即变脸，修改课程。其实，档案工作有很多类别，看你做什么。我看多学些历史对于编研与档案信息开发是很重要的，而电子文件管理不仅需要信息管理知识，还需要档案管理原理。我觉得，若真是今后搞大学科招生，例如，信息资源管理或资讯管理专业招生，大家都一块儿学习各种平台的课程，等到三年级再选择档案学研究方向、图书馆学研究方向、政府信息研究方向、信息管理研究方向等或许对于本科生更加合理。
对于研究生，我真的希望他们拿出更多的时间研究实际问题。实不相瞒，我的硕士生基本都有到外面实习至少半年的经历，与我一块儿做横向课题很长时间的经历；而我的博士生二年级下学期我就开始把他们送到企事业单位与政府机关，与我的合作伙伴一块儿进行实地研究。而在在校期间，从我当上他们的导师开始，就与我一块儿做各类课题，接触大量的实践问题。其实，实际部门的人就是他们的第二导师，向实践学习，然后，开创新的学术思想，就是我对他们的期望。
谭必勇：从整体上看，我国档案学教育的需求量小，尤其是重点院校的档案学专业很难招收到第一志愿的生源，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怎么加以解决？
刘家真：我并不认为档案学教育的需求量小，而是报考人太少。本科生很难招收第一志愿学生，但硕士研究生不乏应试者。原因在哪里？我觉得不是社会不了解档案学而是太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很现实，我们只有改变自己，才能获得第一志愿者。怎样改变？大专业招生，将档案学相关课程开设精开设好，吸引学生，让学生学习后觉得有奔头，自然就会选择档案学了。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关键就在于教师了。
谭必勇：自从1998年培养博士研究生以来，您已经培养了30多位博士，而且，他们当中大部分毕业之后的工作不是纯档案，有的甚至完全脱离了档案领域，而且，您鼓励您的学生去全新领域奋斗。而从传统眼光看，档案学博士不从事与档案相关的工作，对档案学研究生教育是一种伤害。作为导师，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刘家真：我在信管院与政院共培养了36个博士，他们中纯粹从事档案学研究的现在还没有。到高校的就去了信息管理，更多去了公共管理。此外，都分散在研究部门、政府部门。这也许与我的研究相关，与他们博士生学习期间参加的实践与研究课题相关。我很奇怪，为什么档案学硕士与博士就必须去教档案学，去研究档案学？档案学的很多思想是需要融合到其他学科的，档案学也有很多的信息管理方法，是可以用到其他研究上的。学科交叉有什么不好呢？谈不上伤害。历史学家来档案馆做编研，我们怎么去评价历史学？IT人员来档案馆工作，设计数字档案馆，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计算机学呢？我们是否太自卑了，才会有这样的心态。
谭必勇：您的研究横跨信息管理、公共管理两大领域，但我个人认为，您的研究视角一直没有变，这个视角就是“档案学”。您是从档案学的视角去看待信息管理、公共管理中的档案问题。不知道我的这种理解对不对？
刘家真：我的研究视角在不断变化中啊，属于在一定区域间的“扫描型”，哈哈，这是个比喻。无论是文献保护学还是电子文件，都与信息管理相关。但到了公共管理可是不一样了，通过在那边兼职与学习，我更加懂得了政府管理的复杂性与重要性，以及政府政策重要的导向性。我研究电子政务，就是用信息管理为工具，怎样使得政府信息化成为可能，中间会遇到什么问题，该如何导向，怎样才能使政府利用信息管理这个工具，提高工作效率与政府治理的能力以及将政府服务惠及全民。
在电子文件的研究上，我确实特别看重凭证价值的保留。也是通过电子文件研究，我越来越体会到档案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存证以及如何保全证据。
谭必勇：“区域扫描型”，这个比喻贴近啊。不过，您其实一直都没有偏离核心区域，那就是档案学的本质特征。看了您在《档案学研究》2010年第6期发表的《档案学的本质特征与可持续性发展》一文，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您身上有非常非常浓厚的档案学情怀。您认为，能够凸显档案学本质特征的学科研究对象是信息资源的档案化管理与人类记忆的长期保存。这与传统的档案学理论有较大差异，您能否简单地解释这个本质特征？
刘家真：我与档案学的情怀确实很深，并非一见钟情，而是在研究中产生的感情，即使它是“武大郎”俺也爱，因为，它在我人生事业篇中占有很大比重。
