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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周总理当红娘，我们才得重享天伦之乐！”
“11年的改造生活，使我好像从血雨腥风中走来，
蹒跚地走到荆棘小路的尽头，终于看到了康庄大道，找到了我的人生归宿。”
郑庭笈（1905-1996），海南文昌人。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俘，时任国民党第49军军长，国民党中将军衔。1959年12月获得特赦。此后历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职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我的血液像凝固了，以后又说了些什么再也无从听清，透过泪帘恍惚看见女儿登上了讲台，代表特赦人员家属讲话。”这是1959年12月4日，郑庭笈在特赦战争罪犯大会上听到自己的名字时的真实感受。
“只要放下武器，我们就是朋友了”
1948年10月26日，郑庭笈率国民党第49军奉命向沈阳撤退，途中，在黑虎山附近被东北野战军8个纵队分割围歼。各部之间失去联络，各自为战，陷于解放军四面炮火交叉射程之下，如瓮中之鳖。
10月27日午夜时分，四面枪炮声渐渐沉寂下来，战斗已接近尾声，郑庭笈趁解放军攻击稍缓的机会，带领49军指挥所人员和195师师长向辽河方向逃窜。他们跑了一夜，但是未能逃出解放军的包围圈。10月28日拂晓，郑庭笈一行碰到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以下简称7纵），当即被俘。
被俘后，郑庭笈被押到北镇收容所。在这里，他见到了7纵司令员邓华，郑庭笈并不认识邓华，但邓华热情随和的性格给郑庭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华向他解释了共产党有关战俘的政策，宽慰他说：“你不要害怕，只要放下武器，我们就是朋友了。”
邓华看到郑庭笈衣着单薄，在寒风中不住地打冷战，就叫人拿来一件解放军的棉大衣给他。郑庭笈拒绝了邓华的好意，他不相信共产党能放过自己，他觉得作为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与其穿着敌方的军装被处死，还不如穿着自己的军服走上刑场。
郑庭笈在北镇收容所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作为败军之将，他最常思考的问题是，10万精锐之师为什么未真正开战就已经被打得灰飞烟灭？是国民党军队太软弱，还是共产党军队过于强大？
写成《敦劝书》动摇国民党军心
1948年11月10日，郑庭笈等被俘将领被集体送往哈尔滨东北解放军官训练团进行学习改造。郑庭笈被分在第5团，其主要任务是写信和写广播稿劝说国民党官兵弃暗投明。
郑庭笈刚来到东北解放军官训练团时，看到一群被俘的国军将领在院子散步，他们精神状态良好，红光满面，这令他十分惊讶。他还发现范汉杰、李仙洲、廖耀湘等兵团司令和高级战俘都单独住一个房间，有炊事员定时送饭，他们还能自由走动聊天。他在这里感受到了共产党的革命人道主义战俘政策。此外，这里的战俘被统称为“解放军官”，与“解放军军官”只有一字之差，这对他触动很深。
郑庭笈到这里的第三天，团里的何政委就了解到他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郑介民和国民党第94军军长郑庭烽是堂兄弟，动员他给在北平的郑庭烽写信，告诉他们自己被俘的经过，规劝他们早日放下武器，不要再与解放军为敌。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郑庭笈下决心给郑庭烽写信：“向吾哥沥诚倾吐，以冀吾哥勿蹈弟等在辽西之覆辙……蒋介石的失败已经注定了，任何挣扎，均属徒劳。”
11月16日晚8时，东北解放军官训练团谢团长陪同郑庭笈来到哈尔滨广播电台，由他亲自广播了这封信。第二天，《东北日报》又全文发表了郑庭笈写的《敦劝书》。此事在东北解放军官训练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都争着看当天的报纸。林彪得知郑庭笈写了《敦劝书》后大喜，要求在国民党军中广为散发，在国民党集团的高级将领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国共决战的前夜，动摇了国民党军队的军心。
11月20日，谢团长陪郑庭笈来到哈尔滨市新华书店，赠送给他一套精装的《毛泽东选集》，还请他到饭馆吃了一顿饭。郑庭笈看着街上一派和平的景象，置身于群众之间，使他忘记了自己战俘的身份。这是他战俘生涯中最难忘的一天。
