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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后，孙郁先生的《鲁迅与周作人》又再版了，真是“不亦快哉”。
这一次，作者增加了两章内容，出版社又换了开本，变成了图文版。
作为一本读者感兴趣的好书，其根本点在于孙郁的学者良知：他敢于尊重历史事实，敢于追求真理，抓住“解放思想”的口号，对长期遭到打压、抹杀的新文学一文化的几位前驱人物，作出历史性的重新审视，写出他们的真实。一位研究周作人的前辈，就感慨于自己的“两头不讨好”。是的，周作人在敌伪时期下水，“一失足成千古恨”，和乃兄鲁迅比较，何止是天壤之别。鲁迅曾经质问我们汉族人的一种脾气，说：“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他毋庸置疑地指出：“(我)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所以他回答质问他称赞萧伯纳的青年说：“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
据说鲁迅是被“神化”了的。可鲁迅的许多意见，他的同胞何曾当作“神的意旨”、“神喻”、“神启”来信奉!上述意见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孙郁是把自己的身心投入鲁迅研究的，他信奉鲁迅。他从鲁迅获得勇气，敢于涉足险境。在研究“鲁迅与周作人”之后，就研究“鲁迅与胡适”，随后又研究“鲁迅与陈独秀”。他敢于指出鲁迅是“二十世纪最痛苦的灵魂”。他敢于指出鲁迅是“被亵渎的鲁迅”。
研究学问，单单有勇气是不足以成大事的；尤其是在追求真理的崎岖而坎坷的道路上。要立于不败之地，似乎需要两大要素。第一，事实要准确，而且要丰富，最好是完备。鲁迅“横站”着对付国民党的“围剿”和同一阵营号称得到马克思主义真传的“战友”的攻击，他自信地表示：“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孙郁的研究是重视事实的；他刻苦用功，尽力搜寻资料。把自己的见解或感悟建立在他掌握的事实上。这是《鲁迅与周作人》获得好评的根本。
第二，观点要出新；绝不能说套话和空话，还有所谓原则话。人云亦云不过鹦鹉而已，绝不能成就为学者的“人”。自然，“新”未必就对，未必就好。在这依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利益多元”的时代，依然是古之圣贤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根本在厉害取舍。鲁迅曾表示认同地说：“托罗兹基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却还是对的。”孙郁为人宽厚，做学问宽宏。这是他的好处。任何好处都可能带来缺失。宽宏也可能“过于”容忍。子日：“过犹不及”。鲁迅曾经指出：“G绝非革命家，那是的确的，不过一想到那时代，就知道并不足奇，而且那时的检查制度又多么严厉，不能说什么(他略略涉及君权，便被禁止，这一篇，我译附在《死魂灵》后面，现在看起来，是毫没有什么的)。至于耿说他谄媚政府，却纯据中国思想立论，外国的批评家都不这样说，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但G确不讥刺大官，这是一者那时禁令严，二则人们都有一种迷信，以为高位者一定道德学问也好。我记得我幼小时候，社会上还大抵相信进士翰林状元宰相一定是好人，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去谄媚。”在“向来是极苛酷的”言论环境中，宽宏本身就有他的一种力量。
《鲁迅与周作人》出版以后，孙郁沿着研究新文学—文化先驱者的思路，以鲁迅为参照，不断拓展领域，现在鲁迅、周作人、胡适和陈独秀都研究一过；又拓展到苦雨斋里的人物，成绩斐然。领域既已扩大，对于“人”的认识随即加深。他反过来又深入“人”内心，心性与性格，探究鲁迅与周作人的不同特质。
五十年代以前的老人，多半不会做这样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写成专著。不得不涉及的时候，也多半是三言两语，黑白分明的判断，因为是同时代的过来人，因为有毛主席的教导。
这都是上了《毛泽东选集》的，鲁迅是“五四”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后来又在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是“一切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而“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除了特例，大都回避这样的“相提并论”。
