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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在与我看不见的人搏斗，这里不讲究丛林法则，不是较量谁的肌肉多谁能打过谁，靠的是意志和学识，把这斗争赢下来
人物名片
左芷津，1954年出生，二级警监警衔。199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医学博士学位的警察。2004年调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任副总队长；2007年起任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曾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获得过“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等荣誉称号。（摄影：方圆记者张哲）
作为一个法医，左芷津一直都是在和一个看不见的对手在较量。“我不用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不要知道你是谁，但是我要赢了你。”
“破案就靠你能不能发现犯罪分子在现场犯的错误。这个犯罪嫌疑人在现场犯的错误被你抓住了，这就是他杀。犯罪分子要是很狡猾，现场什么错误都没犯，或者犯的错误很小，你抓不住这些错误，这案子就破不了。”左芷津说。
干了几十年法医的左芷津，当过北京市公安局警察训练总队总队长，做过警察学院的院长。在退休前，他将自己经手的案子和办案感悟穿插在一起写成了一本书。今年8月，他的私人手记《当法医遇上警察》正式出版。
误打误撞成法医
虽然左芷津干了几十年法医，可他最初中意的职业却不是法医而是气象预报。
左芷津还记得，他小学毕业后，正好赶上文革，都不上课。到了1968年，左芷津被通知他已经是初二的学生了。左芷津把这事讲给他儿子听，他儿子特别兴奋地说：“那多好呀，一天书都没读，你就上初二了。”其实左芷津初二也没怎么去读书，除了游行，就是去北京郊区下乡劳动，这一去就是俩月。
1969年，左芷津下乡到湖北当知青，分配到纺织厂当工人。在这段时间里，受够了南方风雨的左芷津，特别想学习气象知识，他幻想着自己能掌握知风雨、晓阴晴的本领。后来，和他一起下过乡的朋友劝他：“不要以为学了气象，就能在城市里捣鼓天气预报，把你分配到大山顶上天天看云雨，测风向、记数据，一待可就是几十年。”因为在农村盖过房，左芷津还想学建筑。后来又有朋友劝他说，盖房子总要跑工地，也是个辛苦差事。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左芷津便参加了高考，迫于和应届生竞争的压力，左芷津放弃了气象学院，选择报考一个相对容易考的医学院。当时，他也不懂什么是医学，只是觉得：“学医也不错呀，我在农村在待过，在工厂里干过，和钢铁打过交道，也和水稻也打过交道，终于可以和人打交道，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左芷津很顺利地考上了首都医科大学第一分校，但刚开始学习的东西都是医生如何给人治病，从来没有讲过人死了以后，是怎么回事，会变成什么样。因为对于大夫来说，人死了，殓房的师傅会把人推走，以后就不再是他们的事了。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左芷津在学校图书馆里看到一本棕褐色封皮的精装书《实用法医学》，随手翻看的时候，看到里面的照片和关于法医的故事，才了解到人死后的状态，这也是左芷津第一次接触到法医这个职业。
左芷津再一次了解法医是在大学毕业，当时因为他们学校负责统一分配工作，每个学生可以按照公布的分配单位进行挑选。令左芷津意想不到的是，分配方案中竟然有北京市公安局招法医，其条件有三：男的，不戴眼镜，三十岁以下。学校老师看左芷津条件都符合，极力推荐他从事法医职业，左芷津就抱着“我是革命一块砖，把我搬哪儿就算哪儿”的心态报了名，而且顺利通过面试。
“实施上，我对公安局并不了解，倒是和学校的保卫科长比较要好，他主动跑过来和我眉飞色舞地介绍，说我要去的地方号称‘天下第一科’，很是厉害呀！”左芷津说。
初办命案遇尴尬
公安局的工作面试通过不久，左芷津就骑着辆自行车，到北京市公安局来报到，一去就发了一大堆衣服，警服、胶鞋、棉鞋、棉袄、棉裤、雨衣样样都有，还弄了个编织袋装着，他当时觉得自己跟个倒爷似的，心里特别开心，嘀咕着，当警察还能发这么多东西。
