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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7～259：“五代中原屡经丧乱，民生凋弊，典章残阙，经济、文物，荟蔚於南唐??吴由极端残弊一变而为极盛，以行密能招抚流散，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行密初至，赐予将吏，帛不过数尺，钱不过数百，而能勤俭足用，非公宴未尝举乐，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平之旧。遂奠定江南富庶繁荣之基础。南唐烈祖代吴，承吴富盛之基，以慈俭治民，故江南民生，日益丰阜。”
五代都省（或都城）铜坊镜正是问世于这个既恢复民生又执行“铜禁”（详见《止水集·铜禁时期钱监铸镜》）的时代，并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因为“节俭”，既不能太厚太重（与唐镜相比既薄又轻），又省却镜背的工艺美术，而注重实际使用。因为严格执行统一官铸（镜背铸有“官”字），所有器物还一律标注工匠姓名。此类镜后期还加铸月份或铸造地“州”之内容。本文列举12面此类镜（见表一），并试对有关问题进行逐一研讨。
持续百年
统计可知，此12面镜m值（单位面积重量）的算术平均数为1.05克/平方厘米，与盛唐海兽葡萄镜的5.5克/平方厘米至7.5克/平方厘米相比，有5倍到7倍的差距。可知当时严格执行“铜禁”的“节俭”程度。
此类镜完全没有任何的图案纹饰与多余铭文，因仍使用高锡青铜而使照容效果还算良好，保证了百姓生活之需。此类镜的存世量不算稀少，可知当时有一定的普及性。
凡都省（都城）铜坊镜，皆铸有其铭文中最大的一个“官”字，强调了此类镜皆系官铸的身份与地位。《三槐堂藏镜》图158（直径21.8厘米，重量815克）仅铸突出的单独一个“官”字。根据存世实物可知，五代十国镜的形制基本相似，多为圆形，唇缘。其铭文内容多如表一，少见仅铸“官”字或仅铸“千秋万岁”（《三槐堂藏镜》图159）者，罕见加铸地名“州”者。金懋国际2010秋拍图1101（直径15.2厘米，重量290克）铭文：“省，州钱监，匠人蒯爱”。可以认为，北宋初之“州钱监”即为五代十国之“都省铜坊”。州即今之南京，其历史变迁由来：战国楚置金陵邑，秦称秣陵，三国吴称建业，晋称建康，唐称江宁。唐亡（907年），杨行密占据江宁府（即为南京）建立吴国以江宁府为都省（都城），南唐元元年（937年）改为金陵府，治上元、江宁，北宋开宝八年（975年）改为州，天禧二年（1018年）复称江宁府。可知署“州”者，当为北宋初年之器物。
综上所述，五代都省铜坊镜之问世时间，持续了百年之久。
都省铜坊
在此类铭文的存世器物中，多见“都省”少见“都城”。“都省”有两种含义的释读：一是，汉代以仆射、总理、六尚书，谓之“都省”，后亦以指尚书省长官或尚书省政事堂；二是，称都察院。上述两种无论哪个含义皆是表示了一种“权威”，以现代用词似可理解成“中央直属企业”。铜坊的最重要功能，就是铸造钱币（其次铸造铜镜），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古今中外，造币厂皆归国家所有就是这个道理。
随着社会生活的安定，“铜禁”政策逐步放开，民间作坊多有问世。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在铜镜背面出现一批署有作坊名称的阴刻铭文，如：江君坊、院前坊、光禄坊、光福坊、处士坊、安乐坊等，其主要功能应是服务于“中央直属造币厂”的建州“丰国监”，代为加工，代为管理。
实名加铸
唐末至五代初是一段乱世，各行各业的管理制度还不健全，作为权威铸造机构的“都城铜坊”，在严格执行“铜禁”政策的前提下，为防粗制滥造并确保铜镜的照容功能，推行了“实名制”的管理办法，每一个工匠铸造每一面铜镜，都必须加铸自己的姓名，以方便检查与监督。在安徽、江苏、湖南等地陆续发现“都省铜坊镜”的出土器物，大致归纳如下，详见表二。除了表一、表二所列之15个工匠姓名外，还可知道，另有吴、谢修、孙福、陆颢、李元、李志、李遇、袁珀等人。有趣的是，这二十余名工匠皆为单名，这对中国（汉族）姓氏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安徽舒省文物管理所收藏一面吴越国的年号镜（《六安出土铜镜》图183，直径13.2厘米），铭文：“天宝五年（912年），匠人李志”，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唐亡（907年）后仅6年的五代初，在江南地区就有了在铜镜上加署匠人姓名的做法。
确凿资料
唐末，杨行密等诸路军马，为夺扬州、广陵等地，“六、七年间，兵戈竞起，八州之内，鞠为荒榛，环幅数百里，人烟断绝。”（《旧五代史》）从此，闻名中外数百年的唐代扬州镜完全消失。在扬州镜绝唱以后，吴国、南唐直至北宋初的都省铜坊镜随即问世，虽其总体质量远不如唐镜，然终究还是及时地填补了百姓生活所需之空缺。保存至今的这些出土与传世文物，为我们提供了确凿资料。经初步研讨，可大致归纳如下：
