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臣民的尝试——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陈永森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人从臣民到公民角色的转换，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努力。然而，以二月河的作品为代表的帝王戏用戏说的方式仍占领着大众的电视视野。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将“天下”作为英雄理想的终点，从而使得侠义审美与帝王意识形态达成一致，刺客顾全天下和平之大局而放弃了暗杀行为。这是一种虚伪的“精神自觉”，因为它虚设了一个前提，即由帝王来推行专制是人类的最大福利。这种思维模式来自臣民时代的遗传。传统并没有死亡，它在潜层面上影响着人们的价值选择。臣民社会不仅仅来自帝王的专制统治，如果旧观念不破、老奴性不改，在皇帝退场之后，臣民的膝盖仍然习惯下跪。陈永森的《告别臣民的尝试——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一书，追溯了清末民初中国公民意识的萌动与民主实验的种种曲折。
　　帝王可以对自己的子民任意处置，而子民没有丝毫抗辩的权利，只能服从和认命。驾驭臣民是帝王政治的根本目标。自由和尊严是绝对禁止的，因为它对帝王权力的巩固构成了威胁。经过三千年秦政，中国人的臣民情结已经根深蒂固，古老社会的惰性和臣民的奴性形成一股强大的滞后的力量。知识精英关于“灭种”、“亡国”的惊呼对昏睡的臣民的刺激是有限的。臣民的本性是依附性，旧体制只要还存续着，他们就不会意识到危机。臣民是一种群体性存在，是麻木的群氓而非独立的个人。法国哲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认为：“集体状态与催眠术状态相似”（《群氓的时代》）。臣民是无名的，没有权利，没有自己的声音，它们的存在不过是为了成全皇帝的秩序而已。
　　个体性的缺失使得臣民习惯于被控制状态，对公共政治缺少一种积极健康的参与心态。随着近代国家观念、民权观念、宪法观念的形成，人们开始意识到单纯等待君主赏赐将一无所获，没有主张就没有权利，没有斗争就没有平等。然而，在以权术和谋略大行其道的政治语境中，简单而具体的权利事件往往会转换为复杂的权力游戏，在利益的博弈过程中，个人权利往往被政治利益所取代。专制是一种不对称的话语权，无权者根本就没有表达的权力。权力实施的目的就是为了剥夺他人的权利，从而造成鲁迅所说的“一级一级驮伏着不能动弹”的格局。跪着生活是臣民的唯一选择，心甘情愿接受皇帝的摆布是奴才的本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能够做到的就是像阿Ｑ那样尽力将圈画圆一些。1792年英使马噶尔尼不愿行跪拜礼，致使乾隆皇帝“朕心实为不惬”。马噶尔尼没有意识到，臣民是一种仪式角色，臣民始终处于一种被设计状态。臣民的本分就是不问尊严，不问自由，满心欢喜地过着顺从的生活。奴役先于真理。臣民没有怀疑的权力，也就失去了表达的欲望。在“以一人治天下”的语境中，臣民只能充当皇权的工具。臣民自始至终都被一种罪感意识所笼罩，“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所以，“宁乐在君，忧戚在臣”（《墨子·尚同中》）。
　　梁启超、陈天华等人提出的“国民”概念，意在用众人权利聚合而成的“国家”来取代一人独霸的“天下”。在那个进化论盛行的年代，国民意识的养成无疑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平等、独立、自治虽然还只是一些抽象的理念和书面的理想，但是，已经慢慢渗透到了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皇帝的统治，说到底是一种语词的控制。皇帝要通过不停地制造概念实现对权力的巩固。从秦始皇开始，“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一直没有动摇过，而且不断地演绎出各种花样的表述，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的控制力多么的严密无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是一种语言声势。
　　告别臣民不仅需要启蒙思想家的耳提面命，更需要政治家的大胆推行。孙中山的历史贡献不仅仅在于推翻了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更重要的是，他确立了国家意识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公民观念。孙中山打破了从奴才到主子、从流氓到皇帝的历史循环。他认为，“大家想做皇帝”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他们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相互残杀”。告别臣民，就是告别没有尊严的生活，告别专制，告别暴力，告别话语霸权。这种告别谈何容易，直到今天，我们还依然没有将这些东西从自己身上完全剔除出去。
　　
　　《中国的大转型》（萧功秦著，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
　　“社会转型期”已成为中国官员和民众口头的热门词汇。“转型”来自英文中的生物学概念transformation一词，指的是生物物种之间的变异。在社会理论中，转型是一种结构性变化，也是由表及里的深层变动，从单一到多元，从无序到有序，从全能控制到契约协商，整个社会的动员机制、权威机制和利益机制都处于变动过程之中。萧功秦在《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一书中称之为“这是一种介于没有社会多元化的全能主义，与未来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政治形态”。过渡，既是一种承接，更是一种演进。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与经济总量的迅猛增长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治理模式在坎坷曲折中摸索新的路径。虽然没有大动作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整个社会承受危机、吸收不满的功能逐渐增强，制度创新在不动声色中进行着。转型与停滞的根本区别在于价值取向是否面向现代化。前者是在着力构建一种新秩序，而后者则是千方百计维护旧秩序，尽管两者在细节上都表现出调整变化的努力。所谓渐进，其实只是一种治理策略，而并非证明社会变革的进程完全处于可掌控状态。一项新制度的建立，往往是在压力之下完成的。当制度和机制失去合理性之后，偶发性的事件就会使其分崩离析。