他在跟着老法医学习了大概两年时间，主任就和他说：“你来了也有一段时间了，再去一般的犯罪现场就可以‘单飞’了。”听到这话，左芷津心里又兴奋又紧张，心想，第一次“单飞”可要来些简单的案子。
1985年夏天，左芷津“单飞”的机会来了。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接报，海淀区温泉乡一位名46岁的男性村民在家死亡。死者的妻子和哥哥到村里报告说，死者前一天在家喝酒，喝多了喝死了。村里的人却纷纷议论：这小子平时从不喝酒，怎么一下子喝酒喝死了呢？有村民把怀疑的传言告诉了派出所。一起死因不明的案子就落到了左芷津的手上。
左芷津接过案子，一刻不敢怠慢，马上给尸体做了详细的检查，从外表检查看，死者并没有发现任何致命性的外伤，而观察到死者面部隐约有极其细小的小点子，像是没有洗干净，有点儿脏。这时，左芷津想起了一位老法医的话：“被掐死的人，脸上偶尔会见到特别细小，几乎看不见的血点。”法医们把这张“脏脸”称作“掐死脸”。但“掐死脸”并不是每个被掐死的人都有，法医界把这个作为经验在流传，教科书中却没有提及过。
再观察死者颈部，有一丝青紫色痕迹。对法医来说，颈部是尸检的重点，因为颈部是人体最容易受到外力压迫、受压后最容易引起死亡的部分。左芷津一解剖，更证实了死者生前有被人掐住颈部，导致窒息死亡。
为了证实死者在生前曾别人掐脖，左芷津和民警一行人来到了死者家，死者的哥哥和民警们一边比划一边描述弟弟死亡的情形：“他脸冲下，趴在床上，头竖在床头中间的两道铁栏栅，两条胳膊也从两旁的铁栏栅伸出来，脖子卡在床板的边缘上，人就卡死了。”
左芷津听出了破绽：身体一直在床上趴着，支撑上半身的着力点应该是胸脯，而不是脖子。
左芷津对死者哥哥说：“我怎么就想不出他死的样子，你能给我摆个姿势看看吗？”死者哥哥很爽快地摆出姿势，左芷津伸手按着他的后脑勺，然后用力向下按，想看看这脖子究竟能不能卡在床板的边缘上，结果发现，这样根本卡不到脖子。 同时，死者的毒物化验结果也出来了，只检验出极少量的酒精，反倒检测出了常用的安眠药。安眠药的量足以让人陷入昏迷状态。
证据确凿，死者的哥哥承认了和弟媳一起合谋杀死弟弟的全过程，但称给死者服用了磷化锌，刑侦支队要左芷津等人拿出磷化锌的检验报告。
磷化锌是农村里普遍使用的一种灭鼠药，不溶于水，是靠升华出磷化锌气体杀死老鼠的，所以口服磷化锌中毒死亡的话，解剖尸体时，会看到胃壁上粘有灰黑色，有金属光泽的磷化锌颗粒。
左芷津清楚记得，死者的胃壁上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对于农村的案子，我们会特别注意检查鼠药，如果有，颜色反差会明显，一定会发现的。没办法，我只好接着把胃壁又重新检查了一遍，结果还是什么都没有。”左芷津回忆说。
侦查员这时说：“案犯都已经招供了，你们检测不出来，是你们不行。”听这话后，左芷津还是不停地和侦查员做解释。侦查员不相信左芷津做的检验结果，要了检材，打算拿去公安局再做检验。
主管技术科的副处长知道此事后，对左芷津说：“小左，还是要配合人家进一步检验，你们年轻人大学刚毕业，还是要注意谦虚。”左芷津，一听这话，泄气了。
左芷津回忆说：“当时觉得这事挺伤自尊的，但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物证是不会变的，但人的口供随时都会变。我们法医行业有句话‘法医不听案情’，做技术的更不能跟着案情走。”后来，刑侦支队果然来话说：“案犯改口了，说没有放磷化锌，放的安定药。”左芷津心想自己的坚持是对的。
破案就是提问题、找答案
“法医在和看不见的人在进行较量时，就是在较量能不能抓住案犯留下的证据，你抓住了，就是好样的，你要是抓不住，这个案子就没戏了，犯罪嫌疑人已经高过你了，就像这个《当法医遇上警察》中的黑白鸳鸯一样，当你弄不过他的时候，你只有干着急。”左芷津说。
2006年春节长假以后，一位曹先生来到北京市房山区公安局报案，说他妻子陈红失踪了好几天。
左芷津和其他同事都觉得很奇怪，一般家里大人失踪后，最多四五天就会报案，更何况是在春节家人团聚的日子，为什么要等到长假过后才来报案呢？
左芷津说：“办案就是这个样子，首先要能提出问题，找到答案的过程就是侦查推进的过程，问题解决不了不要急，答案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到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就会出来。如果提不出问题，案子基本就没有希望了。”