一、乱世时的铜资源紧张是“铜禁”政策的根源。
二、“铜禁”必然致使“节俭”，铜镜只能是又轻又薄。
三、显见当局加大了管理资源的力度与手段。
四、可知当局强化了管理铸镜的规定与方法。
五、在中国铜镜史上，都省铜坊镜开启了每镜必署工匠姓名的先河。
五代都省（或都城）铜坊镜正是问世于这个既恢复民生又执行“铜禁”（详见《止水集·铜禁时期钱监铸镜》）的时代，并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因为“节俭”，既不能太厚太重（与唐镜相比既薄又轻），又省却镜背的工艺美术，而注重实际使用。因为严格执行统一官铸（镜背铸有“官”字），所有器物还一律标注工匠姓名。此类镜后期还加铸月份或铸造地“州”之内容。本文列举12面此类镜（见表一），并试对有关问题进行逐一研讨。
持续百年
统计可知，此12面镜m值（单位面积重量）的算术平均数为1.05克/平方厘米，与盛唐海兽葡萄镜的5.5克/平方厘米至7.5克/平方厘米相比，有5倍到7倍的差距。可知当时严格执行“铜禁”的“节俭”程度。
此类镜完全没有任何的图案纹饰与多余铭文，因仍使用高锡青铜而使照容效果还算良好，保证了百姓生活之需。此类镜的存世量不算稀少，可知当时有一定的普及性。
凡都省（都城）铜坊镜，皆铸有其铭文中最大的一个“官”字，强调了此类镜皆系官铸的身份与地位。《三槐堂藏镜》图158（直径21.8厘米，重量815克）仅铸突出的单独一个“官”字。根据存世实物可知，五代十国镜的形制基本相似，多为圆形，唇缘。其铭文内容多如表一，少见仅铸“官”字或仅铸“千秋万岁”（《三槐堂藏镜》图159）者，罕见加铸地名“州”者。金懋国际2010秋拍图1101（直径15.2厘米，重量290克）铭文：“省，州钱监，匠人蒯爱”。可以认为，北宋初之“州钱监”即为五代十国之“都省铜坊”。州即今之南京，其历史变迁由来：战国楚置金陵邑，秦称秣陵，三国吴称建业，晋称建康，唐称江宁。唐亡（907年），杨行密占据江宁府（即为南京）建立吴国以江宁府为都省（都城），南唐元元年（937年）改为金陵府，治上元、江宁，北宋开宝八年（975年）改为州，天禧二年（1018年）复称江宁府。可知署“州”者，当为北宋初年之器物。
综上所述，五代都省铜坊镜之问世时间，持续了百年之久。
都省铜坊
在此类铭文的存世器物中，多见“都省”少见“都城”。“都省”有两种含义的释读：一是，汉代以仆射、总理、六尚书，谓之“都省”，后亦以指尚书省长官或尚书省政事堂；二是，称都察院。上述两种无论哪个含义皆是表示了一种“权威”，以现代用词似可理解成“中央直属企业”。铜坊的最重要功能，就是铸造钱币（其次铸造铜镜），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古今中外，造币厂皆归国家所有就是这个道理。
随着社会生活的安定，“铜禁”政策逐步放开，民间作坊多有问世。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在铜镜背面出现一批署有作坊名称的阴刻铭文，如：江君坊、院前坊、光禄坊、光福坊、处士坊、安乐坊等，其主要功能应是服务于“中央直属造币厂”的建州“丰国监”，代为加工，代为管理。
实名加铸
唐末至五代初是一段乱世，各行各业的管理制度还不健全，作为权威铸造机构的“都城铜坊”，在严格执行“铜禁”政策的前提下，为防粗制滥造并确保铜镜的照容功能，推行了“实名制”的管理办法，每一个工匠铸造每一面铜镜，都必须加铸自己的姓名，以方便检查与监督。在安徽、江苏、湖南等地陆续发现“都省铜坊镜”的出土器物，大致归纳如下，详见表二。除了表一、表二所列之15个工匠姓名外，还可知道，另有吴、谢修、孙福、陆颢、李元、李志、李遇、袁珀等人。有趣的是，这二十余名工匠皆为单名，这对中国（汉族）姓氏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安徽舒省文物管理所收藏一面吴越国的年号镜（《六安出土铜镜》图183，直径13.2厘米），铭文：“天宝五年（912年），匠人李志”，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唐亡（907年）后仅6年的五代初，在江南地区就有了在铜镜上加署匠人姓名的做法。
确凿资料
唐末，杨行密等诸路军马，为夺扬州、广陵等地，“六、七年间，兵戈竞起，八州之内，鞠为荒榛，环幅数百里，人烟断绝。”（《旧五代史》）从此，闻名中外数百年的唐代扬州镜完全消失。在扬州镜绝唱以后，吴国、南唐直至北宋初的都省铜坊镜随即问世，虽其总体质量远不如唐镜，然终究还是及时地填补了百姓生活所需之空缺。保存至今的这些出土与传世文物，为我们提供了确凿资料。经初步研讨，可大致归纳如下：
一、乱世时的铜资源紧张是“铜禁”政策的根源。
二、“铜禁”必然致使“节俭”，铜镜只能是又轻又薄。
三、显见当局加大了管理资源的力度与手段。
四、可知当局强化了管理铸镜的规定与方法。
五、在中国铜镜史上，都省铜坊镜开启了每镜必署工匠姓名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