后来，傅作义在谈起平津战役时，赞扬郑庭笈的《敦劝书》是促使他决心起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动力之一。他说：“重生（郑庭笈的字）对当时的局势看得透彻，分析入木三分，很有说服力，对我也有启发。悔不该当时不识时务，愚忠愚孝，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灾害。我当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啊。”
1953年，在管理干部的安排下，郑庭笈见到了阔别4年之久的妻子冯莉娟和尚未见过面的儿子郑心穗，这对郑庭笈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励，让他看到了新生活的曙光。他刻苦地学习、拼命地工作，成为管理所认真接受思想改造的标兵，还担任管理所学习小组组长、生活管理委员会委员、俱乐部主任等职务，因此也获得了一个称号“反革命管事”。
功德林里的先进分子，最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曲子
1956年，郑庭笈和李仙洲、卢浚泉等人被移送到了辽宁省公安厅看守所。看守所组织他们参观了已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祖国。在沈阳，郑庭笈看到了人们安居乐业、精神飽满的景象，他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不仅会打仗，管理、建设国家也很有一套。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解放前沈阳有“四不”：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生活不宁。当时街道上到处设碉堡，构筑工事，经常全城戒严，警报迭起，充满恐怖气氛。而且物价飞涨，粮食达亿元一斤，冻饿而死者比比皆是。而今真是天壤之别，修起了平阔的柏油马路，行人车辆川流不息，街旁商店顾客盈门，熙熙攘攘，工厂复工，隆隆的马达声使我兴奋不已。一天，我们一行走进树丛环抱的几间粉刷一新的屋子——幼儿园，看到许多小朋友正围成个圈游戏，中间几个小朋友边蹦边唱：“找啊，找啊，找朋友，我要找个好朋友，敬个礼，握个手，你是我的好朋友……”看到我们进来，孩子们仰着小脸儿喊着：“爷爷好！”我忙笑着说：“小朋友们好！”看到他们红润的小圆脸，想起当年满街乞讨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孩子，我的眼睛朦胧了。当我们走出来，我不禁回头想再看一看这乐园，突然我愣住了：当年西进增援以前，我们在沈阳驻军，军部不就设在这所房子里吗？不错，周围建筑完全一样，只是当初这里只有电话铃声、呼叫声、出出进进嘈杂的脚步声，而今是歌声、笑声…… 这次参观让郑庭笈的身心俱受震撼，他由衷地佩服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智慧和能力，活生生的现实教育加速了郑庭笈的改造和进步。
1956年5月，郑庭笈被送到北京功德林继续接受改造。在功德林，他表现出色，被选为学习小组第八组组长。他踊跃参与了“我对自由和民主的体会”“孙中山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吗？”和“共产党能不能治理好中国”等专题的讨论。在对民主与自由关系的讨论中，郑庭笈所在的第八组被学习委员会选中做专题报告。为了这次报告，郑庭笈和同伴花了几天的时间修改发言稿，并在报告会当天早早带队来到了集合地点，报告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报告结束之际，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中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的论述让郑庭笈深受鼓舞。他曾说：“我几乎把这段话背了下来。它就像一缕透过高墙的阳光照暖了我的心。”
郑庭笈除了担任第八学习小组的组长外，还帮邱行湘送饭，同时兼管澡堂。文强回忆，这个“小海南”乡音浓重，每星期洗澡都由他站在胡同口通知，他总是把“洗”字读成“死”音，喊“第一组先‘死’，第一组‘死’了第二组‘死’”，总是引来笑骂：“你要‘死’就‘死’吧，我们可不想死。”
为此，郑庭笈在背地里为练“洗”字着实费了不少工夫，以致有天夜里做梦，还在区分着“洗”“死”二字。第二天一早，同屋的人都绷着脸憋着笑说：“老郑，你怎么半夜三更做梦都想叫我们去死，太不够朋友啦！”说罢，一个个全都大笑起来。郑庭笈只好苦笑着摇摇头，表示确已无能为力，并自嘲道：“乡音不改，证明是数典未曾忘祖啊！”在文强眼中，郑庭笈是功德林里的先进分子，最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曲子，“虽然发音不准，但唱得很有感情”。