调查很快就发现了陈红的婚外情，陈红的丈夫在她的办公室抽屉里翻出了许多珍贵的珠宝首饰和名包，还有一本日记，里面记录了陈红与一个名叫许志远的男子交往过程。
原来，1999年初，20多岁的陈红毕业后，到房山区委办公室当打字员，她的顶头上次是时任区委办公室主任，47岁的已婚男子许志远，之后，两人很快就确定了情人关系。杀人的犯罪嫌疑人找到了，但陈红的尸体没有找到，案发现场也不知道在哪里，左芷津只能从婚外情关系入手，通过技术手段查到了陈红手机的移动轨迹，结果找到了许志远的司机刘晓明一个月前买的涂料厂，在厂里发现了一间新粉刷的办公室。
左芷津说：“技术破案一定要注意比较，相同条件下出现不同现象就一定有问题，找到原因就有可能接近案件的真相。”将新粉刷的墙皮铲掉以后，左芷津发现办公室旧墙面上有黑色烟熏痕迹，呈黑色，而厨房烟熏痕迹是呈棕褐色，这说明两处燃烧过的物质不同。办公室烟熏痕迹显得很薄，只是附在墙体表面，表明两处烟熏时间不同。但是，DNA在64℃条件下就完全破坏了，没有办法能认定这里燃烧过陈红的尸体。
再次来到染料厂办公室里，左芷津突然看见窗户玻璃上有一点印渍，就像是擦玻璃没擦干净留下的水渍。左芷津一摸，感觉玻璃上粘了一层薄薄粘手的油渍。环顾现场，纱窗上也有少量的油渍，这不是厨房，哪里来的油渍？
左芷津马上意识到，这可能发生过焚尸，因为人体油脂在高温作用下，会蒸发成油脂蒸汽，飘散在封闭的房间，当遇到温度低的玻璃时，脂肪蒸汽就会重新变成脂肪。技术人员检验得出，玻璃上的脂肪正是人的脂肪。
最终，司机刘晓明交代为了不让张红去“打扰”自己的大哥许志远，烧掉了她的尸体。
左芷津再回想起这个案件仍记忆犹新，“如果我在现场没有发现人油痕迹，如果发现了人油没有办法检测，许志远最多只判个无期，连个死缓都够不上。其实，我们当警察这么拼命，不放弃一切线索，固然有警察的责任感在里面，与看不见的对手的暗中较量，恐怕也是乐此不疲的原因之一。”
初办命案后，左芷津在做法医检验鉴定工作实践中，感到自己的专业知识仍显匮乏，并萌生了继续深造的想法。1986年，左芷津考取了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的研究生，但取得硕士学位的他仍对自己在专业领域的水平和能力感到不满足，于是又在1988年继续攻读博士课程。
在国际刑警组织工作
除了在国内当法医，左芷津还曾到国外当过刑警。2000年至2003年，左芷津被派驻法国里昂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工作。左芷津说：“刚到国际刑警组织工作时很艰苦，因为不知道该怎样在国际刑警组织工作，也没有老师。自己虽然有些英语基础，但在全外语的环境下还是很不适应。”
通过强记各国首都和各个部门的概况，左芷津慢慢开始能用流利的英语接听电话、处理公务。后来，在习惯同事们说英语、法语、西拔牙语的情况下，左芷津的工作也步入正轨。
在国际刑警组织里，左芷津记忆最深的是一起中国留学生被杀的命案。2001年，在杀人案件极少发生的爱尔兰，两名年仅20岁的中国留学生被杀，当地警方初步认定，犯罪嫌疑人也是一名中国人。于是，左芷津作为翻译，到都柏林协助当地警察办案。
抓捕的过程中，左芷津像电影里常见桥段里的警察，对嫌疑人说了句，“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话将作为呈堂证供”。当然在警车上，左芷津还问了是否需要通知本国的使馆或者领事馆。 审讯过程中要全程录像，还得确保犯罪嫌疑人吃得好、睡得好，点餐的时候为了照顾嫌疑人的胃口，点的还是中餐。左芷津补充道，“我们都没得吃”。因为在法庭上如果对方律师证明，嫌疑人在接受审讯的时候，意识不清醒或者有疾病的话，他所有的供词、表达都将是无效的。
而爱尔兰警察的职责也很简单，当地警察约翰扳着指头对左芷津说，他们一是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证明嫌疑人与案件有直接关系；二是在询问中，只要能证实嫌疑人说了谎就行了，后面就是法官的事了。
之后，在法庭上作证，无论法官问什么，爱尔兰警察只有两种回答：YES或NO，这让左芷津不思其解。
在当年的法庭上，左芷津举得这可是一场正义对邪恶的战争。“十多年前，咱们脑子里都是什么形象？都是江姐、许云峰这些革命前辈们，要把敌人的法庭变成审判敌人的战场。所以，我一上法庭就特兴奋，一定要打赢这一仗。我是正义的化身，我是警察，我是执法者，你必须被我执法，你是被执行人。”
