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教育伤害，恐怕每位老师都可能曾经有过，其程度有轻有重，轻微的得到了学生的原谅，严重的自己也原谅不了自己。我就有过一次因保全面子而小题大作，把一个女生气出了校门，结果是“黄鹤一去不复返”。这件事至今像针尖一样扎在我的心头，隐隐作痛。
　　事情要回到20多年前，那是我师范毕业的第三年，在家乡的一所小学任教毕业班语文兼班主任。那时工作热情高，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我对学生的教育严中有爱，学生们也特别喜欢我那不拘教材、信手拈来的语文课。我爱学生，学生也爱我，几个星期之后，学生们几乎全都接受了我，我也接受了学生，我们就在其乐融融的师生关系中过了一个学期。
　　转眼到了第二学期的3月，一个星期一早上，蒙蒙的细雨幽幽地下着，还伴随着缕缕料峭的湿风，让人感到早春的寒意。预备铃响过，我夹着第一单元检测试卷，像往常一样兴致勃勃地提前来到教室门口，待歌声停下，我快步走向讲台，微笑地环视全班同学，大家坐得整整齐齐，十分安静。只见最后排右角上的一位男同学还在直挺挺地站着，我挥挥手示意他坐下，他没有听，并且显得有些无奈。我慢慢朝他走去，大家的目光像一架架扫描仪随着我的身影移动，似乎在担心将要发生的事情。我来到他身边，发现他同桌的女同学坐着凳子的一头，另一头横在过道里空着。
　　“放过去。”我站在女孩身边轻声而有力地对她说。她，十二三岁，眉清目秀，大脸庞，笑起来有两个深深的酒靥，是个朴实听话的农村女孩。凭我在学生中的威信，她应该会听的，可她这时对我的话似乎听而不闻，仍旧一动不动。我不问青红皂白地加重了语气：“放过去！”她这时头也不抬，只是很不情愿地提了提身子，伸出右手把凳子往左一推，然后使劲坐下。因为是木板楼，我站在旁边感到一股明显下坠的力量，我暗暗好笑，同学们也隐隐发笑。我平心静气地回到讲台前，面对大家笑了笑说：“上课。”“起立。”班长话音刚落，后面“嘣咚”的一声，一张凳子应声倒下，刚才移凳子的女同学红着脸，慌忙把凳子扶起。
　　“放肆！”我瞪着眼狠狠地骂了她一句，刚才的平静心情一下子荡然无存，肝火迅速上升。我认定她是故意的，一边发试卷，一边在思考整治她的对策。我把试卷分发到每个学生手中后，踅回她跟前，不声不响地伸手把她刚刚写好姓名的试卷抽掉。她马上用双手按住试卷，我挪开她的手，把试卷拿了出来。只见试卷上写着“刘某某”三个字，还没来得做题。我把她的试卷撕成两半，揉成一团扔进垃圾箱里，然后怀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心情在教室踱步。
　　起初她还露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倔强地坐着，渐渐地她低下了头，5分钟后，她“呜呜”地哭了起来，哭声慢慢地变成了悲伤的呻吟，我清楚地看见了好几个女同学也流下了眼泪。听到她痛苦的哭泣，看到她无力的抽搐，我也非常揪心，几动恻隐之心，但终因顾及自己的“尊严”而任凭她伤心哭下去。其他学生考了两节课，她抽噎了90分钟。
　　下课铃声响过，同学们把试卷传了上来。她这时站了起来，离开座位，拖着一顶湿漉漉的斗笠，眼睛红肿，低着头顺着过道匆匆走出教室，跑下楼梯，冲进雨中，消失在我和同学们的视线里。一个伶俐可爱的女孩就这样被气出了学校。
　　第二天，她没有来上课，我认为她可能是生一时之气，就没有放在心上。第三天她还没来上课，几个女同学跑来向我报告：刘某某同学不来读书了。听后，我没有感到惊讶，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在少年儿童入学率低的年代里，没有读完小学的女孩到处可见。她的辍学没有引起我的重视，我只叫了几个女同学去劝说她，可她死活不肯来，我又听之任之。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后来，从同学们的口中我得知了事情的经过：上个星期六开校会，是她把凳子从教室搬到操场去的，开完会，通常是同桌把凳子搬回来，但是她的同桌没有这样做，星期一，还是她从操场上把凳子找回来，于是就出现了上课不让坐的小小序曲。凳子倒下也是因为她起立不小心，小腿碰了一下，不是故意的。其实，学生“起立”时把凳子撞倒的事情常有发生，我都一笑了之，唯独这次把它上纲上线，的确是小题大作，简直是吃错了药。
　　她离开学校的时候还不满13岁，20多年了，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这个女学生的容貌：一副小品明星黄晓娟的脸蛋。她本来没有做错什么，却成了受害者，一朵本该开得绚丽的春蕾就这样被掐灭在初绽之时。这都是我的错，一种草率和虚荣。
　　如果，当时我稍稍冷静一点，问问事情的原委；如果，听到她伤心地痛哭，我能“回心转意”，补发一张试卷给她；如果，在她不来上学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能够尽一点点老师的责任，诚心实意地登门对她说声“对不起”；如果……结果还会是这样吗？
　　时间不会倒流，假设也是一种逃避，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天，我决不会这样去伤害我的任何一个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