重生得“重生”，总理给他当红娘
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刘少奇的特赦令。郑庭笈把报纸读了一遍又一遍，他扳着手指计算，自1948年10月28日被俘至1959年9月18日，差40天就整11年了，看来是有希望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他连续几天都睡不安稳，一闭眼总看见一位正颜厉色的法官站在眼前，一睁眼总不由得想自己能不能被特赦，吃饭时也总发呆，几次把菜送到鼻孔前。12月4日，郑庭笈日夜盼望的特赦战争罪犯大会在功德林礼堂隆重举行，宣读特赦名单时，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1959年12月14日，对郑庭笈来说是毕生难忘的一天。在这天，他和其他首批特赦的战犯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周恩来走到郑庭笈跟前时，亲切地说：“你是当标兵的！”然后笑容可掬地伸出了手。郑庭笈顿时感到阵阵暖流沁入肺腑，颤抖地伸出了双手紧紧地同周恩来握手，连声说：“感谢总理，感谢总理……”
在轻松愉快的交谈中，周恩来询问了郑庭笈的生活和家庭情况：“你取号重生啊，家庭情况现在怎样？你的妻子怎样，她是否愿意复婚？”听到周恩来的关怀，郑庭笈泪如泉涌，回答道：“没有。”周恩来对张治中等人说：“你们要动员他们复婚。”
原来，郑庭笈被俘后，冯莉娟携儿带女千里迢迢地回到郑庭笈的老家海南文昌县，后来又在亲友的帮助下回到了北京。她多次带着儿女去绥化、功德林探望郑庭笈，鼓励他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团聚，这成为郑庭笈积极改造的动力。但造化弄人，冯莉娟搬到北京后，生活十分艰难，为了使全家能落户北京、找到工作，以及让儿女上学不受父亲战犯身份的影响，冯莉娟忍痛同仍在狱中的郑庭笈提出离婚。郑庭笈理解妻子的苦衷和不便，便同意了冯莉娟离婚的要求。
郑庭笈为了不辜负周恩来的殷切期望，主动给冯莉娟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信。在信中，郑庭笈尽数二人愉快的过往生活，并转告了周恩来的关心以及他的思念。
1961年2月，郑庭笈和杜聿明、溥仪等7人被任命为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周恩来叮嘱他们将亲身经历及见闻写出来。冯莉娟随即被调到了政协担任打字员，有关人员特意将打字机搬进了她的住宅，理由是为“保密”，而奉命三天两头来送取材料的郑庭笈对此则心领神会，他知道这是周恩来在为他们的复合创造条件。据郑庭笈儿子郑心校回忆：“为了能让他们复婚，周总理过问了3次，政协机关也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安排父亲每天给母亲送稿、取稿，制造他们接触的机会。”
1961年4月19日，郑庭笈和冯莉娟正式复婚。复婚那天，杜聿明、廖耀湘和王耀武等人都前来庆贺。郑庭笈和冯莉娟频频举杯说：“是周总理当红娘，我们才得重享天伦之乐！”
《敦劝书》写成35年后，为祖国统一再次提笔
郑庭笈非常珍惜文史专员这一职务，他积极回顾过去，思考问题，写成一篇篇文史资料送往文史办。
他的第一篇资料《黄埔清党目击记》用自己在黄埔时期看到蒋介石大肆捕杀共产党人的罪行，揭露了历史的真相，被刊登在《文史资料专辑》第69期。周恩来看后说，写得不错。郑庭笈很受鼓舞，又先后写了《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中》《忻口战役回忆》《悲壮惨烈的同古大战》《国民党辽西兵团覆灭记》等资料。
1983年，78岁高龄的郑庭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最牵挂祖国的统一大业，积极联系海外的亲友，消除他们对共产党的误解。
后来，他在香港见到了黄埔同学李以劻、邱维达等人，谈起了香港的状况。交谈中，郑庭笈积极向他们宣传“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并强调了实现祖国统一的历史必然性。香港之行，郑庭笈深切感受到了台湾、香港、澳门有不少人对大陆缺乏了解。
为了促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他想起了35年前写《敦劝书》起的作用，于是，他决定到电台去做录音进行对外宣传。为了反驳台湾当局说大陆“没有来去自由，不许家人团聚”的谣言，郑庭笈毫不犹豫地提起了笔，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台湾当局自打耳光》一文，并交由中国新闻社播发。