但现在，左芷津发观念发生了转变，他说：“现在想想，法官的作用第一是维持法律秩序，法官决定你能不能发言，什么时候发言，第二就是当陪审团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以后，他需要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判刑。这些都是法官干的活，没有谁是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在庭审过程中，每个人的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是正义的化身。”
“现在我要是出庭，肯定不会跟人干仗了，所以我把这段说出来，也算一段深刻的反思。”左芷津说。
追求人性的回归
回国后，左芷津于2004年被调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任副总队长。2007年1月25日，左芷津又从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手中接过“北京市人民政府任命书”，担任北京人民警察学院院长。左芷津告诉《方圆》记者：“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不知道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只知道我要离开刑侦工作了。”但左芷津的细致认真劲儿还是一样，他在院长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四年多，直到2011年从北京人民警察学院院长职务上退下了。
尽管不再在第一线办案，和犯罪者的接触少了，左芷津心里却老放不下以前办案时遇到的小孩。小孩之中有父母犯罪被判死刑的，也有父母被杀害的，所以左芷津想写一些东西来纪念他们，也是为了警示后来人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犯下不可弥补的错误。
“在案件中，很多悲剧其实都可以避免，如果当事人能换一种思路去思考，就不会做出这么极端的事情，但当所有的错误叠加到一起，铸成了最大的一个错误，我们已无法挽救受害者了。所以我希望借《当法医遇上警察》里的案件，让人们抵制促成犯罪的兽性，找回自己最本质的人性。”左芷津说。
“尽管还有很多案子，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但我要胜过这个看不见的对手，是意志上的较量，也有学识上的较量，他这哪里里搞了鬼，我一定要看出来。实际上，我在和我看不见的人在做搏斗，我们这不是丛林法则，不是谁的肌肉，能打过谁，但是我要靠我的意志和我的学识，抓住凶手。”左芷津说。
但写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法医遇上警察》的卷首语写道：“专业带来机遇，也带来局限，精于专业的人一生都在机遇和局限间纠结。”
“隔行如隔山，因为这本书写出来之后，我倒是不自信了，我一直问自己，这是本书吗？更多的是像工作报告，案例总结，后来赶巧，莫言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就仔细去研究他的《生死疲劳》，因为莫言说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还买了一本《蛙》，因为这本书牵扯到计划生育，跟医学有沾边，所以我也很敢兴趣，我整个把莫言这两本书看完以后，我仔细看了他每句话几乎都有形容，自从看了那2本书，我把我写的改了不止1遍。我就觉得自信，可能像本书了。”左芷津解释说。
已经60岁的左芷津把《当法医遇上警察》作为退休礼物送给自己，但他告诉记者，遗憾的是，还有很多故事没有写进这本书里面，比如西安的空难事件等大案子，他希望有机会能再出书，将其他的经历也写进书中。
问起关于退休后的打算，左芷津表示“计划赶不上变化”，将来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更多地会在家休养，看看书，按自己的心情写写东西。
《当法医遇上警察》
全书记录了左芷津当法医、当警察的经历和感悟，其中既有刚刚入行时的好奇和窘迫，又有破获大案的种种心路历程，既有在法国里昂国际刑警组织中的“国际行动”，也有本土侦破遇到的离奇案例。作者用案例和细节，以及穿插其中的知识和思考，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常人难以进入的世界——警察的世界。
