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的短篇小说终于结集出版，我相信这件不起眼的小事要过很久人们才能明白它的意义。一个人远离尘嚣，与热闹的文坛始终无涉而迷恋于写作虚构故事的宿命，多年囚徒般的专注之后，他将自己的文字编成两辑，取名“城市里面的城市”和“历史外面的历史”。用这两个标题来概括这个短篇集，远比书名《流动的房间》来得传神。
　　什么是好的当代小说？这个根本性的发问或许已经被繁忙生活中的人逐出了记忆，又或许被文坛层出不穷的陈词滥调模糊了“阶级阵线”。直到我看到薛忆沩的短篇集，才醒悟到也许他的佳作可以为我们思考上述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
　　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由于新文学运动，白话文不仅迅速普及，而且它传情达意的品位也提高了不少，从古代只流行于市井书肆的语言提升为正式而严肃的书面语言。由于它简单、便捷、易学和实用，便迅速取代了文言文，占据了书面语言的主流地位。可是作为语言工具，它有普及便利的好处，同时也隐藏着任意滥用的危险。因为当谁都可以取便使用的时候，当然就意味着任何人都有插一腿的“自由”。伸张“自由”的人一多，白话文这潭水也就被搅浑了。白话文运动既替汉语书面语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也为它自己日后泥沙俱下埋下很深的危机。这是书面语在“大众”时代不可避免的命运。要使白话文保持并提升自己的水准，那就有待于那些有自觉意识反抗生活里的陈词滥调的作家的努力。如果没有他们的抵抗，书面语水准一定日渐衰落。这就像一场悲壮的攻防战，发生于“现代”降临后的书面语领域。进攻的一方是那些喜欢蛮不讲理任意伸张自己对语言“自由”的人，他们人数众多，声势浩大。众身影之中，我们看见有声嘶力竭的政治八股的鼓手以及他们的应声者；有文化工业机器的操纵者；也有大众文化的随风喝彩者。他们步步进逼，时而强攻，时而偷袭；有时阵地战，有时闪电战。可是那些具有反抗意识的作家也不甘心就如此被蚕食、被吞噬。他们顽强抵抗，用自己的才华构筑一个又一个精致的语言城堡。一个阵地被攻陷了，他们又转战于另一个新开辟的阵地;一个工事陷落了，又一个更坚固的工事构筑起来了。正是由于他们坚韧的努力，狂热的入侵者始终不能完全得逞。这场漫长而悲壮的攻防战，一方面记录了入侵者的“凯旋”，记录了“大众”时代语言的暴力、语言的滥用和语言的堕落；另一方面也记录了现代语言艺术进展的秘密：正是“大众”的压力，逼迫那些有自觉反抗意识的作家把语言艺术带入令人着迷的境地，带入入侵者永远无法征服的语言的净土。因为在喧嚣而迷乱的世道里，总有人不甘心同流合污。他们总要寻找自己的出路，开辟属于自己的生存家园。
　　我读过为数不多的当代作家的作品，很少发现对当代生活的陈词滥调有自觉反抗意识的作家，他们对当代“语言的陷落”现象缺乏足够的警觉。直白地说，小说写得太不像小说。既没有人性洞察力，也缺乏故事讲述的考究与语言的精确。这或许就是当代文坛最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薛忆沩肯定是一个异数。如果他也与当代文坛有关，那他就是这个文坛的“异类”。他是一个孤独而才华横溢的“抵抗战士”。他迷恋语言的艺术甚至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语言的艺术在他的生活中能够激发起的激情，一点都不亚于恋人能够激发起的激情。这股激情化为使徒般的虔诚、专注和一丝不苟落实在他的写作里面。于是，薛忆沩的短篇就成了两种因素奇特的结合：一种是想象力，它是虚构故事、人物、场景的能力，就像他能够看出城市里面还有一个城市，历史外面还有一段历史一样。这“里面的城市”和“外面的历史”绝对要依赖敏感的艺术触觉、奇妙的想象力和传神的虚构能力才能发现。另一种是数学般精确的细节把握能力。这是一个优秀小说家必不可少的能力。数学般的精确，也是一部上佳小说必备的品质。所谓数学般的精确就是词与词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扩展开来构筑成的一篇小说，它的各个部分、环节之间的关联，就像一道几何演算题一样，每一步运算与推移都是绵密而精确的。尤其是后面一种能力令我赞叹，如果没有数学般的细节精确，即使作者能够想象“里面的城市”，想象“外面的历史”，那城市也会写成空洞的城市，那历史也会写成稀松的历史。令人惊讶的是薛忆沩居然能够把这样完全不同的两种才华如此美妙地结合在一起，写出如此美妙的小说。如果要取一个比喻，那最好的比喻就是魔法了。薛忆沩的短篇如同魔法，富有魔法般的魅力。魔法也是神奇与精确的奇妙结合。明明是子虚乌有之事，明明是“假”的，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却是没有半点的破绽，神奇变幻，“假”得像真的一样。这里真的含义不是指向一个具体的存在物，而是指向魔法内部的自恰。好的小说就应该像富有创意而没有破绽的魔法，而好的小说家应该像一个魔法师。如此说来，不好的小说就是破绽百出的“杂耍”，不好的小说家就是路边市井的“杂耍人”。