其实，每个学科好像都讨论过本质特征问题，随着人们对学科的不断深入了解，或是学科不断地向其他学科渗透，这个本质特征就会看得越发清楚。本质特征是学科本身特有的，别的学科不具有。我在那篇文章里面已经交代过，只有存证与证据保全是相近学科没有的，也是目前档案学可能向其他学科渗透的主要点。信息资源的档案化管理就是存证与证据保全问
题。而人类记忆的长期保存，图书馆学也有研究的。学科的本质特征是越看越清晰的，一锤定音的好像不多。图书馆学、情报学至今都还有这类讨论。我就抛砖引玉吧，很希望有不同意见。
谭必勇：希望您的文章能够引发更多学人对档案学本质特征的深入研究。最近是考研成绩刚刚出来的时候，很多学生，尤其是跨专业考研的学生，对于档案学研究生阶段的科研和学习还存在非常模糊的认识，作为以理科背景进入档案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您对已经进入和即将进入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学子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刘家真：跨专业考研的学生，我觉得，除了你需要了解档案学的精髓外，还需要结合你自己原有的专业思考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校只有2年，唉，很难说学到什么了，只有用更多的时间去努力吧。对于有档案学背景的同学，希望多做些相关的项目，并不一定要追求多发文章，要多追求多体验很多过去没有时间了解的东西，以及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
谭必勇：感谢刘老师对学生们的指点，这是让人受益终生的建议。
今天的访谈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会员的支持！祝愿刘老师节日快乐，永远年轻！
（摘自《档案界》网站）
访谈主持人：谭必勇
刘家真老师是我上大学时的本科导师。自从大三开始上刘老师的《文献保护学》，我逐步从学术上接触、了解刘老师。生活中她保持年轻的心态，科研方面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敏感，从文献保护到电子文件管理再到电子政务，她坚持用档案学家的独特视角来阐述信息管理、公共管理中的各种技术、资源和管理问题，形成了独特的研究特色。
让我们一起走近刘老师。
谭必勇：欢迎刘老师做客《档案界》论坛！您大学的专业是化学，是什么机缘让您走进了档案学专业呢？
刘家真：谈机缘是没有的，有的是无奈。我学习有机化学，而且，很有兴趣。在全校学术竞赛中，我获得“专业化学竞赛”第二名（第一名缺位），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还在“全球有机化学年会”上展出。但那个年代与现在不同，很多事情都不是自己有权选择的。武汉大学有机化学专业没有留人的编制，整个化学系超编。但我还是希望留在武汉大学，哪个系都可以，为的是还我丈夫4年对我学习支持的情。4年的学习生活，爱人承担了家庭一切，孩子没有母爱，因为妈妈需要学习与做实验，我感到愧对家庭。我只是希望能够在校内工作，以便把我欠家庭的债做牛做马还掉，以对得起我的丈夫为我的付出。于是，阴差阳错来到了图书馆学系，就是今天的信息管理学院。
说热爱我还谈不上，但觉得，文献保护可能会与我的专业有关联。也许，与今天的年轻人不同，那时的我认为，感情是培养出来的，学术情怀也一样。
谭必勇：看来您跟档案学专业结缘，最大的机缘还是您对武汉大学和家人的感情。另外，从中可以看出您当时非常刻苦的学习劲头。1977级的大学生学习都是非常刻苦吗？
刘家真：我觉得，最大的机缘是我与家人的感情，那时，有部电影，是印度的，我忘记了名字。讲的是两个有情人相爱，女孩地位低微，男方家庭不同意。但他们毅然结婚。女方用自己的全部精力支持男方完成学业，最后，得了不治之症后，依然隐瞒对方。男方知道女方病情后，害怕女方知道也一直隐瞒。最后，两人拥抱着进入天堂。我看后，哭了很多次，这种爱情太真挚了。我觉得，我爱人、我孩子为我付出太多了，我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回报他们。
1977级的学生，都是一个样——玩命地学习！不止我一个，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学风啊。只有失去的东西才觉得是最可贵的，我们失去过读书的机遇，得到时就极为珍惜。