新一代的人就不同了。刚解放的时候，流行过一个新词语，叫“新事新办”。现在早不听说了。然而，的确是新人，就一定要办新事的。孙郁就认真严肃，有根有据，有分析有综合地写出了这部专著。
鲁迅早说过：“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事实是，鲁迅和周作人是兄弟。不但是兄弟，而且都是“五四”新文化的先导，而且都成了“五四”新文学名不可没的大家。后来兄弟失和，各走各的路。一五一十地“写出”来，不是更好么?讨厌写出，不准写出，不过是“瞒和骗”而已矣。不必说到头来的“真相大白”，就在当时，何尝不从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儿来。
我读这部书稿，觉得书名列出的是两个人，孙郁在写，要写和想写的，其实是许许多多人，可以说这是一部探索“人”，研究“人”的著作，书里勾画出来的人的气秉、性格、心智、趣味、学识、修养是这样复杂，人的实际生存是这样无奈。未来大同世界或日黄金世界的人们大概很难懂得现在人生的苦境，人生有陷阱的吧?就像儒家圣贤不懂伏羲、神农、尧、舜时代的血腥一样。因此读完书稿，掩卷叹息，我想起两段鲁迅的话。一是：“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二是：“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人是生物，“生命第一”是不教而会的。中国百姓向来自称“蚁民”，就因为“蝼蚁尚知贪生”。一到知识者手里，就可以成为“生命本体”的哲学了。也因此，要做到“不妨受苦”和有“万一幸存”的思想准备，似乎比“劳力者”要难。而人生许多名节、生死的大问题，其实是专属于知识分子的。
这本书的写法我也很喜欢。简直就是一部读书笔记。把读到的材料，自己的感觉、体会、心得、认识，加以分析、排比，是什么就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隐晦曲折，也不用春秋笔法；没有“做学问”的架子，也不事论证的操作。读起来平易晓畅，朴素亲切，而且是把鲁迅、周作人、作者的心意和思绪绘在一起，常常产生“原来如此”的会心一笑。自然，作者的观点你不一定同意，也不强求你同意。读一切书都这样的。
(《鲁迅与周作人》，孙郁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34.00元)
这一次，作者增加了两章内容，出版社又换了开本，变成了图文版。
作为一本读者感兴趣的好书，其根本点在于孙郁的学者良知：他敢于尊重历史事实，敢于追求真理，抓住“解放思想”的口号，对长期遭到打压、抹杀的新文学一文化的几位前驱人物，作出历史性的重新审视，写出他们的真实。一位研究周作人的前辈，就感慨于自己的“两头不讨好”。是的，周作人在敌伪时期下水，“一失足成千古恨”，和乃兄鲁迅比较，何止是天壤之别。鲁迅曾经质问我们汉族人的一种脾气，说：“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他毋庸置疑地指出：“(我)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所以他回答质问他称赞萧伯纳的青年说：“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
据说鲁迅是被“神化”了的。可鲁迅的许多意见，他的同胞何曾当作“神的意旨”、“神喻”、“神启”来信奉!上述意见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孙郁是把自己的身心投入鲁迅研究的，他信奉鲁迅。他从鲁迅获得勇气，敢于涉足险境。在研究“鲁迅与周作人”之后，就研究“鲁迅与胡适”，随后又研究“鲁迅与陈独秀”。他敢于指出鲁迅是“二十世纪最痛苦的灵魂”。他敢于指出鲁迅是“被亵渎的鲁迅”。
研究学问，单单有勇气是不足以成大事的；尤其是在追求真理的崎岖而坎坷的道路上。要立于不败之地，似乎需要两大要素。第一，事实要准确，而且要丰富，最好是完备。鲁迅“横站”着对付国民党的“围剿”和同一阵营号称得到马克思主义真传的“战友”的攻击，他自信地表示：“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孙郁的研究是重视事实的；他刻苦用功，尽力搜寻资料。把自己的见解或感悟建立在他掌握的事实上。这是《鲁迅与周作人》获得好评的根本。