他在文中写道：“‘没有来去自由，不许与家人团聚’，正是台湾当局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回台的特赦释放人员到港100多天，由于他们的阻挠，张铁石被迫害致死，陈士章、段克文离港赴美，其余七人不能回台与家人团聚。台湾才真正没有来去自由，不许与家人团聚……”许多人看过后，都觉得这篇文章情真意切，有理有据，戳穿了台湾当局阻挠祖国统一的阴谋。
20世纪90年代，海南兴办经济特区的春风，唤起了郑庭笈回乡省亲的愿望。郑庭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鄉。
郑庭笈走访了海南的各县、市，看到拔地而起的高楼，听到隆隆的马达声，不仅勾起了郑庭笈对童年趣事的回忆，更让他看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他觉得海南虽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开发还不够，发展也尚不平衡。他决定在有生之年，为故乡的腾飞出力。回到海口后，郑庭笈向许多相关部门提岀了具体的建议。
1995年中秋节，广西电影制片厂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根据杜聿明、郑洞国、郑庭笈等人攻打昆仑关的史实，拍摄了影片《血战昆仑关》。虽然由于身体原因，郑庭笈没能出席在南宁和香港举行的首映式和发行仪式，但他的长女郑心梅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仪式，并瞻仰了昆仑关的烈士陵园。当女儿给他讲述完相关情况后，郑庭笈激动得眼泛泪花……
1996年6月9日，郑庭笈去世，享年91岁。生前，当他回想起在战犯管理所的生活时总会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也许会产生根本的转折。11年的改造生活，使我好像从血雨腥风中走来，蹒跚地走到荆棘小路的尽头，终于看到了康庄大道，找到了我的人生归宿。”
（责编/张超 责校/李志琛、李希萌 来源/《国民党被俘高级将领特赦令》，余远来著，华文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国民党首要战犯改造秘档》，史文编著，台海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一个军统特务的忏悔录）》，沈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等）
“11年的改造生活，使我好像从血雨腥风中走来，
蹒跚地走到荆棘小路的尽头，终于看到了康庄大道，找到了我的人生归宿。”
郑庭笈（1905-1996），海南文昌人。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俘，时任国民党第49军军长，国民党中将军衔。1959年12月获得特赦。此后历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职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我的血液像凝固了，以后又说了些什么再也无从听清，透过泪帘恍惚看见女儿登上了讲台，代表特赦人员家属讲话。”这是1959年12月4日，郑庭笈在特赦战争罪犯大会上听到自己的名字时的真实感受。
“只要放下武器，我们就是朋友了”
1948年10月26日，郑庭笈率国民党第49军奉命向沈阳撤退，途中，在黑虎山附近被东北野战军8个纵队分割围歼。各部之间失去联络，各自为战，陷于解放军四面炮火交叉射程之下，如瓮中之鳖。
10月27日午夜时分，四面枪炮声渐渐沉寂下来，战斗已接近尾声，郑庭笈趁解放军攻击稍缓的机会，带领49军指挥所人员和195师师长向辽河方向逃窜。他们跑了一夜，但是未能逃出解放军的包围圈。10月28日拂晓，郑庭笈一行碰到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以下简称7纵），当即被俘。
被俘后，郑庭笈被押到北镇收容所。在这里，他见到了7纵司令员邓华，郑庭笈并不认识邓华，但邓华热情随和的性格给郑庭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华向他解释了共产党有关战俘的政策，宽慰他说：“你不要害怕，只要放下武器，我们就是朋友了。”
邓华看到郑庭笈衣着单薄，在寒风中不住地打冷战，就叫人拿来一件解放军的棉大衣给他。郑庭笈拒绝了邓华的好意，他不相信共产党能放过自己，他觉得作为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与其穿着敌方的军装被处死，还不如穿着自己的军服走上刑场。