人物名片
左芷津，1954年出生，二级警监警衔。199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医学博士学位的警察。2004年调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任副总队长；2007年起任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曾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获得过“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等荣誉称号。（摄影：方圆记者张哲）
作为一个法医，左芷津一直都是在和一个看不见的对手在较量。“我不用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不要知道你是谁，但是我要赢了你。”
“破案就靠你能不能发现犯罪分子在现场犯的错误。这个犯罪嫌疑人在现场犯的错误被你抓住了，这就是他杀。犯罪分子要是很狡猾，现场什么错误都没犯，或者犯的错误很小，你抓不住这些错误，这案子就破不了。”左芷津说。
干了几十年法医的左芷津，当过北京市公安局警察训练总队总队长，做过警察学院的院长。在退休前，他将自己经手的案子和办案感悟穿插在一起写成了一本书。今年8月，他的私人手记《当法医遇上警察》正式出版。
误打误撞成法医
虽然左芷津干了几十年法医，可他最初中意的职业却不是法医而是气象预报。
左芷津还记得，他小学毕业后，正好赶上文革，都不上课。到了1968年，左芷津被通知他已经是初二的学生了。左芷津把这事讲给他儿子听，他儿子特别兴奋地说：“那多好呀，一天书都没读，你就上初二了。”其实左芷津初二也没怎么去读书，除了游行，就是去北京郊区下乡劳动，这一去就是俩月。
1969年，左芷津下乡到湖北当知青，分配到纺织厂当工人。在这段时间里，受够了南方风雨的左芷津，特别想学习气象知识，他幻想着自己能掌握知风雨、晓阴晴的本领。后来，和他一起下过乡的朋友劝他：“不要以为学了气象，就能在城市里捣鼓天气预报，把你分配到大山顶上天天看云雨，测风向、记数据，一待可就是几十年。”因为在农村盖过房，左芷津还想学建筑。后来又有朋友劝他说，盖房子总要跑工地，也是个辛苦差事。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左芷津便参加了高考，迫于和应届生竞争的压力，左芷津放弃了气象学院，选择报考一个相对容易考的医学院。当时，他也不懂什么是医学，只是觉得：“学医也不错呀，我在农村在待过，在工厂里干过，和钢铁打过交道，也和水稻也打过交道，终于可以和人打交道，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左芷津很顺利地考上了首都医科大学第一分校，但刚开始学习的东西都是医生如何给人治病，从来没有讲过人死了以后，是怎么回事，会变成什么样。因为对于大夫来说，人死了，殓房的师傅会把人推走，以后就不再是他们的事了。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左芷津在学校图书馆里看到一本棕褐色封皮的精装书《实用法医学》，随手翻看的时候，看到里面的照片和关于法医的故事，才了解到人死后的状态，这也是左芷津第一次接触到法医这个职业。
左芷津再一次了解法医是在大学毕业，当时因为他们学校负责统一分配工作，每个学生可以按照公布的分配单位进行挑选。令左芷津意想不到的是，分配方案中竟然有北京市公安局招法医，其条件有三：男的，不戴眼镜，三十岁以下。学校老师看左芷津条件都符合，极力推荐他从事法医职业，左芷津就抱着“我是革命一块砖，把我搬哪儿就算哪儿”的心态报了名，而且顺利通过面试。
“实施上，我对公安局并不了解，倒是和学校的保卫科长比较要好，他主动跑过来和我眉飞色舞地介绍，说我要去的地方号称‘天下第一科’，很是厉害呀！”左芷津说。
初办命案遇尴尬
公安局的工作面试通过不久，左芷津就骑着辆自行车，到北京市公安局来报到，一去就发了一大堆衣服，警服、胶鞋、棉鞋、棉袄、棉裤、雨衣样样都有，还弄了个编织袋装着，他当时觉得自己跟个倒爷似的，心里特别开心，嘀咕着，当警察还能发这么多东西。
他在跟着老法医学习了大概两年时间，主任就和他说：“你来了也有一段时间了，再去一般的犯罪现场就可以‘单飞’了。”听到这话，左芷津心里又兴奋又紧张，心想，第一次“单飞”可要来些简单的案子。
