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问责条例》）颁布实施，实现了问责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引起热议。舆论认为，这是第一部规范党的问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是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重要的制度。《问责条例》通过归纳提炼失职失责清单，为开展问责提供“尺子”，释放出强烈的政治信号：中央对问责是动真格的，要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
　　一年来，《问责条例》首次作为处分依据出现在中纪委发布的立案审查通报中，省部级官员因严重失职失责被严肃问责。一年来，各地抓紧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开处理结果。一年来，很多省市出台贯彻《问责条例》实施办法，细化问责情形，规范问责程序，为执纪问责提供切实可行的制度依据。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作为第一部规范党的问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问责条例》向全党释放出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进一步夯实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基石。
　　《问责条例》出台一年多来，通过一次次全面从严治党的问责实践，制度蕴含的力量得以释放。2017年上半年，曾在民政部党组搭班子的李立国、窦玉沛、陈传书、曲淑辉等4名中管干部先后因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力被严肃问责，向全党旗帜鲜明地亮出态度——不管身居何职、身在何处，只要失职失责，就逃不過问责。
　　“《问责条例》的一大亮点是明确了‘终身问责’要求，这是新实践的开启！”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教务部主任谢春涛表示，“这意味着问责没有过去式、‘空窗期’，离岗、退休、提拔不再是‘免责符’”。与此相对应的是，因未能及时察觉辽宁拉票贿选问题，时任省纪委书记王俊莲即使已退休两年，也同样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因在担任民政部纪检组组长期间严重失职失责，曲淑辉虽已调任其他职务，但同样受到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处级非领导职务。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不是摆设，能否发挥作用，关键看敢不敢较真碰硬。”各地区各部门在“较真碰硬”上做足功夫，陆续出台了有效管用、便于操作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推动问责制度落地生根。截至目前，已有50多个地方和中央机关出台了贯彻问责条例的实施办法，各地区各部门还普遍建立了问责情况定期报告制度，每月逐级上报问责情况。
　　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问责条例》颁布实施一年里，中央纪委网站共点名道姓通报176起323人次责任追究典型问题，其中，一把手达到186人次，占问责总人次的58%。
　　问责的“板子”打下去，责任的担子挑起来！随着问责制度的威力不断释放，担当意识的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必将不断夯实，并由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干部出问题，组织有责任。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关键在党委，要害在一把手，根本要靠以上率下，层层传导压力。李庆贵案向那些明哲保身、爱搞好人主义的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别以为自己不犯事就万事大吉，领导不力、不认真履职也一样要被问责。
　　事实上，十八大以来，对党组织及领导班子成员问责的实践早已在全国展开。令行禁止，言出纪随。党中央以强力问责表明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四年多来，在党中央部署要求下，管党治党取得突出成效。一批失职失责的领导干部被问责，发挥了案例警示震慑作用，通过问责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扛起责任，不犯错误，正是党组织对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有了问责这根“责任棒”，常问、敢问、实问、善问这些“家常便饭”必会发挥其“稳压”和“增压”作用，进一步促成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文丨李自强 张欢 文章来源： 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