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王建明相约访谈是6月份的事情了，那时候很不巧，赶上他得了胃溃疡住进了医院。后又因办案繁忙未果，一直到两个月后，记者才见到王建明。然而，43岁的王建明经历了大病和大案的轮番考验，却并未如预期中身体消瘦和精神不振，反而是奕奕有神。
　　王建明的办公室很典雅，两面墙上分别挂着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和写着“天道酬勤”的牌匾。靠办公桌的一侧，立着一个书柜，里面摆放着他从房山检察院一个控告申诉处的干部到反贪局长10年来阅读的书籍。
　　记者发现，书籍多与反贪工作有关，像《职务犯罪预防手册》、《反贪工作指导》等系列书籍甚至占去了书柜的一半。王建明后来介绍，自己是半路出家，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只是做司法警察，对反贪工作简直毫无概念，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让自己胜任更多的挑战。
　　王建明的书柜里还摆着一本《菜根谭》，一本《孙子兵法》。正如这两本书所展示的，王建明是一个推崇包容、也讲策略的反贪局长。
　　
　　难忘“跨国追捕”，
　　《方圆》：从个人履历上看，您是2003年进入反贪局的？
　　王建明：是的。2003年7月我从房山检察院的控告申诉处调任反贪局的副局长，然后2007年7月上任局长。但总的来说，我在房山检察院也是一个老面孔了，89年高中毕业我就来了房检。
　　《方圆》：有媒体评价您是“危险人物”，怎么看待这一称谓？
　　王建明：有点夸张。那是法制晚报“丽案调查”的一个戏称，或许想表达我的工作性质，又或者是在工作中严肃的态度。但我其实是个很随和的人。
　　我本人性格是好静的，同事很少看到我风风火火。除了对犯罪嫌疑人偶尔面露凶相，我也不是那种凶神恶煞级别的反贪局长，这个称谓主要还是戏称。
　　当一个案件结束，稍微有空闲的时候，我就习惯给妻子和女儿做顿饭补偿。我女儿见我下厨，就喜欢半开玩笑的问：“爸爸又破案子了吧？
　　《方圆》：您办理的案子当中，最难忘的是哪一起？
　　王建明：是2009年房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财务科科长韩方（化名）的贪污案。
　　那是房检反贪局自1997年建立以来首起境外追捕成功的案件。要知道，实施境外追捕本身就是很困难的事情，再加上案中一些戏剧性的转折和突破，我对它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我们接到房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举报，称有200多万款项不知去向，同时失踪的还有财务科科长韩方。外围调查显示，韩方好赌，多次前往缅甸一个叫金木棉的赌场一掷千金，其工资根本无法满足这项嗜好。然而，不利的是，同时我们得知他早于报案的10天前飞往了西双版纳，很有可能已逃离出境。
　　《方圆》：那就需要境外追捕了。
　　王建明：境外追捕很难实施，我国与缅甸没有引渡条约，通过外交途径十分困难，而且只能听天由命。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完成这个案件。
　　峰回路转的第一件事是，西双版纳检察院请到一位老专家，他曾多次往返于云南和缅甸之间缉捕罪犯，曾亲身犯险去缅甸调查了那家金木棉赌场。虽然老专家没能找到韩方，但总算是与金木棉赌场有了一丝联系。
　　之后不久，金木棉赌场主动与韩方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原因是韩方已经输得精光，还欠了近10万的高利贷，赌场要求家人还债，否则拿走韩方的一个肾。
　　事先被我们做好工作的韩方家人直接拨通了反贪局的电话。我们为了排除是韩方自编自演想从家里拿钱的可能，又请老专家再去了一次缅甸，和金木棉赌场直接接触。对方为了拿到赎款，证实了韩方被扣留的情况。
　　为韩方人身安全考虑，韩方家人还了钱，我们和西双版纳反贪局的干警才从金木棉赌场将韩方抓捕归案。事后，发现韩方总贪污数目多达437万元，全被他输在了金木棉赌场。
