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播出的电视剧《陈云》有段情节，让人印象深刻：
　　1982年1月，陈云在读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简报时勃然大怒，批示说，“我主张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陈云当时的职务是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第一书记。
　　批示过后，陈云向后靠在沙发上，轻叹一声说，“我就准备挨黑枪了”，继而抬头吩咐秘书，“转告我的几个子女，让他们出门注意安全”。
　　此后不久，虽有人以“曾为党做出一些贡献”为由求情，但他还是力排众议，推动查办汕头地委政法委副主任王仲贪污腐败案。这被称为“改革开放第一案”。
　　这是一部电视剧，吩咐的情节也许经过艺术化的处理，但反腐的艰难与阻力还是得到了委婉表现。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阻力都会这么明显。更多时候反腐举措是被无声地消融，仿佛打在棉花上，软绵绵的。
　　就拿始于2002年的上一轮纪检体制改革来说，派驻机构统一管理，由双重领导体制改为中央纪委和监察部直接领导是当时力度最大、寄予希望也最大的举措。多年下来，效果却很难下定论。
　　提这两个事例，是因为纪检体制又走到一个关键节点。“纪委权力上收”、“巡视全覆盖”、“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等改革，被视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巨大亮点，舆论称纪检体制将进入一个新时期。
　　有理由如此乐观，《决定》中一连串的举措，直指反腐积弊。但应足够谨慎，难走的路是上坡路。
　　《决定》中纪检体制改革可以说纷繁复杂，涵盖面较广，但改革的内核与目标清晰吗？改革，对政府而言，是限权；对市场而言，是松绑；对公民而言，是赋权；对纪委而言，是什么？
　　改革的原则有了，细节呢？《决定》中提出“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继而有媒体根据最近换届的29名省纪委书记中16人由中央“空降”或异地迁任，称“中央掌握了省级纪委书记的提名权和任命权”。
　　这样的推理在2007年也曾出现。当时换届中，已调整的15名省纪委书记，有10名来自外地或中央纪委，有媒体就此称，“打破了由地方党委提名本地纪委书记的惯例”。
　　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和考察权如何上收，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的细节，而不只是这些表象。
　　进一步讲，在解决了腐败存量问题、以高压逐渐树立新的官风、理顺诸多体制性及非体制性障碍后，反腐需要做出权力结构和监督模式改革。这也让本次纪检体制改革，已然被看作是下一步政改的突破口。舆论希望能从监督权上突破政改。
　　纪检体制改革能肩负起这样的重任吗？
　　有理由乐观，但绝不能掉以轻心。
　　不过我们至少应该达成这样的共识：纪委反腐，是执政党自净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把纪委反腐能力释放出来、手段硬起来，才能取信于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创新的，还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