谭必勇：看得出，刘老师是个非常浪漫、感性的人。理科背景对您从事档案学研究是不是产生了很大影响？
刘家真：学科交叉很重要，特别是文理交叉！我本科是学习化学，一切都是要动手，通过实验来证实。理科背景注重实验，注重拿事实说话，这可能与我的研究很爱从实践出发有关吧。特别是数学，是我的挚爱，也获得过“武汉大学数学学习竞赛奖”。数学对我研究的最大功效是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从复杂中找出简单，而不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这些对于管理学科的研究都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今天的研究，很多成果的取得都与此相关。特别要声明的是，这里，两次谈到本科期间学习获奖，绝对不是想吹嘘自己，进入知命之年的我，早把这些都看成了浮云。
谭必勇：实际上，我们档案学专业的学科属性也发生过变化。1998年，档案学从历史学大类划分到管理学大类，形成“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您认为，这对档案学的发展形成了哪些影响？
刘家真：我认为，档案学还在变化与发展中。记得最早人们对于档案学脱离历史系，形成“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感到失望，认为失去了档案学的地位，现在，大家都没有这个看法了。后来，有的档案学专业并入了公共管理学院，也有的并入了管理学院。开始，大家也是感到失去了学术地位，今天看来都是正确的。我觉得，“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是从信息与资讯管理角度进行归并的，强化了档案学在信息管理方面的教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但我更支持以资讯管理作为一级学科更加科学，因为，我们的学生毕业后都是为资讯管理服务的，我们的一级学科若以行业去命名就太局限了。而且，图书馆、档案馆有的更欢迎其他专业人员，例如，计算机专业、历史专业或其他专业的，以更加有利于图书馆、档案馆的资讯服务。
此外，我觉得，目前的“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放到管理学院更好，研究图书馆管理、档案馆管理或是其他资讯管理都与其他管理学科关联很多，在一个学院更加便于学科交流与学术团队的组织。我深有感受，深切体会。当然，究竟如何设置还要因学校而异。
谭必勇：您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做的是传统文献保护，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转向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为什么会有这种研究方向的转型呢？转型的主要契机是什么？
刘家真：其实，我并没有转型，只是研究拓展了研究领域，拓展到更广泛的领域。拓展到电子文件研究，是基于我1997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收获。那时，我与我的美国导师的研究立项是研究脱酸，因为那个年头美国专家来中国，讲到最多的就是用脱酸拯救纸质文献，中国不少人也在摸索。而且，那时，我也在国家档案局做了照片修复项目，觉得这些都与化学相关，可以发挥我的特长。美国导师没有推翻我的研究计划，只是布置我看了一些关于脱酸的不同讨论，同时，要求我到电子暗室学习用软件修复照片。这些一下子扩展了我的视野，觉得电子化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在与导师讨论时，导师又指导我看关于电子文件的风险与管理问题，我进一步明确了电子文件的重要性与广泛用途。于是，我将研究选题改为了电子文献研究，主要研究计算机这个工具在资讯管理方面的作用，以及它自身的问题。
在美国访学期间，我每天夜里都做日记与笔记，写下我的学习心得。我把每天阅读的文献都做了笔记，回国后整理出来，得到《档案管理》杂志社蔡千树总编的支持。于是，我走上了电子文件管理的研究，也将文献保护推向了新的研究范围。我感谢我在拓展研究时的“伯乐”或“贵人”——选送我出国深造的领导、美国导师以及《档案管理》杂志社蔡总编。
