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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先后步入后工业时代。在这一阶段，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进步对传统的经济和社会运作模式造成巨大冲击。这在西方社会中具体表现为离婚率、犯罪率以及未婚生育率的大幅上升和社会信任程度的下降。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将此种现象定义为“大断裂”。而本文着重论述此种现象出现的各方面原因。
【关键词】：社会资本 信任 道德规范
一、社会资本凋零的具体表现
（一）犯罪率上升
在罗伯特·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中显示，社会资本包含网络、信任以及互惠规范。福山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促进合作行为的非正式规范”。保持社会正常运行的且人们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则是维持社会资本繁荣的重要组成因素。而犯罪是一种打破社会秩序和法律的行为，并且其结果给居民带来恐慌，导致居民之间不信任程度加深，从而不断侵蚀社会资本。因此，我们可以说犯罪同社会资本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犯罪率的上升也意味着社会资本在不断的缺失。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就开始出现犯罪率大幅度上升的趋势，具体表现在包括纽约、底特律、洛杉矶以及其他大城市。除了美国，欧洲和澳洲的一些发达国家也在经历着犯罪率的快速上升。而具体的犯罪行为包括暴力犯罪、财产犯罪、白领犯罪以及社会失序。社会失序的很多行为其实从法律的角度上无法定义为犯罪，只能说属于道德的沦丧，比如流浪、行乞、酗酒、涂鸦等，但这样的失序现象往往是犯罪率上升的前兆。
（二）家庭破裂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家庭与社会资本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在家庭内部涉及与生育、教育以及两性之间的道德规范。而家庭的破裂意味着这当中的一些社会规范被打破，同样会侵蚀社会资本的存量。正如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给予社会资本的定义一样：社会资本指的是存在于家庭关系和社会社区组织中的、有益于儿童发展认知和社会生存能力的一整套资源。而随着后工业时代的不断到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可以摆脱以往对大家族的依赖而选择自己独立生活，并且他们也不断明确凡事依靠家族所产生的弊端（如很难摆脱并纠正的裙带关系）。由此，大家族的社会地位开始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一般仅包含两代人的小家庭，福山称之为“核心家庭”。因此，原来的大家庭开始土崩瓦解，家庭的功能（如生产、教育、娱乐等）逐渐流失，最终家庭唯一剩下的功能就只有生育。
（三）生育率降低
社会资本存在的最大的前提是要有人，因此人口的不断减少必然对社会资本产生负面影响。二战后各个国家都经历了各自的“婴儿潮”，导致人口快速增长，其主要原因在于战前很多人想繁衍后代但被战争搁置了;第二则是经历了二战的人们更加懂得家庭的可贵，更愿意仔细经营自己的小家庭。而从六十年代开始，即“婴儿潮”那批孩子长大成人以后，他们对生育尤为抵触，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个人主义的蓬勃发展使人们更加注重过自己的生活以及抚养孩子所要付出的巨额经济成本以及机会成本。縱使很多西方国家政府不断出台各种丰厚的补贴政策，但效果依旧甚微。
二、对于相关原因的分析
笔者以上列举了社会资本凋零的具体表现，这些表现在当时甚至在当代也依旧是各国正在面临的严峻的问题。而各界研究学者也相应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一）贫困和不平等导致社会资本的流失
一些学者认为，犯罪率的上升、家庭破裂以及信任凋零主要是由于就业岗位、发展机遇和受教育机会少以及经济上的不平等。理论是确实二者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可对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关联性不足以为西方世界犯罪率如此快速上升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60到90年代美国的犯罪率陡增，但这却是美国经济繁荣发展的时代。再往前回顾我们也可以发现，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美国的犯罪率反而下降了。因此我们不能用贫困来解释犯罪率增长的现象。而用贫困来解释信任缺失的问题也显得有些乏力。因为我们很难用那么一小部分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来证明大多数美国人对政府机构和其他居民的不信任。
（二）更多的财富和安全导致社会资本的流失
这个原因与第一个完全相反，其指恰恰是经济繁荣而非贫困导致“大断裂”的产生。扬克洛维奇指出了三个阶段的“富足效应”。第一阶段，人们虽然开始经济好转，但依然对过去贫穷的日子印象深刻，因此他们依然只关心生计而非更高层次的需求。第二阶段，人们开始适应了每天富足的生活，认为自己可以追求更高的目标，于是开始放纵自己且更愿意冒险。而第三阶段则是第二阶段冒险失败的结果，其导致各种犯罪和社会越轨行为的频繁出现。显然这样的理由比上一个要好很多，毕竟在当时的社会很多严重不堪的社会现象都是出现在富足程度稳步增长的国家中而非贫穷国家。但实际上，改变自己行为最多的人是那些拥有财富最少的人，因为大部分创造巨大经济财富的人很难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拿去冒险。
（三）错误的政府政策是问题的根源
这种观点主要指出，正是福利国家那种错误的激励政策导致了家庭破裂和犯罪的增加。例如，美国的一项福利计划是向单身母亲提供福利金，这就对那些完整的家庭不公平。同时，犯罪率的增加也是因为在当时刑事制裁力度的减小。潜在犯罪者考虑到犯罪的低成本大收益后开始铤而走险导致犯罪率上升。因此，这也可以说明90年代开始犯罪率下降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美各地采用了更加严厉的法律规范。但其实我们也不能把犯罪率的提升全部归因于政府身上。
三、结论
本文先对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资本凋零的社会现实进行描述，有分析了学界对该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虽然各有合理性但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因此，造成该时期社会资本衰落的原因并非贫穷、富足以及政府决策，还有更加根本的原因等待探索。
