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伊始，语文教材收录了哪些文章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鲁迅的文章大家都认为是经典，但这次在不同版本的教材里，鲁迅文章的选择都发生了一定的调整。课程篇目微调，实属正常。新课改还在继续，今年加几篇，明年减几篇，高中减几篇，初中加几篇，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教材的审订是一个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工作，关系一个国家政治与文化历史的叙述、传承，决不是通过媒体和民众投票能决定的。
　　但耐人寻味的是，近些年，媒体对于中学教材的改革保持着持续的兴趣。特别是关于鲁迅的“进”与“退”，争论不休。有的认为，鲁迅早就应该被赶出语文课本的，有的则认为，削减鲁迅文章，是“数典忘祖”，当然还有很多人认为，无所谓。
　　“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一句略带调侃的顺口溜，道出了中国学生学习鲁迅文章的“血泪史”——他的文章不是用来阅读和审美的，是供分析用的，差不多每句话都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话里有话，无休止的时代背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典故出处，话外之音……一代又一代青年学生，怎么猜也猜不透鲁迅的心，这老头写文章就是来为难咱的。鲁迅文章和思想的价值得到广泛认可，但，人们却把鲁迅肢解得面目全非？在语文教学中，鲁迅成为了意识形态的投枪与匕首。
　　鲁迅文章和思想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获得了民间与庙堂双方的肯定。然而，仔细分析的话，这种表面的一致肯定，其实质却大相径庭：民间独立学者看重其自由主义思想与反专制的一面，而官方看重其“爱国主义”、“革命者”与“斗士”的一面，官方的这种定论（毛泽东特为鲁迅封了“三个家五个最”），成为建国后语文教学中与鲁迅相关的“中心思想”，也成为钦定的研究鲁迅的“中心思想”，于是，鲁迅被定为一尊，比这更可怕、影响更深远的是，有关鲁迅的教学与研究的方式，也从此定为一尊。
　　人们对鲁迅的敏感，源于一种价值与立场的焦虑。鲁迅死后70多年来，一直是各方争夺的思想资源。有的认定的是一个革命的鲁迅，是反叛的破坏的，有的认定的是一个人间的鲁迅，是独立的自由的。至于中间派，因为没有预设立场，往往只好左右摇摆，呈现出的一个道听途说、拼凑嫁接过且庸俗化的鲁迅。比如，要么听信前者，并机械地演绎，认为《药》结尾中，华小栓坟前树枝上的那只乌鸦，是一只革命的乌鸦；要么听信后者，自作聪明地认为，鲁迅每天晚上爱用热水洗脚，那是因为他爱意淫。
　　在任何时候，中间派总是占据大多数的。而且，以貌似各种主观客观的理由，唱衰鲁迅的声音，还是相当占上风的。比如，鲁迅文章不好读，过时了，比如鲁迅这个人太阴暗，流毒匪浅。反对鲁迅的声音比较大，在很大程度说明，作为符号化的鲁迅，已引起了许多人的审美疲劳。一些人迫不及待地说鲁迅终结，透露出对于民族、国家、历史、革命这些宏大叙述的极度厌倦。
　　鲁迅生前拒斥死后谬托知己，但显然不由他自主。人们还习惯以符号来说符号，以象征来说象征。其实，所有的争论，关鲁迅、关中学语文教学何事？归根结底是价值立场之争。去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只不过自觉不自觉罢了。正如有人剔除鲁迅的革命性，说说鲁迅很可爱，难道就一定还原了鲁迅了吗？不见得。毕竟，历史时空早已不一样，以此时的价值观去苛求、比附彼时的价值观，得到的是解构历史的快感，失去的却是历史的同情。
　　如今，今是非古的思想观念普遍流行，所以，许多历史的评价在不断折腾。与之同时，一批以怀旧的、悲悯的，柔和地抚慰甚至是抹杀历史的作品，十分盛行。时代在越发开放与包容，许多东西的确需要重新去估量。当我们能够宽容曾经的许多反对过的，为何却不能宽容一个鲁迅呢？甚至，仅仅认为他“思想太深奥”而泼污水吧？
　　那些认为鲁迅的文章太深奥的人，显然是低估了高中生的思维素质。如果一个高中生承载不了那么一点历史感，那未免也太脆弱了。至于说鲁迅的文章，半文半白，不规范，这也很片面。鲁迅奠定了白话文的基本规范且不说，毕竟他是位个性分明的作家，有着自己的语言风格，供学生参考学习，很难说有什么坏处。倒是鲁迅自己说，自己的文章有很多毒素，不愿意青年人来学习，自己的任务是肩住沉重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的地方去。的确，鲁迅的文章是给人力量的，这个力量并不见得适合每个阶段的青少年，但是他的文章有的也是能给人以温暖的，譬如《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即使《药》是悲凉，即使阿Q是可悲的，但也是温暖的。
　　所以，选不选鲁迅的文章、选多选少都是个伪问题。至于所有的争论，都不过是意识形态过敏罢了。鲁迅自诩为历史的中间物，迟早是要被过渡掉的。但只要国民劣根性、“做戏的虚无党们”继续存在，鲁迅是永不过时的。
　　与此同时，中国很难再出现一场以启蒙为主题的思想革命，只有为了提高工资、为了多赚钱的斗争。从这层意义上说，鲁迅的最终落幕也将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江苏语文教材负责人振振有词地表示，“所选篇目不再以意识形态划分，而是让语文教材回归到语文、回归到人文。”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经典，教材变脸回归到语文、回归到人文，这种想法固然值得肯定。但是，教材变脸也需算算民生账。撤换课文所付出的成本是不菲的。据有关资料显示，教材、教辅书的利润，是出版行业平均利润的5倍左右。特别是发行和主管部门的发行回扣，这已成公开的潜规则。频繁更换课文内容，就可以多次印刷出版新的教材，如此诱人的利益链条，会使编写者对更换教材，尤其对撤换语文课本异常兴奋，总能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赶走“阿Q”，恭迎“海明威”。而教科书的重复使用，不仅具有节约资源的意义，而且还可以扶助弱者。在香港，今年开学之时，书簿费、校服及饭盒等各项开支加个不停，不少香港父母为此破费。不少学校鼓励学生捐出旧校服让师弟妹“循环再穿”，推行文具、用书、文具等“循环使用”，高年级帮助低年级贫穷学生减轻入学的经济开支问题。 如果教材频繁换脸，就使得推广教材重复使用变得难上加难，家长的教育负担也会随之加重。
　　不少人认为，拿出去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取而代之的是什么。笔者更关注的是，换下去的课文未必完全落伍于时代，未必没有人文意义。“阿Q”走了，“低碳哥”来了吗？如果背后有利益作祟，去年换、今年又换，明年再换，今后年年换，换来换去，教材年年新，印数越来越多，周期却越来越短，不仅不利于贫困学子重复使用，破解民生教育负担之艰，而且拉动的是造纸业、印刷业这两大资源能源型产业，会造成浪费与污染，相比于频繁变脸的教材带给师生们的新鲜感，将是得不偿失的。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包括国民性的落后部分，是鲁迅批判的主要目标，这些都是鲁迅作品中宝贵的东西。目前来说，鲁迅所批判的东西，还顽固地留存下来，它不是历史，而是顽固地活着的现实，这正是鲁迅作品在当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