谭必勇：传统文献保护主要针对模拟信息，而电子文件管理则面向的是更为复杂的数字信息。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刘家真：电子文件管理涉及面很宽，凡是以电子方式形成的文档若需要以文件方式管理的，所有的管理方法都会涉及。而电子文件也需要保护，传统文献保护的很多手段对电子文件存储介质也是有用的，例如，保存环境与环境控制等。传统文献保护也需要电子手段，例如，数字化与数字修复等。
谭必勇：是不是可以这么说，针对不同的文献载体，就会形成不同的文献保护方法与原则。从根本上说，传统文献保护与电子文件管理都属于文献保护学的研究范畴？
刘家真：传统文献保护与电子文件管理的研究范畴是不同的，文献保护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电子的，都是研究保护问题，不涉及更多其他问题，当然，会与利用等相关，但还是以研究保护为主。至于不同文献的保护方法与原则是否相同，应当说原则是一致的，仍然是以防为主，防治结合；方法就不一样了，因文献介质特点而异。传统文献的保护与电子文件保护在方法上是有差异的，因为，电子文件可以在不同介质上流动，电子文件还有硬件与软件技术问题。
电子文件管理的范围可就宽泛啦，特别是国家推行信息化，电子文件管理一直延伸到文件生成之前的电子文档的管理，也就是所谓的“文档一体化”问题；还不止于此，还涉及电子文件的全方位利用问题，等等。用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说，涉及电子文件的“前身”、“今生”与“来世”的管理问题。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现在“中办”分管全国电子文件管理，就显得更加给力与可行。
谭必勇：看来，电子文件保护不等于电子文件管理。从模拟信息到数字信息，对于档案保护实践来说，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您如何看待这种变革对当时及现在档案学研究的影响？
刘家真：有了数字技术，无疑扩大了模拟信息的保护方法；有了数字信息，也扩大了信息内容保护的领域。但对于档案学来说，无非是保护的研究领域与方法扩大了，对于档案学科的影响并不大。但电子文件的出现，却使档案学的本质特征凸显，使得档案学的存证理论与方法可以向其他学科扩展。一句话，档案学研究领域扩展，只有向其他学科具有渗透力的学科才具有生命力呀。
谭必勇：电子文件管理研究对档案学来说是个很大的机遇。元数据是电子文件管理领域的重要概念，但至于它如何在电子文件管理实践中发挥作用则是许多人不甚了解的，您能否简单描述一下这种作用机制？
刘家真：谈一下我个人的实践感受吧。讲一个例子，我在设计一个办公自动化系统时，就得考虑让这个系统的那些说明文档的数据保留下来，例如，作者、撰写时间、文件的属性等。这些就要我在系统设计时列出一张表，将这些与说明文件有关的项目一一列举出来，并根据可能与需要，标上哪些由计算机自己捕获，哪些由人工填写到表单上。这张表到了设计人员手上，他就会设计到计算机系统中。凡是标上由机器捕获的，例如，文件软件版本等，计算机系统就会自动识别并将它抓住，与它说明的文档关联起来；那些标有人工捕获的，就由系统在文档形成时立即出现一个窗口，上面有个表单，要人去填写，如，主题、关键词、是否归档等，你不填写，系统就不能往下运行；一旦填写并提交后，这个表单就会与文档紧密关联形成不能分割的一体，去说明这个文件。
这里说的是最简单的，大家对元数据感到难以理解，是由于没有实践经历也没有机会去到实际部门看系统运作。所以，就成了空对空的凭空思考。我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光盘（电子文件管理最佳实例），若你有兴趣看它，就可以看到电子文件从前身、归档到利用的整个带数据带系统的实际运作，对元数据的作用机制就会一目了然了。
谭必勇：您的研究不仅涉及信息管理，还包括不少公共管理方面的研究文章。公共管理主要是电子政务方面的，而从您发表的相关论著来看，您主要是从数字信息安全和电子公文文档一体化协同管理的角度来入手研究电子政务的，为什么会选择这些视角？
刘家真：其实，我研究电子政务还从政府信息资源整合以及公共服务两个角度研究，不仅是从信息安全与电子公文文档一体化协同管理角度。这两个领域写的文章较多，可能与我的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有关。此外，也与我的前期积累有很大关系，例如，电子文件管理、文献保护等。
谭必勇：您主持完成的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都是与数字信息资源管理相关的，是否说明这个问题是国家非常关心的重大问题？