1985年夏天，左芷津“单飞”的机会来了。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接报，海淀区温泉乡一位名46岁的男性村民在家死亡。死者的妻子和哥哥到村里报告说，死者前一天在家喝酒，喝多了喝死了。村里的人却纷纷议论：这小子平时从不喝酒，怎么一下子喝酒喝死了呢？有村民把怀疑的传言告诉了派出所。一起死因不明的案子就落到了左芷津的手上。
左芷津接过案子，一刻不敢怠慢，马上给尸体做了详细的检查，从外表检查看，死者并没有发现任何致命性的外伤，而观察到死者面部隐约有极其细小的小点子，像是没有洗干净，有点儿脏。这时，左芷津想起了一位老法医的话：“被掐死的人，脸上偶尔会见到特别细小，几乎看不见的血点。”法医们把这张“脏脸”称作“掐死脸”。但“掐死脸”并不是每个被掐死的人都有，法医界把这个作为经验在流传，教科书中却没有提及过。
再观察死者颈部，有一丝青紫色痕迹。对法医来说，颈部是尸检的重点，因为颈部是人体最容易受到外力压迫、受压后最容易引起死亡的部分。左芷津一解剖，更证实了死者生前有被人掐住颈部，导致窒息死亡。
为了证实死者在生前曾别人掐脖，左芷津和民警一行人来到了死者家，死者的哥哥和民警们一边比划一边描述弟弟死亡的情形：“他脸冲下，趴在床上，头竖在床头中间的两道铁栏栅，两条胳膊也从两旁的铁栏栅伸出来，脖子卡在床板的边缘上，人就卡死了。”
左芷津听出了破绽：身体一直在床上趴着，支撑上半身的着力点应该是胸脯，而不是脖子。
左芷津对死者哥哥说：“我怎么就想不出他死的样子，你能给我摆个姿势看看吗？”死者哥哥很爽快地摆出姿势，左芷津伸手按着他的后脑勺，然后用力向下按，想看看这脖子究竟能不能卡在床板的边缘上，结果发现，这样根本卡不到脖子。 同时，死者的毒物化验结果也出来了，只检验出极少量的酒精，反倒检测出了常用的安眠药。安眠药的量足以让人陷入昏迷状态。
证据确凿，死者的哥哥承认了和弟媳一起合谋杀死弟弟的全过程，但称给死者服用了磷化锌，刑侦支队要左芷津等人拿出磷化锌的检验报告。
磷化锌是农村里普遍使用的一种灭鼠药，不溶于水，是靠升华出磷化锌气体杀死老鼠的，所以口服磷化锌中毒死亡的话，解剖尸体时，会看到胃壁上粘有灰黑色，有金属光泽的磷化锌颗粒。
左芷津清楚记得，死者的胃壁上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对于农村的案子，我们会特别注意检查鼠药，如果有，颜色反差会明显，一定会发现的。没办法，我只好接着把胃壁又重新检查了一遍，结果还是什么都没有。”左芷津回忆说。
侦查员这时说：“案犯都已经招供了，你们检测不出来，是你们不行。”听这话后，左芷津还是不停地和侦查员做解释。侦查员不相信左芷津做的检验结果，要了检材，打算拿去公安局再做检验。
主管技术科的副处长知道此事后，对左芷津说：“小左，还是要配合人家进一步检验，你们年轻人大学刚毕业，还是要注意谦虚。”左芷津，一听这话，泄气了。
左芷津回忆说：“当时觉得这事挺伤自尊的，但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物证是不会变的，但人的口供随时都会变。我们法医行业有句话‘法医不听案情’，做技术的更不能跟着案情走。”后来，刑侦支队果然来话说：“案犯改口了，说没有放磷化锌，放的安定药。”左芷津心想自己的坚持是对的。
破案就是提问题、找答案
“法医在和看不见的人在进行较量时，就是在较量能不能抓住案犯留下的证据，你抓住了，就是好样的，你要是抓不住，这个案子就没戏了，犯罪嫌疑人已经高过你了，就像这个《当法医遇上警察》中的黑白鸳鸯一样，当你弄不过他的时候，你只有干着急。”左芷津说。
2006年春节长假以后，一位曹先生来到北京市房山区公安局报案，说他妻子陈红失踪了好几天。
左芷津和其他同事都觉得很奇怪，一般家里大人失踪后，最多四五天就会报案，更何况是在春节家人团聚的日子，为什么要等到长假过后才来报案呢？
左芷津说：“办案就是这个样子，首先要能提出问题，找到答案的过程就是侦查推进的过程，问题解决不了不要急，答案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到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就会出来。如果提不出问题，案子基本就没有希望了。”
调查很快就发现了陈红的婚外情，陈红的丈夫在她的办公室抽屉里翻出了许多珍贵的珠宝首饰和名包，还有一本日记，里面记录了陈红与一个名叫许志远的男子交往过程。