　　《方圆》：抓捕到犯罪嫌疑人的那一刻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
　　王建明：这个案子至今说起来我都意犹未尽，里面有太多曲折和艰辛。一度反贪局上下因为韩方逃离出境而倍感沮丧和不知所措，一度又因为事件的峰回路转而高兴雀跃。别人说，反贪工作是严肃和枯燥的工作，看来也不尽然。
　　
　　犹记“兵不血刃”
　　《方圆》：据说就是韩方的案件带动了后来全市范围内对医药购销领域贪污贿赂的调查？
　　王建明：是的。韩方供职的房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一个结核病防治所，所长叫郭晓（化名）。因为韩方的关系，我们注意到他。这个所长和一位叫王尊合的结核丸商人来往密切。王尊（化名）总是定时向郭晓汇入有零有整的金额，这一看就是回扣嘛。
　　郭晓涉案金额很少，只有1万多，但王尊就不简单了。经调查，我们一举掌握了他向全市结核病防治所行贿的证据，几乎涵盖了全北京所有区县。不仅如此，王尊还向北京市胸科医院等医疗机构行贿，甚是嚣张。
　　后来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统一部署了整个窝案，全市共处理了18件19人。
　　《方圆》：这样涉及范围广泛的案件，最令您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王建明：在这个案件里，必须要提的是北京市胸科医院涉案人员多达75人，赃款累计有220多万元。这让我们始料未及。
　　一家市属医院，承担着医疗卫生重任，如果要真刀真枪地处理，把75人全部抓捕归案，势必动摇这家医院的根本，最后受害的其实是身处医院亟待救治的病患。因此，我采取了自首动员的办法，让涉案人主动退赃，争取宽大处理，这样既无需劳师动众损害病人的权益，也能将案件圆满解决。果然，动员会一开，该院220多万的赃款全部追回。这一次“兵不血刃”让我很是难忘。
　　
　　对待犯罪嫌疑人应有的姿态
　　《方圆》：说到召开自首动员会，给犯罪嫌疑人一个机会，您对待犯罪嫌疑人都会如此宽容吗？
　　王建明：“宽容”是我执法的一个理念。并不是说宽容有多好，而是犯罪嫌疑人需要这种尊重。
　　办案的经历告诉我，许多犯罪嫌疑人都是不慎失足，或者是为行业“潜规则”所累。他们改过自新的意愿十分强烈，如果一味重典，而不以人情劝化，那么做再多的案子也出不了效果。没有效果，案件就白做了。所以一开始要宽容相待，给他们悔罪并自新的机会，然后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方圆》：能给举个例子吗？
　　王建明：去年我办了自己一个初中同班同学的贪污案。他和我从小就是邻里，相互之间关系密切。我办他案子的时候，有朋友说“你怎么一点不知道变通？”我没回应，那位贪污的同学也对我很不满，我同样不予置评。
　　他是房山青龙湖镇卫生院的院长，受贿了2.5万，很少的金额就断送了他蒸蒸日上的事业。但没有办法，犯罪事实清楚，各方面证据齐全。在铁证面前没有宽容。后来这个同学退赃积极，认罪态度良好，才得到了检察院的“宽容”。所以我觉得，宽容是对犯罪嫌疑人的态度，而不能影响对其犯罪事实的认定。
　　《方圆》：从您的反贪实践看，现在反贪案件有什么特点？
　　王建明：总的趋势是贪污、挪用公款的案件在减少，行贿、受贿的案件在增多。
　　究其原因，我认为其一是因为行贿、受贿案件本身的私密性。贪污、挪用都是容易暴露的原始手段，而行贿、受贿则隐蔽不易察觉，两相比较，贪官们自然选择后者。
　　其实，这么多行贿、受贿案件已经说明了，这种方法同样不安全。我在预防职务犯罪的讲座上经常讲，行贿人和受贿人的“紧密联系”完全建立在金钱和互相利用的关系上，这种关系最容易崩溃，一旦一方出事，为了减轻罪责，最先咬出的必定是另一方。
　　另一个原因，和行业不正风气的产生有关。拿之前说过的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来说，目前我国药品领域市场大，利润高。药品生产、流通的企业也在增多，竞争变得激烈起来，医药流通中的“回扣”等不正当竞争就开始盛行了。
　　责任编辑：张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