郑庭笈在北镇收容所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作为败军之将，他最常思考的问题是，10万精锐之师为什么未真正开战就已经被打得灰飞烟灭？是国民党军队太软弱，还是共产党军队过于强大？
写成《敦劝书》动摇国民党军心
1948年11月10日，郑庭笈等被俘将领被集体送往哈尔滨东北解放军官训练团进行学习改造。郑庭笈被分在第5团，其主要任务是写信和写广播稿劝说国民党官兵弃暗投明。
郑庭笈刚来到东北解放军官训练团时，看到一群被俘的国军将领在院子散步，他们精神状态良好，红光满面，这令他十分惊讶。他还发现范汉杰、李仙洲、廖耀湘等兵团司令和高级战俘都单独住一个房间，有炊事员定时送饭，他们还能自由走动聊天。他在这里感受到了共产党的革命人道主义战俘政策。此外，这里的战俘被统称为“解放军官”，与“解放军军官”只有一字之差，这对他触动很深。
郑庭笈到这里的第三天，团里的何政委就了解到他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郑介民和国民党第94军军长郑庭烽是堂兄弟，动员他给在北平的郑庭烽写信，告诉他们自己被俘的经过，规劝他们早日放下武器，不要再与解放军为敌。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郑庭笈下决心给郑庭烽写信：“向吾哥沥诚倾吐，以冀吾哥勿蹈弟等在辽西之覆辙……蒋介石的失败已经注定了，任何挣扎，均属徒劳。”
11月16日晚8时，东北解放军官训练团谢团长陪同郑庭笈来到哈尔滨广播电台，由他亲自广播了这封信。第二天，《东北日报》又全文发表了郑庭笈写的《敦劝书》。此事在东北解放军官训练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都争着看当天的报纸。林彪得知郑庭笈写了《敦劝书》后大喜，要求在国民党军中广为散发，在国民党集团的高级将领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国共决战的前夜，动摇了国民党军队的军心。
11月20日，谢团长陪郑庭笈来到哈尔滨市新华书店，赠送给他一套精装的《毛泽东选集》，还请他到饭馆吃了一顿饭。郑庭笈看着街上一派和平的景象，置身于群众之间，使他忘记了自己战俘的身份。这是他战俘生涯中最难忘的一天。
后来，傅作义在谈起平津战役时，赞扬郑庭笈的《敦劝书》是促使他决心起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动力之一。他说：“重生（郑庭笈的字）对当时的局势看得透彻，分析入木三分，很有说服力，对我也有启发。悔不该当时不识时务，愚忠愚孝，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灾害。我当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啊。”
1953年，在管理干部的安排下，郑庭笈见到了阔别4年之久的妻子冯莉娟和尚未见过面的儿子郑心穗，这对郑庭笈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励，让他看到了新生活的曙光。他刻苦地学习、拼命地工作，成为管理所认真接受思想改造的标兵，还担任管理所学习小组组长、生活管理委员会委员、俱乐部主任等职务，因此也获得了一个称号“反革命管事”。
功德林里的先进分子，最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曲子
1956年，郑庭笈和李仙洲、卢浚泉等人被移送到了辽宁省公安厅看守所。看守所组织他们参观了已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祖国。在沈阳，郑庭笈看到了人们安居乐业、精神飽满的景象，他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不仅会打仗，管理、建设国家也很有一套。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解放前沈阳有“四不”：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生活不宁。当时街道上到处设碉堡，构筑工事，经常全城戒严，警报迭起，充满恐怖气氛。而且物价飞涨，粮食达亿元一斤，冻饿而死者比比皆是。而今真是天壤之别，修起了平阔的柏油马路，行人车辆川流不息，街旁商店顾客盈门，熙熙攘攘，工厂复工，隆隆的马达声使我兴奋不已。一天，我们一行走进树丛环抱的几间粉刷一新的屋子——幼儿园，看到许多小朋友正围成个圈游戏，中间几个小朋友边蹦边唱：“找啊，找啊，找朋友，我要找个好朋友，敬个礼，握个手，你是我的好朋友……”看到我们进来，孩子们仰着小脸儿喊着：“爷爷好！”我忙笑着说：“小朋友们好！”看到他们红润的小圆脸，想起当年满街乞讨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孩子，我的眼睛朦胧了。当我们走出来，我不禁回头想再看一看这乐园，突然我愣住了：当年西进增援以前，我们在沈阳驻军，军部不就设在这所房子里吗？不错，周围建筑完全一样，只是当初这里只有电话铃声、呼叫声、出出进进嘈杂的脚步声，而今是歌声、笑声…… 这次参观让郑庭笈的身心俱受震撼，他由衷地佩服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智慧和能力，活生生的现实教育加速了郑庭笈的改造和进步。