原来，1999年初，20多岁的陈红毕业后，到房山区委办公室当打字员，她的顶头上次是时任区委办公室主任，47岁的已婚男子许志远，之后，两人很快就确定了情人关系。杀人的犯罪嫌疑人找到了，但陈红的尸体没有找到，案发现场也不知道在哪里，左芷津只能从婚外情关系入手，通过技术手段查到了陈红手机的移动轨迹，结果找到了许志远的司机刘晓明一个月前买的涂料厂，在厂里发现了一间新粉刷的办公室。
左芷津说：“技术破案一定要注意比较，相同条件下出现不同现象就一定有问题，找到原因就有可能接近案件的真相。”将新粉刷的墙皮铲掉以后，左芷津发现办公室旧墙面上有黑色烟熏痕迹，呈黑色，而厨房烟熏痕迹是呈棕褐色，这说明两处燃烧过的物质不同。办公室烟熏痕迹显得很薄，只是附在墙体表面，表明两处烟熏时间不同。但是，DNA在64℃条件下就完全破坏了，没有办法能认定这里燃烧过陈红的尸体。
再次来到染料厂办公室里，左芷津突然看见窗户玻璃上有一点印渍，就像是擦玻璃没擦干净留下的水渍。左芷津一摸，感觉玻璃上粘了一层薄薄粘手的油渍。环顾现场，纱窗上也有少量的油渍，这不是厨房，哪里来的油渍？
左芷津马上意识到，这可能发生过焚尸，因为人体油脂在高温作用下，会蒸发成油脂蒸汽，飘散在封闭的房间，当遇到温度低的玻璃时，脂肪蒸汽就会重新变成脂肪。技术人员检验得出，玻璃上的脂肪正是人的脂肪。
最终，司机刘晓明交代为了不让张红去“打扰”自己的大哥许志远，烧掉了她的尸体。
左芷津再回想起这个案件仍记忆犹新，“如果我在现场没有发现人油痕迹，如果发现了人油没有办法检测，许志远最多只判个无期，连个死缓都够不上。其实，我们当警察这么拼命，不放弃一切线索，固然有警察的责任感在里面，与看不见的对手的暗中较量，恐怕也是乐此不疲的原因之一。”
初办命案后，左芷津在做法医检验鉴定工作实践中，感到自己的专业知识仍显匮乏，并萌生了继续深造的想法。1986年，左芷津考取了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的研究生，但取得硕士学位的他仍对自己在专业领域的水平和能力感到不满足，于是又在1988年继续攻读博士课程。
在国际刑警组织工作
除了在国内当法医，左芷津还曾到国外当过刑警。2000年至2003年，左芷津被派驻法国里昂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工作。左芷津说：“刚到国际刑警组织工作时很艰苦，因为不知道该怎样在国际刑警组织工作，也没有老师。自己虽然有些英语基础，但在全外语的环境下还是很不适应。”
通过强记各国首都和各个部门的概况，左芷津慢慢开始能用流利的英语接听电话、处理公务。后来，在习惯同事们说英语、法语、西拔牙语的情况下，左芷津的工作也步入正轨。
在国际刑警组织里，左芷津记忆最深的是一起中国留学生被杀的命案。2001年，在杀人案件极少发生的爱尔兰，两名年仅20岁的中国留学生被杀，当地警方初步认定，犯罪嫌疑人也是一名中国人。于是，左芷津作为翻译，到都柏林协助当地警察办案。
抓捕的过程中，左芷津像电影里常见桥段里的警察，对嫌疑人说了句，“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话将作为呈堂证供”。当然在警车上，左芷津还问了是否需要通知本国的使馆或者领事馆。 审讯过程中要全程录像，还得确保犯罪嫌疑人吃得好、睡得好，点餐的时候为了照顾嫌疑人的胃口，点的还是中餐。左芷津补充道，“我们都没得吃”。因为在法庭上如果对方律师证明，嫌疑人在接受审讯的时候，意识不清醒或者有疾病的话，他所有的供词、表达都将是无效的。
而爱尔兰警察的职责也很简单，当地警察约翰扳着指头对左芷津说，他们一是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证明嫌疑人与案件有直接关系；二是在询问中，只要能证实嫌疑人说了谎就行了，后面就是法官的事了。
之后，在法庭上作证，无论法官问什么，爱尔兰警察只有两种回答：YES或NO，这让左芷津不思其解。
在当年的法庭上，左芷津举得这可是一场正义对邪恶的战争。“十多年前，咱们脑子里都是什么形象？都是江姐、许云峰这些革命前辈们，要把敌人的法庭变成审判敌人的战场。所以，我一上法庭就特兴奋，一定要打赢这一仗。我是正义的化身，我是警察，我是执法者，你必须被我执法，你是被执行人。”