　　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政治是拒绝与市场对话的。建立在遏制个体活力之上的秩序，造成了经济的停滞。在复杂的社会需求面前，指令的发布者无法做到全知全能。制度的缺陷累计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改革的强烈愿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转型是一种自发的秩序，是市场力量所推动的社会变化，而非刻意为之的制度设计。社会转型的价值取向是明确的，人们在对自由、公正、民主、和谐等价值的认同上达成了普遍的共识。社会越来越开放，利益越来越多元化，城乡壁垒早晚要破除。由此可见，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种观念和价值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根本性的。萧功秦将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称为是“后全能主义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既保持了强大的组织资源和政治资源优势，又对市场经济的激活作用加以充分利用。这无疑是一个稳健明智的选择。对于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说，知识界存在很大的争论。邓正来先生认为新权威主义所设计的政治－经济架构是对政治安排与经济发展间关系的简单解读，忽略了社会自治的强大力量。他指出：“在改革的前提下，国家通过变革体制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其原有的‘全权性’，正是这种变革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市民社会建构空间的出现。”全能主义政治的退场，给市民社会以活跃的空间。国家的治理手段从积极的进攻态势转向消极的防御态势，国家将更多的权利和自由让渡与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的逐步发达又会反过来对国家权力形成制约。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展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政治秩序。
　　匈牙利学者玛利亚·乔纳蒂用她的自我耗竭理论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社会转型作出如下描述：“至于中国的政党－国家，由于模式特有的和个体的因素，她并没有被东方集团以及包括苏联在内的集团成员的全面解体和崩溃所拖累。然而，中国模式的结构及动态运行及其影响发展了类似的适应性压力，导致模式特有的自我耗竭。”高度集中的权力被市场分散下放，使社会个体获得了相当大的自由度，但是，也面临着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安因素增多等问题，人们开始意识到市场不可能使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自然消失。中国在”自我耗竭”模式上的例外在于执政党对于权利与资本媾和的遏制力度，这种自我调整并非无足轻重，它让许多历史预言家的预言落空。美国政治学教授林茨·斯泰潘在《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对不同国家转型之后不同的结果特别是在民主方式和形态上的差异进行了分析。转型是一种过程，所指向的图景却大相径庭。所以，我们在探讨社会转型的时候，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可资借鉴。转型社会所通向的是开放的多种可能性。变革既源于传统的条件设定、未来的路径选择，更取决于现实中的各种偶然性。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处于变动之中，极容易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左右。这就决定了像邓小平这样的“总设计师”的角色难以再出现。其实，邓小平所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设计思路本身就是对“设计”的一种解构。面对一个变化的世界，中国不可能闭门造车设计出一套自我运行的社会治理模式。萧功秦指出：“中国的转型并不是决策层根据某一预设的蓝图规划设计的结果，而是一种探索、试错与实践的产物。”但是，探摸的空间并不是无限的。季卫东认为，“随着亚洲各国民主政治的安定化和成熟化，给中国在国家体制选择上踌躇不决的时间越来越少”。转型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成功的转型能够使中国社会稳步从传统走向现代，而失败的转型则有可能使经济社会走入陷阱。
　　中国社会的转型源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却并不能止于经济的变革。市场在“看不见的手”的拨动下循利而动，它敞开了人们追逐利益的天性，却因为打破了停滞型社会状态而留下了一堆社会矛盾和治理难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既催发了经济活力，又使得整个社会面临动荡不安。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需要足够的时间来解决。萧功秦认为中国后全能主义政治所推行的强控制可以使政治稳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得以持续。但转型是一个系统性效应，政治体制改革、法治国家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旦脱节，就难免造成政府服务低效、社会分配失衡等危机。
　　从集权规划到市场自主的转变中，人们观念、心态和生活方式随之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不再依赖政治权力和伦理权力来解决一切问题，而是将目光转向了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转型说到底是建立在制度变迁之上的人的生活的变化。“制度建设”是转型期的一个时髦的词汇，告别社会动员式的治理模式，人们迫切需要设定一种相对稳固的秩序来保证权力的良性运转和利益的合理分配。制度设计是一件必须认真讨论的事情。因为一旦制度在设计之初就误入歧途，那么，由制度所维系的错误和荒谬就会持续和蔓延。全能政府的模型已经粉碎，政府被定型为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法学家朱苏力将这种转型称作是从魅力型政治到法理型政治的转型。消解全能政治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去魅”的过程。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社会的转型注定不是自说自话，必然会表现为对世界秩序的呼应。
　　转型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事业，而是已经转化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自觉。转型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而是植根“民间”的根本性变动。民间力量的增长是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此“民间”非传统社会的“江湖”，而是富有理性的公民社会，只有在公民社会里，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才能和谐共处。而在游民社会里，只能造就“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草莽英雄。社会转型是一种从外在行动到内在价值观念的变革，不仅需要制度的建构，更需要启动新的思想启蒙运动来推动。萧功秦发现，在市场经济所引发的价值世俗化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自觉地担当人文理想的价值守护者与社会批判者的角色。知识分子一旦沦落为一个利益群体，就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理想和道德水准。萧功秦用“世俗化”、“无根化”来描述变革时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世俗化造成了意义危机，无根化导致了与真实的生活对话可能性的丧失。转型时期的思想的剧烈变动，要求知识分子担当起思辨与批判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