1956年5月，郑庭笈被送到北京功德林继续接受改造。在功德林，他表现出色，被选为学习小组第八组组长。他踊跃参与了“我对自由和民主的体会”“孙中山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吗？”和“共产党能不能治理好中国”等专题的讨论。在对民主与自由关系的讨论中，郑庭笈所在的第八组被学习委员会选中做专题报告。为了这次报告，郑庭笈和同伴花了几天的时间修改发言稿，并在报告会当天早早带队来到了集合地点，报告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报告结束之际，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中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的论述让郑庭笈深受鼓舞。他曾说：“我几乎把这段话背了下来。它就像一缕透过高墙的阳光照暖了我的心。”
郑庭笈除了担任第八学习小组的组长外，还帮邱行湘送饭，同时兼管澡堂。文强回忆，这个“小海南”乡音浓重，每星期洗澡都由他站在胡同口通知，他总是把“洗”字读成“死”音，喊“第一组先‘死’，第一组‘死’了第二组‘死’”，总是引来笑骂：“你要‘死’就‘死’吧，我们可不想死。”
为此，郑庭笈在背地里为练“洗”字着实费了不少工夫，以致有天夜里做梦，还在区分着“洗”“死”二字。第二天一早，同屋的人都绷着脸憋着笑说：“老郑，你怎么半夜三更做梦都想叫我们去死，太不够朋友啦！”说罢，一个个全都大笑起来。郑庭笈只好苦笑着摇摇头，表示确已无能为力，并自嘲道：“乡音不改，证明是数典未曾忘祖啊！”在文强眼中，郑庭笈是功德林里的先进分子，最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曲子，“虽然发音不准，但唱得很有感情”。
重生得“重生”，总理给他当红娘
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刘少奇的特赦令。郑庭笈把报纸读了一遍又一遍，他扳着手指计算，自1948年10月28日被俘至1959年9月18日，差40天就整11年了，看来是有希望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他连续几天都睡不安稳，一闭眼总看见一位正颜厉色的法官站在眼前，一睁眼总不由得想自己能不能被特赦，吃饭时也总发呆，几次把菜送到鼻孔前。12月4日，郑庭笈日夜盼望的特赦战争罪犯大会在功德林礼堂隆重举行，宣读特赦名单时，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1959年12月14日，对郑庭笈来说是毕生难忘的一天。在这天，他和其他首批特赦的战犯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周恩来走到郑庭笈跟前时，亲切地说：“你是当标兵的！”然后笑容可掬地伸出了手。郑庭笈顿时感到阵阵暖流沁入肺腑，颤抖地伸出了双手紧紧地同周恩来握手，连声说：“感谢总理，感谢总理……”
在轻松愉快的交谈中，周恩来询问了郑庭笈的生活和家庭情况：“你取号重生啊，家庭情况现在怎样？你的妻子怎样，她是否愿意复婚？”听到周恩来的关怀，郑庭笈泪如泉涌，回答道：“没有。”周恩来对张治中等人说：“你们要动员他们复婚。”
原来，郑庭笈被俘后，冯莉娟携儿带女千里迢迢地回到郑庭笈的老家海南文昌县，后来又在亲友的帮助下回到了北京。她多次带着儿女去绥化、功德林探望郑庭笈，鼓励他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团聚，这成为郑庭笈积极改造的动力。但造化弄人，冯莉娟搬到北京后，生活十分艰难，为了使全家能落户北京、找到工作，以及让儿女上学不受父亲战犯身份的影响，冯莉娟忍痛同仍在狱中的郑庭笈提出离婚。郑庭笈理解妻子的苦衷和不便，便同意了冯莉娟离婚的要求。
郑庭笈为了不辜负周恩来的殷切期望，主动给冯莉娟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信。在信中，郑庭笈尽数二人愉快的过往生活，并转告了周恩来的关心以及他的思念。