但现在，左芷津发观念发生了转变，他说：“现在想想，法官的作用第一是维持法律秩序，法官决定你能不能发言，什么时候发言，第二就是当陪审团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以后，他需要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判刑。这些都是法官干的活，没有谁是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在庭审过程中，每个人的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是正义的化身。”
“现在我要是出庭，肯定不会跟人干仗了，所以我把这段说出来，也算一段深刻的反思。”左芷津说。
追求人性的回归
回国后，左芷津于2004年被调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任副总队长。2007年1月25日，左芷津又从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手中接过“北京市人民政府任命书”，担任北京人民警察学院院长。左芷津告诉《方圆》记者：“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不知道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只知道我要离开刑侦工作了。”但左芷津的细致认真劲儿还是一样，他在院长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四年多，直到2011年从北京人民警察学院院长职务上退下了。
尽管不再在第一线办案，和犯罪者的接触少了，左芷津心里却老放不下以前办案时遇到的小孩。小孩之中有父母犯罪被判死刑的，也有父母被杀害的，所以左芷津想写一些东西来纪念他们，也是为了警示后来人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犯下不可弥补的错误。
“在案件中，很多悲剧其实都可以避免，如果当事人能换一种思路去思考，就不会做出这么极端的事情，但当所有的错误叠加到一起，铸成了最大的一个错误，我们已无法挽救受害者了。所以我希望借《当法医遇上警察》里的案件，让人们抵制促成犯罪的兽性，找回自己最本质的人性。”左芷津说。
“尽管还有很多案子，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但我要胜过这个看不见的对手，是意志上的较量，也有学识上的较量，他这哪里里搞了鬼，我一定要看出来。实际上，我在和我看不见的人在做搏斗，我们这不是丛林法则，不是谁的肌肉，能打过谁，但是我要靠我的意志和我的学识，抓住凶手。”左芷津说。
但写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法医遇上警察》的卷首语写道：“专业带来机遇，也带来局限，精于专业的人一生都在机遇和局限间纠结。”
“隔行如隔山，因为这本书写出来之后，我倒是不自信了，我一直问自己，这是本书吗？更多的是像工作报告，案例总结，后来赶巧，莫言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就仔细去研究他的《生死疲劳》，因为莫言说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还买了一本《蛙》，因为这本书牵扯到计划生育，跟医学有沾边，所以我也很敢兴趣，我整个把莫言这两本书看完以后，我仔细看了他每句话几乎都有形容，自从看了那2本书，我把我写的改了不止1遍。我就觉得自信，可能像本书了。”左芷津解释说。
已经60岁的左芷津把《当法医遇上警察》作为退休礼物送给自己，但他告诉记者，遗憾的是，还有很多故事没有写进这本书里面，比如西安的空难事件等大案子，他希望有机会能再出书，将其他的经历也写进书中。
问起关于退休后的打算，左芷津表示“计划赶不上变化”，将来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更多地会在家休养，看看书，按自己的心情写写东西。
《当法医遇上警察》
全书记录了左芷津当法医、当警察的经历和感悟，其中既有刚刚入行时的好奇和窘迫，又有破获大案的种种心路历程，既有在法国里昂国际刑警组织中的“国际行动”，也有本土侦破遇到的离奇案例。作者用案例和细节，以及穿插其中的知识和思考，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常人难以进入的世界——警察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