第二，观点要出新；绝不能说套话和空话，还有所谓原则话。人云亦云不过鹦鹉而已，绝不能成就为学者的“人”。自然，“新”未必就对，未必就好。在这依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利益多元”的时代，依然是古之圣贤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根本在厉害取舍。鲁迅曾表示认同地说：“托罗兹基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却还是对的。”孙郁为人宽厚，做学问宽宏。这是他的好处。任何好处都可能带来缺失。宽宏也可能“过于”容忍。子日：“过犹不及”。鲁迅曾经指出：“G绝非革命家，那是的确的，不过一想到那时代，就知道并不足奇，而且那时的检查制度又多么严厉，不能说什么(他略略涉及君权，便被禁止，这一篇，我译附在《死魂灵》后面，现在看起来，是毫没有什么的)。至于耿说他谄媚政府，却纯据中国思想立论，外国的批评家都不这样说，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但G确不讥刺大官，这是一者那时禁令严，二则人们都有一种迷信，以为高位者一定道德学问也好。我记得我幼小时候，社会上还大抵相信进士翰林状元宰相一定是好人，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去谄媚。”在“向来是极苛酷的”言论环境中，宽宏本身就有他的一种力量。
《鲁迅与周作人》出版以后，孙郁沿着研究新文学—文化先驱者的思路，以鲁迅为参照，不断拓展领域，现在鲁迅、周作人、胡适和陈独秀都研究一过；又拓展到苦雨斋里的人物，成绩斐然。领域既已扩大，对于“人”的认识随即加深。他反过来又深入“人”内心，心性与性格，探究鲁迅与周作人的不同特质。
五十年代以前的老人，多半不会做这样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写成专著。不得不涉及的时候，也多半是三言两语，黑白分明的判断，因为是同时代的过来人，因为有毛主席的教导。
这都是上了《毛泽东选集》的，鲁迅是“五四”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后来又在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是“一切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而“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除了特例，大都回避这样的“相提并论”。
新一代的人就不同了。刚解放的时候，流行过一个新词语，叫“新事新办”。现在早不听说了。然而，的确是新人，就一定要办新事的。孙郁就认真严肃，有根有据，有分析有综合地写出了这部专著。
鲁迅早说过：“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事实是，鲁迅和周作人是兄弟。不但是兄弟，而且都是“五四”新文化的先导，而且都成了“五四”新文学名不可没的大家。后来兄弟失和，各走各的路。一五一十地“写出”来，不是更好么?讨厌写出，不准写出，不过是“瞒和骗”而已矣。不必说到头来的“真相大白”，就在当时，何尝不从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儿来。
我读这部书稿，觉得书名列出的是两个人，孙郁在写，要写和想写的，其实是许许多多人，可以说这是一部探索“人”，研究“人”的著作，书里勾画出来的人的气秉、性格、心智、趣味、学识、修养是这样复杂，人的实际生存是这样无奈。未来大同世界或日黄金世界的人们大概很难懂得现在人生的苦境，人生有陷阱的吧?就像儒家圣贤不懂伏羲、神农、尧、舜时代的血腥一样。因此读完书稿，掩卷叹息，我想起两段鲁迅的话。一是：“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二是：“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人是生物，“生命第一”是不教而会的。中国百姓向来自称“蚁民”，就因为“蝼蚁尚知贪生”。一到知识者手里，就可以成为“生命本体”的哲学了。也因此，要做到“不妨受苦”和有“万一幸存”的思想准备，似乎比“劳力者”要难。而人生许多名节、生死的大问题，其实是专属于知识分子的。
这本书的写法我也很喜欢。简直就是一部读书笔记。把读到的材料，自己的感觉、体会、心得、认识，加以分析、排比，是什么就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隐晦曲折，也不用春秋笔法；没有“做学问”的架子，也不事论证的操作。读起来平易晓畅，朴素亲切，而且是把鲁迅、周作人、作者的心意和思绪绘在一起，常常产生“原来如此”的会心一笑。自然，作者的观点你不一定同意，也不强求你同意。读一切书都这样的。
(《鲁迅与周作人》，孙郁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34.00元)