1961年2月，郑庭笈和杜聿明、溥仪等7人被任命为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周恩来叮嘱他们将亲身经历及见闻写出来。冯莉娟随即被调到了政协担任打字员，有关人员特意将打字机搬进了她的住宅，理由是为“保密”，而奉命三天两头来送取材料的郑庭笈对此则心领神会，他知道这是周恩来在为他们的复合创造条件。据郑庭笈儿子郑心校回忆：“为了能让他们复婚，周总理过问了3次，政协机关也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安排父亲每天给母亲送稿、取稿，制造他们接触的机会。”
1961年4月19日，郑庭笈和冯莉娟正式复婚。复婚那天，杜聿明、廖耀湘和王耀武等人都前来庆贺。郑庭笈和冯莉娟频频举杯说：“是周总理当红娘，我们才得重享天伦之乐！”
《敦劝书》写成35年后，为祖国统一再次提笔
郑庭笈非常珍惜文史专员这一职务，他积极回顾过去，思考问题，写成一篇篇文史资料送往文史办。
他的第一篇资料《黄埔清党目击记》用自己在黄埔时期看到蒋介石大肆捕杀共产党人的罪行，揭露了历史的真相，被刊登在《文史资料专辑》第69期。周恩来看后说，写得不错。郑庭笈很受鼓舞，又先后写了《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中》《忻口战役回忆》《悲壮惨烈的同古大战》《国民党辽西兵团覆灭记》等资料。
1983年，78岁高龄的郑庭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最牵挂祖国的统一大业，积极联系海外的亲友，消除他们对共产党的误解。
后来，他在香港见到了黄埔同学李以劻、邱维达等人，谈起了香港的状况。交谈中，郑庭笈积极向他们宣传“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并强调了实现祖国统一的历史必然性。香港之行，郑庭笈深切感受到了台湾、香港、澳门有不少人对大陆缺乏了解。
为了促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他想起了35年前写《敦劝书》起的作用，于是，他决定到电台去做录音进行对外宣传。为了反驳台湾当局说大陆“没有来去自由，不许家人团聚”的谣言，郑庭笈毫不犹豫地提起了笔，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台湾当局自打耳光》一文，并交由中国新闻社播发。
他在文中写道：“‘没有来去自由，不许与家人团聚’，正是台湾当局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回台的特赦释放人员到港100多天，由于他们的阻挠，张铁石被迫害致死，陈士章、段克文离港赴美，其余七人不能回台与家人团聚。台湾才真正没有来去自由，不许与家人团聚……”许多人看过后，都觉得这篇文章情真意切，有理有据，戳穿了台湾当局阻挠祖国统一的阴谋。
20世纪90年代，海南兴办经济特区的春风，唤起了郑庭笈回乡省亲的愿望。郑庭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鄉。
郑庭笈走访了海南的各县、市，看到拔地而起的高楼，听到隆隆的马达声，不仅勾起了郑庭笈对童年趣事的回忆，更让他看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他觉得海南虽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开发还不够，发展也尚不平衡。他决定在有生之年，为故乡的腾飞出力。回到海口后，郑庭笈向许多相关部门提岀了具体的建议。
1995年中秋节，广西电影制片厂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根据杜聿明、郑洞国、郑庭笈等人攻打昆仑关的史实，拍摄了影片《血战昆仑关》。虽然由于身体原因，郑庭笈没能出席在南宁和香港举行的首映式和发行仪式，但他的长女郑心梅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仪式，并瞻仰了昆仑关的烈士陵园。当女儿给他讲述完相关情况后，郑庭笈激动得眼泛泪花……
1996年6月9日，郑庭笈去世，享年91岁。生前，当他回想起在战犯管理所的生活时总会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也许会产生根本的转折。11年的改造生活，使我好像从血雨腥风中走来，蹒跚地走到荆棘小路的尽头，终于看到了康庄大道，找到了我的人生归宿。”
（责编/张超 责校/李志琛、李希萌 来源/《国民党被俘高级将领特赦令》，余远来著，华文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国民党首要战犯改造秘档》，史文编著，台海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一个军统特务的忏悔录）》，沈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