刘家真：应当说，这些都是国家关心的重要问题。特别是中美联合资助的项目，它首先由我国的申请者经国内评审通过，然后，这些申请者才可以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已有的项目中进行选择合作伙伴。美方专家看了你的申报书，并与他的研究领域相近且对你已有的研究感兴趣，他才会同意。于是配对完成，你才有可能获得这类基金。若仅有中方评审通过，美方没有专家愿意用他的项目与你配对，你也是白搭。可见项目是否受到国际专注了。
谭必勇：您是我国档案学界中为数不多的在国外SCI（SSCI）源刊上发表英文学术论文的学者，您认为，撰写并发表高质量英文学术论文的要领在哪里？
刘家真：我认为，关键在于两点：原创与英文水平，特别是原创。这些都是我的切身体会。
谭必勇：我国档案学界在国际档案界的学术话语权不够，从而导致当前我国档案学界原创理论思想未能有效输出到国外，您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应当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刘家真：我一点也不认为我国档案学界在国际档案界的学术话语权不够，而是我国档案学研究在国际上名声太小，发表的外文文献很少。原因很简单，都是一些文字研究，从理论到理论或是插入翻译的东西，关键在于理论与实践的挂接太少，不能将实践中的问题提升到一定高度去分析，去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去形成新的理论。即使是带有数据的分析论文，我看不少都是做的知网上的文章数量分析、问卷的简单平面的分析。这些都不是国际学术界学术研究论文的主流。要改变的根本是，要深入接触实践，分析实践中的问题，再提升到理论或形成新的理论。
谭必勇：您觉得，当前国内外档案学研究生教育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刘家真：我认为，最大的差异在于：学习内容，师资。
现在，档案学还容纳一些信息管理的内容，但档案学的课程过多，说实在话，有些课程有无必要开，谁心里都明白。教师很多都是没有档案工作经历的，或没有这类实践经历的，实践经验与学生一样。这些弊端导致的后果大家不言而喻了。但要改革，难呀！
其实，档案学是一个应用学科，不能跟风。今天，电子政务、政府信息资源管理重要就立即变脸，修改课程。其实，档案工作有很多类别，看你做什么。我看多学些历史对于编研与档案信息开发是很重要的，而电子文件管理不仅需要信息管理知识，还需要档案管理原理。我觉得，若真是今后搞大学科招生，例如，信息资源管理或资讯管理专业招生，大家都一块儿学习各种平台的课程，等到三年级再选择档案学研究方向、图书馆学研究方向、政府信息研究方向、信息管理研究方向等或许对于本科生更加合理。
对于研究生，我真的希望他们拿出更多的时间研究实际问题。实不相瞒，我的硕士生基本都有到外面实习至少半年的经历，与我一块儿做横向课题很长时间的经历；而我的博士生二年级下学期我就开始把他们送到企事业单位与政府机关，与我的合作伙伴一块儿进行实地研究。而在在校期间，从我当上他们的导师开始，就与我一块儿做各类课题，接触大量的实践问题。其实，实际部门的人就是他们的第二导师，向实践学习，然后，开创新的学术思想，就是我对他们的期望。
谭必勇：从整体上看，我国档案学教育的需求量小，尤其是重点院校的档案学专业很难招收到第一志愿的生源，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怎么加以解决？
刘家真：我并不认为档案学教育的需求量小，而是报考人太少。本科生很难招收第一志愿学生，但硕士研究生不乏应试者。原因在哪里？我觉得不是社会不了解档案学而是太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很现实，我们只有改变自己，才能获得第一志愿者。怎样改变？大专业招生，将档案学相关课程开设精开设好，吸引学生，让学生学习后觉得有奔头，自然就会选择档案学了。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关键就在于教师了。