　　一九九六年以前薛忆沩的小说尚有过于鲜明的内心独白的色彩，此后这种近于浪漫的抒情倾向得到了克制。他的小说也近似于魔法。收在第一辑里面的《出租车司机》，全文不足四千字，写一个出租车司机辞职前最后一天的情形。故事的讲述犹如一幅织锦，经线与纬线连接的每一个节点恰到好处，配合不同颜色的丝线，构造出一幅浑然一体的图案。讲述开始于交班的时刻，讲述者布下了几个“疑团”，埋下了“扣子”，犹如魔法的开始，道具、摆设、气氛的渲染，一下子就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即将展开的变幻。“扣子”在讲述中的重要性在于它能使故事的上下文产生一种肌理，彼此呼应，成为相互密接的有机体。出租车司机交班停车的时候，他的车位已经被人占用，但并不生气，可是作者并没有就此展开。接下来的一段，才提到按他从前的脾气，定然不饶占车位的人。两厢一并，自然就出现了一个“疑团”：他今天怎么这样反常？出租车司机交钥匙的时候，值班老头又丢出一句话，“她们真可怜啊”。再次唤起读者的好奇：“她们是谁？”小说开头短短的两段话，已经暗伏下了玄机。经过“薄饼店”的一段描写，我们已经知道出租车司机是一个忧伤的人，可是还是不知道他因什么事情而忧伤。作者真是能忍，在篇幅写到一半的时候，提到了出租车司机“愤怒地”超过横在前面的货柜车。之后，又以模糊的笔锋提到城市发生很多交通事故，甚至说到他的妻子、女儿“已经不在了”。但“扣子”的谜底还是没有解开，直到讲述将要结束的时候，读者才知道她们死于车祸，与货柜车有关。作者又以出租车司机听到之前值班老头“她们真可怜啊”的话，来呼应讲述之前设下的“疑团”。故事讲述的结束就是“扣子”彻底被解开。故事中两段乘客的对话反映出来的人际冷漠与出租车司机对妻女和父母的温情，构成了很好的呼应。而它们正是城市生活与人性的写照。我猜想薛忆沩一定很得意于自己讲述故事的绵密与精确，因为在《出租车司机》里，他甚至两次写到滴在出租车司机脸上的那滴雨。
　　小说之所以还是一种艺术，并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故事，更重要的是故事的讲述。尤其在书面语大大普及的今天，故事的重要性已经让位于如何讲述的重要性。太多平庸的作家只顾得了故事，根本没有考究如何讲述它。故事的讲述一头连着语言的表达，它意味着作家笔下的词汇是不是恰到好处，句子是不是美文，修辞是不是得当，它们有没有优雅、机智的魅力；而另一头则连着布局、结构，它意味着作家的想象力、洞察力、智慧和人生的修养，能不能达到洞识和穿透素材的高度。薛忆沩对故事讲述的驾驭显示了高超的能力，毫无疑问他达到了一流的水准。他的小说流溢着诗一般的美文，把握细节的能力如同几何般的精确；他漫长的努力发展出一种属于他自己的讲述故事的风格：像梦幻一样把记忆、描绘、陈述、意识的流动等综合在一起的讲述风格。它们融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读者稍不注意都分辨不清楚哪里是描绘，哪里是陈述，哪里是记忆，哪里是人物意识的流动。他笔下的句子与句子之间，好像有神奇的磁力一样，将缝隙粘合起来，读者理会不出过渡的痕迹。一方面故事的讲述远远超越了写实式的平铺直叙，时间和空间的跨越和过渡随处可见，读者被文本带领往返穿梭于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心情焦急的读者甚至不能适应这种高频率的往返穿梭；另一方面乐趣无穷的往返穿梭丝毫没有任何生硬之处。不知不觉之间，奇妙的下一句就把我们带到与上一句完全不同的境地。如同身处迷宫，我们的确不知道出口在何处，因为眼前的路径左右迷离，可是我们又确信，一定有一个出口，眼前的路径虽然左右迷离，靠着我们的热情和智慧，一定会通达最终的出口。集子里上佳之作，除了上文提到的《出租车司机》之外，如《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广州暴动》、《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首战告捷》、《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都有这样的讲述故事的风格。
　　一个好的作者必须首先是一个好的读者。不甘心做一个平凡读者的作者，到头来恐怕只能成为一个涂抹陈词滥调的作者。如果写作是作者的生活，那他的生活就必须有艺术源泉的浇灌，也就是从前辈优秀作品的阅读中浇灌自己的写作之花。薛忆沩有一个命题“生活来源于艺术”。这个调侃的说法或许就是道出了写作与阅读的关系。文坛有太多雄心勃勃的作者，而里面又太少坚守的读者。从阅读薛忆沩的小说里很自然就产生这种感叹。薛忆沩近年写的小说，喜欢以名句作为题记，题记遍及里尔克、莎士比亚、克罗齐、夏多布里昂，有时他自己的诗句也置身其间。从这些句子也可以看出他广泛的阅读。尤其是那篇以白求恩故事为题材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一定非常仔细研究了白求恩的传记之后才能构撰的。他对白求恩经历的了解，甚至达到历史学家的准确程度。它不仅具有历史细节的准确，而且像诗一样优美。那种对人性富有洞见的哲理、优美的文笔以及精确的历史细节，构画出一幅完全不同的白求恩大夫的图像。这个出现在薛忆沩笔下的“白求恩”可以是历史上的那位，但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富有浪漫激情的人。薛忆沩持续不懈的努力再次印证了一个古老的道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流动的房间，薛忆沩著，花城出版社二○○六年一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