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的服务价格，目的是鼓励社会办医，建立不同层次的医疗服务体系，这本是好事。但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却超出人们预料，不免令人担忧。
　　民营医院的备受诟病，主要是信用差、宰客凶，服务价格放开后，这种情况会变本加厉，还是有所收敛？现在还难下结论，不过，市场竞争的无形之手应该能自行调节。民营医疗机构大多是针对有钱的富裕阶层，五花八门的宾馆式服务，专冲着富人的钱袋去。价高质优当为市场通则，如果谁老捣浆糊，收钱多反而服务差，谁终将受到市场的惩罚。
　　现在大家担心，由民营医院高定价确立的服务价格体系，会扰动公立医院的定价机制，并随之水涨船高往上提，特别是在国家整治以药养医乱象，医务人员收入尚未充分到位的情况下，公立医院会随非公医院涨价的心理牵引，自觉不自觉地跟着涨价或变相涨价，额外增加患者负担。
　　如今看个感冒动辄五六百乃至上千元，其中原因，一是莫名的检查收费太多，二是放着便宜药不开而故意开高价药增加创收。我的家人年初感冒去医院，先验血，再拍片，又吊针，花费700多元还吃足苦头，而这种验血、拍片、吊针几乎成了治疗感冒的常规三部曲。在农村地区，据说一些医生欺负农民兄弟老实，头疼脑热的也被要求反复验血乃至做CT，致使小毛小病花费数千元并不罕见。
　　以药养医疯狂的时候，药贵吃回扣成为医院创收的大头，现在要求医药分离，各地实行的医生绩效工资这一块，很大程度要靠医生变着法子自己给自己增加收入，这是小病大看，患者医疗费用长期下不来的重要原因。假如民营医疗机构挂个号看个病千儿八百家常便饭，公立医院的收费不跟进上涨才怪呢！
　　只要存在价格“双轨制”就有不公平。面对非公医院理直气壮的涨价（所谓价格放开，在我们这里就是涨价的代名词），公立医院处于天然劣势。如果不能尽快改革公立医院的薪酬体系，使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在收入分配上体现出来，那么，医疗质量的下降将不可避免，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或许放开民营医院价格短期里未必马上加剧公立医院“看病贵”（已经够贵了），长此以往，却难说不会加剧“看病烂”。
　　不仅如此。非公医院放开价格后，还明显存在抢占公共医疗资源的可能，这将使得本来人满为患的公立医院雪上加霜，“看病贵”的同时，进一步加剧“看病难”。
　　本刊记者最近去一家顶级豪华私立医院采访，发现其中坐台的100多位高级专家都来自当地的三甲医院，他们每周一天在此出诊，挂号费最少300元，最高1200元。这种被称作“多点执业”的医改尝试，随着非公医疗价格的放开，有扩大试点提速的趋势，其结果势必造成公立医院人才的流失。
　　三甲医院的备受青睐，除了其医疗设施先进，无非在于拥有一批顶尖的专家医师。大量病家不辞辛累，冒着被黄牛中介加价的风险，一早蜂拥排队去挂号，图的就是专家看病放心。现在这些医师每周一天要去私立医院坐堂赚外快，全年将有五分之一的时间不在公立医院工作，不难想见，这种高端人力资源的分流，对原本缺医少药的患者伤害冲击多么大。
　　有人辩解，来自三甲医院的专家是从公立医院特需医疗中剥离出来的，因此不会侵占基本医疗资源。问题是，特需医疗一面世就意味着对公共卫生资源的挤占。公立医院本质上姓“公”，应为大众提供公平的医疗服务。中国普通百姓的人均医疗资源长期排名落后。把本就短缺的医疗资源，在“特需”的名义下专为少数人服务，完全有损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有违社会公平原则。
　　事实上，特需医疗早已变味为医院单纯创收赚钱的工具，医疗质量并未伴随收费上涨而同步提高，更由于特需门诊挤占了专家门诊时间，加剧了专家门诊看病难而遭到公众非议。在深化医改中，改变这一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势在必然。但是，把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分离出来，专为富豪有钱阶层效力，转移宝贵的国有资源为私人资本赚钱，这是旧的不公未除又制造了新的不公。如果所谓的医改，是在错误的前提下朝着错误的方向迈出错误的一步，怕是以后还要再改回来。这一方面，我们已有太多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