谭必勇：自从1998年培养博士研究生以来，您已经培养了30多位博士，而且，他们当中大部分毕业之后的工作不是纯档案，有的甚至完全脱离了档案领域，而且，您鼓励您的学生去全新领域奋斗。而从传统眼光看，档案学博士不从事与档案相关的工作，对档案学研究生教育是一种伤害。作为导师，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刘家真：我在信管院与政院共培养了36个博士，他们中纯粹从事档案学研究的现在还没有。到高校的就去了信息管理，更多去了公共管理。此外，都分散在研究部门、政府部门。这也许与我的研究相关，与他们博士生学习期间参加的实践与研究课题相关。我很奇怪，为什么档案学硕士与博士就必须去教档案学，去研究档案学？档案学的很多思想是需要融合到其他学科的，档案学也有很多的信息管理方法，是可以用到其他研究上的。学科交叉有什么不好呢？谈不上伤害。历史学家来档案馆做编研，我们怎么去评价历史学？IT人员来档案馆工作，设计数字档案馆，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计算机学呢？我们是否太自卑了，才会有这样的心态。
谭必勇：您的研究横跨信息管理、公共管理两大领域，但我个人认为，您的研究视角一直没有变，这个视角就是“档案学”。您是从档案学的视角去看待信息管理、公共管理中的档案问题。不知道我的这种理解对不对？
刘家真：我的研究视角在不断变化中啊，属于在一定区域间的“扫描型”，哈哈，这是个比喻。无论是文献保护学还是电子文件，都与信息管理相关。但到了公共管理可是不一样了，通过在那边兼职与学习，我更加懂得了政府管理的复杂性与重要性，以及政府政策重要的导向性。我研究电子政务，就是用信息管理为工具，怎样使得政府信息化成为可能，中间会遇到什么问题，该如何导向，怎样才能使政府利用信息管理这个工具，提高工作效率与政府治理的能力以及将政府服务惠及全民。
在电子文件的研究上，我确实特别看重凭证价值的保留。也是通过电子文件研究，我越来越体会到档案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存证以及如何保全证据。
谭必勇：“区域扫描型”，这个比喻贴近啊。不过，您其实一直都没有偏离核心区域，那就是档案学的本质特征。看了您在《档案学研究》2010年第6期发表的《档案学的本质特征与可持续性发展》一文，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您身上有非常非常浓厚的档案学情怀。您认为，能够凸显档案学本质特征的学科研究对象是信息资源的档案化管理与人类记忆的长期保存。这与传统的档案学理论有较大差异，您能否简单地解释这个本质特征？
刘家真：我与档案学的情怀确实很深，并非一见钟情，而是在研究中产生的感情，即使它是“武大郎”俺也爱，因为，它在我人生事业篇中占有很大比重。
其实，每个学科好像都讨论过本质特征问题，随着人们对学科的不断深入了解，或是学科不断地向其他学科渗透，这个本质特征就会看得越发清楚。本质特征是学科本身特有的，别的学科不具有。我在那篇文章里面已经交代过，只有存证与证据保全是相近学科没有的，也是目前档案学可能向其他学科渗透的主要点。信息资源的档案化管理就是存证与证据保全问
题。而人类记忆的长期保存，图书馆学也有研究的。学科的本质特征是越看越清晰的，一锤定音的好像不多。图书馆学、情报学至今都还有这类讨论。我就抛砖引玉吧，很希望有不同意见。
谭必勇：希望您的文章能够引发更多学人对档案学本质特征的深入研究。最近是考研成绩刚刚出来的时候，很多学生，尤其是跨专业考研的学生，对于档案学研究生阶段的科研和学习还存在非常模糊的认识，作为以理科背景进入档案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您对已经进入和即将进入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学子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刘家真：跨专业考研的学生，我觉得，除了你需要了解档案学的精髓外，还需要结合你自己原有的专业思考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校只有2年，唉，很难说学到什么了，只有用更多的时间去努力吧。对于有档案学背景的同学，希望多做些相关的项目，并不一定要追求多发文章，要多追求多体验很多过去没有时间了解的东西，以及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
谭必勇：感谢刘老师对学生们的指点，这是让人受益终生的建议。
今天的访谈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会员的支持！祝愿刘老师节日快乐，永远年轻！
（摘自《档案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