【参考文献】：
【1】（美）福山.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
【2】James 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300
【关键词】：社会资本 信任 道德规范
一、社会资本凋零的具体表现
（一）犯罪率上升
在罗伯特·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中显示，社会资本包含网络、信任以及互惠规范。福山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促进合作行为的非正式规范”。保持社会正常运行的且人们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则是维持社会资本繁荣的重要组成因素。而犯罪是一种打破社会秩序和法律的行为，并且其结果给居民带来恐慌，导致居民之间不信任程度加深，从而不断侵蚀社会资本。因此，我们可以说犯罪同社会资本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犯罪率的上升也意味着社会资本在不断的缺失。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就开始出现犯罪率大幅度上升的趋势，具体表现在包括纽约、底特律、洛杉矶以及其他大城市。除了美国，欧洲和澳洲的一些发达国家也在经历着犯罪率的快速上升。而具体的犯罪行为包括暴力犯罪、财产犯罪、白领犯罪以及社会失序。社会失序的很多行为其实从法律的角度上无法定义为犯罪，只能说属于道德的沦丧，比如流浪、行乞、酗酒、涂鸦等，但这样的失序现象往往是犯罪率上升的前兆。
（二）家庭破裂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家庭与社会资本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在家庭内部涉及与生育、教育以及两性之间的道德规范。而家庭的破裂意味着这当中的一些社会规范被打破，同样会侵蚀社会资本的存量。正如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给予社会资本的定义一样：社会资本指的是存在于家庭关系和社会社区组织中的、有益于儿童发展认知和社会生存能力的一整套资源。而随着后工业时代的不断到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可以摆脱以往对大家族的依赖而选择自己独立生活，并且他们也不断明确凡事依靠家族所产生的弊端（如很难摆脱并纠正的裙带关系）。由此，大家族的社会地位开始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一般仅包含两代人的小家庭，福山称之为“核心家庭”。因此，原来的大家庭开始土崩瓦解，家庭的功能（如生产、教育、娱乐等）逐渐流失，最终家庭唯一剩下的功能就只有生育。
（三）生育率降低
社会资本存在的最大的前提是要有人，因此人口的不断减少必然对社会资本产生负面影响。二战后各个国家都经历了各自的“婴儿潮”，导致人口快速增长，其主要原因在于战前很多人想繁衍后代但被战争搁置了;第二则是经历了二战的人们更加懂得家庭的可贵，更愿意仔细经营自己的小家庭。而从六十年代开始，即“婴儿潮”那批孩子长大成人以后，他们对生育尤为抵触，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个人主义的蓬勃发展使人们更加注重过自己的生活以及抚养孩子所要付出的巨额经济成本以及机会成本。縱使很多西方国家政府不断出台各种丰厚的补贴政策，但效果依旧甚微。
二、对于相关原因的分析
笔者以上列举了社会资本凋零的具体表现，这些表现在当时甚至在当代也依旧是各国正在面临的严峻的问题。而各界研究学者也相应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一）贫困和不平等导致社会资本的流失
一些学者认为，犯罪率的上升、家庭破裂以及信任凋零主要是由于就业岗位、发展机遇和受教育机会少以及经济上的不平等。理论是确实二者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可对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关联性不足以为西方世界犯罪率如此快速上升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60到90年代美国的犯罪率陡增，但这却是美国经济繁荣发展的时代。再往前回顾我们也可以发现，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美国的犯罪率反而下降了。因此我们不能用贫困来解释犯罪率增长的现象。而用贫困来解释信任缺失的问题也显得有些乏力。因为我们很难用那么一小部分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来证明大多数美国人对政府机构和其他居民的不信任。
（二）更多的财富和安全导致社会资本的流失
这个原因与第一个完全相反，其指恰恰是经济繁荣而非贫困导致“大断裂”的产生。扬克洛维奇指出了三个阶段的“富足效应”。第一阶段，人们虽然开始经济好转，但依然对过去贫穷的日子印象深刻，因此他们依然只关心生计而非更高层次的需求。第二阶段，人们开始适应了每天富足的生活，认为自己可以追求更高的目标，于是开始放纵自己且更愿意冒险。而第三阶段则是第二阶段冒险失败的结果，其导致各种犯罪和社会越轨行为的频繁出现。显然这样的理由比上一个要好很多，毕竟在当时的社会很多严重不堪的社会现象都是出现在富足程度稳步增长的国家中而非贫穷国家。但实际上，改变自己行为最多的人是那些拥有财富最少的人，因为大部分创造巨大经济财富的人很难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拿去冒险。
（三）错误的政府政策是问题的根源
这种观点主要指出，正是福利国家那种错误的激励政策导致了家庭破裂和犯罪的增加。例如，美国的一项福利计划是向单身母亲提供福利金，这就对那些完整的家庭不公平。同时，犯罪率的增加也是因为在当时刑事制裁力度的减小。潜在犯罪者考虑到犯罪的低成本大收益后开始铤而走险导致犯罪率上升。因此，这也可以说明90年代开始犯罪率下降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美各地采用了更加严厉的法律规范。但其实我们也不能把犯罪率的提升全部归因于政府身上。
三、结论
本文先对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资本凋零的社会现实进行描述，有分析了学界对该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虽然各有合理性但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因此，造成该时期社会资本衰落的原因并非贫穷、富足以及政府决策，还有更加根本的原因等待探索。
【参考文献】：
【1】（美）福山.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
【2】James 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